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研究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朋友们，有一处总是绕不过去的疑问，就是为何先进且富裕的中原王朝，为何屡屡受困于北方草原上落后的游牧民族。关于这一点，笔者试着从多个方面加以分析，来探讨这一问题。
　　中国东南临海，受海洋季风影响较多。而遥远的北方草原则大陆性气候明显，相对于中原地区湿润、温暖的气候，北方游牧民族所居住的环境更加的寒冷、干燥。而气候的不同决定了生活在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无法向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汉民族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农业耕作，只能转而发展狩猎、畜牧。

　　（图）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画图

　　北方的大草原虽然干燥贫瘠，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养马场，生活在这里的游牧民族理所当然的拥有了众多马匹，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也造就了草原人民强壮的身体和坚毅的性格，每个人都能随时跨上战马，摇身一变成为冷兵器时代战场上的主宰——骑兵。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给与中原王朝强大压力的游牧民族，无论是匈奴、鲜卑、柔然、突厥，还是契丹、女真、蒙古，他们的人口数量总是不到中原王朝的十分之一，而仅仅凭借这么一点人口，却在同中原王朝的战争中常常掌握主动权。
　　一方面是北方绵长的国境线，中原王朝要处处设备，防止游牧民族的侵袭，所以军事力量无法集中。而游牧民族通常是集中力量攻打一处，所以虽然在人口和军队总量上无法跟中原王朝相提并论，但是在具体的战争中，却往往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取得了战场上的优势。
　　另一方面自然是完全的骑兵部队，其战术机动性，要远远优于中原王朝步骑混编甚至步兵为主的军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西汉同匈奴的对抗。自汉高祖“白登之围”至汉武帝发动全面反击的“马邑之谋”为止，汉朝历经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位统治者共计60余年，一直对匈奴采取守势。面对匈奴的数次入侵，汉朝的军队均无法在第一时间予以有效的应对，而当大军合集，要对匈奴军队实施打击的时候，对方却早已带着掳掠的人畜财产打道回府了。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军大举入侵，其侯骑甚至一度逼近西汉王朝的国度长安，整个国家如临大敌，而最后的结果是“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这一战充分的体现出游牧民族骑兵部队作战的机动和灵活性，使其拥有巨大的优势。其后汉武帝改变被动防守的策略，转而采取积极的攻势，卫青、霍去病统帅大军深入匈奴，封狼居胥，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场军事史上的革命，汉朝从此以骑兵部队作为主力，利用其机动性，采取大规模迂回、闪电战突袭匈奴，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再无力量与汉朝抗衡。同样，唐初李靖灭突厥之战，也是利用骑兵轻兵掩袭，而建立了不世功勋。
　　时至两宋，辽、金、西夏、蒙古无不利用重骑兵的强大冲击力，在战场上肆意纵横。而宋朝立国之时，就有先天不足。其一是燕云十六州由石敬瑭割让给辽人，失去了中原王朝赖以依托的天然防线，胡人的骑兵可以任意纵横于华北平原，而北宋军队却无险可守；其二是北方马场的丢失，使得宋朝无法向汉唐那样组建大规模高素质的骑兵部队，以步兵为主的军队面对胡人的骑兵部队，往往力不从心。当然宋朝外战外行的原因不仅于此，但是这都足以证明骑兵在冷兵器时代的巨大威力。拥有天然牧马场出产的良马以及坚韧、凶悍的高素质兵源，无疑是游牧民族的一大优势。
　　从政治体制上讲，中原王朝属于农耕文明，从南至北，由东到西，各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人情风俗不同，要管理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自然需要一套精密的国家机器来掌控，所以从秦汉大一统开始，除极个别时间外，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就是不断的强化中央集权，中央政府要做到对于各地的有效控制，就必然要建立和健全各种制度，其后果就是中央政府增强了对整个国家的控制力，而整个政府机构的设置也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庞大复杂。这种庞大而复杂的机器，想要运转起来，总是要费一番力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