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单纯的防御又不太可能给予足够保证。因此，蜀国只有先发制人，出兵伐魏。 而在当时的当时曹魏政权虽然已经完全统一了中国北方。开始休养生息。但是仍未完全巩固稳定，人心也完全归化。百姓们一旦过开了和平时代的生活，经济上有了起色，对现任统治者便不太会有极端的反感情绪。任由这样的局面延续下去，曹魏政权的统治便越来越有根基，对原来的东汉刘氏政权的忠诚度也就更淡了。长此以往，蜀汉仅存的“正统”有时势必丧失殆尽。因此，北伐也是不得不为之。

　　而第一次出征，“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之前降魏的孟达也打算再次归蜀，正是曹魏人心不稳的表现。 具体到战略上，战争当中，防御方有个心理上的劣势。攻方如果失败，可以撤退。但防守的一方如果失败，就难有活路，甚至面临灭亡的危险。“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诸葛亮除了主动北伐，再没有其它选择。 主动北伐，目的有三。最保守可以保国，保证蜀汉政权的正常运作。中可把战线推前，并控制陇右一带，扩张领土，进而增强国力。最理想的是能通过北伐完成先帝夙愿，一统天下。

　　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蜀汉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并向后主献上了名传后世的《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也。......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纵使时隔近两千年，每读出师表，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出武侯之情，“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之情，千古之情。

　　蜀国内部，反对和阻挠北伐的派系一直存在。尤其是本土的川系，反对北伐是出于其地主集团的自身利益。这些集团在蜀地拥有土地家业。即使蜀国灭亡，投降魏国或西晋仍可安心做大官。而开战不光有危险，还损害其经济利益。 当然，北伐对蜀国的经济有一定副作用。史家并不讳言，在历时多年的北伐期间，一段时间内蜀国百姓“面有菜色”。但是，相对于不北伐的亡国亡土，流离失所要好的多。而且诸葛亮在北伐的同时，也很注意修养生息。

　　“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这说明北伐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严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倘若诸葛亮的北伐比纯粹发展内政更损害百姓利益，令百姓怨声载道，绝不会为其立祠至千百年后。 北伐当然不是轻易，而是充满风险。对于诸葛亮而言，在后方安安稳稳做太平丞相，把握大权，当然比风餐露宿，出生入死，决战沙场更符合其利益。然而诸葛亮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崎岖的路。平生之愿？报先帝之恩遇？还是为了天下人......

　　六出祁山历时七年，星殒五丈原。诚如杜工部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相满襟。 渭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军中，年54岁。之后，姜维的北伐也被迫终止。于是西晋使邓艾钟会攻蜀。彼时，蜀国并非无兵无粮，成都亦是天下闻名的坚城，何况外头还有姜维守住各处关隘。但投降派却马上就劝阿斗弃械。蜀汉从此灭亡。

　　“天险可守，人心不可守。自古皆然。” 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进...... “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