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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37－1941年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

1937－1941年是香港华资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形势与世界局势风云变幻，香港的华资工业获得了预想不到的发展契机，在诸多因素刺激下，华资工业呈现出空前活力，篷勃发展。本文拟对这一时期香港华资工业发展的全貌，作一个概括性的分析与总结。
一、 早期华资工业发展概况
香港的近代工业基本上是华资工业的一统天下，这一局面的形成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与英国统治香港的指导思想有关。长久以来，英国人的预期是使香港成为拥有良好港口设施与通讯能力的海港，以便于英国在远东地区进行贸易。因此，香港在开埠后的百余年间主要从事转口贸易，形成了以转口贸易为主的产业结构。与此相适应，英商在为对外贸易服务的金融、航运、公用事业、海港建设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而在制造业的投入则只涉足于造船修船业、藤缆业以及极少数的地方工业，如青洲英泥厂等。其次，香港资源稀缺等不利因素制约了英商对工业的投资。当时英商对在华工业投资不乏热情，但投资重点并不是香港，而是上海。上海接近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拥有成熟的劳动力市场，金融力量强大，其发展工业的条件远比香港优厚，因而大批英商在上海进行工业投资。根据1936年的统计，当年上海的英资工厂平均每家拥有资本302万元，相比之下，日资工厂平均每家拥有资本仅106万元，而30人以上的中国资本工厂平均每家资本只有14万元 [1] ，由此可以看出英资工厂极具实力，这与其在香港制造业的微弱投入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英商极少介入制造业这一格局形成以后，香港制造业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华人资本的天下。
近代香港华资工业发轫于19世纪下半期，当时出现了万隆糖姜厂、和盛祥凉果厂等手工工厂。19世纪末叶，一些从事机械化生产的企业崭露头角，如1891年开办的大成机器造纸有限公司、1898年前后开办的生产火柴的九龙隆记公司等 [2] ，就是几家有代表性的工厂。
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华资工业的发展速度有所加快。现将各行业设立工厂的情况分列于下（括号中为工厂成立年份）：
织造业：20年代以前，有利民兴国织袜厂、绍兴织造厂、大兴织造厂等少数工厂成立。20年代以后，则出现了一大批具有一定实力的工厂。如维新织造厂（1920年）、南华织造厂（1921年）、咏鹏毛巾厂（1922年）、棉艺线衫袜厂（1922年）、聘成毛织厂（1922年）、荣兴织造厂（1924年）、三光电力织布厂有限公司（1926年）、元兴织染厂（1927年）、民元电机布厂（1927年）、艺生织造有限公司（1929年）、三星织业厂（1929年）、九江电机织布厂（1930年）、星洲织造厂（1930年）、全新线衫厂（1930年）、金和利染厂（1931年）、中华织布厂（1931年）、竞东毛巾织造厂（1932年）、新华织布厂（1932年）、国光电机布厂（1932年）、中国线辘公司（1933年）、中华电机布厂（1934年）、安亚织造厂（1935年）、亚兴祥电机染织布厂（1936年）、永成电机织布厂（1936年）、华业棉毛织造厂（1936年）、光明电机织造厂（1936年）、民生电机织布厂（1936年）、永兴电织布厂（1936年）、勤工织绸厂（1936年）、志利织造公司（1936年）等等。
制帽业：美和制枳制帽公司（1916年）、中华兄弟制帽公司（1921年）、福昌制帽厂（1926年）、利华制帽厂（1927年）等。
化妆品业：百家利有限公司（1918年）、先施化妆品有限公司（1922年）、和记行粉庄（1934年）、三凤粉庄（1934年）等。
树胶业：大行树胶（1922年）、冯强树胶厂（1925年）、香港树胶制造厂有限公司（1931年）、华强树胶厂（1936年）等。
