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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上半期香港文化发展简论

对于20世纪香港文化发展的评价，存在着很有意思的现象。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占居统治地位。此种论点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1927年1月，文学巨匠鲁迅应邀赴港演讲，一班文学青年针对当时香港文学艺术活动万籁无声的状况，向鲁迅先生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1] 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由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茅盾先生也曾经写道：用“醉生梦死”来形容抗战初期的香港小市民的精神状态，并不过分……因此，当我在1938年2月底来到香港时，似乎进入了一片文化的荒漠，这是我始料不及的。[2]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和香港本土文化的崛起，以粤语歌曲和粤语电影为主要代表的香港文化产品散播到世界各地，在华人社会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引起了人们对香港文化的重新审视。在这一过程中，另一种看法开始冒升出来，即认为香港从来都不是文化沙漠，香港历年来都充满文化活力，活跃程度超越我们的想像。[3] 在本文中，笔者将对二战以前的香港文化进行客观的分析研究，希望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20世纪上半叶香港文化事业发展概观
概括来说，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涵盖着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切。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观念意识形态方面的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根据这个定义，若要面面俱到地介绍香港文化的发展状况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本文选取了香港文化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简要的总结，这就是报业、文学和电影。
香港报业拥有悠长的发展历史。在西文报纸方面，《德臣西报》（China Mail）和《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是创办于19世纪下半期的比较重要的西报。1903年11月，又一份西报《南清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Telegraph）创刊（辛亥革命后中文名称变更为《南华早报》）。在中文报纸方面，19世纪下半叶相继问世的《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和《循环日报》是香港最早出版的三大中文日报。
步入20世纪后，香港人口持续增长，除省港大罢工时期外，香港经济亦稳步成长，繁荣稳定的社会环境刺激了香港社会对新闻事业的需求。除此之外，香港独特的言论环境进一步为报业的繁荣提供了助力。香港开埠以后，华人基本上被排斥在本地的政治活动之外，但却可以相对自由地评判香港以外的中国政事。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热衷于利用这一条件在香港宣传自身的政治主张。省港大罢工期间，港英当局认为时局动荡，如果任由报纸自由发展，将对香港不利。港督司徒拔（Reginald E.Stubbs）饬令华民政务司设立新闻检查处。各报馆采访的新闻、翻译的电讯、转载各地的消息、评论时局的文章，以及小说、歌曲、图画，都须经过检查委员认为对香港无碍，才准印行。[4] 专门针对中文报纸的新闻检查制度出台后，香港的新闻出版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制。但是，由于关注焦点的不同，即使在新闻检查制度之下，可供运作的空间仍然存在。
20世纪伊始，革命党人在香港创办报纸鼓吹反清革命，掀起了报业繁荣的第一个浪潮。1900年1月25日，《中国日报》创刊。该报由孙中山指派陈少白在香港创办，1905年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该报是第一家号召推翻清朝，振兴中华的报纸。[5] 受其影响，香港的革命派报纸异常活跃。新创办的报纸还有郑贯公主编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日报》、《有所谓报》和黄世仲办的《香港少年报》。[6] 此外，香港比较知名的报纸还有《维新日报》、《香港商报》、《香港新报》、《香海日报》等。[7] 这一时期香港中文报业的崛起颇为引人瞩目。1910年代中期，何东撰文指出：“香港华人进步的另一个显着标志是华文报业的大量增加，私人或合营企业在任何行业中都不如在报纸印刷业中那样有活力。……华文报业，普遍而言，出现了较大的繁荣，”。[8]
