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字贯案”。这个案子算不上文字大狱，讲的是江西人王锡侯，因缩编《康熙字典》成《字贯》一书遭到告发。最后查出不但擅改御编，而且将皇帝的庙讳直行排下，犯下叛逆之罪，被抄家、杀头，全家大小二十一人均连坐，或处死，或充军。有一份抄家清单留了下来：“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值银三十六两六钱。门首空地一段，估值银三两六钱。鱼塘一口，估值银一两二钱。屋后菜地一块，估值银十二两五钱。竹木床、凳、盘、桶、箱、柜、锡铁瓷瓦、零星物件等项，共估值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谷一石五斗，估值银七钱。小猪一口，估值银三钱二分。鸡五只，估值银一钱五分。”所有家当加起来，还不过六十两，十分可怜!

　　二是“投书案”。山西临汾一个迂腐而有些脑子发疯的秀才冯起炎，同时看上张三姨妈和杜五姨妈两家的女儿，但根本无力婚聘。得知乾隆帝将到泰陵拜谒，竟带着能显示其才学的《易》《诗》二经注解文稿，拦驾投呈，希望君王助其得偿所愿。不料，被官役拿获，被从重定罪，流放外地。

　　那时文人招惹的文字之祸，正如鲁迅所讲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

　　当然，清王朝对于知识分子总体上持笼络之态。毕竟，庞大的国家需要从科考之途上攀升成功的精英分子，充实到各级行政机构中。而科举考试的成功，给当时读书人的诱惑确实极大。不少人痴信，唯有通过科举的成功，才能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

　　科举兴盛下的儒林人生，就如乾隆年间吴敬梓完成的《儒林外史》所描写那样，是复杂多样的。一般而言，读书人只要考取生员(秀才)的资格，家中就可以免掉一定比例的丁粮税，且政府提供廪膳银(生活费)。各地还设有专门的学院、学道、学官负责他们的科考应试工作，衙门官吏也要对他们以礼相待。乾隆皇帝甚至规定，只要拥有生员、贡士、举人的功名，还可以免掉杂色差徭。但如果一生与科考成功无望，就很有可能跟蒲松龄一样发出悲叹：“世界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是下流。”

　　总之，清朝刚刚建立的顺治皇帝期间，亟需抚平战争创伤、推展休养生息政策。康熙朝延续这一政治主线，同时注重文化上的调控和笼络。到雍正时代，王朝情形基本稳定，基层社会吏治的整顿开始被提到更重要的层面，不仅给各级官吏提供养廉银，而且颁布　《州县事宜》，加强地方行政工作。此后的乾隆朝，在长辈们的精心经营后，总体上处于文武治世的状态，天朝自大心理渐渐滋生和膨胀，已有停滞之态。这种盛世之末的感觉，之后逐渐成为现实，令后人不禁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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