五金业：广长兴机器船厂有限公司（1913年）、广生机器厂（1918年）、昌兴机器制罐厂（1926年）、粤生机器厂（1928年）、南针制造厂（1928年）、美利厂（1930年）、日升制造厂有限公司（1931年）、保罗电池厂（1931年）、光宇制造厂（1933年）、金华金属制品厂（1933年）、捷和钢铁厂（1933年）、安亚金属制品厂（1935年）[3]。
制漆业：国民制炼漆油有限公司（1932年）、中华制漆有限公司（1932年）。
建材业：青山陶业（1927年）、南华砖厂（1931年成立，1935年由建生砖厂接管）。
钮扣及内衣业：钮扣业有华兴电机制钮厂（1929年）、中华电机制钮厂（1935年）等；内衣业则有同兴昌记公司（1930年）、广兴泰内衣制造工厂（1931年）、国民内衣制造有限公司（1936年）等。
卷烟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05年）。
制药业：陈李济药行（1922年）、永华药厂有限公司（1930年）。
食品业：祥发罐头公司（1922年）、大陆商业罐头公司（1923年）、李成兴鱼露凉果罐头厂（1927年）、淘化大同罐头酱油公司（1930年）、中国妙供味本厂（1934年）。
印刷出版业：博文铸字有限公司（1922年）。
从各行业工厂设立的情况不难看出，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是香港华资工业的初兴时期。1920年，香港华资工业资本总额为1750万元，1935年则达到约5000万元。1934年，全港拥有工厂总数为419家。华资工业的门类也由初期的藤器家私、饼干业、烟业、枧业等拓展到爆竹、电筒、电池、机器、铜铁、玻璃、织造、皮革、印务等行业，其中尤以织造业的发展速度为快，并成为华资工业的骨干行业。在香港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经商传统的城市中，工业几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华资工业的悄然兴起，大大出乎香港政府的预料。直到1935年，香港政府任命的经济委员会才突然发现，华人工业“近年来有伟大之发展”。该委员会在报告书中说，“本委员会未考察之前，委员等与本港各界人士存在一种倾向，认为香港工业范围狭小，无甚重要。惟经详细考察，搜罗证据之后，委员等乃认定本港工业占有相当程度，使吾人不得轻视”[4]。 尽管如此，该委员会对香港的工业发展水平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例如，报告书称：“根据所搜罗之证据，认为香港之工业，其发展之势，或不超出现在之情况”[5] 。这一看法表明，此时华资工业的发展已经略有规模，但此种规模与一个工业化城市的标准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因此，根据此时的投资规模来判断香港这个商业口岸的工业发展前途，尚难以得出乐观的结论。
人们之所以不能肯定香港工业的发展胜景，是因为从早期香港华资工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它明显地受到如下几个因素的制约：
第一、华资工业缺少强有力的支持。香港华资企业与中国内地民族资本企业一样，也是利用一战期间帝国主义自顾不暇的间隙才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此后数年间，许多企业家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投资于香港工业。遗憾的是，华资工业既得不到中国政府支持，也得不到英国政府扶持，有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伴随着世界经济的景气与衰落在高峰与低谷间穿行，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如1928年中国重新获得关税自主权后，提高了包括香港制品在内的舶来品进口税率，香港华资工业为此蒙受了严重打击。香港华商曾经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呈文，请求降低港产国货入口税率，但均遭驳回。1932年，华资工业又遭受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倒闭工厂达到300家之多，造成华资工业史上惨败之一页 [6] 。
