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中的外交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顾维钧-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中的外交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北洋政府时期社会舆论中的外交系

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以后，王正廷、顾维钧、王宠惠等人纷纷回国入主北京内阁， 而且一度左右北京政坛。时论对他们参与内政的评价褒贬不一，而党派之争又使他们的 身份复杂化，要客观地评价他们，既要注意其自身的因素，也要兼顾到当时的社会舆论 。 有关民国外交家的研究近来已逐渐为史学界所关注(注：参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 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序言第13页。)。而他们作为一个外交家群体，也引起当时社会舆论的注意，时人称其为“外交系”(注：《国内电话》，《大公报》1 922年7月19日。)。但“外交系”一词当时多少带有一些“贬义”的色彩。如北京国会 国民党籍众议员田桐就这样评价他心目中的“外交系”：“数年以来，国人认熟解洋语，善着洋服，惯食洋餐之人，为外交系。如陆征祥、颜惠庆、顾维钧诸人，皆其选也。 ”(注：《顾就任外长之沪讯》，《大公报》1923年7月29日。)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 》也对“外交系”大加鞭挞，指责其为吴佩孚的走狗，只会为军阀筹饷，献媚外人，乃 至成为中国“最可怕的恶势力之一”(注：维英：《死不觉悟的外交系》，《向导》第2 卷第53期。)。而自由派知识分子胡适、蔡元培等人则对“外交系”持一种较为中立的看法(注：《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2页。)。因此，有关北洋外交家 群体的评价，自其参与北京政权始，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以后，王正廷、顾维钧、王宠惠等人先后回国，参与国内的政治活动，并在北京政府中多 次担任要职，而且一度成为左右中国政局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外交官参与国内政治活动 ，自有其尴尬之处，因此，关于其自身的角色认同，和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认识就出现了前后相异的局面。
　　　　一、爱国者还是叛国者?
1920年春王正廷、陆征祥等人自欧洲返国，所到之处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国 内知识分子纷纷着文称赞王正廷的丰功伟绩。叶楚伧在《欢迎王正廷博士》一文中写到：“我国欧洲议和专使王正廷博士，昨天于万众欢迎声中，到了上海，从王正廷博士列 席欧会后，国内的人民，每天向往着，祝他的健康，并祝中国依据公理所提出各条的胜 利。”(注：周剑云：《王正廷博士演讲集》，新民图书馆1920年版，第1页。)在国人 的眼中王正廷已经成了民族的英雄，国家的救星。但同样是王正廷，两年以后，在办理鲁案善后交涉时，却成了社会舆论中的“民族的罪人”、“卖国贼”。短短的两年里王 正廷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竟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缘由很让人深思，又令人 困惑不已。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呢?是王正廷办理鲁案善后交涉不力，确有卖国 嫌疑，还是国民对鲁案善后关注太切，乃至神经过敏所致，还是别有因由。早在1922年 10月中旬，时在山东参加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胡适，就注意到“山东人对于王正廷已渐渐的由监督的态度变到仇视的态度上去了”。胡适随后在11月5日的《努力周报》第27期 上发表社论为王正廷鸣不平：“我们当这个时期，不能不对山东人士贡献一次忠告：山东人监督王正廷，是应该的，山东人在这个时候仇视王正廷，是应该慎重的，到的这个 时候，鲁案督办公署已渐渐的成了一个专门的技术机关了。接受之期已近，即使山东人 此时能把王正廷攻倒，试问赶走王正廷之后的第二步又该是什么?”(注：胡适：《这一 周》，《努力周报》第27期，1922年11月5日。)