在香港报业的风云变幻中，我们可以看到，为适应各个时期政治需要而创设的各种报纸能够使香港报界出现异常的繁荣景象，但是，在一时兴旺的炫目表象之下，有一类报纸具有绵长的生命力，象一条静寂的溪流，贯穿着岁月的长河。这就是香港的商业报纸。1925年，《华侨日报》和《工商日报》这两家在香港报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商业报纸面世。1925年，《华侨日报》创刊，“以宗旨纯正，言论正确，消息灵通，电报快捷，星期号外，撰述丰富，印刷精美七大特色为号召”。[9] 与此同时，《工商日报》创刊。1930年报纸由何东先生接办。该报有它的独立见解和主张，相当长的时间没有依附于国内党派的政治势力。在战前，选聘的几位总编辑，都是有一定的民主思想，主张新闻自由，它的新闻议论较多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10] 该报的读者主要是工商界人士。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南方的文化机构向香港转移。香港的新闻界增添了新生力量，报业随之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在中文报纸方面，《申报》、《星报》、《立报》、《中国晚报》、《大公报》等均于1938年由上海迁往香港继续出版。这些报纸都是由内地报人主持的。另外，胡文虎系统的《星岛日报》于1938年8月在香港创刊，由内地文化人金仲华、戴望舒等主持编务。1939年6月，局促于西南一隅的国民党政府为了扩大对外宣传，在香港创办了《国民日报》。1941年4月，香港《华商报》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这一时期，香港商业报纸中增添了新生力量。1939年，何文法等创办《成报》，以“在商言商”为宗旨，以小市民为主要对象，着重趣味性和娱乐性，避免卷入政治争议，成功地从早期的三日刊小报迅速发展成为销量居于全港前列的日报。
经过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香港报纸的数量颇为可观。据1930年代末的调查，香港共有《华字日报》、《循环日报》、《工商日报》、《华侨日报》、《珠江日报》、《星岛日报》、《成报》、《人生报》、《南强日报》、《香港朝报》、，天光报》、，《南中报》、《南华日报》、《华星报》、《星报》、《天演日报》、《申报》、《大公报》、《立报》、《光明报》、《东方日报》、《果然日报》、《香港日报》、《中国晚报》、《自然日报》等多家报纸。[11] 在报纸数量增加的同时，报纸的内容较前更加丰富，报纸版面进行了改革，在报界，现代新闻业运作方式开始显现出来。这一切都促进了香港报业本身的进步。
20世纪以后，香港的文学事业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香港的文艺刊物渐次面世，虽然大多数期刊出版时间难以持久，摆脱不了旋生旋灭的命运，但文学园地中总有文学爱好者在默默耕耘。香港最早的文艺期刊，是1907年间出版的《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其后有《妙谛小说》和《双声》面世。根据杨国雄的研究，这些旧派文艺期刊，早期多用文言文，五四以后渐趋用白话文。[12] 自《中国日报》开办副刊（谐部）以后，报纸副刊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另一片生存的土壤。1927年，香港报纸开始接受白话文，出现了刊载新文艺作品的副刊。[13]
1928年，香港的第一本白话文学期刊《伴侣》创刊，刊登诗、散文、小说。其后《伴侣》的一些作者又先后创办了《铁马》和《岛上》，宗旨与内容与《伴侣》相去不远，但都只是昙花一现。吴灞陵在其1928年发表的《香港的文艺》一文中指出，“香港的文艺是一个新旧过渡的混乱、冲突时期”，新文艺已开始萌芽，并“冲破那沉寂的空气”，特别是一批“努力文艺的青年”的出现，使香港文坛“不致于大寂寞”。[14] 1930年代，新创的香港文艺刊物明显增多。仅以香港大学孔安道纪念图书馆所搜集到的刊物为例，1931-1937年间面世的文艺刊物有《白猫现代文集》、《人造一月》、《激流》、《人间漫刊》、《新命》、《缤纷集》、《晨光》、《春雷半月刊》、《小齿轮》、《红豆》、《今日诗歌》、《时代风景》、《文艺漫话》、《华灯》、《南风》等。这一时期，一批香港本地的文学青年开始渐露头角。比较着名的有侣伦、张吻冰、谢晨光、亚荔、天梦、昆仑、天石、冰子、尔雅、实秀等。
抗日战争初期，内地大批知名文化人士南下香港，他们在香港的文学活动使香港文坛充满朝气与活力。在刊物方面，以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影响最大，执笔者大部分都是左翼作家，如茅盾、穆木天、张天翼、丁玲等。[15] 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是当时香港刊物的杰出代表。茅盾饮誉中外的长篇小说《腐蚀》、夏衍的中篇小说《春寒》均首发于该刊。在报纸副刊方面，最重要是《大公报》的副刊“文艺”，“文艺”刊载许多有份量的作品，如老舍的长诗《成渝路上》、巴金的《在轰炸中过白马》、茅盾的《追忆一页》、沈从文的中篇小说《湘西》。等等。[16] 曹禺、李健吾、何其芳、陈梦家、萧红等着名作家都曾经在“文艺”发表作品。《星岛日报》的文艺副刊“星座”也是当时的着名副刊，先后由戴望舒、朱沃华、叶灵凤主持，其中戴望舒主持下的“星座”更为出色。袁水拍、徐迟、楼适夷、郁达夫、胡愈之、萧乾、梁宗岱、李健吾、艾芜等名家的作品，常常在星座上刊出。张爱玲发表过“到底都是上海人”一文。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也是在“星座”连载。正如茅盾后来所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是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在戴望舒主持下的星座，无论在作者阵容或作品的质素来说，都是当时本港其他报纸的副刊所望尘莫及，它给港人对报纸副刊带来了崭新的感受！[17] 《立报》的文艺副刊“言林”曾经由茅盾担任主编。由于茅盾的声望，言林吸引了不少内地着名作家的来稿，茅盾自己也常常在这个副刊发表文章，还创作了以抗战为题材的小说《你往哪里跑？》在这里连载，使“言林”办得十分出色，确令香港读者耳目一新。[18]
