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新文化运动-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周月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与早期含义演变

摘要：既往研究多将“新文化运动”当成内涵和外延皆清晰而固定的名词，其实该词流传之初，既是一种革新运动的主张，又是描述现状的概念，含义言人人殊。其早期含义既不同于五四前偏学理的思想文艺探讨，也区别于稍后实际的社会运动与政治革命，在五四后被时人用于指涉不同的社会改造方案，逐渐流行。面对当时多元互歧的思想界，不少人希望形成共同的方针，统合日趋分裂的革新势力。此种努力失败之后，各方多以自己的精神重新定义和叙述“新文化运动”，相关论述受到诸多思潮影响，含混复杂、倏忽不定，该词的含义亦几经流变。在此过程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中西新旧框架与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阶级分析框架逐渐形成并产生广泛影响，成为后来关于新文化运动最主要的两种叙述。
关键词：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社会运动/历史叙述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研究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形成及演进”(14YJC770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傅斯年曾提出，研究思想史应避免以“后一时期，或别个民族的名词及方式来解它”，否则“不是割离，便是添加”。①但实际上，即使是当时当地所使用的名词，其含义也会随时空而变迁。傅斯年后来又提出“以语言学的观点解决思想史中之问题”，对关键字词“探流变”，“以演化论之观点梳理”。②若将傅前后两说综合考虑，似可提示我们，如不分辨词义之流变，即使使用当时已有之名词来谈当时之思想，仍有可能“割离”或“添加”。
“新文化运动”③一词便是如此。除少数研究者之外，多视其为众所周知、不言而喻，即使注意到有理解分歧，仍多以“求其是”的视角探讨，鲜少考索流变。④实际上，自其流行之初，时人对“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和应是什么言人人殊。在随后，其含义更是与各时期的现实与叙述密切互动，讨论“新文化运动”常常“一方面是为了研究，另一方面是为了现实”。⑤而现实的情状又在有意无意中改写着这一概念，使其像光一样，“依其透过之空气之不同，而异其色彩”。⑥正因此，以“演化论之观点”探寻该词含义的流变，将“用于建构历史对象的范畴”本身当成“历史分析的对象”⑦，或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一步的“割离”或“添加”。
本文力图回到“新文化运动”主流论述形成之前，讨论五四后数年间各方对“新文化运动”的不同表述及争论，展示时人心中的“新文化运动”如何从“混流并进”逐渐脉络清晰，进而形成两种主要叙述，试图揭示后世相关叙述中那“建构”的一面及其“建构”过程，借以加深对含混复杂、倏忽不定的新文化运动的认识。
一、走向“运动”的“文化”：“文化运动”的出现
现在一般人多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或1917年胡适提出“文学改良”⑧，但周策纵注意到“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在五四学生运动之后半年内才开始流行。⑨事实上，在1920年时，郭绍虞曾直接将五四学生运动看成新文化运动的起点。⑩周作人也曾说，五四事件的发生“引动了全国的视听，及至事件着落之后，引起了的热情转变成为新文化运动”；并以五四为界，之前的一段是“文学革命”，后头的一段才是“新文化运动”。(11)这些不同的观点背后，正是各方对“新文化运动”概念的不同认知，提示此概念意涵的丰富与多歧。
有一点大致可以确定，即“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确与五四“引起了的热情”有关。如同晚清民初很多新名词一样，“文化运动”一词传自日本的可能性较大。(12)中国国内最初使用“文化运动”者，似有意与偏重街头行动的“学生运动”相对。五四运动发生一个月后，罗家伦、傅斯年与主张持续罢课的其他学生领袖不和，遂申明自己将弃“学生运动”而从事“文化运动”，表示“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将“尽力文化运动，不知有他”。(13)
不过，“文化运动”也是一种“运动”，正体现五四后好“动”的时代氛围。正如罗家伦所总结的，“‘五四’、‘六三’的结果，只是把全国的人弄‘动’了”。(14)五四以后“形势大变，只听得这处也谈新思潮，那处也谈新思潮；这处也看见新出版品，那处也看见新出版品”，有了“蓬蓬勃勃的气象”。新出版品从五四前的寥寥数种，“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15)刘延陵便说，当时“中国忽然来了‘文化运动’的一个名词，我们也不晓得是那[哪]一个人开始造的，但这本是群众心理的一种现象，不足深怪”。(16)所谓“群众心理”，即指当时“动”的氛围，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五四“引起了的热情”。郑伯奇更指出，当时各地的“文化运动”是与“爱国运动”“一时迸发”的。(17)例如，有报道观察到，长沙正是受了五四运动的鼓动，“一般人士向‘新潮’方面走的”方才渐渐增多，意识到“社会改造”“思想革新”“妇女解放”“民族自决”种种问题，万不容缓。(18)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文化运动”一词开始被使用和流行。
并且，时人常寄希望于此种“动”的倾向之中。张东荪呼吁学生“直接行动”，他认为当时的学生运动是群众运动的一种，“是个人直接的运动，是个人良心上发现的决心，是最新革新运动的型式”，“五四、六五两运动，是亘古以来破天荒的新运动”，只不过当时的“新思想”仍不够普及，要实现“新思想”与“新运动”的结合，仍需要以“文化运动”“去培植新思想的基础”。(19)罗家伦同样认为“中国的存亡正系在这一‘动’”，他之所以要“积极做我们的文化运动”，正是为了维持这一“动”，使之成为“永久的活动”。(20)李大钊更明确地强调“文化运动”是“少年运动”的第一步，其目的是要创造理想的“少年中国”。(21)
在张、罗、李三人或许随意的表达中，“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正是五四之前的“思想”(文化)与五四之后的“运动”之结合——将街头的“学生运动”调整到了“文化”领域，又为“文化”增加了“运动”的形式。顾颉刚便认为，五四的意义就在于将反抗强权的运动与文化建设联系了起来，方才“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22)“文化运动”这一词语顺应了“群众心理”，同时也塑造了五四之后的新风气。毛泽东“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宣言(23)，《少年中国》月刊“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的宗旨(24)，均是典型的“说”与“干”、“文化”(“科学”)与“运动”的结合。
二、“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
与此同时，欧战后很多中国人几乎形成一种共识——世界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故“新文明”“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新人”逐渐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新文化”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名词之一，且几乎可以涵盖上述其他所有名词。创造“新文化”，也变成了迫切需要。五四学生运动之后，蔡元培就希望全国学生要担起“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的责任。(25)有人甚至认为“要救济今日社会无限的危险，增进将来社会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创造新文化，不能不创造新文化”。(26)
或正是看到了“文化运动”与“创造新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有人开始使用“新文化运动”一词。五四后曾考察北京、上海等地的蒋梦麟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目的”便是要“酿成新文化”，只有如此才可以救治“中国社会的病”，故他视其为“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27)稍后更有人总结“创造新文化，传播新文化，就是新文化运动”。(28)与“文化运动”一词相似，这些人在使用该词时仍然强调其沟通思想与实际行动的一面，如蒋梦麟心中的“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形成一股“怒潮”，“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29)
1919年10月底，江苏省教育会决定将“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确定为本年高等、中等学校学生“演说竞进会”的演说题，随后在报纸上广登通函，详细解释该词含义，试图借此活动“唤醒国民，改良社会，发展个人，增进学术”。(30)这一举措促进了“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31)演说竞进会分别于12月6日及22日在南京举行。(32)在其影响下，江浙学生纷纷参与讨论，将讲稿投诸报端。(33)有人读到江苏省教育会对“新文化运动”的解释后认为“确是二十世纪中国人民所需要者”(34)，《时报》所附《教育周刊》也号召大家“急应研究研究”。(35)自此，“新文化运动的声浪，就一天高似一天”。(36)到1919年底，谈论、使用“新文化运动”已成为一种时髦。(37)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新文化运动”一词流行之后，在早期，时人仍常将“文化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混用，有人便曾明确指出，“文化运动”也称“新文化运动”，“是没有多少分别的”。(38)
“新文化运动”一词的流行和五四后注重“行动”甚至“运动”的时代氛围有关，而当其流行之后，又进一步促使社会“运动”了起来。当时各地均在为从事“新文化运动”而积极行动：汉口学生争相“愿做新文化运动的‘马前卒’”，温州的永嘉新学会“对于新文化运动及改造社会等事业，日日进行，成效可观”，而原本“黑沉沉、冰冷冷的芜湖，居然也有什么新文化运动”，且“‘蓬蓬勃勃如釜上蒸’般的热烈进步”。(39)真可谓“今天在这儿唱‘新文化运动’，明天在那儿唱‘新文化运动’”(40)，“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41)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已指出“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目本非《新青年》同人提出，而是《新青年》的反对者制造出来的。他说，五四运动后，革新运动表面上有些成就，于是主张革新的人也渐多，这里面“有许多还就是先讥笑、嘲骂《新青年》的人们，但他们却是另起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运动”，“后来又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骂讥笑”。他又说：“记得初提倡白话的时候，是得到各方面剧烈的攻击的。后来白话渐渐通行了，势不可遏，有些人便一转而引为自己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42)鲁迅这里所说的反对者包括张东荪及“研究系”同人，他之所以如此说，当与张氏在此前与《新青年》同人有过不愉快的文字交锋，随后又反复倡导“文化运动”甚至祭起“新文化运动”旗子有关。(43)
相比其他报章杂志，被视为新文化运动“金字招牌”的《新青年》反而较晚使用该词。1919年12月，《新青年》杂志从《时事新报》《国民公报》《晨报》中摘出数篇“长沙特约通讯”，合并为《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并将其中一封名为《湖南之文化运动观》的通讯改题为“新文化运动”，成为文中一节。正如王奇生指出的，陈独秀在这一期的“随感录”中开始频繁使用这一名词。(44)与鲁迅不同，至少陈独秀到1919年年末已大致接受“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
