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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

30年代前半期，是中华民族即将进入到关系民族生死存亡大搏斗的前夜。在这艰危的环境中，如何摆脱危机，为中国寻求一条政治出路，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同政治派别，不同思想群体的人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答案。30年代上半叶所发生的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这一要求。
一
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涉及面十分广泛，30年代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民主与独裁问题进行。参加讨论的人们均承认现存的政治秩序，争论焦点集中在如何改进这一政治秩序以发挥更高效能上。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思想家没有参加这一讨论。在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三个有代表性的论派：以胡适、蒋廷黻、丁文江等为主的《独立评论》的“民主与独裁论”；以张君劢、张东荪等为主的《再生》派的“修正的民主政治论”；以力行社成员为主的国民党部分青壮分子的“法西斯独裁政治论”。
面对当时中国的艰危局面，这场讨论的所有参加者对中国社会残破背景的判断都是一致的。经济落后、政治腐败、人民生活贫困，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即连力行社分子刘健群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中国，“以一盘散沙的国民，所谓经济、教育均落人后，而又适当帝国主义进攻的焦点，危险之甚，更何待言。”但在具体到如何摆脱困境，从政治上寻找一条出路时，论者们却众说纷纭，议论各异，同一思想群体内同室操戈者也不鲜见，以《独立评论》为中心进行的民主与独裁讨论即是一例。
《独立评论》的讨论，首先由蒋廷黻发难。1933年12月，他在《独立评论》80号上发表《革命与专制》一文，提出西方社会均经由专制走向民主，专制是走向民主的必经阶段，而中国“虽经过几千年的专制，不幸我们的专制君主，因为环境的特别，没有尽他的历史职责”。因此，他主张在中国“补课”，重新实行真正的专制，以完成中国专制历史的这一“欠缺”。接着，钱端升在《东方杂志》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所需要者也是一个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鼓吹建立新式的开明专制统治。蒋、钱的文章发表后，由于他们在舆论界的重大影响及作为西方化知识分子的特殊背景，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并在《独立评论》同人内部引发了一场争论。《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丁文江后来加入到蒋、钱一方，而胡适则成为民主论者的主将。
蒋廷黻、丁文江对民主的怀疑和对独裁的推崇，源于其秉持的如下观念，即民主政治作为一种低效率的叠床架屋的统治方式，不足以担当迅速摆脱危机挽救民族的重任，而独裁政治由于德、意等法西斯国家所表现的表面高效率和超速发展，代表了新的时代潮流。独裁论者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社会一种颇具影响的观念，他们对功利评判的重视远远超过了价值的评判，急切地希望获取一种强有力的统治方式，为此不惜作出牺牲。包括丁文江等独裁论者都从未公开否定过民主政治的价值，但他们却避开价值评判，强调：“若是没有国家外患的压迫，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如吴景超先生所说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地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中国实在太乱了、太穷了、太弱了、太苦了。故只要有人能使她安，使她富，使她强，使她乐，我不相信，谁不愿意。”丁文江进一步明确表示，民主政制作为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无法完成迅速扭转中国危机的任务，而独裁制这把野火，倒可能“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独裁论者寄望于从这种强权政治中获得短期的快速效应，因此，虽然他们承认，民主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而在独裁制下，“无论是独裁的首领，或是少数的阶级，包揽政权而不受任何裁制监督，其结果一定要把它们自己的利害，当作全国的利害，惹起政治上的暴动”。却仍选择独裁制作为使当时中国迅速纾危解困的一副苦药。
独裁论者主张独裁制的另一重要理由是基于中国专制现状而发。30年代的中国，国民党以训政为名，实际对全国实行的是军事强人的武力专制统治。丁文江认为：“中国的政治完全在革命期中，而且在内战期中，在这种状况之下，民主政治根本还谈不到，独裁政治当然是不可避免的。汪蒋两先生尽管通电说独裁政治不必要，而事实上国民政府何尝不是变相的独裁。”丁文江等人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治有清醒的认识，但无力改变这一现状，而且根据他们渐进改良的政治观念，也不可能采用激烈手段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因此，他们只能首先接受这一现实，并幻想在此基础上，树立新目标，灌输新观念，使其发展、变通，摆脱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形象，以更为开明的姿态，扩大政治基础，提高动员社会力量应付民族危机的能力。钱端升说：“我现在对于以平民为主体的政治固仍有无穷的希望，而对于漠视平民利益的独裁制度固仍丝毫不减其厌恶，然对于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真实福利的政治制度，纵是独裁制度，我也不能不刮目相看。”