从香港文学作品的内容来看，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然有不同的侧重。早期的《中国日报》以宣传革命为宗旨，其副刊刊登了不少鼓吹革命的文艺作品，堪称“革命的文学”、“载道的文学”。但是，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中，以为读者提供娱乐消闲为目的的文学作品始终是其文学形态的主流。《小说世界》和《新小说丛》主要刊载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也有侦探奇情的作品。《妙谛小说》等多是国粹派的大本营，其内容方面，以传奇谐趣为主，多为风花雪月的消闲文字。就连号称“文坛第一燕”的《伴侣》，所载的文字，以言情小说、抒情散文、弄情小说为主。[19] 1928—1932年出版的《字纸簏》是文学期刊的最佳代表，每期的内容都有“街头卷语”、“不三不四”等部分，可见所载的杂文，都是漫谈闲话，小说更是“吟风弄月”的消闲故事。同时期的《激流》，据侣伦的记忆，格调比《字纸簏》高，“文艺气味较为浓厚”，但不脱软性的风格。同时跟随这种风格的还有《人造一月》，及《人间漫刊》。至于《岛上》与《白猫现代文集》，是走纯文艺的路线，但这种作风，究竟与国内的潮流有异。[20] 香港文坛的面貌在七七事变后发生了较大的改观，内地南下文化人在祖国危亡之秋，激于民族大义，凭借着深厚的文学素养和如椽之笔，发出了正义的怒吼。他们的作品或歌颂前线将士卫国守土的英勇壮烈，表达出民族新生的愿望与胜利的信心，或描绘战区及沦陷区的种种惨状，或反映海外华人的救亡热潮。他们的文学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扫除了香港文坛的萎靡之音，救亡图存的主题使得文学作品具有了阳刚之气。
在中国电影事业的拓荒之旅中，香港电影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1913年，香港电影之父黎民伟与美国电影商人布拉斯基创办华美影片公司，香港的电影业由此正式起步。当年由黎民伟编导并主演了短片《庄子试妻》。1920年代，香港电影处于草创阶段，其间适逢省港大罢工发生，香港电影人大多北上上海、广州发展，香港本地的电影事业因此进展缓慢。20年代后半期，只有黎北海的香港影片公司还有出品，该公司在1928年生产了《左慈戏曹》、《客途秋恨》等数部影片。[21]
1930年代，香港电影经历了从无声到有声的历程，电影生产呈现出初步的繁荣。促使香港电影事业的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香港电影拥有本地与海外两个市场。一方面，香港市民普遍接受电影这种休闲娱乐方式。“香港接受西方风气较早，故香港居民，多注重于物质之享受，与身心之娱乐，对于文化上，能差强人意者，厥为电影一途，十里洋场，影院林立，每日观众，千百成群，放映名片座无虚席。”[22] 另一方面，香港地理位置独特，其所出产的影片可以辐射至东南亚地区。这促使电影制片商在香港建立生产基地，由此带动香港影业的繁荣。这一点在有声电影问世后更形明显。有声电影问世后，上海出产的国语片在广东、香港和南洋一带遭遇语言障碍，观众看得一头雾水，而香港出产的粤语片则借语言便利趁势独立开辟发展的道路。
这一时期，香港规模较大的影片公司有香港联华分厂、天一公司、大观声片有限公司等。主要出品的影片有香港联华分厂的《铁骨兰心》、《古寺鹃声》、《夜半枪声》、《暗室明珠》和《波浪》等。天一公司出品了《哥哥我负你》、《泣荆花》、爱情戏《闺怨》。根据民间故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改编《再生缘》，神话片《嫦娥奔月》等片。大观公司拍摄《翻天覆地》、《金屋十二钗》、《花开富贵》，主题是提倡自由恋爱，反对包办婚姻。[23] 总的来看，香港电影的主流与内地电影是脱节的，多数作品思想意识陈旧，艺术水平也不高。
与报业与文坛的情况类似，香港电影在“七七事变”后迎来了一轮发展高潮。在民族危亡的时刻，香港电影人表现出同赴国难的情怀。香港的大观、南粤、南洋、合众、全球、启明等几家公司联合拍摄描写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最后关头》，是一部具有中国人民傲骨的纪实性电影。[24] 这一时期，内地南下电影工作者对香港电影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上海沦陷前，广东籍艺术家蔡楚生、司徒慧敏等南下赴港。因为他们对香港的人文环境比较熟悉，有助于开展工作。他们首先与新时代影片公司合作，拍出了《血浅宝山城》一片。该片是中国较早完成的描写抗日战争的好影片，在香港、南洋及国内放映轰动一时。香港舆论认为该片扭转了粤语片粗制滥造、低级无聊的风气。[25] 接着又为启明公司拍了粤语片《游击进行曲》。该片充满抗日的激昂之情，引起日本驻港领事的抗议，结果被当局禁映。大观公司拍摄了《上海火线后》、《小广东》、《民族的吼声》、《昨日之歌》、《生命线》等一批抗日题材的影片。其中《生命线》充满民族激情，使大观公司声名大噪。[26] 这些影片的成功有赖于南下电影人的贡献，《小广东》由蔡楚生执导，《上海火线后》则由汤晓丹执导。
1939年，重庆“中制”为扩大宣传阵地，在香港设立大地影业公司，进一步推动了香港抗日电影的发展。大地公司完成的第一部故事片《孤岛天堂》是香港影坛第一部国语片，由蔡楚生编导。影片受到香港观众的热烈欢迎，大地的第二部影片是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国语片《白云故乡》。“大地”结束后，留港进步影人大都参加新生影片公司，蔡楚生为其编导了描写几个汽车司机参加抗战的国语故事片《前程万里》。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与重庆、上海“孤岛”并称为中国电影制片的三大中心。到香港沦陷前，电影工作者共拍摄了50多部激动民心的抗敌电影。[27]
