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初太祖曾想迁都洛阳这一件事，可以说是非常出名了。但是具体的历史材料与历史事实，却有一些扑朔迷离。因此我搜集了一些史料，就这个问题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首先是太祖为什么想要迁都的问题。

　　据《长编》记载：“上(太祖)生于洛阳，乐其土风，尝有迁都之意。”

　　宋太祖生于洛阳长于洛阳，喜爱洛阳的风土人情，因此想要迁都于此。这是官方记载中所给出的解释。这种解释可不可信呢?从人情上来说，太祖西巡洛阳是开宝九年(976年)，也就是他于五十岁上去世的那一年。

　　在古代，五十岁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年龄，同年他在拜祭父亲的陵墓时，就指定了自己归葬之处。所以，对于一个知天命之年的老人来说，渴望落叶归根、回归故土，是可以理解也能说得过去的理由。

　　那么，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宋太祖以洛阳有山川之险而欲迁都的说法，是怎么来的呢?

　　此说也见于《长编》:

　　晋王又从容言曰：“迁都未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王出，上顾左右曰：“晋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据《长编》的作者李焘所作的注释可知，这段话并非出自宋代的官方正史或实录，而是出自一本笔记小说《建隆遗事》。在这里我不想花功夫去论证《建隆遗事》这本书到底有多少史料价值(事实上学界很多人都认为它的史料价值很低)，只就这段话里太祖所言极不符合常理者略做分析。

　　上面这段话里宋太祖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这段话看起来很有道理，既有山川之利，就不需要那么多军队去驻守了。但是，若放到宋朝的具体情况下，便极可疑。

　　众所周知，宋代的基本国策，便是强干弱枝，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政策，便是收天下之精兵于首都开封，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这意味着，无论首都在什么地方，都会驻扎着全天下的精锐部队。换言之，军队的多寡并不以首都的地理位置为决定性因素。

　　宋太祖正是这项制度的建立者与严格执行者，又怎么会主动推翻这项制度呢?其次，宋太祖时期国家初立，内外政治都不稳定，怎么会有裁军之意呢?只有到宋太宗雍熙北伐失利之后，国家乂安，内外稳定，冗兵的问题才会渐渐地凸显出来。综上所述，个人认为，宋太祖与宋太宗的对话，是后人伪造，其伪造的目的，或许就是为去除冗兵寻找大义上的依据。

　　其次，既然上文说明了宋太祖迁都洛阳全以山河之险是后人伪造，那么宋太祖放弃迁都全因太宗一句：“在德不在险”，也站不住脚了。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长编》记载太祖到洛阳后便不想离开，群臣莫敢谏。独有武将李怀忠进言说：

　　“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若遽迁都，臣实未見其便。”

　　李怀忠所强调的，就是东京开封有卞河水利之便，几十万禁军与天子百官，所食全赖从汴河输送而来的江南粮食。而且开封作为五代梁晋汉周四朝的首都，“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对于李怀忠的进言太祖的态度，《长编》记载为：“上亦弗从。”

　　但是，考诸《宋史·李怀忠传》，其记载为：“上嘉纳之。”考虑到《长编》在此问题上对史料选择的盲目性，所以，个人认为《宋史》的记载更为可信，宋太祖正是采纳了李怀忠的建议，放弃了迁都洛阳这一不切实际的想法。

　　南宋学者吕中在论及宋初建都事情时，曾有以下这番议论：

　　“国初所以不都关中而都汴者，以灵武、燕蓟之地未复也。然洛与汴皆河南之土，洛之险犹可恃，而汴则无险可畏也。欲为四方有事之备，则当都洛阳，高城深池，坚甲重兵，以杜诸夏不虞之备，伐北夷深入之谋。若已都汴，则不得不以守四夷为说，此我太祖所以有都西京之议也。然都汴固不得已，都西京亦不得已也。使太祖收灵夏、复燕蓟，则必都长安矣。”

　　这段议论甚有见地，其中心议题，就是指出，在燕云未复的情况下，建都河南，开封与洛阳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假如北方的骑兵南下，没有燕山山脉阻挡的河北平原，就是一马平川，可直接打到开封城下而无阻隔。开封一旦被攻破，南方北上的粮道被断，那么即便洛阳有山川之险可以守住，也坚持不了多久。

　　事实上，北宋的灭亡，也怪不到不迁都洛阳头上，并且事实上，在金人南下的浪潮中，洛阳是比开封先沦陷的。所以，宋初的开封与洛阳相比，开封的优势(漕运，数代经营的宫室、宗庙、官署、城墙，发达的商业等等)，洛阳全都没有，而洛阳的优势(山川之险)，也不是决定性因素。所以个人认为，宋初定都开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