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习俗-香港社会习俗风尚的历史变迁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习俗-香港社会习俗风尚的历史变迁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香港社会习俗风尚的历史变迁
长久以来，只要谈及香港的社会习俗风尚，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以“东西合璧”来加以描绘。那么，百多年来，香港由一个人烟稀少的渔村发展为今日之繁华都市，其间社会习俗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轨迹？本文希望以学术研究的视角来勾勒香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习俗风尚的演变过程。
一 开埠早期东西方习俗的并行不悖
香港开埠早期，在这个华洋共居的城市里，东西方习俗风尚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是迟滞不前的。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种族隔离政策的影响。香港开埠后英国人将全岛划分成不同区域，不同种族分别聚居，从而确立了中西两个社会的存在。李树芬在其回忆录中称，20世纪初，在生活及社交活动上，中英人士，因言语、风俗、习惯不同，接触极少。英籍人士，以卫生及治安关系，多在半山建屋居住，且禁止华人在那些地区建屋甚至租用。[1] 种族隔离还体现于日常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华洋学童就读于不同的学校，妓院有接待外国人和华人之分。1884年成立的香港赛马会迟至1926年才开始接受华人会员。政府中欧籍官员与华人或欧亚混血人女性成婚也要受到种种限制。1930年代，某些抑制此类通婚的行政措施略有松动，但娶华人女性为妻的政府官员在升迁时仍会受到不利的影响。[2] 在华洋社会彼此疏离的情形下，不同风俗的相互渗透自然无从谈起。
其二，华洋社会固守各自风俗习惯，无意于相互借鉴或相互影响。从英国人方面看，英国人占领香港及强租新界后均曾发表文告，表示对原有华人习俗不予触动。1841年2月1日，义律发布告示称，“凡有礼仪所关，乡约律例，率准仍旧，亦无丝毫更改之议。”[3] 港英当局接管新界时，亦四出张贴告示，内称“尔等善美风俗利于民者，悉仍其旧，毋庸更改。” [4] 从华人方面看，移民是文化的载体，伴随迁港华人而来的中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都在这个小岛上落地生根，移民们按照故乡的习俗风尚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开拓新的生活。另外，华人做为一个整体处于种族歧视阴影之下的境遇，也使得普通华人埋首于赚钱谋生，不可能对西方文化及西式习俗产生任何向往或者欣赏。1892年一位法国人曾就香港劳工做出如下观察与评论：“他们聚在欧洲人周围，因为有利可图。但是，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喜爱或尊敬，依然置身于欧洲文明之外。”[5]
在以种族隔离为基调的社会环境中，华洋两个社会之间充满了猜忌与怀疑。1921年香港进行人口普查时，有一则谣言广为流传。其内容是，政府欲修建跨海大桥，每个桥墩底下将埋葬一些孩子以收加固之效。许多母亲相信，人口统计的目的是为了选择合适的殉难者。因此，该次人口普查中隐匿了大量儿童未加统计。这个稀奇古怪的插曲表明了华人大众对英国统治者的猜疑。[6] 对于西方文明的某些优秀成果，广大华人也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以西医为例，华人曾经普遍相信，使用外科手术刀必死无疑。[7] 1882年何启自英国回港后执医生业以失败而告终，就是因为那时的华人尚不接受西医治疗，除非是免费的。[8] 香港养和医院院长李树芬回忆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对于西方医学，尚未完全信任，对外科手术，更乏信心，加以跑马地一带并非工业地区，意外受伤的求诊固极少，即不化脓的外科病症亦不多，即偶有患者入院求治，亦须加以多方说服，始允施行手术。”[9] 1896年，东华医院中医门诊就医者为11万余人次，而政府国家医院西医1895年的就医人数，欧洲人及印度人为934人，华人只有223人。[10] 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东华医院中医就诊病人仍比就诊西医病人多7倍。[11]