二、香港文化发展的特点及其不足
在香港开埠后的一百年间，香港文化的发展历程呈现出两个比较鲜明的特点：
其一，具有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作用。香港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地区之一，在许多方面她充分展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在中国报业史上，香港早期报业占有重要的地位。香港的《中外新报》、《华字日报》以及《循环日报》是中国报业史上最早出版的报纸。在中国电影史上，香港电影人也扮演了拓荒者的角色。电影发明不久，便传入中国。先经香港，再到上海，然后逐渐传入各地。这个观点，最早见于程树仁的《中华影业史》。他说：“新式影戏由洋人输入中国”，“影戏输入中国，不过20余年，由香港以至上海，由上海以至内地”。[28] 考虑到香港的地理位置和当时的交通情况，人们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说法。[29]
其二，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香港的文化事业曾经出现过跳跃式的发展。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维新志士们提倡民权、平等、自由，批判三纲五常，奋力冲击封建的网罗，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新旧思想文化一次尖锐的斗争。在宣传反清革命的热潮中，香港是革命党人的宣传重镇。同盟会在港创办《中国日报》，其副刊《鼓吹录》开创报纸文艺副刊之先河。其主干人物陈少白、郑贯公、黎民伟等人用多种文艺形式鼓吹革命，陆续创办了《广东白话报》、《小说世界》、《外小说林》等文艺刊物；…… 这个时期产生了许多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作品，包括吸取西方现代文学的观念和技法，或运用传统的民族文艺形式写成的新小说、新粤讴和新剧本，使香港成为中国近代革命文艺的中心。[30] 抗日战争初期是香港文化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年代。伴随着内地文化机构的大举南迁，内地的文化精英络绎前来。受内地战局与政局影响，文化机构及文化人南下入港有过两次高潮，相应地带动香港出现两次文化发展高潮。内地的文化精英在香港穿梭往来，进行文化活动，使香港文化事业空前繁荣。我们经常可以在当时的香港报刊上见到中国文学大师的作品。此时的香港文坛群星闪烁，交相辉映。许多文学的精典之作，香港读者有幸先睹为快。
然而，综观20世纪上半叶香港文化发展的轨迹，我们不难发现，香港文化发展中虽然不乏辉煌时期和可圈可点之处，但是，香港文化中存在着某些深刻的弱点。香港地方向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边陲”地带，不具备高雅文化的大传统，而只有民间文化的小传统，这决定了香港的文化基础是相当薄弱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地风云激荡，中西文化、新旧文化交锋碰撞，文化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波澜壮阔，对未来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香港成为了文化上的“化外之区”，它既未能借助于中西交汇的地利之便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成份培育出中西交融的文化花果，亦未能在内地新思潮的冲击下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新文化。具体而言，香港文化的不足之处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香港在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方面有所建树。但是，这些全新的文化事业在香港的发展却是相当迟缓的。以报业的情形为例。《中外新报》、《华字日报》以及《循环日报》作为中国报业史上最早出版的报纸，其进一步求新求变的后续动力明显不足。从报纸内容看，报纸脱胎于经济信息公告的痕迹久久不去，1911年至1925年间，香港中文报纸的内容编排仍以刊登广告、经济、航情消息为主，直到《华侨日报》创刊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由于香港报纸进步缓慢，当内地报业发展起来以后，香港中文报纸反过来效法国内的报纸。清末变法时期，国内报纸以评论时局最受读者欢迎，于是香港中文报纸也注重论说；民国之后，国内报纸以“专电”竞争，香港中文报亦以专电争取读者。有一个时期，国内报纸以小说小品等副刊作品受欢迎，香港各报，也用副刊作品为号召。[31] 从报纸版面看，中文报纸在创办初期，无师可承，遂仿效西报。从报纸内容、报头设计以至各版编排，无不亦步亦趋。1911年后，大陆报纸报纸普遍采用报名直排、横线分栏的方式后，香港报纸才采用这一排列。这样中文报纸在外观上摆脱了英文报纸的影响，走上具有中文报纸特色的道路。[32]