独裁论者提出新式独裁应该“能有组织，有理想，能为民众谋实际的福利，能对现代经济制度有认识，能克苦耐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对统治者提出了极高的道义与技术要求，反映了独裁论者的精神寄托。然而，在当时的中国，他们实际无法获得这一独裁力量。丁文江等人对当时中国统治者的评价并不乐观，正如论者指出的，“蒋介石是丁文江称之为‘改头换面的旧式专制’的象征。虽然，只要国民党是唯一的现有的稳定的行政领导核心，丁文江就愿意支持，然而，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的文章却对国民党自称的现代性和效率表示怀疑。”事实上，正是因为对现实的失望才使丁文江等人选择寄望于能释放出强大效应的独裁政治的，然而作为统治者的国民党及蒋介石却既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高效能的强权政治，也不可能按其设想转换为开明专制。丁文江无可奈何地承认：“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接下去他又为独裁政治辩护道：“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实行民主政治，一定要有普遍的教育，完备的交通，健全的政党，宽裕的经济。实行独裁政治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不至于如此的苛刻。”
不过，丁文江实际列举的新式独裁条件比之民主政治并不逊色，他提出：“一、独裁的首领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困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她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在当时，丁文江要寻找这样一个独裁领袖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以为寻求一个圣人化的统治者要较之制度建设为易，但事实上，这种寻求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望而又危险的。
面对丁文江等人面临的难题，蒋廷黻的解决办法是从原来的开明专制基础上继续后退，他说：“即使现在的专制只是二千年来专制的延续，但是因为现在有了科学与机械这两个东西，尽管政府完全无为，只要它能维持治安，这两个东西就要改造中国，给它一个新生命。”这等于无条件地承认了专制的意义。然而蒋廷黻没有意识到，当他作出这样的判断时，他所提出的实行独裁的一系列理由就不再成立了，因为如果社会要求于政府的只是维持治安的话，那么包括民主政制在内的任何制度都是能够胜任的，而且，无为的政府也不成其为独裁。
对于独裁论者的这些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论者并未多加注意，和前者一样，胡适等人对民主的价值问题也未多加注意，而是将讨论重点放在民主在当时中国的可行性上。胡适列举三点理由，证明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能性要远大于独裁，此即：“第一、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第二、我不信中国今日有什么大魔力的活问题可以号召全国人民的情绪与理智，使全国能站在某个领袖或某党某阶级的领导之下，造成一个新式专制的局面。”“第三、我有一个很狂妄的僻见，我观察近几十年来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这三点理由，前两点实际是否定独裁的可行性，当然在当时中国实际处于独裁统治而又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他这两点品评不免有些牵强。倒是民主论者的其他一些评论更能切中独裁论者的要害，如说：“‘武力’‘专制’既是无‘轨道’与无‘法纪’的，所以也就是无‘保证’的，不但不能保证其必能福国利民，亦不能保证其必能统一。”“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胡适论证民主可行性的第三点理由即其多次强调的民主幼稚观。他认为，民主制度只需一群到时去投票的“阿斗”，不象开明专制那样需要大量的治理精英，因而简便易行，正适合中国这样的民智未开国家。张奚若指出，胡适提出这一观点的动机是“恐怕人家以为或借口民治理想太高，不易实行，所以便说民治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极易实行。”然而，胡适的这一观点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只注意到民主的结果，如投票的简易等，却忽视了民主制度确立及运行过程中所需的艰巨劳动及巨大背景资源，因此并未产生什么说服力。事实上，民主论者对于民主建设的途径并不乏精辟见解，胡道维曾指出：“锻炼人民常识的唯一方法，还是只有给人民以参加政权的机会换句话说，还是只有实行民治。”这种以教育和实践结合建设民主政治的观念，显然更具积极意义。不过独裁论者对这一观点仍会不以为然，他们可以反问道：在当时的中国，还有从容进行民主建设的时间吗?
