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区，为尊重各民族的自治权，缓和民族矛盾，沐英以宽广的胸怀，大力举荐各民族土官土司管理相应民族事务。云南各土著民族中的上层头人，先后接受了沐英代表明朝廷授予的土官职务，对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司等官授予符印，并确立了承袭、等级、考核、贡赋等制度。通过土官土司进行相应地域内赋税的征收和民族自治。土官职务及土司制度的实施与健全，统一了云南这个民族情况复杂的区域。一个统一而安定的环境，必然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促进了交通的便利，加强了各民族地区之间的联系，保证了全国范围内政治上的统一。

　　大量移民屯田，看似纯属经济措施，但其屯边戍卫，巩固祖国边防的作用也极其大焉。

　　(二)推行驻军屯田,招引移民垦殖;调整赋税制度，缓解军民困苦;修建水利设施，支持农桑发展;拓展道路交通，便利工商百业。

　　奉诏领治云南之初,处于战后的云岭大地“人卒流亡，内无宿储，外绝饷运”，沐英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政策措施,创造性的制定了驻军屯田、移民垦殖、招民垦种等多种屯垦政策措施，使屯田取得很大成绩，为云南的稳定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沐英向朱元璋建议：“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垦，以备储偫……”这个建议得到朱元璋的批准，谕户部臣：“屯田之政，可以纡民力，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如此……”从此，云南开始了大规模的军屯。从1383年至1396年的十四年间，共有二十八万一千四百多军人到云南屯种，给云南耕牛三万余头。在实施军屯的同时，也广泛地进行“民屯”，以调整土地的分配，并开发荒芜地带。大力民屯的结果是：到明代中叶，云南的汉族人口已占到云南人口的多数。

　　为保证屯垦措施的落实,沐英把屯田增减情况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主要依据，他亦曾亲自多次办理过不少移民入滇事宜。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冬，沐英在觐见明太祖后返回云南时，“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人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划地亩”，将其分布于云南临安、曲靖等郡县，并奏请得“移山东、山西、江西富民六十余户以实滇”。次年，沐英又奏请获准“移湖广、江南居民八十万实滇”。据记载，沐英在留镇云南的近十年中，共计移民达四百余万之多。此外，沐英还“周抚集以示徕”，设法招抚因战乱等被迫背井离乡的滇中百姓，让其回乡复业。这样宏大的规模，如此众多的移民，产出巨量的粮食，屯田大见成效。据《明史·沐英传》载，从洪武十六年(1383年)沐英留镇云南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沐英逝世，云南屯田至百万余亩之多。大量的军屯民屯戍立云南，开发了云南的土地，推进了云南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和共同发展，推动了云南的科技进步，对云南的经济开发、社会稳定、边疆统一、国防巩固，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沐英留镇云南后，非常重视疏解云南军民之困。为此，他多方设法整顿吏治和赋税制度，他尽力发挥自己的职能权力为民谋利，利用自己与明朝皇室的特殊亲情关系及其在朝廷之中的影响力等，通过整饬地方吏治、调整地方税收制度或为云南军民请命于朝廷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纾缓云南军民的困苦。史载：“(沐英)既镇云南，简官僚，修惠政，剔奸蠹，辨方物以定其贡税，视民数以均其力役，疏节目以宁便其人”，又载其“均政役以示安”、“轻徭赋”、“勤恤民隐，兴利去害”等，即为实证。

　　为确保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顺利恢复和发展，沐英领治云南后，大“治水利”，组织疏浚河道，兴修水利，杜绝水患;利当代，泽后世。如“滇池隘”，湖水常常泛滥成灾，沐英派人“浚而广之，无复水患”。1383年,沐英还组织军民兴建了呈贡水利工程,开凿几十里沟渠，调捞鱼江水北上,筑大坝一座，修石枧十七座，分水石闸一座，灌溉千顷良田，至今仍在惠民。在他的亲自示范和关心倡导下，云南各地府、州、卫大兴水利：如大理邓川江堤工程，环龙山人工湖;保山九龙池灌溉系统;石屏异龙湖引水工程;曲靖的西丽渠及大坝工程;特别值得赞叹的是祥云米甸“地龙”灌溉网(地下蓄水池和渠道)水利工程，地点选择恰当，规划布置合理，工程规模宏大，配套严密完整，与自然环境极为和谐。这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水利灌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