由于华洋社会之间的隔绝、猜疑，东西方习俗风尚的相互影响必然是微乎其微的。1894年11月，港督威廉·罗便臣在立法局会议上指出：“这是不寻常的－也是不良的现象，香港绝大部分华人在接受英国统治55年后，所受英国（文化及生活方式）影响仍然极少。”[12]
塞耶在其《谨言慎行年代的香港》一书中描绘了华洋社会各行其是的生动图景：辛亥革命前，差不多每个男子都背着大辫子。除个别人外，没有人穿西装，也没有人参与西式体育运动。板球、草地网球、足球都不宜于他们参与。游泳是要冒犯水鬼的。鲜有人教授英语，大多数人根本就不与欧洲人来往，与欧洲人交往的人则通常操着一口洋泾浜英语。年长者提着鸟笼在石板路上溜鸟，年轻人在后巷踢毽子或放风筝，日暮时分街上会飘来麻将声。除了小贩、船家妇女、清洁工等人，没有女人再敢出街。[13]
总的来看，在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生活习俗方面，香港华人与内地民众血脉相连，他们所营造的是一个充满浓郁岭南风情的华人世界。尽管生活在外国统治之下，绝大多数香港华人居民仍然保持着对华人传统观念、宗教信仰、语言风俗的强烈认同。华人民众耍狮舞龙，游行庆祝恢复文武庙，苦力们时常光顾武馆，习练拳艺和剑术，许多人加入了三合会。在家中神位前和供奉关帝、天后的庙宇中，华人为他们逝去的祖先焚香烧纸，他们相信风水和预兆，与算命先生商议旅行、结婚和生意安排。他们用草药治病。华人对亲属、他们的方言以及故乡都保留着一份忠诚。[14]
二 西俗的悄然渗透与中西合璧风俗的逐步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洋社会习俗并行不悖的大环境下，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涌动，那就是东西方习俗在日复一日的耳濡目染中发生着由微渐着的交汇融合。华人受到西方生活方式和习俗风尚的影响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最早对西方文化和西式风俗产生兴趣并持接受或赞赏态度的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少数华人社会精英。他们绝大多数接受过西式教育，对西方文化及生活方式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在他们身上，部分体现了中西文化交流所产生的新思想和新作风。其中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者已经开始怀疑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他们认为，传统的旧礼教下所衍生的一套社会观念是陈旧落后和愚昧无知的，其代表性人物是谢缵泰。谢缵泰对中国社会的某些陈旧习俗，如风水、缠足、吸食鸦片和奴婢制度给予了猛烈的抨击。需要指出的是，大多数深谙西方文化的华人依然保持着浓厚的华人传统。例如，何启自幼接受西式教育，习于西方环境，甚至迎娶英籍太太，但生活、个性，无一不是中国化。[15] 刘铸伯亦是如此。他受到社会各阶层欢迎的奥秘在于，虽然他完全掌握了西方的思想方法并持有先进的观点，但他基本上保持着华人的特色。他也不喜欢西式服装或西方习俗。[16]
二是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与外国人有所接触的群体，如外国洋行的买办、雇员等等。这一群体由于职业的关系与外国人交往密切，浸淫日久，沾染西俗。他们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到宗教信仰都受到西方人的影响。他们接受西方社会所强调的契约和有限责任等概念，在服饰、住宅、饮食、信仰和社交礼仪等方面都流露出西化的痕迹。1910年代，何东曾经谈及某些华人在举行婚礼时模仿西人：“按照时尚要求，举行婚礼的双方应开汽车出席婚礼，来宾也要乘坐汽车往返。这是仿效欧洲国家的做法，每一场婚仪的关键似乎在于炫耀。这种招摇有滑向荒谬边缘的危险。”[17] 与此同时，在二战以前的香港社会中，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强大影响力，这一群体身上也打着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的烙印。对他们而言，中西文化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他们同时体现了两者，因而具有中西合璧的鲜明特征。