胡适这篇为王正廷“伸冤”的社论发表不久，就遭到了署名“新猛”先生的攻击，新 猛在11月12日的《时事新报》上发表题为《胡适之与王正廷》的文章，讥诮胡适“未吃得羊肉，反惹一身疝气，王正廷是什么一种人，胡适还要和他说话，恐怕人家未必因此 而相信王正廷，却更因此而怀疑胡适了”。然而王正廷办理鲁案善后交涉的功过是非， 并非如“新猛”所言，也不像一般山东人士所讲的那样，“一无是处”。山东人士对王正廷的谴责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舆论的“误解”。在这方面我们还是要听听当事人的 心声。当时，山东教育界的一位领袖写信给胡适说：“王正廷问题，山东人的态度不甚 对，诚如先生所言，现时亦无好法转变一般人心理”，胡适对这无法转变的“一般人的心理”非常恼人，他愤愤地说道：“正因为舆论界的人都怕怀疑，都要避免‘为王正廷 辩护的嫌疑’，我是不怕怀疑的，只可惜我们说话太晚了。”(注：胡适：《这一周》 ，《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随后《申报》记者采访北大校长蔡元培， 询问其对王正廷办理鲁案善后交涉的意见，蔡元培表示“王正廷督办鲁案善后，尚算不 错”，并认为“山东人似有过甚之处”。而王正廷则认为民众如果不保持清醒的理智， “不就事实立言”，就会“破坏国家之外交”(注：《王正廷通电》，《顺天时报》192 2年7月23日。)。事实上，无论是蔡元培、胡适、王正廷，还是那位山东教育界的领袖 ，当他们面对这种偏激的社会舆论时，都是无可奈何的，他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发发牢骚而已。当时的社会情形是“谁越激进，谁越能代表正义”(注：胡适：《这一周》， 《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
追根寻源，这种社会情绪的产生，是有其深刻历史背景的。众所周知，巴黎和会与华 盛顿会议的结果，使中国人民大失所望，同时，也更加看清帝国主义国家的本质。此后废除不平等条约，日益成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一致要求。1922年6月15日，中共 第一次提出对时局的主张，就要求：“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注：中共中央党校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1页。)。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 谋世界民族之平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地位”(注：广东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04页。)。3 月14日日本断然拒绝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的要求，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这种强烈的民族情绪下，社会已经不容许有“超然派”的存在。难怪 胡适慨叹道：“现在最时髦的是攻击人，凡是攻击，都是超然的”(注：胡适：《这一 周》，《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多年以后，民国外交元老颜惠庆回 忆这段往事时，不无感慨地说道：“其时，公众舆论极其关注山东问题，即使是小有不 慎，轻言妄动，便会立刻招来猛烈严厉的攻击。”(注：吴建雍等译：《颜惠庆自传》 ，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54页。)而王正廷所办理的鲁案善后问题，其交涉的对象恰 恰又是中国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日本，另一方面国人对其又抱以很高的期望：“华盛顿会议上已丧失了权利的，我们不希望王正廷争回，华盛顿条约里不曾丧失的，我们希望他 不再丧失”(注：胡适：《这一周》，《努力周报》第27期，1922年11月5日。)。但诚 如顾维钧所言，两国谈判，关键就在于双方学会“让步”，而公众舆论，“总是以百分之百为口号，是永远成功不了的”(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7页。)。考虑到此种情形，民众骂王正廷为 “卖国贼”也就在所难免了。