总体而言，“新文化运动”一词因迎合了五四后好“动”的“群众心理”而迅速流行。关于其流行过程，梁漱溟说得最为清楚，他在1919年6、7月间写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用到“文化运动”一词时，尚“自疑杜撰”，可见那时还几乎无人使用，但“今才六个月功夫，竟成腐语滥套”。他从这一过程中，看到了“社会的猛晋”。(45)五四学生运动之后的数月间，思想界“相率竟为新文化运动”，该词迅速传播开来，进入大众视野，成为社会“最时髦的名词”。(46)并且，有人注意到该词本是代“新思想”而兴(47)，这一取代绝非偶然，用“新思想”来涵盖之前“咬文嚼句的书生运动”(48)或许尚可，但五四后的思想界有了极大转变，走向实际运动(49)，要求改造社会、革新政治，故内涵外延更为广泛、模糊，似可兼顾思想与社会又带有实行意味的“新文化运动”一词才被广泛使用。
然而，与“辛亥革命”或“五卅运动”这类偏重历史事件描述的名词不同，“新文化运动”在其流行之初，除描述现象之外，更多是一种革新主张，而主张常常是多元且变动的。故对于何为“新文化运动”，当初较早使用或阐述该词的人，不论是思想界领袖还是普通人，并未给出一致的界定。他们心目中的主张本就各不相同，“新文化运动”内涵亦因着意点而有所差异。但随着该词迅速勃兴，这一概念便掠夺式地涵盖了从思想文艺到社会政治之间的广阔地带。
三、混沌多歧的新文化方案
胡适后来说，“新文化运动”本是“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一个文艺复兴运动”。(50)周作人也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文学革命加上思想革命”。(51)多数五四新文化人在对于“新文化运动”应当包括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这一点并无异议，然而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是否是其全部?如果回到历史语境，会发现在时人的言说中，这一概念远非如此简单明确。文化本来便是个“涵有极复杂意义”的名词，虽然“被人嚼得烂熟”，但究竟什么叫作文化，却“人人有他自己的文化观”。(52)实际上，即使是胡适等人在倡导文学革命之时，他们主张的“革命”实具有开放性，并不仅限于文学和思想的范围。(53)
其实早有人批评胡适等试图将“新文化运动”限制于文学和思想的做法，认为“这两点还不足以尽‘文化运动’底内容，甚至还没有把握着‘文化运动’底意义”(54)，正如郭沫若后来所指出，把这一运动限定于“文艺”，“是把五四的意义缩小了”，因为它还有“文化革命或社会革命”的精神。(55)“新文化运动”在文艺之外尚有趋向“实行”的一面，而其“实行”的目标并不限于“文艺”，也包括各项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傅斯年当时就指出，五四运动过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56)产生并流行于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便蕴含了实行“社会改造”的显着特色。这也是部分“新文化运动”者所着意推动的。戴季陶即明言，“新文化运动”“就是以科学的发达为基础的‘世界的国家及社会的改造运动’”，并且“非有大破坏，不能有大建设”。(57)戴氏所看重的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实际改造，这也是不少时人心中“新文化运动”最为重要的内容。易君左观察到，“社会改造之声浪，在今日新思潮中，已占全体十之七八；凡所谓妇女解放，劳动神圣等，又靡不以此为归宿”。(58)
相比于直接的社会改造，张东荪、蒋梦麟注重面向下层社会的教育。经历了五四学生运动后，张东荪强调“文化运动”是“培植新思想”的良方，实是“广义的教育”，是“启发下级社会的知识和道德”。(59)蒋梦麟同样把它视为“提高社会程度的方法”，是“对于受不到普通教育的平民，给他们一种教育”。(60)梁漱溟则认为“因为中国国民受东方化的病太深，简直不会营现代的生活”，所以“你要教他会营现代的生活，非切实有一番文化运动辟造文化不可”。(61)他们的主张虽兼具思想运动与社会运动，且背后仍隐藏了社会改造的目的，但毕竟在“文化运动”阶段仍偏于宣传、教育。
李大钊心目中的“文化运动”则明确兼具“精神改造的运动”和“物质改造的运动”两方面，前者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后者则包括创造劳工组织、改造经济制度，两种运动如“车的两轮，鸟的双翼”，共同构成“文化运动”。(62)如果说“精神改造”尚限于宣传，仍处“坐而言”与“起而行”之间，那么“物质改造”中“创造劳工组织、改造经济制度”已是名副其实的实行。这也正如后来张君劢所说，“新文化者，不仅新知识已焉”，不仅创造、传播新知识，还“应将此新知识实现于生活中”，方“成为新文化”。换言之，除学术上“当有一种大改革”之外，“社会上、政治上之制度”也要有一种大改革，即要在“种种方面，造成一新时代”。张君劢所主张的“新文化运动”无疑也是一种包括学术、社会、政治的全方位大改造。(63)
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在使用“新文化运动”时本较随意或直接借用他人的说法，常常受上述诸多主张的共同影响而又不局限于上述主张。江苏省教育会主办“演说竞进会”时，即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国民运动，学术思想运动”。(64)其含义已经涵盖学术、思想、社会等更广阔的范围。当时参加演说会的学生认为“新文化运动”需要包括“研究”和“传播”两部分，而“传播”的方式除语言文字之外，必须同时将研究的结果“实行出来”。(65)这一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同样包含研究、教育、实行的多层次。瞿秋白看到，当时的“思想革命”经过五四之后有了充分发展，“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恋爱自由’、‘劳工神圣’的口号”，都开始普遍于社会。(66)常乃惪也注意到，五四运动之后，全国既有“罢课、罢教、罢工、罢市种种风潮”，又有各种白话小刊物“风起云涌”，“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家族运动种种潮流日盛一日”。(67)
瞿、常两人均将这种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风潮、刊物、运动统称为“新文化运动”。或许正如林同济所说，这运动本是“丰富、复杂，以至矛盾的”。(68)既有人观察到新文化运动“渐渐儿变成纸上的文章运动”(69)，也有人觉得运动“太偏于社会方面”，而“把政治忽略了”(70)，又有人认为五四使“学生渐知干预政治，渐渐发生政治的兴趣了”，运动“变了质”，“走上政治一条路”。(71)确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的人看到了“远近高低各不同”的面相。论者基于自身的主张观察和评判当时的运动，主张“文艺”“思想”的批评其太“社会”“政治”，强调实行社会改造的则批评其太“纸上”。
并且，即使同一人，也往往在广义、狭义不同的层次上使用该词。例如胡适有时说新文化运动在五四学生运动的“政治干扰”下“夭折”了，有时却又认为这一运动也包含了五四后从联俄容共到北伐的国民革命。(72)梁漱溟指出，新文化运动“始于文学、哲学，而归于社会问题、政治、经济”。(73)至少在梁心中，文学、哲学、社会、政治、经济等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不过前后侧重不同，接近于胡适所说广义的文艺复兴。身份较为超脱的日本观察者箭内亘当时看到，中国的“文化运动”既包含妇女解放、家庭革命、反对孔教，也包括主张白话诗文的文学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过激思想的输入，比政治界更为“混沌”。(74)
正如前文所述，含义的“混沌”使得“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在不同言说中常常不同。因早期使用“新文化运动”者多强调其实行一面，所以多将运动的起点定为“直接行动”的五四运动之后。但随着含义的扩展，其起点也开始提前到欧战结束时、胡适提出“文学改良”时，甚至《新青年》创刊时。其侧重点也从社会改造变为新旧思想的讨论和文学革命。这一过程中，《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更为凸显。(75)并且，最早使用这一名词的傅斯年、张东荪、蒋梦麟、李大钊等人都未强调它反传统的一面，稍后就有人提到“反对孔教”是其内容之一，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含义演变，反传统成为其最核心的内涵。
自1919年下半年“新文化运动”一词流行之后，使用者的诠释从未间断，该词的内涵与外延始终处于不断变换与扩展之中。(76)在不同的人、不同时期、不同方案中，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外延本不相同，且多“混沌”：文学改良、思想革命、社会改造，甚至政治运动等等，均可归属于“新文化运动”的范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种运动混流并进”(77)，同时又言人人殊。这也致使当时任何革新主张似乎都可以冠以“新文化运动”之名。同时，指导运动的思想又是“纷歧”的。
新文化运动者多以创造新文化为目的，然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原本在中国起作用的传统之道与新近起作用的西方之道，都不再被认可，这更加剧了传统秩序全面崩溃后的“真空状态”，真正“各道其道”的时期来临。在欧战以前，“新”“旧”的意义本极单纯，即“以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固守中国习惯者为旧”，但欧战之后不少人认为西洋“现代文明”不适于新时势，“新”“旧”一变而为“以主张创造未来文明者为新，而以主张维持现代文明者为旧”。(78)所以在五四时期，主张“仿效西洋文明”者固然自认为从事新文化运动，主张“创造未来文明”的也同样自认在从事这一事业，甚至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章锡琛便指出当时“所谓新文化”，不能不以“时代精神(Zeitigeist)”为背景，即“新文化”是对“十九世纪文明之反抗”，“补其偏而救其弊”，认为“新文化”不仅与“西洋文明”不同，且立于相反对的地位。(79)但不像“西洋文明”有相对现成的实体(也有虚悬成分)，他们对于何为“未来文明”并无共识，仍有待于探求，以后的世界“将变到怎么样”“实在预想不到”(80)，这更造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的“混沌时期”。(81)然而混沌中的各派常常均自认是在创造“未来文明”，自称从事“新文化运动”，只不过对新文化的设想与运动的方案却各自不同。
让事情更为复杂的是，有时人认为“新文化”与“西洋文明”相反对的同时，也多接受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洋文明”相反对，所以有人开始判断“新文化”会朝着中国文化的方向发展，至少两者相融合。因此，当时主张东方文化的人，也常自认为在“创造未来文明”，从事新文化运动。梁启超即主张“尊重爱护本国文化”，“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化合”成“一个新文化系统”。(82)梁漱溟则认为“人类文化要有一根本变革”，“世界未来之文化”将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后来他更直接说“要紧的还是在积极地创造新文化”，但是“要从旧文化里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83)陈独秀也注意到在当时“新文化运动声中”，有一种声音是“西洋人现在也倾向东方文化了”。(84)所以，在当时，无论主张以何种方式改造中国——面向西洋、未来或中国传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满意现状，主张改造中国，创造新文化，故一般都自认为从事新文化运动。
后来黄日葵曾这样描绘，五四时期既有“外来思想的输入”，又有“故有思想的伸张”，“恰似烧烟火一般，火线交叉错综地乱射，有目迷五色，光怪陆离之慨”，各种问题、主义、派别“应有尽有，至为纷歧”。(85)这多元互歧、众声喧哗的纷繁状态，恰恰是新文化运动较真实的图景。有人注意到，五四之后“谈改造的事业”热闹极了，“平日所谓新文化运动潮流中的期刊杂志，大日报，小日报，甚至丛书专着，论其数目，何止数千?”(86)这种种杂志既有“高谈主义的”，也有“研究问题的”，还有“讲哲学、文学的”(87)，但因各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所以“政治方面的见解固然不同，即文化方面的见解也各异”。(88)并且，“关于思想文化的主张恐怕比关于政治社会问题的主张还来得多”；思想文化方面的派别也比“政治上、社会上的派别还来得多”。(89)这无疑与当时开始流行的“主义”之争相关。在五四时期，“各式各样的‘主义’都在中国活跃一时”(90)，每一个“主义”，几乎都有一个自己的新文化方案。
大到国家的走向，小到一个新式标点的运用，几乎每一话题，均有不同观点：在白话问题中，支持白话文的未必支持白话诗；在家庭革命问题中，支持小家庭的，未必支持废家庭；在主义问题上，赞同社会主义的，未必赞同阶级斗争。在此一问题上观点相近的两方在彼一问题上很可能观点相左。在众多问题的讨论中，支持者和反对者的社会构成和具体思路都相当复杂，难以简单地以正反二分法涵盖。就人事而言，五四前后思想界的主要特征是各种流派的混杂难分；就主张而言，则是多元互歧。(91)各派系与主张均“极为分歧”，常常因“内哄”而形成“混战”。(92)