第二、华资工业投资来源单一。早期香港华资企业的资本几乎全部出自广东籍商人。19世纪以来，得近代开放风气之先的广东涌现出大批从商的杰出人物，他们经过数十年卓有成效的经营，在20世纪初期形成了华南财团，其特点是侨资背景浓重，投资主要分布于广东和香港。香港近代工业的资金主要来自这批成功的广东籍商人。具体而言，投资者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在香港经商有成的广东人将部分资金投入当地工业。如昌兴机器制罐厂的创办人钱浩、金华金属制品厂的创办人黄有和简芸等人，均为香港商界的活跃分子，民生电机织布厂的创办人邓少川原在香港经营金山庄，后投资工业。二是原在广东经商的商人转赴香港投资工业，如在广州从事米业的莫德明于1927年创办了民元电机布厂。三是广东华侨的投资。一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勃兴与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促成了海外华侨的回国投资热，许多侨居海外的广东人回到香港投资于近代工业。在织造业，在美洲经商多年的陈孔英、周湛光、黄仰尧、罗厚甫分别创办了荣兴织造厂、九江电机织布厂、星洲织造厂、国光电机布厂，南洋华侨岑崇辉、吴兆腾分别创办了艺生织造有限公司、光明电机织造厂，澳洲归侨邝吉堂创办了中光电机布厂；在油漆业，美洲归侨甄秉均创办了国民制炼漆油有限公司，林坤在纽约募集侨资20万元创办了中华制漆有限公司，等等 [7] 。 除此而外，极少有外省人在香港投资创办企业。广东籍商人对于香港工业发展贡献之巨不容忽视，但仅凭借其一隅之力，早期华资工业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受到相当的局限。
第三、香港并非华商发展工业的首选之地。当时，许多企业将投资重点由香港转向中国内地。为了利用内地接近原料产地与销售市场的优势，香港华资企业纷纷到内地设立分厂，尤其是中国重征关税后，到内地设厂的企业更多。如澳洲归侨郭乐郭泉兄弟立足于香港创办永安公司后便进军上海，创办了上海永安公司、永安纱厂等企业；先施化妆品有限公司在上海、天津等城市均设有分厂；昌兴机器制罐厂是香港首屈一指的制罐企业，曾经在内地各大城市遍设分厂；美和制枳制帽公司在广州设有分厂，供应国内需求；中华兄弟制帽公司在上海开办有分厂；雄视香港化妆品业的百家利有限公司则在广州设有分厂。其间，虽然也有部分内地企业到香港创设分号，但其投资性质主要不是为了建立生产基地，而是为了获得一个开辟海外市场的桥头堡，其投资规模之不如内地的联锁企业是显而易见的。这影响了香港华资工业整体实力的提高。
二、1937－1941年间华资工业的空前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香港的华资工业循着工业进步的一般规律逐渐发展，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其后，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1937年，正当中国民族工业蒸蒸日上之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打断了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而香港的华资工业则得到了加速进步的机会，进入快速增长的年代。
这一时期香港华资工业的迅猛发展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香港原有的华资企业走出了经济萧条时期苦苦支撑的困境，进入其有史以来的黄金年代。许多企业在此期间扩建厂房、添置机器、增加人手，在工厂规模、生产能力以及雇工人数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仅以各业具有代表性的企业的经营状况为例，在织造业，民元电机布厂在1927年开办时，只有织机40部，工厂面积仅8000平方尺。1937年以后，工厂屡次扩充，厂房达到3万平方尺，并增置美国出产的针织机，拥有织机152部，雇佣600余名工人。