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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仕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2014

摘要：2014年度，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亦有突破理论、视角瓶颈的反思与探索。电子资料的海量增加，统计、调查资料的涌现，社会史研究中引入大数据分析与研究模式值得期待。市政建设、城市空间、城市建筑等方面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社会治理受到关注。近代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和互动，生活方式变迁取得新进展。社会结构、社会治理、慈善、灾荒史等领域需要拓展研究视角。医疗、卫生、环境史以及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实证研究有待深化。
关键词：近代中国 社会史 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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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内外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延续近年来兴旺发展势头，取得一批新成果，出现一些较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一、社会史理论与方法
20世纪最后三十年，国际史学界兴起了公众史学，也存在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向。近些年来，中国学界对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理论探讨逐渐增多，这些理论探讨有的缘起于社会史研究，有的直接关系到社会史研究，本年度即有数篇文章围绕这些主题展开。[1]这些理论探讨多从域外着眼，一些学者从本土资源探索社会文化史理论也取得可喜进展。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对于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与俗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2]梁景和认为，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客观生活质量主要指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而主观生活质量指的是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研究方法，在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3]
计量史学在世界史学潮流中曾盛极一时，而今，时过境迁，其风光不再。旧理论、旧方法、旧领域虽不在潮头浪尖，却往往不能退出历史研究的舞台。近年随着新史料尤其电子资料的大量涌现，运用计量方法针对中国问题，尤其是社会史问题展开研究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梁晨、李中清以学籍卡材料为中心讨论了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他们指出，学籍卡似的格式化、系统性历史文献成为构建大型计量历史数据库的重要资源；这些计量历史数据库往往能向学者展现出依靠传统文献分析方法难以显现的“新史实”；这些“新史实”不仅对填补或纠正过往的历史认知颇有裨益，甚至还能有效地推动学术理论的演进与革新。[4]
二、家族、群体与社团
社会结构的研究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多的家族、群体、社团个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研究取向或者探讨群体与团体内部结构及变迁，或者将其放入诸如国家与社会之类的解释框架中予以分析。
郭娟娟、张喜琴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5]田彤、赖厚盛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纱厂工人出于生存需求，在斗争与合作之间自行选择自己的抗争方式，缺乏阶级认同；他们虽不乏斗争性，但不能团结，缺乏自我认同；纱厂工人未能形成一个实在的阶级，而只是一个群体。[6]邱澎生讨论了苏州商会的代表性问题，他指出，清末苏州商会参与抗争税收的过程表明商人团体由原先会馆、公所时代作为在实际上保护商人权益的“代表”，演变为商会时代能同时在实际上与名义上保护商人的“代表”。[7]池子华指出，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在长三角地区的近代打工妹求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工单位根据职业的性质寻求打工妹的“职求”路径，同样不能小视。[8]高纲博文的《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一书，讨论了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上海事变与日本居留民、日中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问题”等，试图阐明日本人在上海的具体活动及其意识状态。[9]
国家与社会框架往往衍生出群体、团体与地方社会、各级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互动。
许冠亭的研究表明社团与国民党党部之间存在张力。1934年苏州光裕社与男女说书会因苏州弹词男女拼档演出形式引发冲突。冲突双方没有诉诸司法机构，而是依次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呈请裁决。许冠亭指出，中央党部的终裁允许社团分立、禁止男女拼档，但社团迅速分立而男女拼档却有禁无止；后来男女拼档成为主要演出形式，社团复归统一，竟与终裁方案完全相反。[10]