胡适当年曾如此形容各家不同的社会主义，说：“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虽然大家“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93)如果把其中的“社会主义”换成“新文化运动”也仍然合适，同样是“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都可自称“新文化运动家”。这正是余英时所说的，“五四始终是、也仍旧是很多不同的事物”，有多重面相和多重方向的特点，当时的思想世界“由很多变动的心灵社群所构成”，“不仅有许多不断变动又经常彼此冲突的五四方案，而且每一方案也有不同的版本”。(94)
正因这一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范围广漠混沌、主张又“纷歧”且多变，当该词广泛流行之时，被认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两位领袖——胡适与陈独秀，却曾先后不同程度拒绝承认自己从事“新文化运动”。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胡适明确拒绝承认自己所从事的是“新文化运动”。他说这年暑假在南京，别人恭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听后“惭惶无地”，因为他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认为当时“所谓新文化运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你”，是做“普及”。他对此十分不满，认为这样的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其实连文化都没有，更何从言新”。他自己“赌咒不干”，也不希望北大学生加入。他希望把这种运动的趋向，引导到创造文化、创造学术、创造思想的“提高”一路。(95)
陈独秀的情况更为复杂，在“新文化运动”一词出现不久，他便多次使用且积极倡导，更反复提醒从事者要注重工商界等“别种实际的改造事业”。(96)到1921年时，他注意到有许多人把“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当作是一件事，甚至“还有几位顶刮刮的中国头等学者也是这样说”。这最能说明当时“文化运动”一词含义广漠混沌。但陈独秀此时却发觉这一混淆“真是一件憾事”，他开始试图厘清“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认为“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本来是两件事”，前者的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后者则是“妇女问题、劳动问题、人口问题这一类的事”。并称“一个人若真能埋头在文艺、科学上做工夫，什么妇女问题、劳动问题，闹得天翻地覆他都不理，甚至于还发点顽固的反对议论，也不害在文化运动上的成绩”。(97)在陈独秀看来，“文化运动”始终有点思想文艺的贵族气，天生有“纸上”的意味，而他所要从事的实际社会活动，不如直接标举“社会运动”。陈独秀对“文化”与“社会”的离析正是他试图打破混沌、廓清“文化运动”内涵的一种尝试。(98)
四、“确定方针”的愿景
五四时的中国思想界正处于狂涛骇浪之中，当时多种新文化运动方案“各自站在不明了的地位上，一会儿相攻击，一会儿相调和”，政治上、经济上、学术上均没有明确的方向，报章、杂志更是“乱哄哄的”，身处其中的时人也多“思想紊乱、摇荡不定”。(99)如前文所说，那是一个需要即刻开始“实际运动”的特殊时期，与单纯坐而论道不同，在实行之际“贵于以一种主义，坚持不变”，才能有人信从而产生效力，所以当时亟需一种确定的理论以为指导。(100)
许德珩就认为，当时的“文化运动太无轨道”。张东荪听后“很有感触”，认为“文化运动所以柔弱无力的原因就是因为太没有方针”，“大家胡乱运动一阵，有互相抵消的，也有循环仍到原地方的，也有不相干的，五花八门，所以把受纳文化运动的人弄得无所适从了”。故张希望确定一个方针，以“用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来解决中国”为“一个共同点”来界定“新文化运动”。(101)少年中国学会中甚至有人认为“无主义不能作事”，因为“无一定之宗旨”，则“难收联贯主从之功，而有东扶西倒之病”。(102)
朱执信也明确表达他对当时“混乱并进”的思想界不能满意，认为急需一个“改造社会的方略”，确定“对于旧社会的战斗的攻击计划”，不然则会有两种弊端：“一种是不向同一方向努力，冤枉花了人民的精力；一种是破坏了旧制度以后，主张不一，还是被那旧社会的余毒，染了进去，变了形来复古”，所以“非立一个案不可，就算不能立刻做出这个案来，也非预备立一个案不可”。他说：“旧的制度，虽然是‘一’，反对旧的制度，究竟是‘多’，在这许多‘多’的里头，再求一个‘一’，那是万不可以省略的工夫。”(103)
然而如何从诸多的“多”中确定一个“一”，却是一个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就像张东荪希望作为先决条件存在的“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都没有确定，当然也很难作为界定“新文化运动”的准绳。对于“混沌”的思想界，时人早已渐生不满，感觉到“思想不能尽是这样紊乱下去”。(104)郑振铎曾有这样的疑问：“我们应该向哪一方面改造?改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改造?改造的方法和态度，是怎么样的呢?”(105)这一连串的问题实际表达了他希望在革新运动萌芽的时代便能明确改造目的与手段。
五四时期的革新运动，舆论界较能取得共识的部分是“对于旧社会意识”的态度——“都恨不得一脚踢开”，“旧社会应当改造，在文化运动界，早已成了定论”。这几乎是新文化运动中最大的共识。然而“踢开”的手段、程度及之后的选择却有“多面性、复杂性”，“非常的庞杂，弄成了一时混乱，使人感觉万花缭乱，无所适从”。(106)张东荪也说当时只有一种“浑朴的趋向”，就像“饿时只有吃的冲动，却对于吃何种食物不发生具体的印象”。(107)这是五四时期时人的一种普遍感受：对现状不满，对未来又不确定，徘徊于十字街头，四顾茫茫，不知何去何从。
胡适后来回忆，在1919年到1920年间，因当时各处提倡的新运动，形式上五花八门，故他们感觉到对“‘新思潮’、‘新文化’、‘新生活’有仔细说明意义的必要”。(108)实际上，时人也注意到探求这个“一”所需解决的首要关键问题正是要厘清“是什么”。杜亚泉便指出：当时言论界虽有“揭橥新思想之名义而鼓吹之者”，但对于新思想“究为如何之思想”，不仅他人不清楚，揭橥、鼓吹者也不清楚，则“新思想的劈头一斧，如何下法”?(109)在他看来，这正是提倡新思想者最先应该明确解决的问题。杨贤江也意识到，在从事运动之前，对“‘新思潮是什么’?‘文化运动是什么’?”等问题，必须先求得明了的解答，再定个切实的计划，才能算“有意识的、主动的事业”。(110)
因之，当时出现了很多希望厘清“新思潮”“新文化运动”是什么的文章。包世杰在1919年7月撰文从“爱国主义”“外交政策”“内政改良”“社会问题”“人生觉悟”“旧人物”“宗教”“政党政客”等多方面来阐释“新思潮是什么”。(111)张东荪在包世杰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可以为新思想加上众多“主义”，从负面言是“非个人主义”“非自由主义”“非竞争主义”“非阶级主义”“非国家主义”“非复古主义”，从正面表述是“结合主义”“牺牲主义”“平等主义”“劳动主义”“世界主义”“理想主义”。(112)对于包、张二人对“新思潮”的解读，胡适认为“太琐碎”“太笼统”，故撰写《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评判的态度”为新思潮的精神，以“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为手段，以“再造文明”为唯一目的。(113)
代“新思想”而兴的“新文化”流行之后，陈独秀也曾提醒“赞成新文化运动的人”应该注意“究竟新文化底内容是些什么”，不然会有“因误解及缺点而发生流弊的危险”。他提出，“新文化运动，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114)陈启天也觉得“闹了新文化运动已有一两年，说明新文化是甚么的却很少”，他阐释“新文化的真精神”是“由静的人生到动的人生”、“由竞争的人生到互助的人生”、“由家族本位到社会本位”、“由军国主义到世界主义”、“由贵族主义到平民主义”。(115)《东方杂志》记者章锡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他认为“新文化之内容”要从与“十九世纪文明”的“反动的方面观察”，所以，与物质相对的“精神力”、与个性自由相对的“新人道主义”、与科学相对的“艺术”、与少数特殊阶级相对的“民众”方是新文化的主要内容，“舍此数者不足以言新文化”。(116)
他们厘清新思想、新文化的努力相似，答案却既有相通处，更有矛盾点，各不相同。《新青年》曾反复倡导“个人主义”，张东荪则提出“非个人主义”；陈独秀曾标举“科学”，《东方杂志》则强调与“科学相对的‘艺术’”。其实他们均不完全是对现状的概述，同时也是对“新思潮将来的趋向的希望”。(117)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管为“新文化运动”正名的尝试，还是寻求“一个共同点”、“共同意义”或共同信守的“主义”的努力，二者皆不成功。张东荪当时虽希望能有一个方针，但已意识到“勉强统一不但理论上不好，并且事实也很难做到”(118)；稍后更说当时只有“现状的不安宁”，对如何改造现状并没有共识，“因为研究尚没有十分详尽，所以各方面至今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提到社会上来”。(119)少年中国学会从事新文化运动时也面临“主义不决定，举止无所适从”的问题，然而面对众多的主义，王光祈发现要从中选择还是太难，没一个合适，认为“世界上的主义不够我们用”，所以要“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主义”。(120)但最终这个能统合众多会员的主义并未能被创造出来，学会仍走向了分裂。正因此类努力一一失败，故一年多以后，“新文化运动”这句话虽早已是一般读书社会的口头禅，但其“流动的方向和结果”，却仍“没有十分看得出来”(121)，梁启超看到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的答案，依旧是“一个人一样”。(122)
1920年4月，许崇清解释时人纷纷表达“什么是新思想”这一现象时认为，“他们不甚满意于现在的思想界，因而盼望有些更加适切于他们的要求的思想出现，可以使他们得充分的满足”；所以“什么叫做新思想”这个疑问隐含了“这就叫做新思想么”的反问，是作者对当时新思想的不满与愿望，“后者的里面含着些不满的感情，前者的里面还有个‘Sollen’(ought to be)的愿望”。(123)张东荪固然认为社会上至今“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但或许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这诸多“一个人一样的方案”中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让他以及众人得到“充分的满足”。
正如桑兵认为，时人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意见，“重点不在新文化运动，而在什么是新文化运动。这与历史上的新文化运动如何演化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认识，关系密切”。(124)实际上，如何在许多的“多”中确定出一个“一”来，不外乎“万里挑一”和“混而为一”两种手段。然而在迫切需要即刻选择一条道路的思想空气中，派别之间的多元互歧，各自“以一种主义，坚持不变”，势必决定了诸多思想不能混而为一，“万里挑一”也就变成了必然的选择，排除和否定“多”中的其他方案，从而成为“一”，这便是“新文化运动”含义逐渐清晰的主要途径。
五、逐渐清晰的“新文化运动”的含义
1930年，国民党人王正之撰文反驳胡适时论及当时对新文化运动的两种定义：一种是胡适的新文化，反对固有道德、“白话文学而已”；另一种则是共产党人(陈独秀)的标准，“无产阶级的文学”“把所谓资本家来打倒，把所谓大地主加以放逐”。(125)王正之觉察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两种主流叙述已经形成：胡适的反传统、白话文的叙述以及共产党的阶级分析框架。
半个多世纪之后，沟口雄三也指出有左右两种“五四观”：一种“只是抽出了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关的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道路”，是“被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相连接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另一种是“胡适等后来走上与中共对立道路的人士的轨迹”。(126)有意思的是，如上文所曾论及，胡、陈二人均曾否认自己所从事的是“新文化运动”，那么，他们后来又是如何主动或被动地接受甚而主导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的阐释权?这一过程非常曲折繁复，在此仅就几条线索做简单叙述，所述内容仍需更细密的进一步论证、展开，只能另文梳理。
