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44种伐纣年份中，公元前1057年当然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是我们首先要深入考察的。

　　前面说过，后世流传的武王伐纣时天象共有16条之多。这些天象记录并非全都可信而且其中有不少是无法用来推定年份的。我们用电脑——这时个人电脑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当时用的是486电脑——对这16条天象记录进行地毯式的回推计算检验，结果发现只有7条可以用来定年。而在这7条天象记录中，《淮南子·兵略训》的“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居然未能入选。

　　因为只要回到张钰哲1978年《天文学报》论文的原初文本，就必须直面张钰哲的“假使”——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武王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到底是不是哈雷彗星?

　　张钰哲对哈雷彗星轨道演变的结论是可以信任的，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哈雷彗星在公元前1057年确实是回归了;但由于武王伐纣年份本身是待定的，我们必须先对伐纣年份“不持立场”，所以伐纣时出现的那颗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先不能通过年份来判断。

　　初看起来，这个问题几乎是无法解决的。但是我团队中的卢仙文博士和钮卫星博士，发挥了青年天文学家的聪明才智，居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办法是，对武王伐纣年份所分布的100年间，哈雷彗星出现的概率进行推算。1999年，我们在《天文学报》上发表了论文《古代彗星的证认与年代学》，算是了却了这段学术公案：

　　在天文学上，将回归周期大于200年的彗星称为“长周期彗星”，这样的彗星无法为武王伐纣定年，先不考虑。周期小于200年但大于20年的彗星，称为“哈雷型彗星”，这样的彗星在我们太阳系中已知共有23颗(哈雷彗星当然也包括在内)。利用1701～1900年的彗星表，可以发现在此期间，有彗尾的彗星共出现80次(“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表明这颗彗星是有彗尾的)，其中哈雷型彗星的占比是6%。如果将彗星星等限制到3等(考虑到过于暗淡的彗星肉眼难以发现)，这个占比就下降到4%。由于以目前的理论而言，可以认为近4000年间太阳系彗星出现的数量是均匀的，因此可以认为上述比例同样适合于武王伐纣的争议年代。

　　目前已知的23颗哈雷型彗星中，有6颗的周期大于100年，这意味着，在公元前1100～1000年间，至少会有其中的17颗出现 ，其中某颗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已小于1/17;再与前面统计所得哈雷型彗星的占比4～6%相乘，就降到了0.24～0.35%以下，或者说武王伐纣时的彗星为哈雷彗星的概率约为0.3%——考虑到任何周期长于100年的彗星也都可能出现在这100年中，这个概率实际上还要更小。

　　而当我们从另外的7条天象记录得出武王伐纣之年是公元前1044年的结论之后，则哈雷彗星既然出现在公元前1057年，就反过来排除了武王伐纣时所见彗星为哈雷彗星的可能性。所以结论是：周武王没有见过哈雷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