再看香港电影。香港几乎与上海同步，是最早发展中国电影的城市之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在上海走向成熟，具有了独立于艺术之林的独特魅力。而香港电影在很长时间里陷入粗制滥造的泥潭难以自拔。香港电影出品数量惊人，有估计称，1930年代末，香港粤语片的年产量达200部之多。[33] 若以质量而论，则乏善可陈。意识上封建迷信，风格上、趣味上低级庸俗，制作上粗制滥造是早期粤语片的基本状况。
其次，真正根植于香港社会的文化事业始终是举步维艰。在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初期，香港曾经出现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局面。但是，这种盛况并不是建立在香港社会自身诉求的基础之上的。革命党人以反清革命的理想唤醒大众，南下文化人则以民族救亡图存做为号召，他们与香港民众能够在民族大义的层面上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但彼此之间无法找到文化上的契合点。南迁报纸的命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由于文化上存在明显差异，南迁报纸在风格品味上与香港读者的需求有一定距离，迁港各报的销路都不是很理想。保持上海特色的香港《申报》，因不能适应新环境只出版了一年时间。《立报》虽然生存下来，但由于香港读者的文化水准不及上海，其声名远不如前。
总的来看，如果将外来文化人的影响排除在外，香港文化事业的发展水平是相当低落的。由于香港文化本体过于闇弱，抗战初期香港文化形成了以外来文化人占居主导地位的文化发展特色。当内地作家南下之后，本地作者在文潮中顿然失色，甚至消失了。[34]。有学者指出：“直到二战时，港大的艺术系，更象是一所年青女子精修学院和教师培训学校，而不是智力与文化活动的中心。医学系是一个工厂，将富有的年轻绅士转变为富裕的专业人士。其它学系几乎不存在。西方人也许难以想象，一个近百万人口的社会，除了中学和一所所谓的大学外，没有其他的教育和文化机构”。[35] 这一评价客观地指出了香港文化事业低落的现实。
最后，香港文化中封建、保守、低俗的特性相当突出。
除抗战初期等特殊的历史时期外，香港是世俗文化的汪洋大海，充斥着封建迷信和神怪色情的所谓“文化”产品。战前香港的各项文化事业，大多采取迎合市民文化消费需求的姿态，走通俗化甚至是庸俗化的路线。茅盾对香港报纸副刊的评价是：那时候，香港各报的副刊各有它们那一套“传统的作风”。如果说，那时香港各报副刊视为足资号召的东西主要是武侠、神怪，色情，大概也不算过分罢？[36] 香港报业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小报数量巨大。据估计，20世纪30年代末约有三、四十种小报。当时寓居香港的内地下野政客往往借小报披露政争内幕，发泄心中郁愤。而更多的小报则以宣扬色情为主。茅盾曾经指出：“至于大量充斥市场的小报，则完全以低级趣味、诲淫诲盗的东西取胜……萨空了的《立报》在香港的一年苦斗，就是企图把这些黄色小报的读者夺取一部分过来。但是收效甚微。它只做到了在香港的知识阶层－学生群中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而对于那广大的醉生梦死的小市民阶层毫无办法。[37]
香港电影中的问题更为严重。有学者指出，“在殖民地基础上发迹起来的粤语片，先天地存在着许多客观上的限制，这些限制未必是牢不可破的，但粤语片一开始便以妥协的姿态迁就这些限制，结果它的制作路线就不能不倾向于迎合低级趣味，荒诞神怪，黄色堕落的路上去。有一个时期，由于长期在殖民地文化熏陶下的观众，水准比较低，粤语片居然蓬蓬勃勃，气象万千，因而增长了那些把电影艺术等同卖空买空的市侩商人的气焰，把粤语片更其卖劲的推到黄色神怪的泥淖里去。”[38] 全面抗战爆发后，蔡楚生抵港后曾经发表《战后的中国电影动态及目前的改进运动》一文，指出一年来的香港电影“始终不曾和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同一的节拍”，影人应拿出苦干精神，努力“改善粤语片的内容”。[39]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社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色情、迷信、怪力乱神的“文化”产品并不是我们评判香港文化水准低落的主要原因。在任何一个言论相对自由的社会里，都不可避免地有此类文化垃圾的生存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正常的社会中，精英文化和世俗文化是并行不悖的。能否培育出鹤立于大量平庸作品之上的精品，才代表着一个地区文化所达到的层次。在香港文化中，精英文化几乎了无踪迹可寻，品味不高的文化产品淹没着整个社会。
三、 香港文化事业发展缓慢的原因
二战以前香港文化发展水平的低落并非偶然。大致来看，以下几个因素制约着香港文化的发展。
其一，香港社会中缺少发展文化事业的中坚力量。
二战前的香港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华人城市，具有独特的阶级结构。华商和劳工是香港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知识分子的数量微乎其微。19世纪下半叶，香港确立了转口贸易港的地位。围绕着进出口贸易而兴起的各种商业活动使香港发展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当华人中上层社会崛起以后，我们发现，华人中上层社会成份比较单一，其中既不存在官僚阶层，也不存在士绅阶层，主要由大大小小的华商所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香港中上层社会中出现了一些饱受西式教育的华人，但他们是深谙现代西方专业人士服务之道的医生、律师、建筑师、工程师，并不是文化工作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起着继承、传续和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而这一阶层的付之阙如，使得香港社会中并不具备发展文化事业的中坚力量。