三星织业厂开办于1929年，当时的厂房为1万平方尺，1937年以后建设了占地4万余平方尺的总厂，年营业额达到50万元。该厂还扩充了5所分厂，共有2600余名工人。创办于1936年的永兴电织布厂，连续扩建了两家分厂，拥有各种机械200余台，年营业额达到20万元。内衣业的最大企业国民内衣制造有限公司，每年的营业额都在百万元以上，1941年时以最高工价聘请技师百余人，全力生产，仍不能满足各地市场需求。建材业的建生砖厂原先的年生产额为6万吨，本时期内因香港政府广建防御工事，需求剧增，工厂的年生产额达到12万吨，除供应本港政府外，还有部分产品运往广州、新加坡等地，雇工700余人，1940年的营业总额达到100万元。化妆品业的三凤粉庄，抓住欧战时欧美来货减少的空隙，扩大生产，每天可生产各种制品20余箱（每箱百打），年营业额达到20万元以上，而百家利的年营业额更是达到100万元以上 [8]。 五金业中首屈一指的捷和钢铁厂于“七·七”事变后致力于国防工业，开中国民营工厂制造兵工器材之先河。捷和厂生产钢盔、防毒面具、刺刀、电讯器材等军需用品，大量供应中国中央政府及各省当局，同时也有部分产品供应盟邦政府。工厂业务鼎盛，相继扩充了4所分厂，所用机械多为欧美名厂出口，拥有员工达4000之众。1940年时，该厂日产防毒面具3000套，钢盔和锹铲等3000－4000件[9] 。 印刷业的博文公司在1938年以后逐年增置大量新式铸字机械，所产铅制活字清晰耐用，以最高生产速度，供应本港及外地各报社及文化机关需求，每年营业总额常常超出预算。食品业的中国妙供味本厂成立于1934年，当时以手工制造，原料损耗过大，成本居高不下。1938年以后，该厂不断扩充，自行建筑了占地10万平方尺的厂房，并购置了蒸汽炉及电气机等众多机械化设备，生产大见起色。
二是华资工厂的数量迅速增加。1937年以后，华资工厂在数量上的成长壮大是十分明显的，1936年全港工厂数量为541家，1937年达到689家，1939年，全港共有工厂将近1000家，其他小型工厂及家庭工业工厂约有七八百家，仅登记在册的雇佣工人就将近6万人。到1941年，雇佣2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数目已经达到1200家，共雇佣9万余名工人 [10]。 从各业发展的情况来看，织造业、五金业和橡胶业的发展速度最为引人注目。织造业：香港本地新增设的工厂以及内地迁港复业的工厂合计不下百家，而且多为电机织布厂。 1937年以后本地新创办有华伦丝棉织造厂、中华电机织染布厂有限公司、振权电机布厂、月波织造厂有限公司、太平织造公司、坚艺织造公司等大批企业；内地迁港的有来自佛山的泰盛染织厂、岭南电机织布厂、慎成电机织染厂，来自广州的八达电机棉织厂、友仁织带制尺厂，来自上海的美亚织绸厂等企业。五金业：1937年以后，该行业中新增企业数量惊人，本地创办的有震亚五金制品厂、宇宙五金制品厂、李琳明金属制造所、香港制罐厂、寰宇机电制品厂、中国公司制造厂、中美风灯制造厂等，内地迁港企业则有广州迁来的大华铁工厂、香港制钉厂有限公司、邓芬记金属制品厂、兴华电池厂，上海迁来的大中工业社等企业。其中又以手电筒业的发展最为迅猛，1936年全港共有手电筒厂及电池厂30余家，1940年，则共有电筒厂30多家，电池厂20多家，电灯泡厂30多家[11] ， 雇工达到3万余人。树胶业：本地新增设的工厂有1938年创办的大陆树胶制造厂有限公司、巴力士橡胶制造厂，1940年创办的依依树胶厂，广州迁港企业有中英橡胶制品厂、国华树胶厂等。该业新增工厂数量虽然不多，但工厂规模大，生产能力强。如大陆树胶厂的资本为50万元，工厂面积3万平方尺，日产胶鞋1万双，雇工达到1500人。其他各业也有许多新近创办的工厂，如制漆业中的香岛制漆公司、国光制漆有限公司，古老的糖姜业工厂数量由3家增至十余家等等，但其扩张的速度不及织造、五金、树胶三业。
三是华资工业的门类更趋齐全。一些属于首创、填补空白性质的工业在香港出现，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诸业：火柴业，在19世纪末期，香港曾经有过1家昙花一现的火柴厂，1939年，汕头民生火柴厂创办人、实业界巨子王永铭斥资10万元，创办了香港火柴厂，出产“香港”及“抗战”牌火柴。同年，由内地实业家与港商合资30万元，创办了另一家火柴厂，改变了香港没有火柴生产的状况；电器业，由于缺少科学人才和巨额资本，香港电器业几乎是一片空白，“八·一三”以后，上海灿华公司及湖北中华无线电社迁港，出产移动发电机、各种军用无线电收发报机；西药业，上海新亚药厂于1938年创办港厂，出产新药300余种，此为香港西药制造之嚆矢；化学工业，1938年，上海实业家投资数十万元，创办了利群漂白粉制造厂，改变了香港织造业所用漂白粉全部依赖进口的现状。1940年，天厨味精厂为解决原料问题，斥资百余万元创办了自己的酸碱厂，生产盐酸、烧碱、漂白粉等 [12] 。 1941年来自广东的实业家创办了世光化学原料制造厂。