无独有偶，中国出使华盛顿会议的三位全权代表之一顾维钧，1922年5月初返回中国时 ，所到之处，也受到民众的欢迎(注：《顾维钧在北大演讲》，《申报》1922年6月11日 。)。此时的顾维钧不仅为中国出使华盛顿的功臣，也成为众多青年学生学习崇拜的偶 像。6月6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顾维钧到北大讲演刊登启事，就称赞顾维钧为“青年外交大家，实我国大学生之模范人物也。”(注：《顾少川公使来校演讲预告》，《北京 大学日刊》第8分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然而一年以后，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23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为实现其“总统梦”，发动北京政变，黎大总统被迫下台，顾维钧、颜惠庆等外交系诸人被深深地卷入了这场复杂的政争之中。如果说，一年前一 般民众舆论对外交系的指责还停留在王正廷一人身上的话，那么此时的舆论已开始指责 外交系整体了。7月23日，顾维钧在全国各界的反对声中，毅然出任高凌蔚内阁的外交总长，并向外界宣示：“维钧个人名誉之损失私，不足以敌国家地位之公。政治生命之 牺牲小，不足以敌时局安宁之大。熟权利害，势难两全。”(注：《顾维钧就职宣言》 ，《申报》1923年7月24日。)随即顾的家乡父老、离京南下之议员、国民党人士，纷纷 指责顾维钧与曹锟等同流合污，劝其弃职南下，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就连顾的母亲也致电其子，声言：“儿不来，此生勿复相见”(注：《全国共弃之顾维钧》，《民国日 报》1923年7月25日。)。国民党在上海的机关报《民国日报》也指责“顾还是不成器的 青年。”(注：《时评——外交得人的梦想》，《民国日报》1923年7月24日。)昔日这 位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才子，如今似乎成了国家罪人。当然，顾维钧遭骂与王正廷有所不 同，此乃他的政治取向所致，而王则是“办理外交不力”。但两人的历史命运却是一样的，其在国人心目中的角色都经历了一个从“爱国者”到“叛国者、民族罪人”的转变 过程，导致国人对王正廷、顾维钧等人态度变化的因素是复杂的，但其本身的政治理想 、价值取向也应是不容忽视的。
　　　　二、中国的泰勒兰
(注：泰列兰(Talleqrand)：今多译为塔列朗，18世纪末19 世纪初期，法国着名的外交家。他曾任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官、拿破仑帝国的外交总长 ，也曾任路易十八的外长及路易·非尔普手下的外长。)?
早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刚结束之初，时在国内的颜惠庆就“希望三位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等早日归国，以便重新组织内阁。”(注：吴建雍等译 ：《颜惠庆自传》，第159页。)但顾、王、施等人对于立即归国迟疑不决，按照颜惠庆 的说法是他们当时还把握不准国内舆论对他们的真实态度(注：吴建雍等译：《颜惠庆 自传》，第159页。)。1922年5月初顾维钧首先回国，王宠惠不久也回国。随后在吴佩孚的支持下，组织了以外交系为首的“好人内阁”。但由于保派与洛派对于“最高问题 ”存在分歧，保派的曹锟、曹锐等勾结国会要人吴景濂、张伯烈等以“罗案”为由，迫 使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下台。这是顾维钧、王宠惠、罗文干等人自华盛顿会议归国后，在国内政治舞台上所进行的第一次尝试。但这次尝试犹如昙花一现，尽管如此，王、顾 等人所组织的好人内阁，却得到了学界的支持(注：《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1922年5月14日。)。1923年初彭允彝以教育总长的资格提议重审罗文干，其干涉司法 的行为，引起国人的公愤，尤其是北大校长蔡元培愤而辞职，离京南下。这客观上又为外交系造成了一种声援力量。尽管蔡元培通电声明其辞职与罗案无关，但舆论界却不以 为然，称蔡元培为“外交系学阀”(注：《申报》1923年1月23日通电。)。