从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看，文化工作者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张扬理想的旗帜，担当社会的良知，由此推动文化事业逐步前行。然而，在香港社会中，文化事业只是商人牟取利润的另一种工具，几乎不负有教化社会、陶冶心灵的责任。这在上海电影和香港电影的不同命运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电影是一种文艺形式，亦是一种商业产品，这决定了电影人有可能向着不同的方向经营其事业。电影是做为一种新奇的娱乐方式传入上海的，但上海的电影人逐步认识到电影的文化内涵，某些怀有远大抱负的电影人将电影视为开启民智和传播真理的事业，强调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在香港，电影的商业属性则被发挥到极致，电影人仅仅将电影视为招财进宝的工具，将电影的功用局限于满足观众的感观娱乐和精神慰安。虽然也有电影要导人向善的声音出现，但在利润主宰一切，市场涵盖一切的社会中，粤语电影只能滑向低级趣味。香港的电影商人在抗战爆发后也积极拍摄抗日题材影片，如大观公司出品了相当一批这类影片，但其动机是看到了抗战题材卖座好的事实。[40]
除此之外，在这个社会里，文化还有另一种功用，那就是充当富商们附庸风雅的点缀，当时有人曾经做过如下评论：“香港是东亚国际商埠，社会势力几乎操在‘体面’商人手里，这辈商人，不管文化与不文化，他们除以勾心斗角营利赚钱而外，大多数商人对于其他什么文化科学都不感兴趣，顶多自己身份地位红到发紫时，应付环境起见，聘请写得一手好字的书记秘书之类摆摆场面点文章，写诗词应酬而已。”[41]
其二，香港社会对文化事业的需求不足。
与中国传统社会比较，香港社会的价值取向明显不同。从华商阶级来看，开埠以后，由于英国统治者独揽了政治权力，华人的发展空间只剩下从商致富一途，财富几乎是香港华人得以出人头地的唯一途径。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港英政府向华人开放其政治架构中的某些职位时，获得任命的华人绝大多数是华人富商。这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之首的观念，也打破了通过钻研学问获取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做法。财富成为了能够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座标，从而在香港社会营造出追逐财富的主导价值取向。经过多年耳濡目染，华商阶级确信，金钱是令人敬畏的和最可人意的东西。
从劳工阶级来看，二战以前香港人口以移民为主体，移民的价值观念度和处事方式与遵从儒家安土重迁传统的人们有比较大的差距。促使中国人海外谋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人口过剩、灾害频仍、战乱多发等，除此之外，移民的个体因素也是应该加以考虑的。那些选择背井离乡的人们大多怀着赚钱发财的强烈愿望。这种强大的经济推动力决定了务实是移民的主要特点之一。
我们从文化人的一些回忆中不难感觉到当时香港社会文化氛围的淡漠。《华侨日报》创始人吴灞陵在回首创业初衷时指出：“当时的环境，绝对不是一个理想的环境。开埠以后，我们华侨，又注全力于商务的发展，因之，香港到了那个时候，虽然有了80年以上的历史，而仍然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方，学校不多，报纸更少，因为华侨的教育不普遍，没有读报的习惯，报纸极难站得住脚。由于华侨注重商业，尤其是和英国及其他各国做生意，有了子女的人，多数要他学习洋文，对于国文，都似乎满不在乎。如果他们要读报，读的都是西报。决不会拿中文报纸来阅读。因此，在当时办一张中文报纸，极难取得广大的读者。”[42] 戴望舒于1939年南下香港，他在“香港的旧书市”一文中对香港大众的实利心理有生动的描述：“香港人对于书的估价，往往是会使外方人吃惊的。明清善本书可以论斤称，而一部极平常的书却会被人视为稀世之珍……版本自然更谈不到，‘明版康熙字典’一类的笑谈，在那里也是家常便饭了……（旧书摊）收书是论斤断称的。中国纸的线装书出到一毫一斤就是最高的价钱了。他们比较肯出价钱的倒是学校用的教科书、薄记学书、研究养鸡养兔的书等等，因为要这些书的人是非购不可的，所以他们也就肯以高价收入了。其次是医科和工科用书，为的是转运内地可以卖很高的价钱。”[4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香港社会中华商阶级关注的是追逐财富，劳工阶级关注的切身的柴米油盐，也幻想着能够逐利致富，由此培育出香港社会独特的精神气质，提供了有利于商业前途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在这个社会里，与金钱没有直接关系的学术和文化自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香港社会对文化事业的需求是相当有限的，这显然制约着香港文化的发展。
其三，港英当局在文化建设方面持消极态度。