与上述两个群体了解接受或主动迎合西方文化和西式风俗的做法不同，香港社会中普通华人受到西方习俗风尚的影响是以天长日久的潜移默化为特点的。普通民众最为切身的感受应该是香港的城市环境和城市生活方式。开埠以后，香港成为英国人管治下的一座城市。港英当局大力进行城市建设，填海工程、港口设施、地下排水系统和各种交通系统次第建造。与此同时，各种新式企业和机构如银行、洋行、保险公司、百货公司、电影院、游乐场等亦逐渐在这个城市铺陈开来，香港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展示西方文明的一个橱窗。1879年康有为游历香港，“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令他印象颇深。[18] 孙中山亦有同感。1923年孙中山在香港大学讲演时曾说：“我于30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则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我每年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19] 在这样的城市中生活日久，人们对西方事物的认识和看法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影响。
另外，来港谋生的华人感受到城市生活方式的巨大影响力。城市是一个多元汇聚之所，包容着各色人等和各类讯息。社会学家认为，“城市改造着人性”，“城市生活所特有的劳动分工和细密的职业划分，同时带来了全新的思想方法和全新的习俗姿态，这些新变化在不多几代人的时间内就使人们产生巨大改变。”[20] 列宁曾经指出，居民离开农村而转向城市，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它把居民从偏僻的、落后的、被历史遗忘的穷乡僻壤拉出来，卷入现代社会生活的漩涡。它提高居民的文化程度及觉悟，使他们养成文明的习惯和需要。”[21] 香港城市是在严格管理下建设起来的，一批又一批新移民踏上这片土地后便被按部就班地纳入到城市生活的轨道中来。香港华人在都市文化氛围的濡染下，有意无意之中改变着原有的行为规则、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培育出近代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在从内地乡村到外国管治下的城市，从乡民到市民的巨大转变中，人们对于西方风俗的认识也经历了从新奇诧异、排斥漠视到习以为常的过程。
经过西方文化和习俗风尚的多年浸染，香港社会逐渐展现出东西合壁的独特风韵。请看1940年代末文人墨客笔下的香港风情：
“香港可以说是中西古今熔于一炉的特殊都市，夜市中既有出售孝女经、太上感应篇的小书贩，也有出售西洋裸体美女照片与淫书淫画的推销客，既有出售马票，头奖几十万元港元为饵，也有求菩萨保佑，捧一柱香低头默祷，希望来一个财喜临门，殖民地思想与封建旧意识互为补充，这类现象是举不胜举的。…… 从市容到整个社会风貌，也到处体现中西结合、土洋混杂，奇装异服、坦胸露肩的与长衫马褂旗袍坎肩的趋时与保守，各有习惯与爱好，梳着道士头的“时髦女”与拖着大辫子的“广东妹”也各行其是，霓虹灯广告与黑底金字招牌，一称洋行、一称商号而不分彼此，吻手为礼与抱拳作揖相映成趣，穿着英国警装的山东佬与戴着墨镜穿黑纱唐装的香港仔，各有气派，画栋雕梁与西式装璜的铺面，互相辉映。”[22]
“香港有着美国高度的物质享受，有着法国沉醉而浪漫的夜生活，有着英国道貌岸然严肃与矜持的绅士态度，别的地方在喊着民主、自由、革命，这里也有，地方自治和政治革新也是近来热烘烘的在交谈阔论的事，‘子曰子曰’那些中国文化古董，这儿也保存着，而且好多人在大读其《古文观止》一类的书。总而言之，举凡世界上的新旧的东西和思想，这里都色色俱备，不独民主思潮在这里这里吃香，就是孔子学术，也同样受到人们的欢迎。”[23]
五、六十年代，香港社会中西合璧的风习随处可见。一对青年结婚，可以在政府婚姻登记处登记过，在教堂里行礼过，却仍然要在家里穿起地道的中国装束，男的瓜皮帽子，长袍马褂，女的玄褂红裙－向着祖先牌位、父母兄长，三跪九叩的参拜作揖。又如在年底寄赠圣诞贺片给亲友的人，无妨也抽点时间到黄大仙去求签。[24] 人们还注意到，“西洋人士所倡之父亲节，与母亲节等，其风气亦传之香港。而在港诸华人，遂引之与孝道结合，每年5月……各街坊会、宗亲会，与港九居民协进会等，必举行庆祝母亲节大会，选举模范母亲，讲述中国孝道。至6月第三星期日，则发起父亲节征文，如1960年父亲节，由学海书楼征求有关孝道论文。其应征作者，有青年学生，也有耆年硕德，所得论文达300余篇。”[25]
三 从保守到开放：西方文化及现代化影响下的社会习俗风尚
