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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仪与福建台湾研究
陈仪与福建台湾研究
闽台一衣带水，气候、地理环境、人种、文化相似，同根同源。经闽粤移民200多年的开发，台湾成为中国东南沿海一个发达的农业地区。日本侵占台湾后，建立台湾总督府，移植新的经济制度与技术，引起大陆各界人士的关注，纷纷赴台考察。陈仪是大陆研究日据下台湾的组织者与实践者，对福建台湾研究居功至伟。多年来，笔者从故纸维中，寻到陈仪与福建台湾研究的大量资料，现整理成文，作一简评。
一、陈体诚考察
1883年5月，陈仪出生于浙江绍兴。1902年，他考上官费，东渡日本留学。1917年，陈仪再渡日本，入陆军大学，为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学生。北伐军起，陈仪任职南京国民政府，担任军工署署长，赴欧洲考察，眼界大开。
1933年，十九路军在福建举起反蒋义旗，旋即失败。闽台一水之隔，西进福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组成部分。陈仪在日本军政界有丰沛的人脉，蒋介石看中他对日交往的能力与经验，1934年2月任命陈仪为福建省政府主席。蒋介石、张群遇有对日外交重大事件时，常密电征询陈仪的意见。1935年12月，华北形势遽变，陈仪临危受命，赴北平与日军交涉。
年届五十的陈仪，已到了知天命之年。留学、从政、经商、带兵、办实业，经验丰富，履历完整，为官清廉，具有强烈的政治理念。国民政府高官中极少具备如此资质。出任地方大员，他正想落实平生抱负。
福建遍布山地，粮食不能自给，出产的茶叶、瓷器等远销海外，曾经是中国东南富庶的省份。随着印度茶叶、欧洲机制瓷的成长，以对外贸易赖以生存的福建经济一落千丈，交通闭塞，生产落后，教育不发达，特别是闽西地区，充满贫穷。闽变之后，秩序尚未恢复，人心待定，陈仪只能尽力于治安。红军撤出闽西，游击队的活动渐不如过去，地方逐渐恢复安定。要想保持福建的长治久安，必须改进政治，发展经济。
治安渐趋好转，基本工作稍有了基础，应注重建设，从何入手不易解决。福建位于亚热带，全省除沿海几块平原外，几乎是山地，决定了1200万人的生活形态。全省17000多万亩的总面积中，供农业耕种的土地只有2000多万亩，不到12%。每年生产三四千万担的谷，三四千万担的甘薯，还有三百多万担的麦子，合起来只够八九个月的吃用。很多的山，每年可生产值一千余万元的茶叶，值七八百万元的木材，值六七百万元的土纸，还有值数百万元的竹笋及果品等。这些物产，加上一些土产，每年输出外省或外国的，共值三四千万元。但需要外来的货物，每年却比输出的多至一倍，即七八千万元。其中半数是粮食及衣料。每年有华侨汇款约4000万元，除在汇兑上平衡福建省对外收支外，基本上与福建经济无何裨益。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时，台湾的经济规模不及福建。但是，日本殖民者经过近40年的经营，福建已被台湾远远抛在后边。要想使福建摆脱战乱与贫困，最直接的一面镜子就是台湾。陈仪有感于福建经济的凋敝，渴望取鉴日本治台的经验。在他的促成下，由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厅长陈体诚带队的“考察台湾实业团”于1934年11月13日至28日，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考察。
考察团抵高雄，途经台北、台南、恒春、屏东、嘉义、阿里山、日月潭电站、台北、基隆，返厦门，驻台11日，参观水利、水电、营林、自来水、洋灰工程，冷藏、制材、制盐、制茶、制糖工厂，农事试验场、畜牧场、林场、茶山柑橘园、农业学校、农业传习所、农业仓库组合及检查所、初级及高级工业学校、专卖局，及其他各学校机关等。返闽后考察团编成《台湾考察报告》，约22万字。
陈仪作序于前，指出：“此次组织台湾考察团，派赴台湾考察，即欲输入关于各种建设上之知识，藉为闽省建设之考镜也。查台湾产业发达之历史，虽为时不久，然其发展之过程如何，所用之方法与所采之步骤如何，举足为闽省振兴产业之参考，此就纵的关系言之，有考察台湾产业之必要，一也。闽省与台湾仅隔一衣带水，自然之环境既同，所生之物产无异，自气候地质以至农林渔牧殆无一不同，台湾前此所用以经营各种产业之方法，在在足为吾人考证之资料，此就横的关系言之，有考察台湾产业之必要，二也。……分二十一章，举凡米稻、甘蔗、制糖、园艺、茶叶、林业、水利、农林机关、渔牧、电气事业、铁道、专卖、土地整理、财政、警政、教育、卫生，以及麻疯病治疗、鸦片等，无不悉心记述，巨细靡遗。余睹此书之完成，除一面感谢台湾官民之指导盛情外，并拟尽其力之所及，将此次考察结果，择其适合于闽省者，次第见诸实行，庶此次之考察为不虚也。”[1]