在文化事业的创造者缺乏和追随者稀少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导向无疑会对文化的发展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英国人对于香港的定位是转口贸易港，其对香港的施政集中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港英政府来说，文化事业本来就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在其有限的政策中，政府文化政策的导向还是相当鲜明的。西方人曾有“亡人国者，必先亡其祖国文化”之说，考量港英当局对香港文化发展某些做法，我们看到，多年以来，出于维护殖民统治的需要，港英当局对香港的文化建设的基本态度是放任自流。在某些情况下，港英当局还刻意扶植陈旧、落后的封建文化，以封建文化来钳制人们的思想。英国人统治香港后，带来了西方文化，但他们并无意令华人学习、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份，而是在香港大搞“中学为用”。他们用于被统治的中国居民身上的，就有大量中国的封建文化，从孔夫子到大清律例，都一一照用不误。[44]
五四运动以后，港府汉文视学官罗仁伯、余芸迎合当局意图，极力提倡读经复古。他们建议当局加强男女夜师范专科经史课程。说，“中国现在毁灭旧文化，将《四书》、《五经》塞进毛厕里，香港夜师范专科正好趁此时机提倡经史，挽救中国的人伦道德。建议此后各汉文私校的课程，应如晚清时期广州的大馆以经史命题课学生文艺。”余芸甚至强调说，“即使有人在香港教八股文，我亦不反对。”[45] 赖际熙等遗老因此大喜过望，称，“中国废经，灭绝伦常，保存国粹，端赖海外忠君之士”。[46] “内地废经，香港读经，香港将成海外邹鲁，行见维持文教，昌明圣道矣。”[47] 区大典、赖际熙等遗老遗少纷纷在香港开办讲经学校。1923年，在香港华商捐款资助下，学海书楼成立，区大原、区大典、赖际熙、朱汝珍、岑光樾、俞叔文等每星期轮流讲学，一时间复古空气相当浓厚。以今日眼光视之，此类讲学活动扩大了中华传统文化在香港社会的影响，不能说一无是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香港文化界遗世独立，抱残守阙，与奔腾前进的历史潮流背道而驰，这对香港新文化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
1927年鲁迅前来香港讲演。第二次的题目是《老调子已经唱完》，是针对当时香港人士捧着古书作为中国国粹的态度而发的。1927年6月，港督金文泰发表演说，提议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他的演词，恰和鲁迅的相反，提出复古，主张整理“国故”，提倡读经。[48] 此后建立的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一直由几位逊清翰苑人物包办，力主尊孔读经，墨守陈规，没有生气。胡适曾经指出：“这里的文科比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说是完全和中国大陆的学术思想不发生关系。”[49] 1935年胡适在香港港侨中学讲演时表示，希望香港“尤其要接受新的文化，做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以和平的手段转移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新文化中心”。[50] 这种希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从根本上说，封建思想与殖民地的奴化教育原则有相合之处，新文化的发展及由此而带来的民众思想觉醒，港英当局是不愿意看到的。甚至在二战结束之后，英国文化委员会驻港总代表布鲁士在谈及香港文化低落的原因，仍然坚称，“中国人一向所接受的乃是孔子思想，虽然中国的孝道在百年内已有改变，但对于西方的科学文化，暂时还不能适合”。[51]
总的来看，20世纪上半叶香港文化发展的低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期望香港文化能够获得较大的发展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因素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影响着未来香港文化的走向。20世纪下半期，香港文化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但是，极其浓厚的商业色彩仍然是香港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充分显示出社会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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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刘随：《鲁迅赴港演讲琐记》，见卢玮銮编着：《香港文学散步》，1991年香港出版，第27页。
[2]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下册，1988年北京出版，第41页。
[3] 陈启祥，《香港本土文化的建立和电视的角色》，见洗玉仪编：《香港文化与社会》，1998年香港出版，第81页。
[4] 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引自《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第48页。
[5] 钟紫主编：《香港报业春秋》，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页。
[6] 《香港报业春秋》，第17页。
[7]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1935年上海出版，第119页。
