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甘肃通省上下官员串通一气，上下相蒙，竟然长期作弊而未被发觉。王亶望还因收捐监生卓有实效，省去每年部援白银百数十多万两，且“弊绝风清，仓储充裕”，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 抽调浙江巡抚，拥厚资而去。继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更是如法炮制，且花样翻新，统一规定报捐时，各州县每名折收白银55 两，除办公费4 两外，再加2 两所谓“心红纸张费”。

　　王亶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年间，每年报捐人数在4 万上下，所以乾隆皇帝后来说“历年所捐监生不下数十万”并没有夸张。若以每名55 两计， 共折收捐监银两在1300 万两以上。这笔巨款中，虽然有一小部分是用来采买粮食以为赈灾之用，但大部分则流进了甘肃全省大大小小官员的腰包，其数目不少于白银1000 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乾隆四十六年(1781 年)夏，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领兵开进甘肃平定回民反清起事，先后奏报入境即遇连阴密雨，乾隆始疑云大起，感到此前甘省连年报旱有诈，数以百万石的“捐监粮”去向必须深究。联想起不久前王亶望情愿捐银50 万两( 此数相当于浙江巡抚每年养廉银的50 倍) 资助浙江海塘工程一事，乾隆皇帝判定王亶望巨额家资必与贪污甘省捐监粮有关。于是降旨命阿桂和新任陕甘总督李侍尧查办此事，要求他们“根究到底，务令水落石出”。

　　阿桂和李侍尧没有辜负皇帝的期望，他们选定现任甘肃按察使福宁为突破口，使他和盘托出了自王亶望以来通省官员如何玩法营私、冒赈贪赃的内情。

　　尽管勒尔锦、王廷赞以及王亶望分别在北京和浙江狡赖不吐实情，但到这年七月，乾隆帝已有充足证据对这个贪污集团的首犯作出判决：王亶望处斩，立即执行，他的儿子王裘等人夺官遣发伊犁，另几个不满12 岁的幼子则暂时监禁刑部大狱，待年满12 岁时陆续发遣;勒尔锦原来就因平定回民起事不力问成死罪监禁在狱，这次贪污事发，“从宽赐令自尽”;王廷赞绞刑，本年秋审时处决。至于对其他大小墨吏，阿桂、李侍尧也根据《大清律例》中“监守自盗一千两以上斩监候” 的律文， 拟定皋兰县知县程栋等66 员斩刑，待秋审处决。

　　临近秋审，乾隆帝自称不忍看到如此之多的犯官“绞首就戮”，特命凡贪污2 万两以上者立斩;贪污1 万两以上、2 万两以下者，斩监候，赶入本年秋审处决;1 万两以下者亦问斩监候，待来年秋审请旨办理。

　　然而，这起贪污大案到此并未了结。随着案情的深入，又陆续发现了亏空库银等新的罪行，所以到这一年年底时，陕甘总督李侍尧又陆续拟定数十名贪官应斩，兰州省城监狱由于羁押这么多特殊身份的罪犯已人满为患，乾隆帝只好下令将已问成死罪的74 人分批解往北京。后这74 人中大部分由于皇帝的恩典，从宽免死，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所以到第二年办理秋审时只有少数被处决。

　　此案陆续正法处决的前后共56 人， 免死发遣者46 人，其他判处徒刑、流刑，以及革职的更不烦细说了。

　　尽管乾隆皇帝一宽再宽，但办理一件贪污案而杀掉56名官员，其中包括一、二品大员3 人，这在清朝建立140 余年以来确实是空前的。所以乾隆帝一再慨叹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