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清廷，虽于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作为海军最高机构，但诡异的是，该衙门之五大臣：奕譞、奕劻、李鸿章、善庆、曾纪泽，全都另有要职，无一人在海军衙门担任专员。海军大臣中，既无人专门研究与建设海军，也无人出身海军或受过海军训练。所谓“海军衙门”，不过虚设，清国海军，仍区隔为北洋、南洋、福建、广东等诸多派系，以至于甲午战后，降将牛昶昞曾请求日军将“广丙舰”拆掉武器后“虚舰交还”，理由竟是“广东军舰不关今日之事”。

　　事实上，李鸿章面对慈禧与光绪，虽将战败主要责任推给了军舰、器械不如人，但其内心，却相当明了问题更主要是出在本国落后的军事体制上。1895年3月20日，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会场，曾做长篇演说，其中明言：

　　“此次战争，……其一，证明欧洲式之陆海军组织及作战方法，并非白种之民所独擅，黄种之民亦可应用并取得成功;其二，贵国之长足进步，使我国从长夜之迷梦中觉醒，得益匪浅……”⑥

　　至于何以日本能积极改用西式军事体制，而中国连一个“海军衙门”都不能实质性成立，其根源，如赫德所言，乃在政治土壤——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解释道：“北洋陆军装备毛瑟枪和克虏伯炮，所以在武器方面，它比使用村田式步枪和青铜山炮的日军优越。但它不过是打内战用的、示威用的军队。”⑦其职能定位如此，自然缺乏主动近代化的动力。

　　最后，值得深思的是：如此内外两套面目，究其根源，是李鸿章奇葩，还是清廷体制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