陈体诚感慨：“台湾之幅员只为福建四分之一强，其发达之区为五州之西部，面积不及吾闽兴泉漳三属各县之大，气候相若，土壤相似，而其生产能力竟超吾闽六倍以上，只米糖二项，一年所产值价日金二万五千万圆，足抵吾闽全省三年生产而有余，则其过去三四十年之努力有以致此也。……故台湾之繁荣可归功于农业之发展。而农业之所以能臻进至今日地步者，则生产事业‘合理化’及‘统制’有以使然也。欲使农业之生产之‘合理化’，第一尚试验研究。……第二要推广蕃殖。……吾人习知生产事业之成功，固基乎一切之合理化，而求国民经济全部之发展，必须出于‘统制’之一途。年来欧美各国，每以生产过剩致发生经济恐慌，一方鉴于苏俄政府之统制全国生产，遂盛倡所谓经济统制或计划经济，以管理本国之生产，并加高关税壁垒，以排斥他国之生产。惟因欧美各国生产事业，向操诸资本家之手，放任既久，势力自强，一旦由政府施以束缚，不易就范，故其所谓统制政策，殊难即速奏效。在此世界经济恐慌之下，独有日本尚能维持其倾销政策，向外发展，盖其农工商业，素在政府统制管理之下，其全国国民经济之兴衰，全视政府所取之政策为转移，固不必如各国之临渴掘井也。
统制政策之实施必赖乎强有力之政府。台湾总督府对于人民之力量不言而喻。故其一切生产事业，均无不在政府统制之下。农会之会长由地方官兼任，工商组合（即同业公会合作社等）由政府派员参加。又共同贩卖所之重要人员，亦由政府派任。此在纯粹人民团体，尚由政府管理。至若官商合资之会社，其社长理事无不由总督府任命者。总督府尚设有无数之检查所以检查各种生产，如米谷、甘蔗、芭蕉、凤梨、植物苗及肥料等等。非经政府检查不能任意输出或输入。全岛之交通事业，如铁道、公路、邮政、电报均归政府所设之交通局经营之。全岛之森林，十分之八为官有。又凡有利之特别生产事业，均由政府统制而设局专卖之。其专卖之物品有五，鸦片、食盐、樟脑、烟及酒是也。专卖之结果，除祛除弊害，增加生产，统制运销以外，在财政上之开源亦为台湾发达史中最堪注意之一项。因其专卖收入（年四千数百万圆）占政府岁入三分之一，而约为正当租税收入之三倍也。统制政策之成功，一切事业均化零为整，趋于统一。专卖品统一于专卖局，铁道公路邮电统一于交通局，农业试验研究统一于中央研究所，森林统一于营林所，生产管理统一于殖产局。”
他强调：“以言政府组织，台湾总督府除军权外，有统治全岛之权，一切法令虽经其内地政府敕令公布，但均系因地制宜，由总督府拟订者。高等法院亦隶于总督之下，故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不分立，政治上之运用如手之使臂，臂之使指（注：此处请与吾国各省之情形互相比较）。总督府之内有总督官房（如省政府之秘书处）、内务局（如民政厅）、文教局（如教育厅）、财务局（如财政厅）、殖产局（如实业厅）、警务局（专司警察）。而法院交通局（专司铁路邮电道路）、专卖局、税关、中央研究所，及各高等学校等，则均为总督府之附属机关。故其与吾国各省政府组织所不同之点，（一）各局之附属机关甚少，重要附属机关均直隶总督府，税关不属财务局，学校不属文教局，道路不直辖于内务局，而府内各局之职掌，有类吾国各部之司署，将来吾国各省政府合署办公之后，各厅之职权有逐渐削灭之趋势，或亦可改如台湾之各局矣。（二）内务局专司土地、土木、水利、气候、地质等事，合吾国省府建设厅民政厅之一部份职责，警务局专司保安、卫生、警察，合民政厅保安处之一部份职责。交通局因有直接事业，不在总督府内，而其经营之事，合吾国中央政府所管之邮电铁路事业，与省政府所辖之公路事业于一处。此种制度，虽难尽适用于吾国各省，而在一岛内事权之统一，职责之分明，则非吾国各省所能望其项背也。台湾总督府之岁入岁出预算，每年在一万万圆以上，较吾国任何一省（广东或除外）之预算为大，考其岁入中，官营事业收入如铁路、邮电、森林等等，约占百分之五十，专卖事业收入占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他租税收入之中，土地税（田赋在内）约一千五百万圆，以此足证政府经营建设事业，及统制或专卖事业之重要。又其岁出预算之中，农业奖励、补助、试验、研究经费，年占四百五十余万圆，此则农业发达之原因所在，亦即农业发达之自然结果。吾国农业各省份似不可不深加注意也。”[2]
二、陈仪赴台实地调查
陈仪注重调查研究，经常告诫部属：“建设工作最要紧的，就是调查。以前有许多事情，往往怕麻烦，不去调查，马马虎虎的着手去做。那知一做，就告失败，其原因就由于当初对于所做的事，根本没有认识清楚。以后无论什么事情，在未做以前，都要详细调查。”[3]