开埠后的一百年间，香港的社会习俗从早期的华洋习俗各行其是演变为东西方习俗的相互交融。这种中西合璧的社会习俗风尚延续至今，是香港社会的一个主要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香港的社会习俗风尚具有不同的特征。20世纪60年代以前，香港社会外表洋派，内里保守。而六、七十年代以后，伴随着香港迈向现代化国际大都会的脚步，其习俗风尚呈现出真正的中西文化、华洋风尚共冶一炉的特色。
60年代以前，香港社会明显受到西风东渐的影响，拥有着颇为洋化的外貌。然而，在洋化的外表之下，香港社会内敛而保守，这座城市在骨子里与内地城市并没有太过明显的差别。在时尚洋化的面纱之下，人们的习俗风尚大致上仍然以中国传统为依归。据40年代末某些人士比较细微深入的观察，当时香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仍然保持着大陆传统。年轻人在社交上虽有所洋化，而在思想上还是上一代的延续。…… 西方的生活方式虽然已经渗入，但还没有在当时年轻一代的思想上占统治地位，整个香港的社会面貌，仍处于华洋并处、中西混合的阶段。一般普通居民，虽然生活在这个万花筒一样的社会里，但由于受着传统文化道德的薰陶，一般都俭朴、安分、守旧、刻苦，希望多一点积蓄安家置业，以至发家致富。[26] 在普通市民的文化娱乐活动中，那些悲欢离合、忠臣孝子的故事仍然是家常话题。广东音乐的丝竹锣鼓，以至于舞龙耍狮，仍然是本地人的文娱享受。[27] 50年代末期，香港社会的传统特性依然十分鲜明。遵从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老敬老传统，有109岁的“咸丰小姐”接受街坊福利会的恭贺，也有集合数百位老者为百岁老人举行的“万岁宴”。当时有评论认为：“香港侨胞的家庭生活，大抵一仍旧贯，虽然是在这十里洋场，侨胞们绝大多数仍然是我行我素，表面繁华洋化，内在却很保守。”[28]
这一时期，东西方文化习俗的相互影响中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香港社会对西方事物的态度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就社会一般情形而言，二战以前，香港社会中主动接受、迎合西方文化者主要是中上层社会的极少数人，普通民众对西式风俗主要是单纯的被动接受。二战以后，香港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崇洋风气日渐兴盛，据时人观察，“大罢工时期的情形，姑置不论，就是抗战前，乃至抗战时期，对于洋派，仍然不怎样的特别推崇。可是一到了抗战胜利以后，情形突然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29] 某些人在日常生活中开始以行为举止“洋派”为荣。如“说话的时候，纵然中文中有可资运用的词语，仍然要夹杂些英语上去，好叫人注意，觉得自己是一个‘高等华人’。”[30] 受崇洋风气影响，战后香港学生学习英文的情形与战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战前，就读英文书院的学生，只占极少数，而一般家长，也绝不鼓励儿女向这条路上走；而现在非惟家长都作这个主张，连一般青年也以此为时尚，以致办中文中学的人，感到极大的困难。”[31] 1958年出版的《香港指南》称，“小部分侨民因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之不同，热衷欧化，投手举足，言语服饰几与西人尽同。”[32]
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崇洋现象是7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风貌巨变的前奏，香港学者周永新以“从保守到开放”来形容香港社会风尚的剧烈变动。周永新认为，1967年之前，香港社会大致上是保守和传统的，社会里一切事物及市民的思想和行为，若与战前的情况比较，并没有很大的分别。[33] 而在此之后，相对静态、保守的香港社会为充满动感与活力的社会所取代，香港人的经济基础、思想意识、生活方式、文化娱乐以及社交活动都明显不同于以往。
