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谦在《三国演义》中戏份不多，通过“三让徐州”的描写，罗贯中成功将他刻画成一个既软弱无能又勤政爱民的形象，以此来陪衬刘备和曹操;而《三国志》和《后汉书》对他的记载几乎尽是贬低之词。小说中，他是一个保境安民的仁者，两部正史却都说他亲近奸佞、不理政事，《三国志》评价他是一介匹夫，“昏乱而忧死，固无可论者”，《后汉书》更是说徐州混乱就是因他而起，若不是后来裴松之引用东吴编的国史《吴书》作注，后人对陶谦的认识可能就止于此了。

　　《三国志》载他出生于扬州丹阳郡，少年好学被举为孝廉，尔后出任卢县县令，之后迁升幽州刺史，后又调到朝廷担任议郎;边章、韩遂在凉州纠集羌人作乱，朝廷以司空张温行车骑将军之职率军讨伐，陶谦也以参军身份跟随张温：这就是《三国志》对陶谦在徐州任职前的所有记载。而《后汉书》在记载相同人物的经历时，通常都会参考裴注，所以同一人物传记篇幅要远超过《三国志》，可不知何种原因，对于裴松之引《吴书》的注解，《后汉书》不仅熟视无睹，甚至连《三国志》中关于他曾有任县令、刺史的经历也删去了。

　　《吴书》记载了陶谦被举为孝廉后被征为尚书郎，后调到舒县任县令。值得一提的是，舒县所在郡的太守张磐是陶谦的同乡长辈，又与陶谦父亲友善，陶谦到任后张磐对他格外亲近，但他不齿张磐的作为，最终和张磐发生矛盾，但他为官清白，张磐也找不到理由构陷他，不久他就弃官离去了。

　　陶谦的婚姻也颇有传奇色彩。他小时候是个孤儿，却以放荡不羁的性格闻名于县，十四岁的时候还和一群儿童尽情地玩耍。后来同县做过苍梧太守的甘公出行时在路上碰到他，见他容貌不凡，就把他叫到车上，交谈之后就打算把女儿嫁给他。这时的陶谦既无好的名声，又无地位，只因“彼有奇表，长大必成”就结下了一段姻缘。

　　陶谦在跟随张温平乱前，还曾跟随皇甫嵩到凉州打过仗，而张温征讨凉州时又请陶谦为参军，接遇甚厚，但陶谦心里却看不起他;打仗回来后，在百官都参加的庆功会上张温主动向陶谦敬酒，陶谦却当众让张温受辱，张温非常生气，要把他发配到边关去，这时有人对张温说：

　　“陶谦本以才略见重于公，一朝醉饮过失，不蒙容贷，远弃不毛，厚德不终，四方人士安所归望!不如释憾除恨，克复初分，于以远闻德美。”

　　张温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派人把陶谦追了回来，那人又劝陶谦向张温认错，陶谦也答应了，等到张温在宫门口遇到陶谦，陶谦仰曰“我自谢朝廷，非为公尔”，张温笑他痴病未除，待之如初。其实张温也很有能力，陶谦如此不待见他，可能是因为张温的“三公”之位是买来的，当时灵帝公开卖官，汉朝被弄得乌烟瘴气，张温虽有杰才却也只好同流合污。《吴书》才评价陶谦“性刚直，有大节”，而这种刚直不屈的形象完全不同于《三国演义》的描写。

　　有能力、有争议——徐州任上

　　汉朝以徐州有黄巾军兴起任陶谦为徐州刺史。陶谦到任后，在臧霸等人的辅助下组织人马终于基本剿灭了徐州的黄巾势力。汉献帝被董卓挟持到长安后与州郡断了联系，陶谦并没有参与讨伐董卓的战争，而是依旧通过各种方式向长安的汉献帝上贡。我们不知道汉献帝是怎么看待陶谦的这种行为的，只能推测汉献帝应该是希望陶谦加入盟军与“官军”直接对抗，而不是这种无意义的上贡的，但是对于董卓来说，他必须表彰这种效忠的行为，于是就以朝廷的名义升陶谦为徐州牧、安东将军、溧阳侯。

　　陶谦不可能不知道董卓是个祸国殃民的奸臣，他也应该知道他给皇帝进贡的东西最终也会被送到董卓那里，那以他“刚直，有大节”的性格为何不出兵勤王呢?如果只看到这一点，即使不认为陶谦是在投机取巧，也会觉得他过于软弱。汉末有个宗室名叫刘虞，在讨董期间任幽州牧，因为实行仁政广受赞誉，但在讨董过程中也是一边支持袁绍，一边依然向朝廷上贡，董卓杀死袁隗后就升他为太傅，陶谦的行为多少与刘虞有些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