何友良则指出了苏区社团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和谐关系。苏区政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11]
彭南生注意到了1921年上海商界总联合会分裂原因的复杂性。他认为，政见的分歧是双方对立的基本原因，权力争夺是彼此角力的关键因素，商界内部的派系矛盾则是新、旧两总会摊牌的重要推手，在政争、权争与派系之争的背后，既掺杂着宁波帮与非宁波帮之间复杂的地缘因素，也存在着内部制度设计不合理、商联会成员社会成分复杂等组织缺陷。[12]
家族、群体常常利用各种社会、文化资源在地方社会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吴强华指出，南社成员通过举行祭祠哭陵等具有反清色彩的象征性行为及与此相关的诗词唱和，营建江南士人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意识认同，建立起以江南士人为主体，以地缘、血缘、业缘为基础的跨地域社会交往网络，并依托社群交往网络的规模效应，谋求实现文化资源与政治权力的对接，以期在社会转型期中维系自身的社会声望和群体权益。[13]李甜认为，明清皖南旌德方氏方氏通过编撰家史，他们将地方名人方元荡奉为始迁祖，巩固了地方精英对方氏宗族的支持，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可，官方志书还纳入其家史。这些都使方氏在地方社会主导权的竞争中赢得了绝对优势的地位。[14]
性别视角是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角度，最早由西方引入，后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本年度一些论着从性别的视角呈现了近代中国社会中女性的某些面相。
有学者分析了战争、政治、司法中的女性。陈雁的《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一书，从性别角度重新审视中日战争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国女性的影响，试图呈现出当时上海妇女对于战争的体验、记忆，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和话语的感受。[15]李木兰的《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一书认为，近代中国女性精英倡导的妇女参政运动，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使得男性和女性道德的性别规范在这一空间急剧地转型。[16]张念的《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一书，揭示出中国妇女解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主要讨论了国家理论中的性别、女性解放的道德与政治冲突、革命政治与性别伦理、性别平等与政治正当性、自由的性别实践等问题。[17]杨兴梅指出，中共的反缠足运动延续了自晚清以来的政治化思路，不断根据新的形势，赋予缠足各种内涵。苏维埃时期，共产党一面彰显缠足的“封建束缚”特点，一面强调放足对“参战动员”和妇女解放的意义。抗日战争爆发后，除抗战、革命与生产动员外，缠足对妇女自身的影响，继续受到中共的关注。1945年后，中共的反缠足运动逐渐与土改、生产及支前运动结合起来，放足最终成为解放生产力的手段。[18]杜正贞从龙泉司法档案的供词、笔录中观察到女性自己站在了公堂法庭之上，直接面对知县、法官以及对方，并发声说话，同时她又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供词和笔录如实记录了女性当事人真实的语言和诉求，专业化的司法程序、法律语言，使男权以微妙的形式继续潜藏于诉讼过程中。[19]
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中的女性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小田讨论了江南乡村女巫的近代境遇，认为这一境遇有两个层面：一是不断遭遇政权的取缔又屡禁不止；二是得到了普通民众的积极崇奉。这种矛盾的境遇源自传统小世界和文明大世界的各别逻辑。[20]秦方以清末民初天津女学为切入点，透过游移经验的视角来审视近代女学师生如何借助女学这一途径实现其在地域、空间和身份认同上的移动和转变。[21]秦方还以晚清出现的新词汇“女界”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国女性在国家民族话语、男女性别关系和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等脉络互动中形成的身份建构和认同。女界试图以“界”的身份，与其他各界平权并立，共同参与到对国家民族的建构中来。但女界坚决与妓界划清界限，正是在这样的不断扞格之中，女界之大同理想终成幻想。[22]
三、城市与乡村社会
近年来，城市史一直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热门领域，本年市政建设、城市空间、城市建筑等方面研究成果比较突出。
董玥的《民国北京城》一书，考察了民国时期北京的空间变迁、日常物质生活及其文化表述。该书不是把城市作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舞台，而是综合考察北京这个古老帝都本身的转型，以及被塑造成现代中国“文化城市”的过程。[23]王煦的《旧都新造：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建设研究（1928—1937）》指出，民国迁都以后的北平市政建设，是在多种社会力量和多元利益群体互动博弈、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是传统与现代城市元素既对立矛盾又融合开新的过程。[24]董佳的《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梳理了1927—1937年南京城市现代化受政治和权力影响的复杂性。该书对城市规划设计的表达、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首都建设中的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建筑艺术与近代革命文化象征表现等历史现象进行阐释，展示出中国近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有别于西方的特征。[25]万勇的《近代上海都市之心：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功能与形态演进》以相关的历史地图和历史图片为基础，分别对公共租界中区的城市功能、住宅布局、空间形态、道路桥梁、市政水系等空间元素的历史变迁进行阐述，反映了外滩地区空间形态的来龙去脉及其缘由。[26]洪煜、刘永广以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例讨论了近代地方城市建设中的困境。拆城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权力象征，拆除城墙是自己践行革命意识最实际的行动表达；而反对拆城者，将城墙作为一种安全治安的保障。[27]近代外国人在上海的筑路、营建活动触动了当地民众的风水观念。牟振宇运用《申报》资料，分析了近代上海官方、民众、士绅与外国人在风水问题的冲突与纠葛。[28]