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王怀庆在曹锟的指使下，演出逼宫索印的闹剧，黎元洪被逼 出京。曹锟为早日实现其当总统的迷梦，面对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对，甚感恐惧，因 此他迫切需要拉拢外援，也即寻求国际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以颜惠庆、顾维钧、王 正廷等人为首的外交系就成了曹锟等人竭力拉拢的对象。但此时国内反对保曹的呼声非常高涨，颜、顾、王等人起初也慑于民众的舆论力量，对于保曹派的劝驾，犹豫不决。 于是在同一日内出现了一种有趣的局面：“顾维钧称病闭门谢客，颜惠庆赴北戴河休假 ，王正廷离京南下”(注：《国内专电》，《申报》1923年6月30日。)。后来事实证明 ，颜、顾等人的这种回避姿态，不过是一种政治上的讨价还价而已，当其认为保曹所开 列的政治条件合格时，也就半推半就的出山了。1923年7月23日顾维钧就职时声称“熟权利害，势难两全”。但这次顾出任外长，与1922年“好人内阁”时的外长之任，就其 国内情形而言，已全然不同。上次出任外长是在吴佩孚的“法统重光”的情况下就任，并有学界的有力人物蔡元培、胡适等人的积极支持。而这次经过王怀庆的“逼宫索印” ，黎元洪的下台，法统已经失落。在此情况下，担任保曹派扶植的外长，在大多数国人 眼里只能算是助纣为虐，与共和为敌。就连昔日的政治盟友胡适先生，也着文讽刺顾维钧为中国的泰勒兰，只是个“人用之才，随人转移”，毫无政治骨气(注：《中国的泰 勒兰》，《努力周报》1923年8月12日，第65期。)。
事实上，顾维钧是否只是个人用之才，只知随人转移呢?无论是颜惠庆、王正廷，还是顾维钧等外交系人物，他们都有着明确的政治抱负和从政理想。他们都曾留学欧美着名 大学，受到过良好的现代政治教育，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并视外交事业为生命(注： 《王正廷对大陆报访员之谈话》，《申报》1922年5月24日。)。自从华盛顿会议结束， 外交系诸人纷纷归国以后，他们都怀着一种在国内一展其政治理想的宏图。如前文所述 ，颜惠庆在华盛顿会议结束不久，就设想组织一个“外交系内阁”，以便实现其通过外交努力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抱负。而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就是改变以前的外交家 只在国外任职的局面，力求通过直接参与国内中央政府的政治决策来实现其外交理想， 并进而通过外交来谋求国家的发展和进步。他们在中国国内政局中由于时常不忘一个外交家的使命，因此常有一种中国政治斗争中“局外人”的感觉(注：《顾维钧回忆录》 ，第266、270页。)。对于中国的政争力求保持“超然的”态度，但这种“超然”不是无原则的，只要能够有利于他们从事维护国权的外交使命，那么无论哪方操纵政局都是 无所谓的。由于颜惠庆从政资历深厚，加以他性情稳重，使得他在外交系中时常有意或 无意的扮演着一种领导者的角色。而在对外交系自身的认同上，颜惠庆的认同感是最强烈的。自从华盛顿会议以来，外交系诸人回国以后，颜惠庆始终不忘记团结外交系诸人 ，力求能在北京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1926年奉系与直系“联合讨赤”，赶走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开始对北京政权进行重新瓜分。在直奉两方的对峙下，吴佩孚竭力推举 颜惠庆组阁，颜私下认为这是外交系组阁的大好时机，因此，他竭力拉拢顾维钧、王宠 惠、施肇基等人入阁，并保举施肇基为外交总长、顾为财政总长、王为教育总长。颜惠庆于1926年5月13日正式就任内阁总理之职，但原拟出任教育总长的王宠惠仍很消沉， 不愿担任教长。颜惠庆遂于就职的当晚访问王宠惠，“劝他要理智些”，认为“这是欧美留学生的首次机会”(注：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 年版，第335页。)。两日后，颜惠庆到外交部就任外长兼职时，再次重申了4年前的政 治愿望：“此次内阁阁员，合施公使、王亮畴、顾少川两总长及鄙人而四。皆为昔日经 办华府会议之人。第三年以来，效果丝毫未见，迁延而至今日，深觉无以对友邦，无以对国家。此罗致各人同出应国务，实有完全竣前事之意味。”(注：《颜惠庆到外部就 代长职》，《申报》1926年5月22日。)尽管颜惠庆竭力鼓励施、顾、王等人组阁，但顾 、王等人并未响应颜的号召。外交系诸人的这种政见分歧，貌合神离的现象，时论也注意到了，并曾作详细的描绘：“顾为外交官，始不脱外交式应付，颜、顾虽同为外交系 ，然意见恒相左。颜惠庆，施肇基为一派，顾维钧，王宠惠为一派。最近顾与王宠惠间 似又不圆满。其原因盖远在十二年之王内阁也”(注：《颜惠庆大唱独脚戏》，《申报 》1922年5月22日。)。于是忙来忙去只有颜惠庆一人在唱“独脚戏”，在无可奈何之下 ，颜致电吴佩孚抱怨道：“岂期远伯、少川诸兄亦意存观望，相率离京，直陷庆于孤危无援之地云。”(注：《颜惠庆大唱独脚戏》，《申报》1922年5月22日。)
