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说纷纭房中术，古今中外，见仁见智，异说纷呈。且不说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看待可以得出不同的见解和结论，即使是从同一学科，例如从社会学或者是婚姻社会学的视角观察，也很难得出共识。其原因即在于，与中国古代诸多的文化现象一样，房中术远远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男女性问题或医学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学的问题，而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出现的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这不，针锋相对的文章出现在《书屋》杂志上了，这就是一九九八年第四期所载舒芜先生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么?》与一九九九年第五期所载王立兄的《性学，我们古已有之》。两位作者，一位是文史界的前辈老师，一位是医史界的学兄，都是我所尊敬的治学严谨的学者，所论应该不虚。然而分歧俱在，真让对中国古代房中术不太了解的人(真正了解的人确实不是太多)莫衷一是。

　　我以为，性学是一个西方传来的名词，所指当为性科学。要考究性学是否在中国古已有之，首先必须对“性学”与“房中术”两者分别在各自文化背景中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看其所涵盖的内容是完全重叠、大部分重叠还是只有小部分重叠。如果是完全或大部分重叠，则可以认为性学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如果不是，答案则是相反。当然，这一工作不是一篇小文可以解决的，本文拟就其主线脉络稍作清理，或能澄清某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