史红帅的《近代西方人视野中的西安城乡景观研究(1840—1949)》展示了清末民国时期西方人视野下西安城乡景观面貌及其变迁，进而揭示近代西方世界“西安观”乃至“西北观”的形成、发展与传播的过程与途径。[29]赵莹莹指出，1883—1919年间，上海徐园经历了从“私家园林”—“公共雅集园”—“商业娱乐园”—“大众准公园”的变迁；上海的买办商人和文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也分别经历着从“雅士”到“雅商”再到“绅商”、从“雅士”到“政治文人”的转型；疏离政治的“隐逸”的江南文化传统也在都市空间中逐渐让位于热心社会和政治的“入世”倾向。[30]李彬彬揭示了近代上海公墓体制逐渐由民治转为官治的过程。[31]马树华分析了作为近代城市纪念性建筑的青岛栈桥。[32]
一些乡村社会的研究成果颇为引入注目。罗威廉所着《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一书，细致描述了从元朝末年到抗战初期麻城县经历的种种暴力事件，从地理环境、政治文化、阶级结构等方面探讨了暴力的社会生态。该书既继承年鉴学派探讨长程社会变迁的优良传统，又借鉴了新文化史注重意义解读和故事讲述的研究取向，既有对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的精彩论述，又有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重新检视。[33]张俊峰指出，清至民国时期山西水利社会中的水权交易行为相当普遍且类型多样，这不仅是水资源紧缺状态下山西民众智慧的结晶，也是调解水资源时空配置不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种特有方式。[34]姜萌认为，清末现代乡土史志尽管书写者情况各异，书写形式不同，但仍有三个共同的特点：在“世界—国家—乡土”格局中寻找乡土的位置、借激发“爱乡土之心”而增强“爱国之心”、努力探寻乡土的特质以为改良乡土贡献力量。[35]
近年来，交通社会史，尤其交通对城乡的影响方面取得不少成果。江沛、陈夏琼指出，京汉铁路通车刺激了漯河运输业、农业产业化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并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农业与贸易依附向现代工商业的转型；带动了漯河城市规模和空间的持续膨胀，逐步发展成为物资集散地，并奠定了豫中南地区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36]任放认为，晚清以降，两湖地区的新式交通工具成为近代工商实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交通工具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轮船等新式交通相楔合，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交通格局。[37]吴明罡分析了近代东北西部的铁路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38]
四、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
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控制力越来越大。近年的一些研究比较关注近代新式机构对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推动，不少研究以地域性个案作为切入点。
梁勇所着《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讨论了一个具有移民社会特色的地方基层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通过保甲制度、啯噜、客长、团正、学董、八省会馆等，探讨了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在基层治理上的互动情况。该书指出，在巴县，政府不仅积极地以各种方式干预具体个案，同时也通过制度设计，比如说设置客长、团首等乡村非官绅精英来达到维持地方控制和法律秩序的目的。[39]
长期以来，北洋时期历史被建构成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丧权辱国的黑暗年代。近些年来，学界关于北洋时期的历史书写已悄然改变。北洋时期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也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唐仕春的《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从社会史视角探讨了司法独立理念与共和观念，收回法权运动与政治分立，司法经费与人才，以及诉讼状况等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形成不同的组合模式，推动或制约司法与行政的分立。该书着力于史事重建，使言说的界限建立在数量概念之上。[40]
丰箫的《权力与制衡：浙江省嘉兴地区乡镇自治研究：1945—1949》将乡镇自治研究置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下，而非官治与自治、绅权与民意的简单对立；将国家与乡村社会视为两个互为影响和制约的主体，而不是主动与被动、控制与被控制绝对对立的关系。[41]