香港社会风尚巨变首先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每一场工业革命都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一场社会变迁象工业化一样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工业化使若干个世纪以来一直比较稳定的社会动荡起来，新工业和新技术改变了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面貌。…… 城市以空前速度发展着，提供了一个人们彼此互不相识的环境，使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的传统社区的风俗习惯和价值标准所剩无几。有史以来，急速的社会变迁第一次成为正常的规范，而不再被视为反常状态。”[34] 在价值标准方面，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典型区别在于，前工业社会注重传统，工业社会则注重未来。在文化方面，前工业社会的文化是同质的，多数人持有共同的规范和价值标准，亚文化很少，而工业社会的文化则是异质的，有多种持有不同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的亚文化。[35] 香港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遵循着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了社会生活与社会风尚走向现代化的广阔画面。
其次是西方文化的影响。香港开埠后的一百年间，西方文化以潜移默化、点滴渗透的方式对香港社会施加影响。二战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规模与水平与战前不可同日而语。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迅猛发展的大众传媒广泛传播着西方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为数日众的英文中学学生成为西方文化的欣赏者和追随者，他们心仪的偶象、热衷的文化产品许多来自西方；本地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更愿意接受西方文化而不再坚守父辈源自故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随着香港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国际大都会，走向世界的香港人和前来探访“东方之珠”的外国人川流不息，香港与国际社会同步分享着世界上最新的文化成果。在香港社会敞开胸襟，进行规模空前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香港社会习俗风尚表现得更加色彩斑澜，新奇特异。
总体来看，六、七十年代以后，香港社会习俗及社会风尚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统习俗受到冲击。部分年轻人已经不再认同与固守老一代香港人所心仪的传统习俗风尚。传统习俗的淡化反映在许多方面，如婚丧嫁娶的仪制，人际交往的准则，等等。有学者指出，“香港社会中仍有传统的人伦关系存在，可是传统习俗已大大地变质，如过节、喜庆做人情的习惯不再如从前一般，而是公式化与商业化了。” [36] 总的来看，新旧并呈、中西杂糅是社会习俗的主要特征。
其二，社会风气趋于开放。社会风气的开放，一方面表现在香港社会中的年青一代热衷于追随世界潮流，乐于接受新奇事物。“在物质匮乏的50年代，香港青年人的生活基本上是上一代生活方式的延续。而60年代以后的年青人文化，基本上是崇洋，组织乐队，学习吉他，筹办舞会，初尝西方输入的新奇玩意和在服饰上的改变。”[37] 有些追求时尚的年轻人模仿欧美服式和行为举止，尝试新奇的发型和服装款式，故当时社会上有“飞仔”、“飞女”之称。实际上，“今日看来，当日的‘飞仔’、‘飞女’，只是衣着上的与众不同，行为上没有特别令人担心的地方。”[38] 60年代常有诟病奇装异服的文章见诸报端。如1965年《华侨日报》的文章称：“本港有些妇女，竟因遗忘我国本来礼教，反而趋向妖冶奇装异服日甚一日，比诸文明西妇有过之无不及”，“识者无不认为世界行将末日的预兆。”[39] 老派人物啧有烦言恰好反映出社会风气新旧交替的现象。另一方面，社会各方对于新奇时尚的西方文化潮流也采取更为开放和接纳的态度。1963年开播的香港商业电台第二台以播放流行音乐为主，选歌紧跟外国唱片市场。“披头士”乐队来港时，其疯狂的演唱作风引起保守人士的批评，认为“披头士”带来了不良风气，呼之为“狂人乐人”。香港中文台曾经传令禁播“披头士”的歌曲。但是，后来香港社会渐渐接受了新奇的西方最新流行音乐，中文台也自动解禁。[40]