胡适不满于五四后思想界越来越强调社会改造，1919年底，他专门撰写《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有意引导运动往思想方面发展。他在文中所标举的十类问题，即孔教、文学改革、国语统一、女子解放、贞操、礼教、教育改良、婚姻、父子、戏剧改良，全是五四前的话题，而对于五四后兴起的平民、劳工、劳动、阶级等问题只字未提。(127)胡氏全文只用“新思潮运动”，而不言“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他看到当时“新文化运动”一词含义广杂，并有着较强的社会性、政治性倾向，与他自己所追求的相对“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运动有所不同。后来他为了与变了质的“新文化运动”有所区分，又代之以“文艺复兴运动”。但“文艺复兴”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样流行，故胡适仍然被时人推崇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当面对混沌多歧的“新文化运动”含义时，于鹤年曾对胡适强调“新文化运动是对过去思想文化的反动”。(128)几年之后，杨鸿烈据胡适《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重新定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用评判的方法去重新估定中国旧有的学术思想的价值，使中国人对于本国学术思想的地位产生自觉心，然后达到‘纳中国于世界思潮之轨’的目的。”(129)并劝告胡适要明确这一标准。或是受于、杨两人言论影响，胡适虽一度否认，几年后还是接受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他在1929年批评国民党时明确提出除文学革命、思想自由之外，“新文化运动的根本意义是承认中国旧文化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新文明”。(130)此论述与杨鸿烈的劝告十分相似，但又比杨更明确地否定中国的旧文化，也比十年前只说“重估”旧文化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更激进，自“重新估定转变成一概抹杀”。(131)胡适更“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宣告，凡不否定中国文化的派别如国民党都是“反动”的。在最初的“新文化运动”含义中并不突出的“反传统”，在此时已成为了最重要的特征。
胡适等人这种“新文化运动”范畴的确立正是在设置壁垒、摈弃异己的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这一倾向在阶级分析框架兴起的过程中也同样显着。上文已提及，蒋梦麟、陈独秀、郑振铎都曾批评过“新文化运动”“纸上”“贵族”的一面。稍后戴季陶提出“文化运动一定要加上一个劳动运动的色彩”，“离开劳动是没有文化可言的”，要“切切实实的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尽力”。(132)
1920年，毛泽东先是意识到了当时“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133)但在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后，他便明确提出了应对这一困局的办法，认为改造中国需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134)，故他在发起文化书社时，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算新文化，在这样的标准下，“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135)毛泽东开始以共产主义的“新文化”否定当时非共产主义的新文化，将“混流并进”的文化运动置于进化的序列中衡量出先进与落后。当时即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是“最先进最普遍的文化运动”(136)，言下之意即其他“文化运动”不够先进与普遍。
192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联合战线，尝试以阶级分析法重新划分思想界。陈独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中国国民经济基础还停顿在家庭的农业、手工业上面，所以政治仍然是封建军阀的，社会思想仍然是封建宗法的。并将当时的思想界放入马克思主义社会进化系谱中进行划分：“王敬轩、朱宗熹、辜鸿铭、林琴南等”属于封建宗法思想，而“蔡元培、梁启超、张君迈[劢]、章秋桐、梁漱溟”等虽“号称新派的”，其实“仍旧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一只脚或半只脚踏在近代思想上面”，“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并提出：“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37)
瞿秋白虽认为“新文化运动”的最终胜利必定在无产阶级一方，但他同时承认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高一涵等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的浪漫革命主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共产派)”，均属于“新文化运动”。(138)与陈、瞿不同，邓中夏明确将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梁漱溟与章士钊等归为“东方文化派”，认为是“假新的，非科学的”，是新文化运动“新兴的反动派”。胡适、丁文江所代表的“科学方法派”和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是“真新的，科学的”，需要“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前一派进攻、痛击”。(139)此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研究与叙述，也多以类似陈、瞿、邓的思维展开，成为左派“新文化运动”叙述的滥觞。
像这样树立一种标准，排斥其他方案的行为在革新运动之初便已存在，而在知识界分裂之后更为明显(140)，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张荫麟称之为“入井运动”：无论任何主义、任何政见，苟与其所供为偶像之小册子、副刊、杂志、译籍中所言，有丝毫出入，则必须铲除，必须“打倒”。(141)
在五四时身处思想界边缘的王无为看到，当时“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的教职员，和带党派色的有名新闻记者”这些“学阀”，对于“一般人如果做他的拥护者，崇拜他，并赞美他的行为，传布他的主义，他就以为是他的孝子慈孙。倘若不做他的拥护者，不崇拜他，不信仰他，并攻击他的行为，反对他的主义，他就要用他所有的力量，排挤那人，恨不致那人于死地”。然而他们之间同时也不断“相倾相轧相毁相杀”：“甲主张一个主义，乙就主张一种相反的主义；乙提出一种意见，甲又提出一种相反的意见；各用各的小才，各想压倒对面的敌。”当时的文化运动，成了他们斗争的场所，“他们认定做文化运动的人，只有自己是真的，善的，别人也做文化运动，就都是假的恶的”。(142)正如杨鸿烈所说：“不具有这样的‘方法’和‘目的’的运动，都是假的文化运动，非严格的排斥不可。”(143)
两种“新文化运动”叙述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双方用自己的“一致的主义”铸造起“整严的壁垒”，严格排斥异己；(144)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也在理解和界定着这一名词，对其内涵进行“塑造”，影响不容忽视。
《学衡》群体是《新青年》同人尤其是胡适的重要反对者。吴宓虽认为“新文化运动”“其名甚美”，但由于不认同《新青年》的主张，所以仍“不慊于新文化运动”。他曾说：“今新文化运动之流，乃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以饷我国之人。”又说：“所谓新文化者，似即西洋之文化之别名，简称之曰欧化。”(145)他显然认为《新青年》的主张不足以代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但当他反对《新青年》时，往往只看到(至少是只提到)运动中较“极端”的声音，这恰恰帮助了“极端”的主张在“新文化运动”词意中逐渐凸显。他将“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欧化”冠之以“新文化运动”，在这样的反复论说中，实际上不断缩小了“新文化运动”的含义，同时加强了《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的关联，以《新青年》的主张定义“新文化运动”，使其含义越来越清晰化。正如于鹤年所看到，《学衡》眼中的“新文化运动”，不过是“白话文，新式标点，直译的课文，写实派文字，新体及无韵诗，各派社会主义等”。(146)
相较于《学衡》，国民党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有一个从支持到反对的转变。戴季陶、沈定一等人在五四后曾积极参与、倡导新文化运动。孙中山在1920年初曾认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147)其机关刊物《建设》杂志交换广告时甚至有明文规定，“非有关‘新文化运动’者”，概不交换。(148)但他们在当时支持的尚是那个词义混沌偏向社会改造的“新文化运动”。一旦该词含义中反传统一面凸显，孙中山立刻转向了批评的态度：“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49)这种观点影响了国民党后来的官方表述。在1927年“清党”之后，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国民党人一再批评新文化运动对儒家传统思想的否定和对共产主义的引进。(150)蒋介石后来将其定义为“提倡白话文”，“零星介绍一些西洋文艺”，“推翻礼教否定本国历史”，“盲目崇拜外国，毫无抉择的介绍和接受外来文化”等。(151)
若不看背后的价值判断，蒋介石这一表述几乎可视为先前杨鸿烈、邓中夏新文化标准的综合。此时，蒋介石在否定的立场上大体也接受了胡适和共产党人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义，对思想界的其他方案视而不见。上述国民党人物持批评态度时，常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行为与“新文化运动”划清界限，如1930年代国民党发动新生活运动，贺衷寒特意界定两者的区别，说新生活运动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底破坏运动，改变成一个建设运动”，“新文化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完全不要，今天的新生活运动，是把中国固有的精华加以发扬”。(152)如果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目为“破坏运动”，那无疑将那些倾向建设的主张排除在了“新文化运动”的含义之外。
与此同时，原本活跃于五四思想界的众多势力，因为不满于运动中某些趋向，主动淡出甚至有意划清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这更进一步使得该词的含义趋于清晰。
如所谓“研究系”本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胡适曾将《国民公报》视为新文学运动“有力的机关报”(153)，张东荪更曾宣称要将《时事新报》“公开做全国文化运动的机关”。(154)但这一群体又不完全同意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走向，尤其不赞成《新青年》的一些主张。梁启超等人看到当时“诸少年排诋孔子，以‘专打孔家店’为揭帜”；又“斥古文学以为死文学”，所以希望“调节其横流”(155)，对新文化运动“自觉的反省”，推动新文化运动“向深刻一方面走”。(156)茅盾看到“研究系”也主张新文化，“然而他们一面还是反对新青年派”。(157)“研究系”虽有推动一场“积极的、基础的、稳固的、建设的新文化运动”(158)的努力，但随着时代风气不断趋于激进，时人所接受的“新文化运动”含义与他们的主张也渐行渐远，所以在1922年之后，他们便很少提及这一名词；甚至因批评《新青年》，而被视为新文化运动“新兴的反动派”。(159)