何文平分析了民初广东民主政权建设与新兴政治精英的困境。[42]邢照华指出，20世纪前期广州社会纠纷调控中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纠纷应对中显示出了一定的互补性，但调解本身仍然呈现出无序化和多方博弈的特征。[43]吴沙《近代广州警察》讨论了近代广州警察与广州社会的关系。[44]朱煜指出，1928—1937年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颇能如鱼得水，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官方代理人和民间社会组织者的双重角色，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已经淤塞的基层政治轨道。[45]
五、生活、习俗与社会文化
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提倡、摸索，近年来一些实证研究沿着社会与文化互动的路径探索，取得了引入注目的成绩。本年度罗检秋、李长莉等学者的论着展示了社会文化史的新进展。
罗检秋的《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深入研究了近代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和互动，条分缕析地揭示了人伦观念转化为社会礼俗的过程。一方面，从孝道、贞节观念和社会礼俗等层面，多角度地研究了五四新观念的确立、社会传播及其局限；另一方面以此时的主要文化娱乐为个案，从社会文化史视角考察了清末民初的京剧繁荣、商业化和坤角走红现象，并分析了“剧以载道”的思想转变。[46]李长莉讨论了“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转变的关系。她指出：晚清开口通商后，“洋货”开始大批输入并逐渐流行，引起人们消费风气的演变，从被国人视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费风气，到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直至洋货进入日常生活一般消费品领域，形成实用性消费风气。[47]
有学者讨论学术、文化与社会的互动。罗检秋讨论了家学传衍与乾嘉汉学转变的关系。[48]高哲一指出，在王云五的主导下，学术界与商务印书馆展开了全面合作，推动了万有文库的出版，在商业和学术领域取得了双重成功。[49]蔡杰认为，晚清石印举业用书的广泛流通，一方面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石印业、造纸业和民营书店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50]陈细晶以上海的《立报》为例，分析了1930年代商业、战争与公众阅读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战争危机刺激了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立报》出于政治化阅读和商业利益的需求，变革了原有的报纸风格。[51]
近代以来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改革颇受学者关注。本年度学者讨论了民国春节存废，民国历史教科书，唱片，上海“日光节约”运动，安徽整顿私塾等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复杂影响。
民国时期社会上围绕过哪个新年、春节存废等问题产生了广泛争论，最终政府实行了废除春节的政策并以失败告终。忻平、张坤指出，新年之争客观上传播了现代文明的要素，推动了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转型。废除春节政策的失败，启示我们在改造习俗的过程中应尊重生活的逻辑，采用渐进的方法，尤其要处理好习俗变迁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52]
刘超以“清朝史”叙述为中心讨论了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民国教科书对清朝统治持批判态度：北京政府时期主要从“共和”立场批判清朝专制统治； 南京政府时期从汉族立场批判满清朝民族压迫。北京政府时期的“共和”立场与民初共和政体相关，南京政府时期的汉族立场受国民党党国体制的影响。[53]朱煜、郝佩林认为，20世纪20年代新学制改革中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运用多元的世界文化史观架构历史，关注民众的日常生活史，注意传递现代民主理念，渗透现代科学精神和实证意识，在使普通民众形成对历史的科学认知和传播现代社会观念等方面，发挥了独特的积极作用。[54]
葛涛指出，唱片改变了人们的听戏方式，对于名角名段名歌的普及与都市的流行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唱片推动了各种地方曲艺的传播与交流，丰富了都市居民的文化生活；唱片在国语与外语教学领域的使用，对教育改革有促进意义；唱片录制的内容被用于法庭的证词，增加了证词的种类，有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55]
1940年代，在上海非沦陷时期，“日光节约”运动得到广泛和持续推行。李玉指出，此项运动的经济效应虽然并不明显，却不失行政功用与文化意义；实际推行过程中，此制给民众带来的困扰也是明显的，有些行业甚至未蒙其利，实受其害。[56]徐希军指出，民国时期，安徽整顿私塾过程中尽管借助国家权力的干预，私塾遭到挤压而日益处于国家教育场域的边缘化，但学校未曾完全取而代之，私塾依然在广阔的乡村和城市的角落存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57]
学界对民间信仰研究也取得了新的成果。郁喆隽的《神明与市民：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一书，着重分析了城隍庙三巡会、浦东赛会与江湾镇东岳庙赛会等典型案例中的组织、人员、财政状况及其引发的冲突。[58]朱季康的《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一书，通过考察近代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生存历史及信仰体系，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代儒、释、道在民间的蓬勃活力及其变异。[59]路云亭采用“社会表演”理论，分析了义和团的集体性格，阐释了义和团与红灯照成员的各种社会表演活动，对义和团戏剧性格的生发原因、义和团与巫术的关系等论题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读。[60]