陈仪与日本驻厦门、福州领事来往颇多。日本人为纪念“始政四十周年”，举办博览会。闻此讯，1935年8月18日，陈仪指出：“对台湾此次举办博览会，甚希望本省各实业团体，及文化机关，能有多数人前往参观，盖台湾与本省，仅隔一衣带水，气候地质，人情风俗，以及各种物产，相同者甚多，其产业发达之历史，虽尚短浅，但所取步骤，所用方法，及各种技术，均足资吾人借镜，又近世产业之发达，与文化关系十分密切，亦可说文化为产业之根基，如教育科学社会组织等等，均甚幼稚，产业即无法进展。纵观一国产业如何，不难推想其文化之程度，一般人多以为博览会之目的在奖进产业，实则并具有文化的表现与传播之作用，因此博览会如能精详参观，对于获取新知，增进文化，裨益当亦不少，上年本省派员赴台湾考察即本此意，此次博览会，本省各实业机关，文化团体，如能多派前往参观，余想亦可得不少利益。”[4]
福建省政府建设厅举办全省特产竞赛会，择优良品种，准备参加10月在台湾举办的大规模博览会，以资观摩，藉以改进，届时福建省拟派员参观。[5]8月20日，福建省政府通电各县政府，“今年10月10日至11月28日，台湾举办博览会，为谋本省参观人员便利，饬由建设厅组织参观团，前往参观者应详列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等，于9月10日前，送建设厅登记。”[6]
10月，台博会参观团员依照建设厅规定须知，原应由团员推选团长，集合福州，同轮出发，本定20日以内启程，因各员分散各地，集中不便，复由建设厅决定，团员可以自由前往参观，由建设厅给予证明。[7]
10月10日，台湾博览会开幕。应台湾总督府之邀，21日下午3时，陈仪偕顾问李择一、委员林知渊、秘书处第二科科长陈宏声、秘书沈铭训、统计室主任杜俊东，及副官并主席眷属等十余人，由福州马江，乘逸仙军舰渡台参观。一区行政督察专员王伯秋，奉派赴台参观博览会，并考察台湾地方自治及工商业情况，藉资参考，随团出发。[8]
陈仪一行赴台，遇台风。22日晨6时余，入基隆港。台湾总督派员来接，抵基隆，乘火车，10时抵台北，下榻中华总领事馆。辜显荣在宅设宴为陈仪洗尘。午后，陈仪访台湾总督中川健藏及各机关长官。23日，由中华民国驻台北领事馆郭彝民总领事陪同，陈仪赴博览会第一会场参观。场设台北市公会堂一圆，下午参观第二会场，场设台北市新公园。[9]
24日，陈仪继续参观第一会场，复至南方馆，参观福州、厦门、汕头、广东、香港、澳门等地特产，又至福建省特产馆。下午，他接见旅台华侨团体代表。夜10时半，乘台北高雄间的夜快车，赴中南部视察。25日上午8时，陈仪抵高雄，登寿山，俯瞰海港。下山，参观博览会高雄市的观光馆，候台南火车，11时搭赴台南州，午抵州署。下午2时半，陈仪视察嘉南大圳水利工程。其耗费巨大，所排之水足供全台农作物三分之二的灌溉。[10]陈仪感慨万千。
26日，陈仪参观日月潭水电站，并游日月潭。下午抵台中。李择一赴台五六次，解释此行原委：“陈主席此次赴台参观博览会，其动机或基于治闽两年，地方虽日见安定，但生产建设尚未达到理想时期，闽台相隔一水，地质气候与民众生活，完全相同，而农工事业发达程度，几不可以道里计，其原因所在，有待于亲历其境，藉资借镜。”陈仪亦有向海外推销福建产品的打算。[11]27日晨，陈仪游台中城，又乘火车去台北。28日，应林本源后裔林熊祥、林熊光、林柏寿邀请，陈仪参加茶会。[12]
台湾博览会10月10日开幕，因闽出口商品为数甚多，南方馆不敷陈列，加建福建省特产介绍所，于同月20日开幕，福建省出口展品除非卖品外，至11月20日止，计售出合华币18000余元。[13]南方馆所陈列的为厦门、汕头、香港以及南洋各地的物产等。第二会场所在台北市太平町，其中有六个馆，如南方馆、马产馆、比律宾馆、福建馆。福建送展的物品有沈绍安漆器等，此外古玩、雕刻、角梳、名香等产品也不少。[14]
陈仪参观博览会，以政务繁重，未能久留，于10月28日下午4时，偕顾问李择一等，乘原舰由基隆启程回闽。29日回福州。前渡台随员为12人，尚有8人分组留台考察政治、经济及其他各项建设事业。[15]陈仪是日据50年中，国民政府赴台考察的最高官员。
三、李时霖考察
1936年12月1日，奉福建省政府之命，厦门市长李时霖率晋江县长张斯麟、福清县长毛应章、惠安县长林鸿辉、永定县长钟干丞等11人，赴台湾考察。2日，考察团抵基隆港，途经台北、台中、台南，13日自基隆返程，14日抵厦门。
考察团编成《台湾考察报告》，约8万字。内容包括台湾的卫生事业及其行政、鸦片制度的沿革及概要、农林、考察台湾农村经济之感想、农会之组织及其任务、水利及灌溉、交通、电气、经济状况、地租、糖业、台湾的透视，附录《考察日记》。
