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留下了较多史料和理论建构的“革命”——这个词汇的本意是“改变天命”，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词汇如“改革”、“革新”、“革除”中的“革”字，都还是类似意义。儒家虽然有“汤武革命”之说，但成汤灭夏桀只有简单记载且缺乏理论建构，非武王伐纣可比。

　　理论建构的要点，就是论证“天命归我”。但“天命”如何得知呢?那就需要观察天象了，所以武王伐纣这样一场“革命”，留下了16条与天象有关的记载。这些记载有真有伪，有些可以用现代天文学方法回推检验，但都可视为周人及后人为伐纣进行理论建构的一部分。

　　《淮南子·兵略训》载：“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按后世流传的星占学理论来看，这是一个不利于周武王军事行动的天象，因为“时有彗星，柄在东方，可以扫西人也”。就是说，周武王的军队在向东进发时，在天空见到一颗彗星，它像一把扫帚，帚柄在他们要进攻的殷人那一边(东边)。但是对于天文学家来说，这条记载给出了彗头彗尾的方向，不失为一个宝贵信息。毕竟，古人记载天象是“搞迷信”用的，不是给现代天文学家当观测资料用的，所以一点一滴的信息都很宝贵。

　　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差别

　　张钰哲在论文中，详细讨论了哈雷彗星公元前1057年的回归和前述《淮南子·兵略训》中“武王伐纣，……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记载的相关性，最后他得出结论：“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

　　张钰哲这个结论，从科学角度来说是无懈可击的，因为他的前提是“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也就是说，他并未断定那次出现的彗星是不是哈雷彗星。或者也可以说，张钰哲并未试图回答“周武王见过哈雷彗星吗”这个问题。

　　但是，到了历史学家那里，情况就出现了变化。例如，历史学家赵光贤在张钰哲论文发表的次年(1979年)，在《历史研究》杂志上撰文介绍了张钰哲的工作，认为“此说有科学依据，远比其他旧说真实可信”。然而，在赵光贤的介绍中，张钰哲的“假使”两字被忽略了，结果文科学者普遍误认为“天文学家张钰哲推算了武王伐纣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所以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57年”。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科学者通常不会去阅读《天文学报》这样的纯理科杂志，而《历史研究》当然是文科学者普遍会阅读或浏览的，所以赵光贤的文章，使得无意中被变形了的“张钰哲结论”很快在文科学者中广为人知。在此后的20年中，尽管中外学者关于武王伐纣的年代仍有种种不同说法，但公元前1057年之说，挟天文科学之权威，加上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之声望，俨然占有权重最大的地位。一位文科学者的话堪称代表，在和我的私人通信中他写道：“1057年之说被我们认为是最科学的结论而植入我们的头脑”。

　　转眼到了1998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了。我负责的两个专题中，“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是工程最关键的重点专题之一，因为武王伐纣的年份直接决定了殷周易代的年份，而这个年份一直未能确定，所以古往今来有许多学者热衷于探讨武王伐纣的年代——到我们开始研究这个专题时，前人已经先后提出了44种武王伐纣的年份!这些年份分布在大约100年的时间跨度中，几乎每两年就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