这里，就暴露了《独立评论》这场民主与独裁讨论的局限，讨论双方都力图给中国提供一条迅速解决危机的出路。然而，他们分别倾心的民主与独裁制度，作为政治运作方式，并不会使社会奇迹般地获得发展，也不足以迅速增强国力。独裁论者将希望实用地寄托于强人独裁政治上，认为道义的要求较之制度建设捷速，却忽视了没有制度的道义统治是脆弱和危险的，而且强人政治本身并不能使社会迅速得到发展，某些独裁国家表面的迅速发展只是先行支取了社会整体业已存在的财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无法实现的。民主论者在当时中国的专制统治下，本应更多地探讨民主的价值问题，但他们却仅从民主的可行性上与独裁论者抗衡，自然也不会得出什么有力的结论。《独立评论》这场讨论实际成为一个各说其理，纷无头绪的论案。
民主论者直到这次讨论基本结束后，才旧事重提，尝试从价值上肯定民主选择。张奚若说：“我相信民主政治的最要理由就是因为它是一种值得学的东西。……这是一个价值问题，不应忽略过去。”有人更明确指出：“纵使中国无国难，宪政之实施亦不容为无限期之拖延，更不应根本放弃。”和胡适相比，这确实更进了一步，但这已是民主独裁讨论的余波了。
二
30年代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中，张君劢等主办的《再生》杂志是个不大引人注目的侧翼，然而正是这一侧翼，却为当时的讨论，提供了比之《独立评论》讨论双方更具价值的答案。
当时这场讨论的关键，是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具有高度威权和效率的中央政府，以领导国家民族克服危机。胡适等民主论者显然未能从民主制度本身回答这一问题，幼稚园的政治和对专制残暴性的反诘，都未能从正面满足当时人们要求建立强大政治的心理及证明民主的真正价值。当时不少人在民族兴亡与民主政治间人为地设置了一对矛盾，如当时有人说：“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国权，而不是民权，……如果可以牺牲个人的自由平等，求得或完成集团的自由平等，在集权政治之下努力迈进，那末，中国将称强于世界，而中国人也可有雪耻去辱的一天。”在一些人心目中，自由和民主已有碍于国家的强盛。 《再生》派准确地抓住了权威和效率这一民主独裁讨论中的关键问题，着重论述了民主与权威、效率并不必然冲突。一方面，他们承认“普通的民主政治诚有效率迟缓与力量分歧的弊病”，另方面，根据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他们指出，在紧急需要时，民主政治同样可以发挥很高的效率，“行政效率的提高，实在与民主政治根本上不相冲突。”《再生》派认为，民主与国家民族利益完全能够统一，在民主政治中，普通公民具有着巨大的爱国潜能，“要成一个国家却必然实行民主政治，就是因为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把所有人民的意志，纵使有种 种不同，亦能相济相和而统一起来。人民的意志有了统一，才发生所谓民族自觉心(即民族意识)。”和《独立评论》的民主论者一样，他们也从实用的角度对专制独裁制度展开批评，但其着眼点却不在两种制度的实施难易上，而是从民众心理的向背，评价其内在的力量。他们指出：“专制政治把人民压迫到非跟着政府走不可，似可说是一条心了，然而大谬不然。……民治国家在平时好象议论纷纭，一旦遇着外患，必能各方捐弃意见，形成一个对外一致的局面。专制固不然，……遇着非常则内部久已潜伏的利害不一致便藉此爆发出来了。”张君劢等人充分注意到了普通公民的巨大力量，从专制与民主对这一力量发挥的内在效率着眼，肯定民主的价值，肯定人民精神自由与权力制约的地位，同时还肯定自由是人格精神确立的必然要求，这较之《独立评论》民主论者的思想显然更为深入了一层。
和现代中国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再生》派也以国家民族的强盛发展作为自己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但他们并不坚持狭隘的国家观念，反对当时部分独裁论者及法西斯主义分子鼓吹的要建立至高无上的独裁权力的观点，强调要保证人民基本的生存权利、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在国家与普通公民之间求得权力的平衡与和谐。他们指出：“权力者，所以便行政之执行，自由者，所以保障社会文化与个人思想。二者各有范围，若为之区分适当，则一方得敏捷之政府，他方得自由发展之个人，固有兼容并存之可能。”基于此，他们提出“修正的民主政治”，即所谓“独裁与民主之外的第三种政治”，作为贡献给当时中国政治出路讨论的一条新思路。
