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李治，一般一提到他应该是这样：唐太宗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或者是那个让老婆篡夺了自家天下的窝囊男人;他是李世民“贞观之治”光芒下一星微光，他是李隆基“开元盛世”的背景板;他的宽厚被说成了怯懦，他的低调被当成了庸弱。但实际上，真实的他不逊于历史上任何一位有为的帝王!

　　一、从摆设到亲政——皇权与相权的博弈

　　(一)架空皇权的长孙无忌。永徽六年之前，青年皇帝李治发现，大唐帝国的最高权力不在皇帝手里，而在首席宰相、托孤大臣、三朝元老和自己的亲娘舅长孙无忌手里，不管是杀伐决断、人事任免的国家公务，还是立储的帝王家事，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李治很沮丧也很无奈：他的太子之位名义上是舅舅给争来的，他的皇位是舅舅拥立的，这个舅舅从大唐开国一直为自己家“不辞辛劳”地“忙前忙后”……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似乎得感激舅舅。但是细一想不对，大唐姓李，现在却怎么看都像是姓“长孙”。而且，长孙无忌不仅独霸朝纲，还干涉李治的帝王家事(立储)，李治的底线一点一点地被打破。终于，紧接而来的那起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让李治坐不住了。永徽四年年底，房玄龄两个儿子引发的一起普通家庭纠纷，被长孙无忌当成了政治清洗的工具，荆王李元昌、吴王李恪、驸马房遗爱、开国宿将薛万彻等政敌被一网打尽，到永徽五年二月份结案的时候，朝堂之上已经尽是长孙家的势力。以宰相班子为例，九个人当中，除了李勣是李治的人、于志宁首鼠两端外，褚遂良、韩暧、来济、崔敦礼等其余六人竟全是长孙一党。虽然长孙无忌仅仅是贪恋权力，并无伊、霍擅行废立甚至是王莽谋篡之心，但是，相权对皇权的侵蚀和冒犯已经到了让李治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二)李治的政治反攻。权力的道路上永远不允许两人并肩同行，皇权更不可以。李治性格宽厚但却不傻，政治上更是继承了祖、父的强大基因。所以，当发现自身已经具备一定实力的时候，他就开始反击了。第一步，皇后废立。这是李治和长孙集团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博弈，李治说：我的老婆我作主。长孙集团说：(王)皇后无过，不能废。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李勣的加入让本来处于下风的李治实现逆转。永徽六年十月，李治一纸诏书，王皇后被废黜，理由是“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当月十九日，根据文武百官的文武百官联名上疏，高宗李治册立武昭仪为皇后。李治第一次行使皇权。第二步，冲破铁幕。所谓“铁幕”，即长孙无忌在朝廷内外多年以来结成的盘根错节的官场关系网。在这张大网中，长孙集团的势力遍布各个角落，帝国每一项任命、每一道指令都深深地烙上了长孙无忌的印记。这种形势首先在皇后的废立过程中被撕开了一个角——永徽六年九月，也就是在废立前一个月，长孙无忌的死党、同样老资格的褚遂良被贬出朝廷，长孙集团的末日号角开始吹响。第三步，太子废立。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由长孙集团拥立的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年仅四岁的李弘(和武后所生)被立为太子，长孙无忌节节败退。第四步，长孙倒台。显庆四年，东都洛阳发生了一起所谓的韦季方、李巢朋党案。长孙无忌本来与此案毫无瓜葛，但是，在李治的直接授意下，此案的性质不仅变成了谋反，主角也变成了长孙无忌——这和几年前长孙无忌构陷吴王李恪等人时如出一辙。《旧唐书·长孙无忌传》记载到：“帝(李治)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许)敬宗诬构之说。”纵横大唐官场三十余载的长孙无忌就此垮台。在这场皇权与相权的博弈中，李治完胜。

　　二、皇权的渐次旁落——“二圣临朝”的大唐夫妻店

　　居家过日子，是老婆近，还是朋友近?当然是老婆。因为老婆怎么着也是自家人，而朋友关系再好理论上也是外人——大唐第三任领导人李治也是这么想的。

　　事情开始于一个意外。唐高宗显庆五年四月，长孙无忌伏法，李治实现亲政。但他的意气风发仅持续了半年，十月，李治或者说大唐的转折点来了——他中风了。虽然没有半身不遂，但精神头却一落千丈，年仅三十三岁的他实际上已经提前进入老年。但是，朝议还得进行，政务还得处理，咋办?刚刚扳倒专权宰相的李治再也不信任朝臣，望着案牍上如山的奏折，他把目光转向了后宫。

　　武后的政治春天从此到来。

　　机会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关键时刻，武后自幼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和对政治的天生悟性和高度热衷，使她在政务处理过程中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李治惊喜之余，不仅带她临朝听政，还“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

　　但是，这种夫唱妇随的和谐景象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李治发现，在权力问题上，自己可能“前门拒狼，后门纳虎”，因为枕边这个女人的权力欲望比任何男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她在培植自己的势力，李义府、许敬宗等第一批反长孙人士已经聚拢到武后的身边。第二，她在暗夺宰相的权力，武后集结了一大批名士(所谓“北门学士”)，借修书之名，却行宰相之实处理各类奏折(“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第三，她开始垂帘听政，“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预 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在这整个过程中，相信李治是矛盾的：不放权身体不允许;放权的话又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因为老婆总比大臣值得信任。所以，在反反复复、犹犹豫豫中，武后一步步走向了前台。但在这里，我个人坚信，李治虽然宽厚却不昏庸，犹疑却不糊涂，他甚至一直把握着分寸和尺度——但是，一是他身体做不了主，二是他还是低估了武后的欲望和野心!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十二月，李治驾崩于洛阳贞观殿，享年五十六岁。一段历史从此谢幕，一段历史又从此开启。

　　三、煌煌文治，赫赫武功——一段被严重低估盛世基业。

　　由于武后的篡唐以及“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巨大光芒，李治的文治武功被彻底淹没。其实，当我们剥开历史的层层迷雾，重新站在公元七世纪中叶的天空来审视那段历史的话，就会发现，一段比之“贞观”和“开元”也毫不逊色的盛世之花，曾在那个被传庸弱不堪的唐高宗的治下灿烂地盛开过。

　　第一，永徽之治。整个贞观年间，虽然号称盛世，其实一直是凭借着惊人的战力连续进行开疆拓土。由于得不到休息，整个帝国国力始终没有恢复。高宗李治一继位就立即下诏，“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 同时遵贞观故事，广开言路：“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 他尤其对百姓疾苦极为关注，先后通过减少制币抑制通货膨胀、通过国家收购控制粮价，并号召全民勤俭节约。在这些措施下，虽然多遇灾年，但国民经济还是得到很大恢复和发展。这一段史称“永徽之治”。

　　第二，《唐律疏议》。中国第一部最为完备的法律，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确立了中国古代刑法的规范，后世如宋、元、明、清等朝立法，都没有脱其窠臼。

　　第三，庞大疆域。很多人想不到的是，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威望的顶峰并不是贞观，也不是开元，而是高宗一朝。显庆二年，苏定方曳咥河会战，以一万破西突厥十万联军，平定阿史那贺鲁之乱，大唐势力进入中亚和西亚;龙朔三年(663年)，刘仁轨败日本、破百济;总章元年(公元668年)，李世勣平定高丽。截至咸亨元年(公元670年)，高宗统治下的帝国疆域已达至极盛， 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这一状况维持了32年。

　　这么一位创立千古伟业的帝王，千百年来竟然一直被弱化甚至抹黑，我们的历史，有时真是太任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