[8] 何东：《香港华人》（Robert Ho Tung, The Chinese in Hong Kong），见费尔德威克：《今日远东印象及海内外知名华人传》（Feldwick, W., Present Day Impressions of the Far East and Prominent and Progressive Chinese at Home and Abroad），1917年伦敦出版，第529页。
[9] 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引自《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第45页。
[10] 《香港报业春秋》，第57页。
[11] 安平、林兴炯主编：《港九剪影》之《文化教育篇》，1949年香港出版，第2页。
[12] 黄维梁：《香港文学再探》，1996年香港出版，第4页。
[13] 罗孚：《香港文化漫游》，1993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第94页。
[14] 王一桃：《香港 艺术之窗》，1996年香港当代文艺出版社出版，第10页。
[15] 纪辉：“30年代香港文坛的发展”，见《香港掌故》第8辑，1984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第126-127页。
[16] 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1991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183－184页。
[17] 吴伦霓霞、余炎光编着：《中国名人在香港－30、40年代在港活动纪实》，1997年香港出版，第85页。
[18] 《中国名人在香港－30、40年代在港活动纪实》，第77页。
[19] 黄康显：《“九一八”至“七七”期间香港文坛的民族觉醒》，见吴伦霓霞、郑赤琰编：《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1989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第346页。
[20] 黄康显：《“九一八”至“七七”期间香港文坛的民族觉醒》，见《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洲之海外华人》，第347页。
[21] 郦苏元、胡菊彬着：《中国无声电影史》，1996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第197页。
[22] 黎晋伟主编：《香港百年史》，1948年香港出版，第166页。
[23] 汤晓丹：《路边拾零》，1993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第66页。
[24] 《路边拾零》，第67页。
[25] 《中国名人在香港－30、40年代在港活动纪实》，第215页。
[26] 李安求、叶世雄合编：《岁月如流话香江》，1989年香港出版，第118页。
[27] 《岁月如流话香江》，第120页。
[28] 参见《中华影业年鉴》，1927年1月30日上海出版。
[29] 《中国无声电影史》，第2页。
[30] 杨奇主编：《香港概论》续编，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66页。
[31] 《香港掌故》第2集，1984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第三版，第53页。
[32] 张圭阳：《香港中文报纸组织运作内容》，1988年香港出版，第1页。
[33] 《岁月如流话香江》，第118页。
[34] 《香港文学再探》，第5页。
[35] I.C.贾维编：《香港：转变中的社会》（I.C.Jarvie, Hong Kong: A Society in Transition），1969伦敦出版，第131页。
[36] 《我走过的道路》，下册，第53页。
[37] 《我走过的道路》，下册，第41页。
[38] 参阅《岁月如流话香江》，第128页。
[39] 蔡洪声：《蔡楚生的创作道路》，1982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第50-51页。
[40] 《路边拾零》，第66页。
[41] 《港九剪影》之《文化教育篇》，第5页。
[42] 吴灞陵：“《华侨日报》的过去与现在”，参见《香港年鉴》第8回，1955年香港出版。
[43] 《香港文学散步》，第58页。
[44] 罗孚：《香港文化漫游》，第1页。
[45] 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见《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第32页。
[46] 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见《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第38页。
[47] 陈谦：《香港旧事闻见杂录》，见《广东文史资料》第44辑，第23页。
[48] 《香港掌故》，第1集，1979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第70页。
[49] 胡适：《南游杂忆》，1935年国民出版社出版，第15页。
[50] 1935年1月16日天津《大公报》。
[51] 《港九剪影》之《文化教育篇》，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