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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长征中党的几次重大抉择

党中央在红军长征期间做出的几次重大抉择，对于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败，红军遭受重大损失，根据地面积大幅度缩小，最后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蒋介石举重兵围追堵截，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和共产党，而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又使红军屡屡陷于十分被动与危险的境地。
　为解决事关党和红军命运的最紧迫的军事指挥问题，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此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左倾主义的错误领导，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使中国革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另外，遵义会议更为深远的意义在于，中国共产党自此走向成熟，开始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从此有了正确的领导。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根据国内形势及川西和川西北的地理、经济、人文等因素不利于红军建立根据地等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了北上的方针。但是，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产生悲观情绪，提出南下川、康边的方针，想偏居一隅、逃避革命。
　为消除分歧，党中央6月26日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制定了两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但实际上仍想避敌主力、南下川康。同时，他看到一方面军减员严重，衣衫褴褛，装备不足，而自己领导的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枪多势大，于是政治野心勃然膨胀，企图以枪指挥党，窃夺党的最高领导权。
中共中央识破了张国焘的用意，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有原则的斗争。在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都坚持了北上的决策。张国焘在企图落空后，一意孤行，阴谋胁迫中央。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单独北上。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继续坚持北上方针。会后，北上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党中央的率领下于当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北上方针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党中央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取得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疯狂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抗日救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题。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
　为挽救民族于危亡，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决定实行战略策略的转变。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把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抉择，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以打通抗日路线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此后不久，红军发起了东征战役。
　瓦窑堡会议的决定，顺应了当时国内的形势，解决了遵义会议未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经过大力实践，党与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形成了西北抗日大联合的局面，在华北和上海等地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同全国各地一些地方实力派建立了联系，他们都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从而初步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同时，大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也为党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红军取得长征的完全胜利创造了条件。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一室主任 李东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