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顺治到乾隆 如何接力打造“盛世”(3)

  一是“字贯案”。这个案子算不上文字大狱,讲的是江西人王锡侯,因缩编《康熙字典》成《字贯》一书遭到告发。最后查出不但擅改御编,而且将皇帝的庙讳直行排下,犯下叛逆之罪,被抄家、杀头,全家大小二十一人均连坐,或处死,或充军。有一份抄家清单留了下来:“住房十间半,连砖瓦基地等项,共估值银三十六两六钱。门首空地一段,估值银三两六钱。鱼塘一口,估值银一两二钱。屋后菜地一块,估值银十二两五钱。竹木床、凳、盘、桶、箱、柜、锡铁瓷瓦、零星物件等项,共估值银六两九钱六分一厘。谷一石五斗,估值银七钱。小猪一口,估值银三钱二分。鸡五只,估值银一钱五分。”所有家当加起来,还不过六十两,十分可怜!

  二是“投书案”。山西临汾一个迂腐而有些脑子发疯的秀才冯起炎,同时看上张三姨妈和杜五姨妈两家的女儿,但根本无力婚聘。得知乾隆帝将到泰陵拜谒,竟带着能显示其才学的《易》《诗》二经注解文稿,拦驾投呈,希望君王助其得偿所愿。不料,被官役拿获,被从重定罪,流放外地。

  那时文人招惹的文字之祸,正如鲁迅所讲的:有的是鲁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而命运大概很悲惨,不是凌迟,灭族,便是立刻杀头,或者“斩监候”,也仍然活不出。

  当然,清王朝对于知识分子总体上持笼络之态。毕竟,庞大的国家需要从科考之途上攀升成功的精英分子,充实到各级行政机构中。而科举考试的成功,给当时读书人的诱惑确实极大。不少人痴信,唯有通过科举的成功,才能达到人生的终极目标。

  科举兴盛下的儒林人生,就如乾隆年间吴敬梓完成的《儒林外史》所描写那样,是复杂多样的。一般而言,读书人只要考取生员(秀才)的资格,家中就可以免掉一定比例的丁粮税,且政府提供廪膳银(生活费)。各地还设有专门的学院、学道、学官负责他们的科考应试工作,衙门官吏也要对他们以礼相待。乾隆皇帝甚至规定,只要拥有生员、贡士、举人的功名,还可以免掉杂色差徭。但如果一生与科考成功无望,就很有可能跟蒲松龄一样发出悲叹:“世界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是下流。”

  总之,清朝刚刚建立的顺治皇帝期间,亟需抚平战争创伤、推展休养生息政策。康熙朝延续这一政治主线,同时注重文化上的调控和笼络。到雍正时代,王朝情形基本稳定,基层社会吏治的整顿开始被提到更重要的层面,不仅给各级官吏提供养廉银,而且颁布 《州县事宜》,加强地方行政工作。此后的乾隆朝,在长辈们的精心经营后,总体上处于文武治世的状态,天朝自大心理渐渐滋生和膨胀,已有停滞之态。这种盛世之末的感觉,之后逐渐成为现实,令后人不禁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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