荀彧原来就是从袁绍阵营投奔过来的，对袁营的情况最了解。其后袁绍阵营发生的一连串内讧，果然验证了他的判断：田丰在大战前因直言忠谏被下狱，最终受逢纪谗言而死;审配在军情紧急之际，将许攸子侄收捕下狱，逼许攸临阵叛逃曹营;郭图用谗言逼走了袁绍手下大将张郃与高览。

　　实际上，战事相持到十月，曹营已经绝粮，必须向后方的许昌紧急求援。但许攸一反叛，向曹操献计火烧乌巢，整个战局随之翻盘，急转直下。这是官渡之战胜败的关键所在。

　　推原论始，袁绍的军事失败，显然是权术的作用目标出错了，人事上出了问题。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性格、喜好、弱点、工作作风等都不尽相同，区别是天上地下的。因而从组织运作的观点来看，作为领导人在权术的设计使用过程中，应当考虑到每个作用目标的特征和特点，采取合适的沟通方式加以团结捆绑，才能使团队运作不至于失灵。曹操的头号智囊郭嘉说袁绍“外宽内忌、多谋少决”、“听谗惑乱、是非混淆”。可谓一针见血。

　　拿曹操与袁绍在沟通方式上做个比较。

　　曹操会将一个议题透过众议的方式让大家相互讨论辩解、分享智慧，以便得到最周详的思考。也就是能沉住气、静下心、深藏于心，反复掂量与权衡。此外，曹操颇有容人的雅量，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容纳“刚而犯上”的人才。所以，曹操手下的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满宠、刘晔、吕虔、毛玠等人，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从无相互谗害。

　　袁绍的沟通模式是随机性的个别征询，而不是众议。在这种模式的暗示下，部属只会个别向他反映意见，类似于打小报告，使得部属之间少有坦诚的横向沟通。而袁绍本人既是个“有选择的倾听者”(只听他喜欢听的)，又是个容易混淆是非，用一时结果来加罪于人的冲动型领导。

　　这种权术风格和沟通模式造成的直接后果非常坏。使得部属产生了“我只向老板负责”、“只要老板满意就行，别人无所谓”的意识和心理契约。

　　久而久之，由于资源的排挤效应，大家都要想办法逢迎老板，以便得到赏识和信用的机会。当意见被采纳，就要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意见(而非团体的决策)成功，或谎报成功。万一失败，就想法子嫁祸于人。如果老板采纳了别人的意见，便千方百计暗中阻挠，等着看别人出洋相。如此陈陈相因、恶性循环，自然形成了袁氏虚矫不实的政治生态，以至败局无可挽救。

　　激励乏术，输在德行。权术中的激励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一句话可以动人心，让人死心塌地效命驱驰。而善于包容，则是领导权术里的德行体现(注意，并非个人德行)，舍人小过，图己大业，鼓掌之中，才有南面之尊。所谓厚德者，治道也。

　　在官渡之战桥段里，有几个情节值得提出来说说。关羽杀了颜良，沮授稍加挑拨，袁绍便迁怒于刘备：“汝弟斩吾爱将，汝必通谋，留尔何用?”待刘备一番巧言解释，袁绍反过来又责备沮授：“误听汝言，险杀好人。”作为一个领导人，批评下属不该是这样的，刘备到底是个外人，怎么可以当着外人的面让下属难看?权术不是冷冰冰的东西，其中的理智与情感因素很重要的。也难怪沮授一出来就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遂托疾不出议事。

　　等到关羽杀了文丑，郭图、审配又站出来质疑刘备的“佯推不知”，袁绍又大怒要杀刘备。当刘备为活命提出愿意让关羽来辅佐袁绍时，袁绍的表现再次让我大跌眼镜。他先喝退左右(郭图、审配等人)：“玄德之言是也，汝等几使我受害贤之名”，后又大喜曰：“吾得云长，胜颜良、文丑十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