其三，追求享乐成为时尚潮流。老一辈的香港人历经艰难困苦，又秉承刻苦勤奋的岭南民风，其生活和消费都表现出比较保守的倾向。香港的年青一辈适逢经济高速成长的时代，他们的工作生涯几乎是增多的工作机会和上升的实际工资的同义语。承平日久，老一代人推崇的克勤克俭的品德日益受到冲击。60年代，报章上对此曾经加以抨击：“回忆30年前，知悭识俭的妇人主持中馈，不只洗净铅华，节衣缩食，不敢过分享用。……时至今日，因歪风所趋，今非昔比，家庭主妇，多被物欲诱惑，不论身份，多慕虚荣，穷奢极侈，而性情倾向多边享受，服装尽量讲求新奇华贵，嗜食美味珍馐。…… 试看上段世情，使人羡慕，下段世情则深以为惧。”[41] 1967年香港《华侨日报》的文章感叹：“迩来世风日下道德沉沦，本岛固有朴厚道义遗风，渐已被现代潮流所淘汰。”[42] 20世纪末期，香港社会消费主义和及时行乐颇为盛行，香港人对华服美食的享用已经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年青一代的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
其四，重实利的社会风习愈演愈烈。香港社会看重现实物质利益的风气由来已久，人们公认经济收益便是主要的社会目标。60年代社会学者有关“工作意义”的调查显示，有56%的香港人坚决要求“工作所提供的收入”，相应的比例在新加坡是38%，台北是34%。显然，在香港人心目中，“与工作收入相比，工作声望和工作意义都是次要的。”[43] 客观地说，香港社会看重实利的风尚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人们的现实主义态度使香港社会存在着某些极具现代社会特征的元素，如全社会接受并推崇与企业家的雄心与创新精神相适应的价值观念。这在香港社会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它是构筑香港经济奇迹的重要内在动力之一；另一方面，这种风气发展到极致便是物欲横流，人成为财富的仆从，接受金钱的奴役。
70年代以后，香港社会重实利的风气发展到新的阶段。香港经济起飞后，众多香港家庭告别温饱走向富裕，如何快速致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话题。在这种情形下，可能一夜暴富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开始进入普罗大众的视野，成为他们跻身其中的经济活动舞台。有限的金钱激发了无止境的欲望，人们参与投资与投机的热情喷薄而出。1972年香港股市热潮达到鼎沸，港府财政司曾经告诫说：“股市活跃情形，已达疯狂程度，不论买卖，完全失去理智。投资股市虽为增加个人财富之途径，然香港之经济繁荣，重点系在工业生产，日以提高品质扩大输出为务，倘抛弃生产而埋首股市求利，严重损害香港之经济繁荣，实为不智，吾知我广大市民必不肯愚昧至此也。”[44] 1973年香港股市崩溃，投机者、投资者铩羽而归。但是，从此以后，炒股、炒楼、炒金、炒汇等行为成为都市红尘繁华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普罗大众热衷投资是香港经济与社会转型后必然出现的现象，只是其中所蕴含的过度投机为香港社会平添了喧嚣躁动、热衷投机、渴望暴富的风气。
总的来看，在香港社会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中西社会文化因素相互激荡，香港的社会习俗风尚演绎出东西融合、古今交汇的万种风情。今日香港社会习俗风尚犹如万花筒般多姿多彩，富于变幻，明显不存在任何的统一感。香港社会对现代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表现出海纳百川的开阔胸怀。在追随世界潮流的同时，香港华人珍存着对本民族习俗的热爱和信仰。春节期间，黄大仙庙万头攒动，参拜的香客川流不息。敬香拜佛的不仅有年迈的老人，更多的是新潮青年。香港白领职员白天西装革履，翻阅英文报纸，享用所有现代化设施。晚上回到家里则搓麻将、看广东戏、做道场。他们问卜算命，讲究风水，保留了部分中国传统风俗习惯。香港人结婚多集中在每年的阴历十一、十二月，显示出华人传统习俗的强大影响力。1988年重阳节，报章撰文指出：“香港是中国传统的保卫者，以重九为例，此日街道上堆满了男男女女手持鲜花的人，去天主教坟场的孝子贤孙络绎于途。慎终追远，是中国人的信条，不是现代文明所能洗脱的。”[45] 这是真正的现代社会，给予人们自由生活的空间。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来自不同地区的风俗时尚互不干涉、互相尊重、互为补充，营造出传统与现代、异域与本土文化元素和谐共存的美好图画。
[1] 李树芬：《香港外科医生》，1965年香港出版，第16页。
[2] 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1912-1941》，第81页。
[3] 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鸦片战争》，第4册，196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39-240页。