陈仪为该报告作序：“今岁（1937年）为闽省之经济建设年。此后施政中心，实以经济建设为先务。惟兹事体大，不有借镜，难期推行尽利。台湾与闽带水相望，不特气候地理同也，即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如农林水利交通卫生诸端，亦复什九相似。取彼成规，供我参考，期收事半功倍之效也。”[16]
考察团推崇台湾的农业发展：“（一）生产技术化：吾闽产业，非不丰腴，徒以墨守成法，产品窳败，失却时代性，消费者将莫过而问焉。生产低落，寝假衰微，有由然也。故增进农村生产，首在注意产品之合理化，期以科学的头脑，以艺术的方法，为质的方面之改良，量的方面之繁殖，庶能为物质之竞争，否则农产市场之排挤，衰落情形将有不堪以道里计者。（二）出产的统制管理：生产事业之发展，固须求生产之技术化，而全部国民经济之推进，尤须赖于政府之统制，如生产过剩所不可避免之经济恐慌，影响于农村殊巨，而农产市场之获得，及保护倾销之政策，要皆为生产发展之必要关键，故生产统制，足以调节生产之过剩，一方可以发展倾销之市场，台岛生产统制，固久已行之而有利者也。（三）纳税负担：出产税之轻重，有关于产品价格至巨。政府保护农村生产，自应以减低出产税率为第一要件，环顾吾闽，一物之微，出产有税，销场有税，通过有税，附加有税，名目繁多，以农产品未经改良，已不足与世界市场竞争，而益之以科税过重，产价骤增，生产何能不败，此确定减轻农产税，亦为奖进农业生产之要件也。（四）生产之奖励：改良生产，首重奖励，以政府之力量，补助农村，则农村经济不致竭蹶不振，如吾闽匪氛连年，人民救死不瞻，安有余力投资生产，固有产品，将无以保持，曷足以言改良，故以农民贷款，发展农业生产，补助购种经费，以改良品种，产品竞赛之奖励等等，要在择其需要，审别事宜，而随时掖进之，庶于增进生产，或有裨乎。”[17]
四、借鉴台湾经验
对日本侵略者奴役台胞的一面，陈仪洞若观火：“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或且不及殖民地如爪哇新加坡等地人民生活的好，但精神生活自由得多，愉快得多。如台湾人，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厉害极了，愈有知识，愈感痛苦，他们无论受过多么深的教育，拥有多么富的财产，但一遇到日籍警察，只好俯首帖耳，畏之如虎。所有地位较高的工作，台湾人向来没有插足的机会。据闻台湾政府里面，仅有两个课长以及几个课员若干技士是台湾籍，其余都是日本人。这种被压迫情形，真令人痛心。可是统治台湾的，向来比较的算是日本有见识的第一流人物，于压迫台人之中，还要顾到点假面子。”[18]
在陈仪的推动与组织下，福建省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对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多门类的经济考察，获得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感性认知。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效率，经济上的统制政策，农业的技术改良等等，都给陈仪留下深刻的印象。中国大陆天灾人祸不断，小农经济与皇权政治已难以为继。民国初年，照抄照搬西方的宪政制度，一盘散沙，中国徒有共和之名。1929年西方世界经济大危机，敲响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丧钟。如何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如何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先进的中国人仍然是一头雾水。陈仪认为，福建要想走上新生之路，必须洗心革面，借鉴台湾的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模式，即在政治制度上实行一元化领导，建立现代省政制度，加强省政府的权力，特别是省主席的权威；推行统制计划，以政府权力来兴办实业，建立公营企业，限制私人资本的成长；加强调查研究，制定计划，强调数字管理，注重设计、执行、考核；发展农业，推行品种改良，组建合作农场。