伴随着胡适的白话文、中西新旧框架与共产党人的阶级分析框架的兴起，以及五四时期其他文化势力主动或被动的疏离，“新文化运动”的含义逐渐清晰。在这一过程中，之所以胡、陈叙述崛起，其他势力声音隐去，与五四时期胡、陈在北大及北大在运动中的主导地位密不可分。在社会认知中，当时北京大学是全国学界之中心与运动之策源地(160)，“新文化的运动，都说是受《新青年》杂志的觉悟”，于是有“新思潮的勃发”(161)，且当时的革新运动又被认为由胡、陈等“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162)虽然当时“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但胡适、陈独秀有天然优势，故即使他们自己一度否认，却仍被公认为运动领袖。而其他人则常常需要强调自己身处运动之中，他们的地位从一开始便不相同。并且，当其他势力使用“新文化运动”时，常常面临着无法去除该词中《新青年》色彩的困境。所以“研究系”要强调自己是“积极的、基础的、稳固的、建设的新文化运动”，以区别于《新青年》的“激进”与“破坏”，其他人更可能像吴宓那样，即使觉得“新文化运动”“其名甚美”，因无法剥离名词与《新青年》的关联，也干脆选择“将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论是胡适等人试图以“中西新旧”框架审视的努力，或是受阶级观点影响下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化的进化论来重新定义的尝试，其相似的一点，均以某一派之标准为“绝对准绳”来检讨运动中各主张，或去或留，以之重新叙述和建构，这正是“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163)此后两种叙述时而共生，时而对立，在不同时期不同人的论述中各有消长。(164)在他们各自的叙述中，原本丰富、复杂，甚至矛盾的“新文化运动”的图景逐渐变得清晰。
瞿秋白曾疑惑，“从‘五四’、‘六三’……以来，种种运动，常常被人叫做文化运动，我们现在真不能知道这些运动是否文化运动”。(165)五四时期这一运动的追随者曹聚仁后来也说自己当时对“究竟什么是新文化”，“非常模糊”。(166)正是这种模糊性给之后的叙述带来了开放性。经历者有的为了“争夺‘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的劳绩”(167)，有的出于撇清关系的考虑；后世研究者也常常带了一种“ought to be”的预设——“价值的判断”影响了“史实的重建”，有意无意以某些主题将“新文化运动”的面貌重新修整，形成一些系统性的论述。
五四之后，中国逐渐进入了“主义时代”，此后，“原先那种充满危机与混乱，同时也是万马争鸣的探索、创新、多元的局面，逐渐归于一元，被一套套新的政治意识形态所笼罩、宰制”。(168)左右两派各从新的“意识形态”出发对此前的历史进行回溯，有意无意重新定义“新文化运动”，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叙述，并驾齐驱又相互缠绕，影响深远。杨鸿烈、胡适的思路，将其限定在白话文、“中西新旧”的思考框架之内。这一框架实际上更适用于五四学生运动发生之前的未“变质”的思想界，“纯粹文学的、文化的、思想的”，并且只选取了其中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的主张，将其他观点和五四后出现的新趋向排除在外。在此标准下，甚至连五四后改变风格的《新青年》也不再是真正的“新文化运动”。(169)共产党人的叙述，则将后来兴起的阶级分析法反套在新文化运动之上，“在阶级意识之下，确立解放阶级的理论”，“清算一切反动的思想”(170)，将其中多元互歧的各种群体与主张按照阶级划分，选入代表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文化主张，甚至连胡适等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也“绝无领导作用，至多在革命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一个盟员”。(171)
钱锺书曾提示，一个传统破坏了，新风气成为新传统之后，常有一种“集体健忘”。将原本的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留存在记忆里，“旧传统里若干复杂问题，新的批评家也许并非不屑注意，而是根本没想到它们一度存在过”。其好处是“眼界空旷，没有枝节零乱的障碍物来扰乱视线”，但一个偏差则是见林不见树，虽“有条有理”，却“终不能体贴入微”。(172)
近代中国的不少历史过程，自其发生之时开始，就往往经历了一个在叙述中被反复裁剪的过程。小到一个名词，大到一场运动甚至一个时代，它们本多元互歧、混流并进，但在当时的观察和后世的研究中常有意无意裁去了棱角、枝叶，从过去中抽取出有用的东西反复强调，舍弃掉其他的东西，“话不圆也得说他圆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不就圆了”。(173)两种“新文化运动”叙述正是如此，其以狭义且又严格的标准来衡量当时混沌纷歧的思想界，把千头万绪简化为二三大事，舍去了“丰富多彩的其他各种思想和文化流派”(174)，变成我们现在主流叙述中的模样。
如此，则我们看到的历史便是一种带有选择性的图像。实际上，新文化运动远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其表征也不仅是“科学”与“民主”，当时人就提出了是否需要加入“费先生”(哲学)或“穆姑娘”(道德)的主张。(175)如果回到主流论述形成之前，顺着历史脉络，梳理这一被“裁剪”的过程，展示时人心中的“新文化运动”如何从“混流并进”逐渐清晰和固定，在揭示历史叙述“建构”过程的同时，更能加深对新文化运动之含混复杂、倏忽不定的本貌的认识。
注释：
①《傅斯年致胡适》(1926年8月17、18日)，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1卷，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所2011年版，第45页。
②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引语》，《傅斯年全集》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66、170页。
③本文使用“新文化运动”时，如无特别说明或加引号，则是在一般的、广义的、宽泛的意义指代五四前后的革新运动：在强调其词汇的一面或特定群体的新文化运动意涵时，则加引号以为区别。
④有学者已注意不同时期和立场的历史人物对“五四运动”或“新文化运动”的表述均有不同，相关问题的讨论可参见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76页；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余英时等《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1-31页；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郑师渠《“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张太原《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言说中的“五四”》，《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最近桑兵的《“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一文，与本文讨论的问题有一定重合，但关注点不同，桑文偏重于探讨“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行背后的党派势力，认为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和南方国民党三方合谋发起“新文化运动”；本文则侧重于梳理“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最初流行时含义混沌多歧的“原生态”及之后逐渐被“修整”的过程。
⑤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2010年第1期，第17页。舒衡哲注意到许多有关“五四”的研究都“从现实出发而不断地与历史对话”，这些研究“显示了一个民族如何通过对自己与其过去的关系之自觉，不断地解释它的特性和使命”。(舒衡哲：《“五四”：民族记忆之鉴》，《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上，第148页)王汎森、舒衡哲文中所讨论的“五四”，实即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⑥蒋百里：《欧洲文艺复兴史》，“导言”，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页。
⑦皮埃尔·布尔迪厄、罗杰·夏蒂埃着，马胜利译：《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布尔迪厄与夏蒂埃对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页。
⑧例如胡绳把《新青年》的创刊(1915年9月)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周策纵则把“五四”时期限定在1917-1921年。胡绳：《“五四”运动论》(1937)，《胡绳全书》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周策纵着，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⑨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265页。对于“新文化运动”一词流行时间，郑师渠认为该词真正开始流行当晚到1920年初，而“非常普遍流行”，则还应是同年下半年的事(《“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6页)。黄兴涛也注意到“新文化运动”并非此一运动兴起之初就已经出现的概念，而是后来社会上和运动提倡者们自身迟到的命名(《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0页)。
⑩郭绍虞：《文化运动与大学移植事业》，北京《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4版。
(11)周作人：《北平的事情》(1949年4月1日)，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62页。
(12)1920年初，有人明确提到“不知那[哪]个人把‘文化运动’四个字从日本输入到中国来”(《女子独立怎么样》，《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5期，1920年2月1日，第2页)。章士钊后来也说：“文化运动四字，似来自日本，日本又译自德国。”[《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在湖南教育会讲演记》(1922年10月8日)，《章士钊全集》第4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页]黄兴涛的研究也指出，一战前后，“文化”一词大规模流行开来是源自德国，而后迅速传到日本，接着又传到中国(《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28页)。
(13)《傅斯年、罗家伦致锡朋、楚荪、宝锷、日葵等人信》，《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7月3、4日，第3张第4版；《罗家伦与狄侃书》(1919年6月23日)(附于狄侃《请看罗家伦覆我的信》之后)，《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6月28日，第3张第3版。
(14)《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10月4日，第3张第4版。
(15)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北京《晨报》，1920年5月4日，“五四纪念增刊”，第2、3版。
(16)刘延陵：《文化运动应当像两个十字》(1920年10月10日)，葛乃福编：《刘延陵诗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17)《会员通讯(郑伯奇致恽代英)》(1920年6月16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1期，1920年7月，第65页。
(18)H.C.：《长沙特约通讯·湖南之文化运动观》，北京《晨报》，1919年12月3日，第3版。
(19)(张)东荪：《直接行动》，《时事新报》，1919年5月13日，第2张第1版；记者：《直接行动与无抵抗主义》，《时事新报》，1919年6月7日，第2张第1版；(张)东荪：《“新思想”与“新运动”》，《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9月2日，第3张第3版。
(20)《罗家伦致张东荪》(1919年9月30日)，《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10月4日，第3张第4版。
(21)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第1页。
(22)顾颉刚：《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1942年5月15日)，《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第3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4-315页。
(23)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三)》(1919年8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6页。