《再生》派的“第三种政治”和西方以个人自由为依归的民主理论有所不同，它将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并列为政治的两大基础，认为：“自心能之发展言之，不能不让个人居于第一位，自民族之发展言之，不能不让国家居于第一位。”其基本内容包括：“要具有统制的能力，这样当然要注重效率，但同时又不能固求效率，而妨碍到个性自由和违背了平等基础的原则”。“要具有伸缩同时而变幻弹性作用”。“要具有能容纳各党到政府里面的办法”。“要具有一个避免在政府里面作政策的办法”。张君劢总结道：“民主政治的好处，在我们制度中照旧保存。在我们既不是完全赞成十九世纪式的议会政治，但也不是抛弃民主政治。我们虽反对独裁，但并不对于独裁长处全不认识。”张君劢等人在坚持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充分意识到了民主理论在平等与自由、权威和效率上遇到的两难困境，即个人自由发展与全民平等、民主代议制度与行政效率方面的冲突，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在社会上造成的分配不平等，为此在对中国政治出路的设计中，他们没有采用个人自由基础的价值观，而是要求发挥国家权力的民主调节功能，要求通过国家计划实现社会成员的经济平等。《再生》反复强调：“根据最高理论上的若干基本观念，例如民族一体，个人自由，社会平等，政治效率，来改造全体的国家，务使其全盘如一个有机体，能运用自如。如此方能对外，这样便是民族复兴的正途。”“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把效率、自由、平等，三者配合得各到相当程度的制度方能成为永久的制度。”《再生》的这些观点，包含了其基于中国背景所进行的独立思考，他们坚持民主观念，但并未迷信资本主义民主理论，而是从当时中国的艰危环境出发，把民族存亡放在第一位，以效率、自由、平等结合，试图以此为中国政治寻找一条出路。
然而，《再生》派的这些理论并不可能取得成功。首先，他们的一些理论流于空想，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具体调谐方法、国家统制与经济发展等问题上，他们语焉不详，无法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措施。其次，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再生》派的存在本身就和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发生冲突，因此，更难谈得上参与领导对中国政治的改造。张君励等人和胡适、丁文江以书生论政有所不同，后者以承认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作为其议论基础，因此，他们可以表态说：“我们应该积极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该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他是中央。”“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为。”《再生》派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统治权威，但并不认为其具有命定的统治权。张东荪说：“我虽不主张以独立方式来谋政治改革，但我却以为现在政制非迅速从根本上改革不可。所谓根本改革即是废除一党专政。”《再生》派强调，国民党的统治权必须得到人民的承认与监督，“政府以法律来制裁人民，而人民在宪法上也有监督政府之权，所以政府有客观权，人民有主观权，这种主观权与客观权的对立，便是以法治国的真精神。”《再生》派这些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反对国民党滥用统治权威的观点，自然遭到国民党政权的嫉视，书刊遭查抄、焚烧，组织也屡受打击，难有作为。