李俊领讨论了近代北京的四大门信仰，揭示了四大门信仰及其代理人与碧霞元君信仰的关系，并提出四大门信仰习俗不是宗教的看法。[61]徐天基勾勒了1696年至1937年北京丫髻山进香的变迁史，旨在用个案形式反思并回应华琛等人开创的“标准化”议题。他指出，在“标准化帷幕”之后，各个社会群体间永无止境的动态博弈和话语交融才得以发生，从而共同编织了真实的中国宗教图景。[62]康豹在《中国宗教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讨论了1898至1948年间中国浙江省和上海地区的传统宗教如何蜕变成现代全球文化之一部分的历程，并藉此透视了宗教与现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63]
六、医疗、卫生、环境与慈善救济
近年，医疗、卫生和环境史的研究逐渐升温。
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是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既往的研究都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的层面。高晞着重由官方角度考察这一过程，认为，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是卫生政治化的过程。[64]刘希洋、余新忠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分析了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65]杜丽红指出，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的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66]罗振宇指出，从1870年设立兼职卫生官，到1898年专职卫生官和卫生管理机构的出现，上海工部局的医疗服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仅关注雇员健康到关注公共医疗的过程，体现出了从“救己”到“救人”的转变。工部局作为城市自治管理机构，其早期医疗服务已经开始呈现近代城市公共医疗服务的特性。[67]任吉东、原惠群从中国传统的粪业经营及观念入手，论述了西方列强在传播近代公共卫生的过程中对便溺惯习实施的“暴力”化治理和对传统粪业体系的规范化管理，诠释了卫生普及背后西方文明的传播方式和路径。[68]
本年度《江汉论坛》刊载了一组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文章，以介绍研究动态，进行理论探讨为主。[69]当前国内的环境史研究常常忽视了其中的文化维度。余新忠主要从疾病与健康的角度，探究缺失文化维度的缘由、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内容等问题。环境史的研究固然是希望增益人类的生态学意识但同时也需要文化地来理解这样一种潮流和现象。[70]相关实证研究也取得一些成绩。罗晓翔探讨了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明清时期，随着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南京内河水环境不断恶化，秦淮河河道淤塞与水质污染日趋严重。在南京，其治河主持机构的行政级别较高，治河经费也相对充裕，只在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曾大量动用民间捐款。由于治理方式的局限，历次治水工程皆无法取得长效，亦不能遏止水环境恶化的趋势。[71]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有关灾荒史的研究，逐渐由涓滴发展为一股颇具规模的潮流。而目前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研究思路和框架的重复。《史学月刊》刊发了“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的笔谈，[72]其关怀主旨都是对以往研究模式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力图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以推动其向集约型方向发展。
本年度慈善救济研究主要围绕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政权加强了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导致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的疏离、矛盾。李德英、冯帆以清末四川新津县社济仓为例指出，社仓经首大多是代替地方政府行使管理仓储的职责，其自主权力减少。同时，社仓经首与粮户之间、新旧社仓经首之间的矛盾也越演越烈，导致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纷纷推诿，不愿担任此职。晚清时期新津县国家控制仓储的能力加强，而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兴趣却呈现出减弱的趋势。[73]1927年，盛宣怀子女违背庄规分析家族愚斋义庄财产引发纠纷，江苏省政府企图乘机将善产据为己有，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失败。善产最终被中央政府收入囊中，义庄随之寿终正寝。王志龙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自北宋以来政府通过监督保护实现义庄自主经管和发展的一贯政策，以保护之名行掌控之实，对义庄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74]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不仅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有学者从不同案例探讨民间组织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阮清华指出，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各善会善堂不断整合，形成了一些大型慈善组织，从组织结构、慈善活动和资金扶持等方面织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会网络。慈善网络使民间社会发挥出了巨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75]清代科举宾兴是一种主要由民间捐资设立的教育公益基金，它利用田产、银钱、店房等资产的增值收入，无偿资助本地士子参加各级科举考试。毛晓阳、金甦指出，清代科举宾兴逐渐形成了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立碑、入志、编纂宾兴专志、刊印宾兴征信录及宾兴簿册等。这些监督方式与政府立案管理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清代宾兴社会公益活动的外部监管机制。[76]