(24)《〈少年中国〉月刊的宣言》，《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无页码。
(25)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1919年7月23日)，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2页。
(26)谢承训：《新文化运动之意义及其促进之方法》，《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12月17日，第3张第4版。
(27)蒋梦麟：《新文化的怒潮》(1919年9月)，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着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
(28)谢承训：《新文化运动之意义及其促进之方法》，《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12月17日，第3张第4版。
(29)蒋梦麟：《新文化的怒潮》(1919年9月)，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着选》，第130页。其他如吴稚晖当时提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要注意“注音字母的普及”，以灌输不识字的工人智识；戴季陶则认为“普遍的新文化运动，是革命进行的方法”，无不强调了“新文化运动”“运动”的一面。先进：《新文化运动的武器》，《星期评论》第13期，1919年8月31日，第4版；戴季陶：《革命!何故?为何?——复康君白情的信》(1919年9月11日)，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4页。
(30)《演说竞进会定期在宁开会》，《申报》，1919年10月31日，第3张第10版；《演说竞进会演题之解释》，《申报》，1919年11月2日，第3张第10版；《文化教育会运动演讲》，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1月2日，第10版。
(31)桑兵认为：“江苏省教育会组织系统的社会动员，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迅速蔓延至关重要。”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第5页。
(32)《学术讲演会演说竞进会》，《申报》，1919年12月18日，第2张第8版；余天栋：《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其推行法》，《学生杂志》第7卷第3期，1920年3月5日，第24页。
(33)获一等奖的余天栋、二等奖的谢承训分别将演说稿发表于《学生杂志》与《时事新报》。在演说竞进会期间，在校学生参与讨论新文化运动者众多，如当时江苏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朱黛痕便与同乡通信讨论运动施行方法。余天栋：《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其推行法》，《学生杂志》第7卷第3期，1920年3月，第20-24页；谢承训：《新文化运动之意义及其促进之方法》，《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12月17日，第3张第4版；朱黛痕：《拟与同乡某君讨论新文化运动施行方法书》，《江苏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汇刊》，1919年第9期，第36-38页。
(34)《新文化运动之解释》，《兴华》第16卷第44期，1919年，第28页。
(35)进之：《新文化运动》，《时报·教育周刊》第9号，1919年11月17日，第1版。
(36)朱黛痕：《拟与同乡某君讨论新文化运动施行方法书》，《江苏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汇刊》，1919年第9期，第37页。
(37)陈独秀在1919年底撰文指出新文化运动者无人愿办“店员周刊”“劳动周刊”等刊物，质问“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可见在当时只要挂上“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就是“时髦”。陈独秀：《告上海新文化运动的新同志》，《时事新报》，1920年1月1日，“元旦增刊”，第3张第3版。此文后改名为《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刊登于1920年1月11、12日长沙《大公报》，见任建树主编《陈独秀着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9-174页。
(38)如松：《怎样做“文化运动”——评胡适博士底理论》(1931年1月13日)，《二十世纪》第1卷第2期，1931年3月，第1页。本文在使用“新文化运动”或“文化运动”时亦视上下文情况而定，并非强调两者不同含义。
(39)小轩：《汉口特约通讯·鄂学生之新文化运动》，北京《晨报》，1920年1月13日，第3版；《永嘉新思潮之萌芽》，《申报》，1920年1月15日，第2张第7版；钧民：《芜湖新文化运动观》，北京《晨报》，1920年3月21日，第6版。新文化运动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向各地传播的过程不完全是由地方上学生自发模仿、响应，也可能是来自大城市知识青年的直接组织、动员。郑伯奇便曾号召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回家去连络同志，征求纯洁的青年来组织地方的‘新文化运动’的团体，来作地方的新文化事业的活动”。《会员通讯(郑伯奇致会员同志)》(1920年8月20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6期，1920年12月，第60页。
(40)中华美育社同人：《本志宣言》，《美育》第1期，1920年4月，第1页。在此之前，便已有人看到“这儿也说文化运动，那儿也说文化运动”。《女子独立怎么样》，《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5期，1920年2月1日，第2页。
(41)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第2页。当时杨贤江观察到：“一年以来，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我们青年大都参与其间。一时蓬蓬勃勃的气象，真是不可一世。”如果青年大都参与其间，则在青年中也确实“几乎个个人都是新文化运动家”。杨贤江：《主动与被动》(1920年9月5日)，《杨贤江全集》第1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42)鲁迅：《热风·题记》(1925年11月)、《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01页。此段论述参见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99页。
(43)袁一丹：《“另起”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周月峰：《从批评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学灯〉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6期。
(44)H.C.：《长沙特约通讯·湖南之文化运动观》，北京《晨报》，1919年12月3日，第3版；《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及陈独秀的《调和论与旧道德》《留学生》《段派、曹陆、安福俱乐部》三篇“随感录”均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1919年12月；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5页。
(45)梁漱溟：《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1919年6、7月间)，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页。引文部分是梁漱溟写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6个月之后的“附记”，写作时间当在1919年12月至1920年1月间。
(46)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1920)，《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瞿秋白：《文化运动——新社会》(1920年3月6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9页。
(47)《东方杂志》记者章锡琛说：“一年以前‘新思想’之名词，颇流行于吾国之一般社会。以其意义之广漠内容之不易确定，颇惹起各方之疑惑辩难。迄于最近，则新思想三字已鲜有人道及，而‘新文化’之一语，乃代之而兴。”君实(章锡琛)：《新文化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10日，第1页。
(48)常乃惪注意到，五四后“新文化运动已经不是仅仅咬文嚼句的书生运动了，他成了一种潮流，一种猛厉无前的潮流，将旧社会的权威席卷而去。这是谁的功劳，是五四运动的功劳。”常乃惪撰，葛兆光导读：《中国思想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
(49)戴季陶认为五四后的“文化运动”关注“促进社会文化的实际问题”，是一场“实际运动”。戴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1920年5月1日)，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1209-1210页。
(50)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1960年5月4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07页。
(51)周作人：《北平的事情》(1949年4月1日)，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762页。
(52)常乃惪：《中国文化小史》，《中国的文化与思想》，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页；燕生(常乃惪)：《文化之横展与竖进》，《狂飚》第1期，1925年12月，第1页。黄兴涛已注意到，“文化”的概念本有广狭之分，但在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们那里伸缩自如，成为其进行实际文化运动的观念依据。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30页。
(53)罗志田指出：“他们因主张文学的表述形式与思想社会有关，就走向思想革命和社会改革；因假想对立面有政治背景，也就越来越往政治方面着眼。”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2-124页。
(54)如松：《怎样做“文化运动”——评胡适博士底理论》，《二十世纪》第1卷第2期，1931年3月，第3页。
(55)郭沫若：《我再提议改订文艺节》(1948年4月21日)，王锦厚等编：《郭沫若佚文集》下，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35页。
(56)傅斯年：《新潮之回顾与前瞻》(1919年9月5日)，《新潮》第2卷第1期，1919年10月，第203页。
(57)戴季陶：《从经济上观察中国的乱原》(1919年9月1日)，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989页。
(58)(易)君左：《社会改造与新思潮》(1920年7月25日)，《改造》第3卷第1期，1920年9月，第51页。
(59)(张)东荪：《补药》，《时事新报》，1919年11月8日，第2张第1版；(张)东荪：《第三种文明》，《解放与改造》第1卷第1、2合期，1919年9月，第4页。
(60)蒋梦麟：《社会运动与教育》(1920年2月20日)，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着选》，第157页。
(61)梁漱溟：《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导言》(1919年6、7月间)，《梁漱溟全集》第1卷，第266页。
(62)李大钊：《“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少年中国》第1卷第3期，1919年9月，第1-2页。
(63)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与留法北京大学同学诸君话别之词》(1922年1月)，翁贺凯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君劢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页。
