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还要从“烛影斧声”开始说起。“斧”有通“父”，“父”指生父或义父，引申指“一家之长”。“斤”本义指“砍伐工具”，转义指刑具。在原始的父系家长制度中，“父”与“斤”联合起来表示“家长的生产工具和治家的刑具”。到了专制统治时期，“斧”便作为了祭祀的礼器，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有两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斧”：“王权衰落，诸侯称霸。执斧钺而有争雄之志，掌宝玺即有问鼎之心。”其中“斧”作为地位的象征，重要性不言而喻，“烛影斧声”便具有了隐喻的意义，而关于这次国祚事件，后人也是争议不断。

　　北宋初期文莹和尚《湘山野录》记载：“上御太清阁四望气。…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伺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太宗受遗诏于柩前即位。”文莹和尚对于这个事件的描述言辞闪烁，追随之人不在少数，执反对意见的也大有人在。这一段记载的开始，文莹和尚是想宣扬太宗得位的神秘性，但一不小心，把太宗上位的可疑性给暴露了出来。身体健康的太祖次日凌晨突然驾崩，而且身边只有御弟一人。人们无法不怀疑太宗继位的合理性及合法性。

　　于是，赵光义弑兄登基的传闻，从这时起，便开始被后世史家、文人论证了。

　　太祖去世几十年后，史学大家司马光撰写了《涑水纪闻》的书，在书中为太宗辩解“太祖驾崩，已是四鼓时分，宋皇后派内侍王继恩召次子、秦王赵德芳入宫，安排后事。王继恩却召开封府尹、晋王赵光义，当时赵光义亲信程德玄也在府外等候。赵光义闻后大惊，说‘吾当与家人议之。’王继恩劝他赶快行动，赵光义便与王继恩、程德玄三人雪地步行进宫，径自进入太祖寝殿。宋皇后问：‘德芳来耶?’王继恩答：‘晋王至矣。’宋皇后知事有变，哭对赵光义：‘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光义答以：‘共保富贵，勿忧也!’”得出结论，太祖死时，太宗不在寝殿，故不可能弑兄。太宗弑兄的可能性被排除，但即便如此，太宗夺位之嫌并不能抹杀。

　　金匮之盟便是所知比较早的史料来源，指史料所载宋朝杜太后(赵匡胤、赵光义、赵光美的生母)临终时召赵普入宫记录遗言，命太祖赵匡胤死后传位于弟赵光义。这份遗书藏于金匮之中，因此名为“金匮之盟”。这个事件起来有点牵强，因为《续资治通鉴》的作者，也就是清代史学家毕沅的观点：太宗即位，既不是篡弑即位的;也不是奉太祖遗诏即位的，因为太祖“未尝明降诏旨”，“非实有遗诏也”。《续资治通鉴》中的有关宋太祖“非实有遗诏”的观点一经问世，即被视作史料论断上的权威结论而被广泛接受，影响了史学界达二三百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有一幅著名的情色画《熙陵幸小周后图》，据传便是由宋太宗亲自命人作画。“熙陵”是指宋太宗，他死后葬在河南巩县的永熙陵。元人冯海粟在图上题诗：“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讽刺之味犹浓。而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篇》中也描述了这幅作品，语言犀利直白，浅显易懂，太宗为人可见一斑。

　　还有一部由宋末元初徐大焯所编，在清朝才现于世的野史《烬余录》中所说，赵光义对赵匡胤妃子花蕊夫人(“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便是其所作)垂涎已久，趁赵匡胤病重昏睡时调戏，赵匡胤惊醒，要用玉斧砍杀他，赵光义遂杀之。在历史记载中香艳的情史似乎比刻板的正史更让人信服，至少人们更愿意看到有凭有据的结论，而不是史书中语焉不详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