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公娼制度，其实是国家权力对公娼卖淫的公认和许可。妓女需要向警察提出从业申请，领取营业执照，并上交纳税金。妓院经营者则通过“预支金”的方式，对这些妓女进行人身约束。所谓“预支金”，是公娼和艺妓在进入青楼时，由妓院经营者向其家人预付的一笔钱，但这些钱需要她们日后通过卖淫的方式来分期偿还。

　　宣扬文明开化的日本，实则纵容着近代公娼制度所掩盖的人身买卖关系。后来，在大规模战争的背景下，防止性病泛滥及强化军队管理等“内在”需要，成了军队与公娼制度“联姻”的巨大推力，也为日后慰安妇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可操作的“模板”。可以说，日本国内的公娼制度是慰安妇制度产生的重要前提。 　　

　　此外，日本人的性观念相对而言可谓“放纵”。一位曾亲身经历过南京大屠杀的中国军人郭歧曾谈到说:“我真不了解日本人为什么都是色情狂!他们见了女人，就像公马、公驴见了异性一样，挺然，挠然，跃跃欲试，不管老幼好丑，群来发泄兽欲。”

　　长期以来，日本男性在性生活方面都处在主导地位。特别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军国主义不断扩张，男性，尤其是军人，在社会生活中拥有了更高的特权地位。“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嫖娼、豢养情人，成为日本男人生活中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权力和荣耀的一种象征。

　　如日本著名政治家伊藤博文，风流韵事不断，可谓公认的“色男”。“以日本最美的姑娘的大腿为枕而眠”是他的乐趣所在，他交往的大部分女性皆是艺妓。又如曾竭力推行侵华政策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最后也是死在妓女怀里。

　　在日本军人之中，甚至还流传着一些关于性行为的迷信说法。日本老兵水野靖夫曾说:“上级号召士兵们首先要去‘养精蓄锐'。没有接触过女人的人，就打不了仗。所谓的‘养精蓄锐'，就是要去体验女人。”韩国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的尹贞玉也指出:“日本军人认为，打仗前如能玩玩女人，就会交好运，不会受伤。” 　　

　　日本女子为何要去做慰安妇

　　在日本传统的“家”观念中，儿女是家长个人财产，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无论是买卖还是典押。因此，很多穷人会选择卖掉自己的孩子以维持生计。在历史上，特别是江户时期，人口买卖十分盛行。由于交不起年贡，一些日本家庭就拿子女当作抵押。

　　同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类似，日本贩卖子女的主要对象也是女儿。很多女孩被卖掉后便会沦为娼妓，其家庭生计基本就依靠这些沦为妓女的女孩维持。但是，这些被卖掉的女孩，不仅不会被人看不起，甚至还会受到赞扬。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曾以“孝心奇特”为由受到日本官方的表彰。

　　据《日本女性史·近世》记载，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被卖掉的女孩并不会因此心生怨恨，因为，她们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就是如此：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

　　战时日本，失业率颇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大量男子参战，失去依靠的女性很多处于被饿死的边缘。为了生存，这些家庭的女儿常被卖为妓女。在被称为慰安妇招募中心的长崎，有许多家庭贫困的karayuki-san(在海外妓院工作的日本娼妓)，此前就已经被她们的父母卖作妓女并送往亚太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