(64)《文化教育会运动演讲》，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1月2日，第10版。
(65)谢承训：《新文化运动之意义及其促进之方法》，《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19年12月17日，第3张第4版。
(66)瞿秋白：《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1925年4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151页。
(67)常乃惪撰，葛兆光导读：《中国思想小史》，第141页。
(68)林同济：《从五四到今天——中国思想动向的转变》(1941年5月4日)，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
(69)蒋梦麟：《这是菌的生长呢还是笋的生长》(1919年11月)，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着选》，第148页。
(70)此为陈独秀观察到的时人的批评。陈独秀：《我的解决中国政治方针》(1920年5月24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着作选编》第2卷，第237页。
(71)胡适：《五四运动纪念》(1928年5月4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8页；胡适：《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的运动》(1960年5月4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2卷，第807页。
(72)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25-130页。
(73)梁漱溟：《蔡先生与新中国》(1940年)，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
(74)箭内亘：《歴史上より见たゐ支那の文化运动》，东京《朝日新闻》，1921年8月21日。
(75)关于“新文化运动”概念涵盖时段的差别，可参见郑师渠《“五四”后关于“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6-7页。
(76)10年后，有人便认为其“范围绝大”，“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女子问题”“学术问题”“宗教问题”等均在其中。王治心：《十年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结果》，《青年进步》第100期，1927年2月，第65-71页。
(77)瞿秋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1926年1月29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第460页。
(78)杜亚泉：《新旧思想之折衷》(1919年9月)，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98页。
(79)君实(章锡琛)：《新文化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10日，第2页。
(80)(彭)一湖：《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评论》第8期，1919年2月9日，第4版。
(81)胡政之将这一时期称为“混沌时期”，他说：“两年前之欧洲战争，将为世界文明，划一新纪元，此人人之所公认，显新陈遂递嬗之间，混沌现象势不能免，吾人今日即在此混沌时期中也。”胡政之：《世界新旧势力奋斗中之中国》(1920年7月2日)，王瑾、胡玫编：《胡政之文集》上，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82)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节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37页。
(8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乡村建设大意》(1936年)，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93、611页。
(8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4月1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着作选编》第2卷，第217页。
(85)黄日葵：《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演进中的北大——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923年12月7日)，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黄日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86)吴康：《从思想改造到社会改造》(1921年1月4日)，《新潮》第3卷第1号，1921年10月，第25页。
(87)《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费哲民致陈独秀)，《新青年》第8卷第1号，1920年9月，第3页(栏页)。
(88)蒋梦麟：《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为纪念五四与文艺节而作》(1961年)，《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45-346页。
(89)常乃惪：《中国民族与中国新文化之创造》，《东方杂志》第24卷第24号，1927年12月，第12页。
(90)蒋梦麟：《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西潮·新潮》，第128页。
(91)五四时期的参与者固然混流并进，“旁观者”同样如此，因经历不同、所处位置各异，故他们眼中的“五四思想界”更是“月映万川”各有不同。章清：《五四思想界：中心与边缘——〈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阅读个案》，《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70-71页。
(92)邓中夏：《回忆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90页。
(93)胡适：《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20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94)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第25-26页。
(95)胡适：《提高与普及》(1920年9月17日演讲)，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0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6-69页；《蒋梦麟总务长演说词》(1920年9月11日)，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着选》，第202页。
(96)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1920年1月11、12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着作选编》第2卷，第173页。
(97)陈独秀：《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1921年5月)，任建树主编：《陈独秀着作选编》第2卷，第377页。
(98)需要指出的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已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因为胡、陈在这场运动中被公认的领袖地位，他们才敢于不同程度地否认；其否认也可能仅仅是“故意说”，以表达对某些趋向的不满。刘桂生注意到鲁迅根本不认同“新文化运动”这一称谓，则又比胡、陈更进了一步。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99页。
(99)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1920年)，《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0页。
(100)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与留法北京大学同学诸君话别之词》(1922年1月)，翁贺凯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张君劢卷》，第80页。
(101)(张)东荪：《文化运动的方针》，《时事新报》，1920年1月20日，第1张第1版。
(102)《会员通讯(巴黎本会同人致京沪本会同志)》(1919年9月27日)，《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1920年1月，第61页。
(103)朱执信：《新闻界今后的着力点》，《时事新报》，1920年1月1日，“元旦增刊”，第3张第4版。
(104)瞿秋白：《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1920年)，《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页。
(105)郑振铎：《〈新社会〉发刊词》(1919年11月1日)，《郑振铎全集》第3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06)幼三：《改遣社会》，《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6期，1920年5月16日，第7页；柳湜：《从五四运动到今日》(1936年)，《柳湜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00-701页。
(107)(张)东荪：《答汉俊君》，《时事新报》，1920年5月17日，第2张第1版。茅盾后来也说：“那个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茅盾全集》第3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页)茅盾观察到当时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正是张东荪所说“饿时只有吃的冲动”最形象的诠释。
(108)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1935年5月6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2卷，第283页。
(109)杜亚泉：《何谓新思想?》(1919年11月)、《对〈何谓新思想?〉一文的附志》(1920年2月)，周月峰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第506、513页。
(110)杨贤江：《学生与文化运动》(1920年4月5日)，《杨贤江全集》第1卷，第196页。
(111)《包世杰君演说新思潮》，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7月23日，第10版。
(112)张东荪：《新思想与新运动》，《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9月2日，第3张第3版。
(113)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1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691-700页。
(11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1920年4月1日)，任建树主编：《陈独秀着作选编》第2卷，第217页。
(115)陈启天：《什么是新文化的真精神》，《少年中国》第2卷第2期，1920年8月，第2-5页。
(116)君实(章锡琛)：《新文化之内容》，《东方杂志》第17卷第19号，1920年10月10日，第2-3页。
(117)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1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697页。
(118)(张)东荪：《文化运动的方针》，《时事新报》，1920年1月20日，第1张第1版。
(119)(张)东荪：《答汉俊君》，《时事新报》，1920年5月17日，第2张第1版。
(120)《会员通讯(王光祈致恽代英)》(1921年3月12日)，《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1921年5月，第58页。
