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几位在和平年代颇有“善声”的功臣，也最终迎来了不同的命运。

　　“劣迹”和“善声”都一一列举，且让我们看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具体过程。

　　在洪武十一年以前，尽管各地遍多有弹劾功臣不法的奏章报上，但朱元璋的反应是多“以此训诫”，甚至许多检举揭发的官员还遭到朱元璋惩罚。这一时期，真正遭难的功臣有三个，华云龙，廖永忠，刘基。其中华云龙正是因为占住脱脱府邸，以及擅自使用元宫廷物品，以“违制”罪召回京问罪，在路上去世，历史学家谈迁考证，是被朱元璋派人毒死。至于廖永忠，众所周知的事情，就是他曾奉朱元璋命，在瓜步害死小明王，终让朱元璋“名正言顺”的称帝。被赐死的罪名和华云龙一样是“违制”，但结合前情，更有“灭口”的嫌疑，清朝历史学家李铭汉评价这二人之死时认为，此举“意在震慑权臣也”。震慑的对象，就是彼时权倾朝野的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

　　说胡惟庸，即引出震撼明廷的胡惟庸案，以及明朝第一谋士刘基之死。

　　作为大明开国第一谋士，刘基的建树颇多，“九恶”由他所创，其进献的《十八策》更是朱元璋此后平天下的基本步骤。杀小明王，也是他向朱元璋进言，但对于这样一个思维缜密眼光卓绝的人，朱元璋自然既用之又忌之。而做为朱元璋的“老乡”，身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宣国公李善长，对刘基也是颇多排挤，刘，李二人明争暗斗数年，深知伴君如伴虎的刘基激流勇退，于洪武四年(1371年)辞官归乡，而李善长也在朱元璋的软逼下因“健康状况”退休，取而代之的正是李善长的亲信—胡惟庸。

　　朱元璋对胡惟庸颇为信任，一者胡惟庸也是“淮西老乡”，常年在身边担任“文书工作”，可谓知根知底，二者胡惟庸在战争年代，虽不似诸多文臣武将那般立有“奇功”，但长年协助李善长安抚地方，发展生产，也出力颇多。既有能力，又无“功臣履历”，又是淮西老乡，更兼办事听话，这样的人自然容易“操纵”，于是多年来飞黄腾达，至洪武十年(1377年)，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左丞相。

　　而作为淮西派的人物，胡惟庸对非淮西派的刘基自然不能容。不久之后，退休的刘基就被诬陷与人争一块“有王气”的田地而遭申斥。而真正导致刘基遭祸的，却是胡惟庸对朱元璋的进言：“江浙士林多曾附逆(张士诚)，且朝廷对之课以重税，倘有宵小之徒拥刘基为首作乱，天下恐又生事也”。一心保身的刘基做了最后的努力，以“诉冤”为名搬家归京闲住，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患病，朱元璋遣胡惟庸赠药，于二月中身死，世人多言被胡惟庸借机害死，观来龙去脉，授意者实为朱元璋。

　　而纵览刘基之死，可见朱元璋一生最在意的只有一事---专权。而后胡惟庸为相，大权独揽，朱元璋对其颇多信任，多次觐见时甚至命其贴身而坐，谈笑生风。荣宠日甚下，胡惟庸越发飞扬跋扈，对下，大肆结交因各种不法行为遭朱元璋惩罚，心怀怨恨的功臣唐胜宗，陆仲亨，费聚等“骄兵悍将”，对外大肆收受贿赂，史载其家整日“车马盈门”。各种不法行为，言官们当然弹劾，胡惟庸则一面打击陷害弹劾自己者，一面在言官中树立私党，与御史大夫陈宁结成同党，凡是不利于己的奏疏，一律瞒报扣押。连战功卓著的徐国公徐达也曾被其构陷，甚至收买徐达家人欲除之而后快，专权如此，素来严苛的朱元璋却表现出难得的“宽容”，凡敢弹劾胡惟庸的官员一律重办，连“铁面御史”韩宜可也险些下狱身死。

　　大元帅徐达向朱元璋力陈胡惟庸罪恶，却被呵斥“莫诽谤朝廷重臣”。日久天长，军队，言官，地方，皆被胡惟庸安插了亲信，诸多“淮西旧将”也与其结成了同盟，朝堂内外，编成一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