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张爱玲最后十年频繁与之通信的那个人，不止谈工作，也交流日常琐事。作为台湾《联合报》读书版的主编，张爱玲很自然地成为苏伟贞最主要的约稿对象。话说当年的台湾文坛，从梁实秋到朱西宁都卖苏主编面子，而她交游之广阔，从阿城到莫言都是她家座上客。

   她也是年少成名的著名小说家，小说处女作一经发表，就备受朱西宁青睐，主动写信留下联络方式，欢迎她进入文坛。“那时的台湾文坛啊……”她感叹黄金年代的台湾文坛、有一众大前辈守护着文学新人的台湾文坛，也就是在那样的黄金年代，她开始了与张爱玲的通信。

　　这是两个小说家之间的通信，苏伟贞的自我介绍是从她自己的作品开始的，而张爱玲则盛赞她的作品“真是言之有物”。她们谈作品，谈稿酬，谈生活细节，她们的通信稳定而牢靠，十年中未有隔断。苏伟贞最记得两件事，一件是张爱玲常用的字眼：惶恐。她总是惶恐着给别人添麻烦，写信本身就是给人添麻烦，而她又总是遗漏、错过、补救这种那种的事。另一件是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对居住在美国的人来说，寄圣诞卡是比写信更亲密的行为，更像是友人而非工作伙伴。张爱玲寄来的圣诞卡，有时到了第二年还是去年那同一款圣诞卡，可见她大约一次性地买了若干圣诞卡，然而可以寄送的人却那么有限……

　　苏伟贞得以在人所不知的细节中触碰到张爱玲，留下个人见证。同时，身为小说家，她的自尊绝不逊于张爱玲，台湾诗人初安民曾经对她说：人情世故最难的那部分，你很懂，最容易的那部分，你偏偏不懂。懂与不懂之间、决定那道墙之高矮的，是一个人的自尊。这跟张爱玲在《天才梦》中的自评异曲同工。最后十年，这样的两个人有了交集，是读者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