四是华资工厂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相当提高。从生产数量上看，1938、1939年香港工业品出口总值分别达到9500万元和9900万元（其中包括部分内地经港出口者）。1936年，港制工业品在出口总值中所占比例为3.1％，到1941年，这一数字达到12.1％，短短几年内增长了7.8倍。具体来看，织造业在30年代初期时，出口总值曾经达到1000万元，其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生产一落千丈。1938年，织造业出口总值达到5583万元（其中内地转口货物约占一半）[13] 。树胶业以生产胶鞋为主，其次为防毒面具。这一时期香港树胶制品出口数量剧增，1933年出口总值为150万元，1937年以后则开始持续增长，当年达到544万元，1938年为667万元，1939年进一步增至849万元 [14] ，1940年上半年就达到613万元[15] 。手电筒业为香港轻工业中能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的行业，1938年出口总值为510万元，1939年为564万元 [16] ，1940年上半年即达到517万元 [17] 。从生产质量上看，香港产品的质量大有进步。究其原因，一是大批内地熟练工人随厂南下，香港工业的技术水平渐次提高，二是香港工业家不甘后人，锐意进取。有关人士指出，“过去，日本利用其机械科学之进步，各种出品，在表面颇能吸引一般顾客，本港厂家有鉴及此，对于出产品，力求改进” [18] 。 从1938年起，香港每年均举办中国国货展览会，展览会的规模逐年扩大，每次至少吸引百余厂家的千余种货品参展，“其种类之繁多，制造之精美，参观者无不称奇”[19] 。1940年，香港总督罗富国曾亲临第三届展览会，参观后赞赏不已，表示，此前不知本港出品竟有如是之多，香港工业前途实未可限量 [20] 。
三、华资工业迅猛发展的原因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1937－1941年堪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香港华资工业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一兴旺局面的出现，归因于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尤其是早期香港工业发展的几个制约因素发生了重大改变，香港工业因此有了不同的景观。具体而言，以下几项因素构成了此次工业高涨的直接推动力。
首先是联邦特惠税制的实行。1932年，英联邦成员国签订渥太华协议，规定凡是采用英联邦原材料或劳工超过半数的制成品，在英联邦范围内可以享受特惠税优待，这就是帝国特惠税制（后改称联邦特惠税制）。该项特惠税制甫经出台，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风暴便席卷香港，因此，联邦特惠税制对于香港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迟至1935年以后才表现出来。特惠税制降低了香港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销售成本，因而促使香港华人投资于出口型企业 [21] 。香港是个弹丸之地，工业品的外销对于香港工业来说是生死悠关的。特惠税制实行后，香港产品在外销英联邦成员国时可以享有较低的税收待遇，从而加强了在海外的竞争力。当时香港织造业大量采用印度孟买棉纱作为原料，树胶业所用橡胶多产自马来亚，而手电筒业的原料黄铜、铝、马口铁等则主要来自英国等地，这样，香港出产的棉纺织品、胶鞋、手电筒等产品在输出到英联邦成员国时均获得了特惠税的好处，销路大增，英联邦各国因而成为香港产品的主要销场。仅以对南非市场的开拓为例，1938年，香港运销南非的织造品总值为76万元，1939年增加到256万元 [22] 。 树胶业1938年667万元的出口总值中，运销英国者达393万元，如果再加上英属西印度及马来亚等地，则超过500万元。由于香港树胶产品大举进军英国市场，英国厂商深感威胁，曾于1939年初派代表来港，商讨自动限制胶鞋出口及统制价格事宜 [23] 。