而且，《再生》派毕竟是个资产阶级的政治派别，他们不可能和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更是有着本质差异，他们中有人明确表白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不恤口诛笔伐，原不过是促他们的悔悟与改途。”他们最主要的矛头还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中国今日的政治问题乃是一个民治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决斗的问题，乃是一个全民合作或全国分崩离析的问题。”因此，尽管张君劢和《再生》派从理论上为中国政治出路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但由于其政治立场的限制，由于其理论与实际间的距离，他们的这种努力终未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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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30年代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中，一批秉持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论者构成为这场讨论的另一重要侧翼。他们反对民主政治，公开主张建立专制独裁政治，甚至鼓吹法西斯主义，攻击胡适等民主论者。这一派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官方立场，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试探社会舆论，控制社会思想的重要工具。
国民党的独裁论者和丁文江、蒋廷黻等人不同，他们完全否定民主政治的价值，宣称：“民主主义的议会在目前世界的确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东西，而义务的中正的强力的独裁才是时代的产物。”他们毫不隐讳地宣扬要以中国国民党及其领袖来实行独裁，指出其欲建立的独裁制度“是由党的领袖运用党的组织，实行党的政策政纲而独裁的。”认为：“吾人主张党政一体由党产生党魁以宣布独裁，乃救时之良剂。时至今日，已届非常之变局，急起救亡，惟在领袖独裁制之实现。”
这部分独裁论者不仅仅否定民主政治理论，其否定矛头甚至进一步指向近代政治的一些基石。他们否定法律的尊严，将国民党专制统治侵犯法律权威所产生的弊端归之于法律本身，他们逼问道：“讲法律吗?法令的手续是繁琐而迂缓的，法律的条文是疏漏而呆板的。浅显的说，可曾见过法律制裁了若干贩卖私货的奸商吗?监察院的弹劾案可曾见有几件得着结果吗?惟有应用暴力才能救济国家法律之穷。”这种对近代以来逐渐奠定的制度化政治的攻击，表明了其赤裸裸的反动性质，他们的真正目的在于建立一个由国民党强人集团或个人统治的非制度化的强力独裁政治。
国民党独裁论者的这一目标和当时在国际上风云突起的法西斯主义浪潮，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法西斯主义是3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社会政治浪潮，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通过高度集权化的独裁统治，以民族沙文主义为号召，对社会整体实行极端的一体化控制，使社会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畸形的超速发展态势。国民党独裁论者对法西斯主义极为倾心，将其吹捧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清明的曙星”，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作为解救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灵丹妙药。他们反复表白：“吾人之所需者，在法西斯蒂之革命精神，与其行动手段，以实现三民主义，而挽救危急之国运，以团结涣散之人心，而复兴垂亡之民族耳。” “正确的三民主义(理论)加上法西斯蒂(行动)，才是拯救行将灭亡之中国的灵药。”
国民党独裁论者在大肆鼓吹法西斯主义理论的同时，还竭力要求推戴中国的法西斯独裁领袖。他们呼吁：“希望今日有志青年，即时兴起，成为意大利的少年团，德意志的突击队，来拥护中国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使中国走上复兴的坦途。”在他们眼里，当时中国的军事强人蒋介石便是最佳的独裁人选，力行社分子贺衷寒说得很明确：“时至今日，国民革命的战士必须深切信仰三民主义及其奉行的集团的领袖蒋介石先生。蒋先生在今日的中国，已有其伟大的事迹，足以征实其领袖群伦，捍卫国家，克服民族，期求统一之终必底于成功。”