问题与反思
本年度社会史研究在上述领域取得的成果推进了对历史的认识，不过也存在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并出现一些寻求改进与拓展的路径。
积极拓展新视角。现在社会史研究中运用较多的有现代化视角，国家与社会视角等。如在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研究对象无论是家族、群体与社团，还是市政建设，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卫生慈善，研究者常常着眼于揭示群体、团体、地方精英、民间社会、各级政府、党派等各种力量之间的权力格局与互动。一些论着的新意不在于从个案中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增添新的模式，而在于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既有模式找到了新的个案、新的注脚。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循此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认识了历史的新面相。本年度灾荒史、环境史、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突破理论、视角瓶颈的反思与探索，表明一些学者已经不满研究现状，正在拓展新视角，这将有利于引领社会史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
推进新旧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近年中国学界对环境史、医疗卫生、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理论探讨逐渐增多。不过，这些新领域、新视角尚处于起步阶段，正如中国大陆学界的近代环境史研究，引进西方环境史论述，呼吁加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往往多于实证研究。新视角的学术价值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来展示。否则，新视角即便成为学界热点，也难以为学界作出更多更大的真正贡献。一些并不新的视角与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需要实证研究。如电子资料的海量增加，统计、调查资料的涌现，使言说建立在数量概念之上成为可能。世界史学潮流中不再时髦的量化研究在中国史学中远远未能穷尽其解释力，社会史研究中还需引入社会科学化的大数据分析与研究模式。本年度无论是围绕学籍卡材料展开的讨论，还是在基层司法研究中重建史实的努力，都可以看到旧方法下实证研究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
注释：
[1]彭刚：《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史学理论视野下的“记忆的转向”》，《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2期。祝宏俊：《公共史学之公共性反思》，《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赖国栋：《谁拥有过去——兼谈法国公众史学的发展》，《江海学刊》2014年第2期。王亮：《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14年第9期。［美］阿龙·康菲诺：《历史与记忆》，《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2]刘志琴：《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3]梁景和：《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4]梁晨、李中清：《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以学籍卡材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5]郭娟娟、张喜琴：《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4年第4期。
[6]田彤、赖厚盛：《群体与阶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武汉纱厂工人——兼论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学术月刊》2014年第10期。
[7]邱澎生：《由代收税捐看清末苏州商会的“代表性”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8]池子华：《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就业路径探析》，《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9][日]高纲博文着，陈祖恩译：《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0]许冠亭：《党治体制下的社团冲突与社团管理——以1934年苏州弹词男女拼档纠纷案为例》，《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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