其次是市场需求的全面扩大。在本地市场方面，由于“七·七事变”后有近百万内地居民避难香港，造成当地市场需求的迅速扩大。牙刷业便是人口增长直接带动工业发展的例子。1937年以后，由于本地牙刷销量大增，因而新增设的牙刷厂达八九家之多 [24] 。在海外市场方面，为香港工业提供有力支持的因素主要有二个，一是东南亚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全面侵华后，海外华侨表现出了同赴国难的高度觉悟，积极抵制日货，倡用国货。据报道，“抗战以后，日货销场，皆由本港国产品取而代之，故在最近两年来，本港国产工业品，在海外各埠市场更加畅销”[25]。 二是战时需求的扩大。抗日战争与欧洲战争相继爆发后，市场上各种商品尤其是军用品的需求量大增。香港的华资工厂接获大批军用品订单，出现了战时景气的现象，其中五金、树胶、油漆等业受此影响最大。如大华铁工厂承接中国政府、香港政府及英联邦各国政府军用物品订单，雇工在2000人以上。郑植之兄弟创办的中美风灯制造厂，直接间接为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服务，制造各种军用附属品，如军用水壶、军用带扣等。该业中的手电筒业于1940年达到发展的鼎盛期，其直接起因是欧洲各地因战争而实行灯火管制，手电筒的需求量因之大增，当时从香港输往英国的电筒、电池货值每月可达百余万元 [26] ；树胶业则承接了大批防毒面具订单。香港的几家树胶厂日夜开工，为内地赶制防毒面具。如中英橡胶制品厂300余名工人昼夜生产，制造防催泪弹镜、防毒面具、军用雨衣等各种军用品；香港的制漆业自诞生之日起便与中国的国防建设息息相关，国民制炼漆油有限公司所生产的骆驼牌各种漆油，早已被确定为中央政府军政部、航委会、铁道部所用之油漆。欧战爆发后，欧洲进口油漆绝市，“中央各兵工厂、车厂、飞机厂及交通部建造桥梁所用油漆，甚为大宗，皆由本港华资制漆厂所供给”[27] 。与此同时，香港制漆还大量供给英联邦各国。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香港工业品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
最后是内地工业向香港的转移。尽管有英国优惠政策和市场扩大等因素的推动，如果香港工业不能得到外来资金与技术的滋养，在短时期内达到如此盛况也是不可想象的。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往香港资本流动向内地倾斜的情形为大规模的内地企业迁港浪潮所取代，上海等内地企业家的大量涌入结束了广东籍商人在香港华资工业中一枝独秀的历史。内地工业的转移有两种类型，一种情况是直接将工厂搬迁来港。1937年上海落入敌手，1938年有约20家上海工厂迁移来港，上海企业家在香港投资总额达数千万元之巨。1938年10月华南失守后，广州、厦门的工厂迁移来港，仅广州市便有10余家工厂迁来，连同厦门迁港的厂家共有20余家 [28] 。华民政务署劳工处1939年发表的年报称，“中日战争爆发后，战区工厂纷纷移港设立，遂使本港工业顿形发达，实为去年中之异象”。根据1940年下半年的统计，从各地迁港继续工作的大小工厂，已经注册或未及注册者合计有432家，以经营织造业为多，制手电筒、电池者次之，凉果、饼干、枧药等又次之，其他轻工业工厂及化学工厂亦不少，以九龙城、深水步、荔枝角一带为多 [29]。另一种情况则是携资来港，投资于工业。随着内地沦陷区的不断扩大，大批难民逃来香港，其中不乏来自广东、福建、江苏、浙江等地的工商业者。根据1939年11月统计，中国内地因抗日战争而逃难到香港的人群中，拥有财产100万元以上者计500多人，拥有1000万元以上者30人，拥有亿元以上者3人[30]。他们的部分资产投入了香港工业。例如，1939年，上海企业家在九龙开设了织缎厂、广告印刷厂等6家大工厂[31] 。总起来看，内地企业迁港在工厂数量增加、工业门类齐全、工业技术水平提高三个方面极大地促进了香港工业的发展，使香港工业得以在短时间内迈上新台阶。
四、 结语