由于国民党独裁论者秉持极端的法西斯主义立场，因而他们除了仇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必欲除之而后快外，对于国内一切有碍于其实行独裁统治的政治力量，他们都鼓吹实施暴力镇压，大力推销“武力统一”政策，企图用武力压倒一切反对力量。针对民主论者的观点，他们宣称：“法西斯蒂主张社会的健全组织以促成协力主义的稳妥的执行，所以法西斯蒂需要坚硬的组织，排斥一切分散力量的多头竞争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而以一个正义的贤明的独裁来指挥一切支配一切。”对于胡适等温和的民主派人士，他们还进行个人攻击，指斥胡适：“是反党的一个典型学者(?)，他曾反对过我们总理知难行易的学说，当然他更要反对本党的军政与训政时期的独裁。”显示国民党独裁论者排斥异己、唯我独尊的专制态度。
对于国民党内掀起的这股以法西斯独裁统治作为中国政治出路的思潮，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当然并非毫无觉察，事实上，蒋介石本人就曾促进过这一思潮。30年代初，为摆脱国内国外困扰着他的一系列难题，蒋介石曾希望求助于建立一个直接效忠其本人的秘密组织，为他更好地进行统治开辟新路。为此，他建立了力行社，并以力行社成员为基础开展所谓“第二期革命”，要求做到：“革命团体的一切，都要集中于领袖，党员的精神、党的信仰都要集中，党员权力以及党的责任，也要集中，党员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给党，交给领袖，领袖对于党的一切，党员的一切，也要一肩负起来，所以每个党员的精神和生命，完全是与领袖须臾不可分离的。”在蒋的这种思想影响下，力行社致力于思想宣传方面的重要成员贺衷寒、刘健群、邓文仪等都大力宣扬独裁思想，以独裁政治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的唯一出路。宣称：“集中权力领袖独裁，实施统制经济，努力民生建设，这是中国唯一的生路。”力行社分子刘炳藜在贺衷寒支持下创办的《前途》杂志，则成为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急先锋。
不过，国民党独裁论者这股法西斯独裁的喧嚣并未持续多久。尽管蒋介石曾一度或明或暗地表示支持，但他们从未得到当政者的有力支持而推向社会。事实上，法西斯主义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象在德、意等国那样发生短时效应，中国不具备德、意等国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基础，可在短期内通过竭泽而渔的方式，使社会经济的某些部分超速发展，相反，法西斯主义这副猛药只能使当时已十分残破的中国走向溃败的深渊。所以法西斯主义一出笼，就遭到当时一般舆论的批评。张季鸾针对独裁论者的观点指出：“(一)现行制就是一党独裁制；(二)领袖的权责，本来很重；(三)危弱之邦不能行意德式的制度；(四)应该就现行制下，设法增进政治效率，网罗知识权威。”有人更清醒地指出：“独裁制是少数国家一时权宜之计的变态政治，至多可以说是国际社会间的畸态发展如何能当作是世界潮流而自欺欺人的去摹拟效仿呢?”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出面与法西斯独裁划清界限，1934年11月，他和汪精卫联名发出感电，表示：“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制之必要与可能。”次年1月答日本记者问时又说：“中国与意德诸国之情各异，不适宜独裁。”这样，法西斯独裁浪潮开始消退，自1935年始，有关法西斯主义言论急剧减少。周毓英认为：“全国舆论更视法西斯蒂如蛇蝎，如洪水猛兽……中国法西斯蒂在此时期可说是遭受到了最黑暗最悲惨的待遇。”正如《独立评论》的独裁论者蒋廷黻预示的：“法西斯主义之失败是可预期的。并且它的失败的过程会给人类不少的痛苦及文化不少的摧残，这也是可预期的。”法西斯独裁显然不是中国政治的真正出路。
30年代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持续数年，广泛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然而，这场讨论并未能真正给中国政治提供出路。国民党独裁论者所提供的本身即是一条死路，而胡适、张君劢等人都不是实际政治活动的参加者，面对顽固坚持专制统治的国民党政权，他们的所有议论也终不免是隔靴搔痒，难以落到实处。历史证明，只有能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的中国革命，才真正为中国政治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原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