[4] 《钦命总督香港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二等水师提督军门佩带头等宝星卜（力）布告》（中文附件），见英国殖民地部档案，C.O.129/290。
[5] 蔡荣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120页。
[6] 迈乐文：《帝国统治下的香港 1912-1941》，第10页。
[7] 何东：《香港华人》，《今日远东印象及海内外知名华人传》第529页。
[8] T.C.Cheng：《1941年以前香港立法局及行政局华人非官守议员》，见《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1969年第9期，第12页。
[9] 李树芬：《香港外科医生》，第62页。
[10] 《香港掌故》，第3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95-96页
[11] 金应熙主编：《香港史话》，1988年广州出版，第134页。
[12] 安德葛：《香港史》（G.B.Endacott, A History of Hong Kong），牛津大学1964年出版，第243页。
[13] 塞耶：《谨言慎行年代的香港 （1862-1919）》，香港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110页。
[14] 蔡容芳：《中国历史变迁中的香港》，第9页。
[15] 李树芬：《香港外科医生》，第20页。
[16] 科大卫编：《香港历史资料：社会》，第122页。
[17] 何东：《香港华人》，见《今日远东印象及海内外知名华人传》第528页。
[18] 《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7卷，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第115-116页。
[20] R.E.帕克：《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5页
[21]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30页。
[22] 张文元：《40年代末期香港社会见闻》，见鲁言等着：《香港掌故》第6辑，1983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第127页。
[23] 《港九风情》第11页。见安平、林兴炯主编：《港九剪影》。
[24] 冯鸿述、陈振名编着：《香港华侨教育》，第170页。
[25]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1963年出版，第261页。
[26] 张文元：《40年代末期香港社会见闻》，见《香港掌故》第6辑，第118页。
[27] 张文元：《40年代末期香港社会见闻》，见《香港掌故》第6辑，第118页。
[28] 冯鸿述、陈振名编着：《香港华侨教育》，169页。
[29] 冯鸿述、陈振名编着：《香港华侨教育》，171页。
[30] 冯鸿述、陈振名编着：《香港华侨教育》，170页。
[31] 冯鸿述、陈振名编着：《香港华侨教育》，171页。
[32] 许寿康编：《香港指南》，1958年香港出版，第91页。
[33] 周永新：《见证香港五十年》，第50页。
[34] 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第16页。
[35] 伊恩•罗伯逊：《社会学》，上册，第134页。
[36] 香港中文大学群众播导中心编：《香港社会变迁与报业》，1971年香港出版，第28页。
[37] 张月爱：《香港 1840-1980》，见《香港掌故》第4集，第122页。
[38] 周永新：《见证香港50年》，第51页。
[39] 陈祖泽：《端正服装是妇女道德》，见陈祖泽着：《益世论文集》，1968年香港出版，第93页。
[40] 李安求、叶世雄合编：《岁月如流话香江》，第180页。
[41] 《贤能主妇其抉择之》，见《华侨日报》1965年9月11日。
[42] 《夫妇之间应有谅解》，见《华侨日报》1967年9月10日。
[43] 乔•英格兰、约翰•里尔着，寿进文、唐振彬译：《香港的劳资关系与法律》，第64页。
[44] 华侨日报社编：《香港年鉴》第26回，1973年香港出版，序言，第1页。
[45] 参阅张彻：《回顾香港电影30年》，1989年香港出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