(121)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1923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43页。
(122)梁启超：《什么是新文化》(1922年8月31日)，夏晓虹辑：《〈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6页。王奇生注意到，“当‘新文化运动’这一名词流传开来后，对于什么是‘新文化’，知识界竞相加以诠释，却没有形成大体一致的看法”。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期，第37页。
(123)许崇清：《今后思想家当取的针路》(1920年4月30日)，许锡挥编：《许崇清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54页。
(124)桑兵：《“新文化运动”的缘起》，《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第4期，第6页。
(125)王正之：《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建国月刊》第2卷第5期，1930年3月，第74-80页。
(126)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沟口雄三着，小岛毅主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8页。
(127)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1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691-700页。
(128)《于鹤年致胡适》(1922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7页。
(129)杨鸿烈：《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进一解》，《晨报副刊》第23、24期，1924年2月3、4日，第1版。
(130)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1929年11月9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21卷，第440页。
(131)钱穆：《回念五四》(1950年5月)，《历史与文化论丛》，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341页。
(132)戴季陶：《文化运动与劳动运动》(1920年5月1日)，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第1216页。
(133)毛泽东：《致陶毅信》(1920年2月)，《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18页。
(134)毛泽东：《致罗璈阶信》(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98页。
(135)毛泽东：《发起文化书社》(1920年7月31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49-450页。
(136)奚浈：《共产主义之文化运动》(1923年2月22日)，《新青年》(季刊)第10卷第1期，1923年6月，第118页。
(137)陈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1923年7月1日)，《陈独秀着作选编》第3卷，第102页。
(138)屈维它(瞿秋白)：《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新青年》第10卷第2期，1923年12月，第79-102页。
(139)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1923年11月24日)，《邓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8-291页。
(140)周策纵曾注意到，五四事件后那几个月中，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形成“左派”、“自由主义者”、“研究系”等派别。余英时也注意到当时“陈独秀领导下的左翼，与北京以胡适为首的自由派右翼之间，产生了分裂”。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304页；余英时：《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五四新论——既非文艺复兴，亦非启蒙运动》，第13页。
(141)张荫麟：《论“入井”运动》，《清华周刊》第24卷第5号，1926年3月26日，第8-9页。
(142)王无为：《文化运动之障碍物——学阀》(1920年7月29日)，《新人》第1卷第4号，1920年，第3-8页(文页)。
(143)杨鸿烈：《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进一解》，《晨报副刊》第23、24期，1924年2月3、4日，第1版。
(144)例如梁漱溟的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基本上在同一路线上并行”，只不过“同时又有对立”，正因这种“对立”，故其在新文化运动的叙述中不是被忽视便是被当成“反动派”。详见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中国的思维世界》，第618-644页。
(145)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4月，第5-6页(文页)。
(146)《于鹤年致胡适》(1922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167页。
(147)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10页。
(148)汪原放：《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149)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1924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3页。
(150)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472-477页。
(151)总裁(蒋介石)：《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三十年七月九日对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与监察会议训词》，《训练月刊》第3期，1941年，第11、12页。
(152)贺衷寒讲，雷雨田记：《新生活运动之意义》，《中国革命》第3卷第9期，1934年，第20页。不过，后来也有国民党及一些与之相关的读书人，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参见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第92-101页。
(153)胡适：《致蓝志先书》(1919年1月24日)，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第1卷，第96页。
(154)《我们的宣言》，《时事新报》，1920年1月1日，第1张第1版。此文未署名，当是主编张东荪执笔，代报纸同人立言。
(15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01页。
(156)蒋百里：《致任师书》(1920年7月2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1-912页。
(157)茅盾：《“五四”运动的检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报告》(1931年)，《茅盾全集》第1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8页。
(158)《学灯栏宣言》，《时事新报·学灯副刊》，1920年1月1日，第4张第1版。
(159)参见周月峰《激进时代的渐进者——新文化运动中的“研究系”》，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系，2013年，第236-240页。
(160)当时有人认为：“自‘五四’、‘六三’以后，全国学界，几以北京学界为中心，而北京学界则又以北京大学为重镇。因其学程既高，人数亦众，年来一切文化运动，无论有形无形，莫不以东中西三院为其策源地。”平心：《北大学生议决罢课》，《申报》，1920年3月7日，第2张第7版。
(161)《妇女·青年·劳动三个问题》(费哲民致陈独秀)，《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年9月，第3页(栏页)。
(162)孙中山：《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1920年1月29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10页。
(163)郭沫若：《海外归鸿》(1921年11月6日)，《创造》(季刊)第1卷第1号，1922年5月，第11页(文页)。
(164)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概观》一书较早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系统研究，他的叙述便深受邓中夏的影响，将实验主义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新文化运动中两种同样重要的科学方法，将现代中国学术思想简化为文学革命运动、实验主义的引进、辩证唯物论的引进三阶段。从这一视角出发，对“科学”表示怀疑的张君劢、梁启超、梁漱溟则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敌对方。于是，由他们代表的“东方文化之重新提倡”，是“新文化运动”之外的“学术思想之变革”(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6-11、174页)。两年后出版的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一书虽几乎全本伍启元，但与伍将东方文化的重新提倡放在“新文化运动”之外不同，将其与“西洋文化运动”都纳入了新文化运动之中(陈端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5年版，第320-333页)。
(165)瞿秋白：《文化运动——新社会》(1920年3月6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第69页。
(166)曹聚仁：《五四运动》，《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18页。
(167)周予同：《过去了的“五四”》(1930年4月5日)，中学生社编：《史话与史眼》，开明书店1935年版，第72页。
(168)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序》，王汎森等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张灏院士七秩祝寿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3页。
(169)杨鸿烈：《为新青年社的老同志进一解》，《晨报副刊》第23、24期，1924年2月3、4日，第1版。
(170)彭康：《五四运动与今后的文化运动》(1928年5月)，杨琥编：《民国时期名人谈五四：历史记忆与历史解释(1919-1949)》，第177页。
(17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172)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4页。
(173)徐志摩：《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韩石山编：《徐志摩全集》第2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0页。
(174)沟口雄三：《另一个“五四”》，《中国的思维世界》，第618页。
(175)“费先生”的主张见匡僧《读新青年杂志第六卷第一号杂评》，《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3月15日，第3张第3版；穆姑娘的讨论见鲁萍《“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的关怀——从“穆姑娘”的提出看新文化运动时期道德革命的走向》，《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79-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