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下，经济迅速发展，福建远远不及。陈仪希望福建能像台湾一样，建立现代省政。在政治上，他主张集权制，对于一切措施，非管即统。在福建做8年主席，权力之大，超过其他省主席。陈仪在福建，所有措施全以省令行之，各厅处无单独对外行文的资格，即使一个科员书记的任免，必由省府秘书行之。他延揽了不少人才，以强悍的作风推行新政。福建在政治上渐有起色，经济逐步发展，文化教育步上轨道，成为中国一个开风气之先的省份。陈仪在福建设立银行，发展公营经济，推行粮食公沽，加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抗日战争打乱了陈仪建设福建的计划。统制经济的出发点甚善，但扼止了民间的经济活力，扩大了操作者的权力，加上没有相应的措施配合，民间未蒙其利，反受其害。陈仪的统制经济政策，特别是粮食公沽招致各方反对，得罪了奸商与土豪劣绅，也得罪了特工。福州沦陷，作为全省军政长官的陈仪失地有责，不得不向国民政府自请处分。1941年9月，陈仪离开福建。
综上所述，陈仪是福建台湾研究的组织者与实践者。他及其随员对日据下台湾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大陆台湾研究的最高水准。陈仪取鉴台湾经验，在政治上推行省政改革，经济上发展统制经济，加强闽台交流与合作，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注目，推广福建的施政模式。陈仪不但是“日本通”，也成为首屈一指的“台湾通”，为1945年接管台湾做出了必要的准备。
褚静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长期探讨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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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仪序》，陈体诚等着《台湾考察报告》，福建省建设厅1935年，第1—2页。
[2]《总论》，《台湾考察报告》，第18—26页。
[3]《1935年4月15日在县政人员训练所区政班训话》，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陈主席言论集》，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1938年1月，第34页。
[4]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8月18日第七版。
[5]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8月18日第七版。
[6]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8月21日第六版。
[7]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0月16日第六版。
[8]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0月22日第六版。
[9]《陈主席考察台湾记》，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0月30日第七版。
[10]《陈主席考察台湾记》，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0月31日第六版。
[11]《陈主席考察台湾记》，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1月1日第六版。
[12]《陈主席考察台湾记》，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1月2日第六版。
[13]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1月26日第六版。
[14] 《“台博会”的概况》，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1月27日第八版。
[15]福州《福建民报》1935年10月30日第六版。
[16]《陈主席序》，李时霖等编《台湾考察报告》，厦门市政府秘书处1937年6月，第1页。
[17]《李时霖序》，《台湾考察报告》，第28页。
[18]《1938年1月8日参加民教师训所毕业典礼训话》，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编《陈主席抗战言论集》，福建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室1938年12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