1937－1941年间，香港的华资工业呈跳跃式迅猛发展，香港由转口贸易港转变为工商业城市的前景开始显现出来，当时，一些具有远见的华人工业家已经认识到了香港走上工业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及现实可能性。1939年2月，中华厂商联合会主席叶兰泉在中国国货展览会上致闭幕辞，表示，“本港为远东商业中心，欧亚贸易集散总汇，更为华洋集处，交通便利，惜乎本港向为运输商埠，全靠中外各埠繁荣之望，倘各埠商业，稍有窒碍，本港即受影响，鄙以为本港当道，应设法优待各工厂，勿太严厉执行各例，使人乐于在港开设工厂，本港转为工业，将来出品日多，则本港繁荣可立为待”[32] 。 尽管香港沦陷时期华资工业遭到了灭顶之灾，大批厂房毁于战火，库存原料被洗劫一空。但是，侵略者无法毁灭香港的航运与商业网的优势，也无法将盛极一时的香港工业一笔勾销。二次大战结束后，香港华资工业逐渐恢复旧观并开始向更高的发展目标迈进。追溯历史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抗战前期华资工业的篷勃发展对香港的未来影响深远，香港工业从此拥有了较为雄厚的实力，它奠定了战后经济恢复的基础，并构成50年代香港工业化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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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齐大云、任安泰：《百年浮沉－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23页。
[2] 余绳武、刘存宽主编：《19世纪的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第300页。
[3]由于当时有些机器厂生产五金制品，金属制品厂生产手电筒等产品，难以详细分类，故将机器厂、五金厂、电筒厂均归入五金业。
[4]《经济委员会报告书》，《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5年7月号，乙，第18页。
[5]《经济委员会报告书》，《香港华商总会月刊》1935年7月号，乙，第18页。
[6]《香港华资工业史》，载汇丰银行编：《百年商业》，香港光明文化事业公司1941年出版。
[7]见王楚莹编：《香港工厂调查》，南侨新闻企业公司1947年出版。
[8]见《香港工厂调查》。
[9]1940年5月7日香港《大公报》。
[10]G.B.Endacott, Hong Kong Eclipse, Hong Kong, 1978, p.12.
[11] 1940年8月11日香港《大公报》。
[12] 1940年8月10日香港《大公报》。
[13] 1939年4月8日《星岛日报》。
[14] 1940年3月24日《星岛日报》。
[15] 1940年10月7日《星岛日报》。
[16] 1940年3月25日《星岛日报》。
[17] 1940年10月7日《星岛日报》。
[18] 1939年3月27日《星岛日报》。
[19]罗旭和：《中英合作与香港百年》，见《百年商业》。
[20]1940年2月11日及1940年12月23日香港《大公报》。
[21] Edward Szczepanik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p.134.
[22]1940年6月17日香港《大公报》。
[23]1939年3月30日《星岛日报》。
[24]《香港华资工业史》，见《香港百年》。
[25]1939年3月27日《星岛日报》。
[26]1940年12月19日香港《大公报》。
[27]1940年5月14日香港《大公报》。
[28]1939年3月29日《星岛日报》。
[29]1940年10月21日香港《大公报》。
[30]李宏编：《香港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77页。
[31]Irving S. Friedman, British Relations with China, 1931－1939，New York,1940, p.224.
[32]1939年2月23日《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