由此亦可见外交系诸人虽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在具体政见上又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 分歧。究其原因，外交系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团体，加以颜、顾、王等人虽具政治才识，但亦有着浓厚的学者气息，有时自命清高，有时闹个人意气，有时因政治利 益的抵触而又有相互拆台之嫌(注：《顾维钧回忆录》，第257页。)。此种分歧限制了 他们作为一个外交家群体在北京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但他们面对国内各派系之间的斗争冲突，并不是无原则的依附于某一方，他们在寻求政治依靠的同时，亦有其一 定的原则和政治倾向性。质言之，对于颜、顾、王等人而言，无论投靠国内的任何一派 政治力量，其前提必须是给他们应有的政治权利，最起码要使他们的外交权利得以正常的发挥，使他们靠外交来改善中国国际地位的理想得到应有的施展，否则他们是不会轻 易地投靠某一方的。此外，外交系诸人主要是指留学欧美的外交家群体而言，他们对外 的政治取向始终执行一条联合欧美的外交方针，在他们眼里所谓的“结欢友邦”也主要是指欧美等国而言。因此，如果简单的把他们定义为国内政争中的“超然派”或“中国 的泰勒兰”都是在追求一种历史的表象而已。
　　　　三、公正的诉求：如何评价外交系?
诚如前文所言，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等外交系人物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家群体自其 出现于国内政治舞台始，时人对其评价就褒贬不一。概而言之，对其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是来自新兴的国内政党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由于国共两党在1920年代前期，在打倒 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方面，有着共同的政治诉求，在此情境下，腐败无能的北京政府成了他们共同革命的对象。而外交系诸人恰恰在这个时候凭借外交素 养而登上北京政府的政治舞台，这群外交家也欲借北洋军阀为他们提供的政治空间，施 展其“外交救国”的政治理想。他们对于国内派系政争时常以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周旋于各派系之间。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南方的革命政府，还是北京的军阀政权，不过 是其施展“外交救国”理想的一种媒介而已。但就1920年代前期的中国整体形势而言，在国际上能得到列强承认的主要是北京政府，南方革命政府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是无法与 北京政府相媲美的。因此，客观上说，颜、顾、王等人依靠北京政府施展其政治理想， 应不失为一种理智的选择。再者，外交系诸人除王正廷、王宠惠等与南方革命政府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外，余者自从政治，政治命运就与北京政府联系在一起。相比南方政府 而言，颜惠庆、顾维钧及施肇基等人与北京政府的关系渊源有自，尽管北京政府后来随 着曹锟等人的贿选总统而名誉扫地，但这种历史的感情却是一时难以割舍的。这或许就是1923年后颜、顾等人毅然不顾国人辱骂、指责，而出任北京政府职位的另一层缘由。 与此同时，新兴的政党如共产党、国民党分子则抱着一种乐观的革命热情，勇敢地批判一切与旧势力同在的人和物。外交系诸人由于受出身、求学、从政等特定因素的影响， 使他们与欧美各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政治取向往往更易受英美等国对华各方势力 态度的影响。而直至北伐前夕，英美等国仍更接近中国的北京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外交系诸人面对政争的“超然”姿态，又隐藏着一种不超然。所以，时人讥诮其为“卖 国贼”、“中国的泰勒兰”等语，也就势所必然。因此，若要公正地评价他们不是一个 简单的事情，这是一个复杂而又单纯的政治群体，说其复杂，是言各人与当时国内外的各派政治力量有着复杂而又微妙的联系；言其单纯，是指其整体而言，不过是一群从事 外交的职业外交家群体而已，他们的“外交救国”的政治理想虽然美好，但当时混乱的 社会局势限制了他们的外交才能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