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外交立场之演变 ——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太平洋-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外交立场之演变 ——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抗战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外交立场之演变 ——以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为例

“中日关系问题”是1931～1945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讨论的重点之一。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员在“中日冲突”的问题上，先是主张忍让，继而主张抵抗，继而主张彻底打败日本。这种态度上的演变既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及世界局势认识演变的结果，也与列强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本扩张所持的态度转变有关。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注：“太平洋国际学会”成立于1925年，英文名称为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日本称之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但中文名称则繁多。在1920年代主要称之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1930年代以后则有多种称呼，如“太平洋国际学会”、“太平洋学会”、“太平洋关系学会”、“太平洋国际协会”、“太平洋会议”等等。其中“太平洋国际学会”是1931年以后中国分会对这一机构的正式称呼。本文为方便起见，统一以“太平洋国际学会”称之。有关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历史与活动，可参见John N. Thomas,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 John K. Fairbank, William L. Holland and the I. P. 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cific Affairs, Vol. 52, No. 4, 1979; Paul F. Hooper,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Pacific Affairs, Vol. 61, No. 1, 1988. ）其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1] (p231)会员多为学界中人，余日章、胡适、颜惠庆、蒋梦麟都曾担任过该会领导职务。作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员，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在1945年以前积极参加了学会的各项工作。其中在1931至1945年间，学会召开了六次年会，讨论“太平洋问题”及“中日关系问题”。中国会员在会上的言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日冲突问题上的外交立场。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却忽视了对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研究，直到最近才有学者开始涉足这一问题。（注：参见张静：《中国知识界与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本文拟以1931～1945年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的言论为对象，分析抗战前后中国会员在中日关系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及其转变的原因。
　　　　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自觉承担起了国民外交的任务，希冀通过国民间的对话和交流，缓和中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因而一面主张政府对日忍让，一面利用学会年会召开之际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的反侵略立场。
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召开之时，适值“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对事变做出了“低调”反应。大会主席及中国代表团团长胡适在会议开幕词中说，虽然中、日之间没有正式公开的战争，但这两个国家，确已处在战争的状态中，全中国的人都被一种强烈的耻辱和怨恨的反感燃着了。不过胡适并未就此谴责日本，而是话锋一转，谈起了太平洋学会的理念。他说：“我们在此，不是来哭，也不是来笑，只是来明白一切。我们在此，不是来教导，只是来互相交换意见。”[2] 反对在对日问题上“唱高调”，这是胡适的基本主张。胡适认为战争是一件大事，作为民众领袖应尽一切可能去避免战争，否则就不能算他尽到了对国家的责任。而作为民众则应冷静地考虑替代战争的其它方法，单凭爱国主义是救不了国的。[3] (第六册，p1260)
胡适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另一主要人物丁文江在对日问题上也是极端的“唱低调”。他主张中国应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与日本妥协，并且应该利用一切国际的关系来缓和我们的危急，来牵制日本使它与我们有妥协的可能。胡适称丁文江主张的这种妥协是一种“有计划”、“有条件”的“妥协”。[4] (第七卷，p508)正因为如此，中国会员在会上尽量避免与日本会员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发生正面的冲突，但在“满洲问题”上，中日两国会员还是爆发了激烈的辩论。日本会员认为，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保证条约的权利，是一种“自卫”。它的外交官随时准备与中国的外交官谈判解决当前面临的争端及争端背后的问题。中国会员表示不能接受日本的“防卫”理论，并指日军在满洲的行动是侵略。中方坚持通过国际联盟签约国的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领土上撤军。只有侵略军完全撤走之后，才可能与日本进行谈判。[5] 会上日本会员还声称，中国所宣称的对满洲的主权是没有依据的，满洲从来就不是中国领土。[6] 更有甚者，日本由质疑中国对满洲的主权更进而质疑中国的主权国家地位。日本会员高柳竟称，满洲成为“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正努力想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主权国家”(Sovereign State)的实现是中国的目标。然而，按照法理学的观点，国家的存在必须建立在政府存在的基础上，没有政府就没有国家，而中国则不具备这种基础。中国的局势表明，西方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与其说是一种现实，还不如说是一种抱负，因为在中国没有真正有效管理整个地区的中央政府，在那个地区同时存在几个政府。[7] (p233～234)对此，中国会员指出，中国自远古以来就有效地控制着自己的土地和人民，这一事实并不因她同意给予外国人司法豁免权或者因内战而引起的临时纷争而改变。[8] (p238～239)
显然，中国国内政局的不稳定给日本侵略提供了借口。自巴黎和会以来，欧美列强常常批评中国政局不定，没有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当时国际舆论也普遍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有效力的政府。日本正是利用欧美此种观念，在国际上极力宣传，攻击中国政治紊乱，不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并以此作为侵略中国的理由。因此当时中国感到十分紧迫的，就是充实中央，组织强固政府，造成政治重心，一致对外，以正国际视听。[9] (第二分册，p60)正因为如此，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主张对日忍让，同时支持政府做对日作战的准备，尽快地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统一的现代化的国家，“由分权的名义上的统一做到实质上的统一”[10] (第六卷，p175)。这意味着要拥护国民党政府，容忍蒋介石的独裁。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会员坦言“在外侮凌逼之际”中国出现了中央集权的趋势，并且“为谋中国人民幸福起见，为谋各友邦在华利益起见，舍此莫由”[1] (p35)。
日本当然不会让中国从容地组织起来，而是企图在中国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之前就灭亡中国。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1933年进攻热河，日本侵略势力向关内延伸。是年8月14日至28日，第五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在加拿大班夫(Banff)举行。胡适再次率团出席。出国前，胡适拜访了罗文干和汪精卫，罗、汪向他出示了包括华北停战以后的新说帖等重要文件，他也因此更能“谅解”政府的“艰难”地位。[10] (第六卷，p218～219)赴会途中他经过日本，与日本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会员进行了会谈。他对日本会员说，中日问题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心问题，无法可以规避，不如老实承认此问题。大家开诚讨论，也许可以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建议两种方式。一是由中日两国各推若干人，开特别会议，研究解决方案；二是由太平洋国际学会理事会组织一个“中日问题特别委员会”，由各国代表团推选的若干公正学者组成，开特别会议，有结论时报告理事会。[10] (第六卷，p231～232)胡适的建议并未实现，但两国会员私下仍保持接触。会上，中国代表仍旧“低调”回应日本的侵略。胡适在会上大谈“太平洋学会的法则”，但对东北四省先后失陷于强邻暴力之下的“本身问题”却未置一词。这引起了国内舆论的反感。有人指责太平洋国际学会是“代表帝国主义的‘学者’藉以麻醉民众的组织”[11]。胡适本人在会后谈及班夫会议的感受时也承认故意回避了政治问题，“会议无甚结果”，但他又表示“此也为事实所趋，不得不如此也”[4] (第十二卷，p651～652)。显然，胡适的内心也是矛盾的，他不愿意看到国权的丧失，但又“体谅”政府的艰难地位，主张继续对日忍让。
然而忍让并没有换来和平。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日本灭亡全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胡适也感到这一次已非两年前的状况可比了。对日本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言论上也从“低调”转为“高调”，主张不惜一切与日作战。1936年8月15日至8月29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次年会在美国玉斯美公园(Yosemite Park)举行，胡适第三次率团出席。尽管会前日本分会致函总会要求“不谈国际近事，只求研究根本原因”[10] (第六卷，641)，中日问题还是被列为中心问题。胡适在会上一改前两次会议上对日本的温和态度，就日本对华政策，猛烈加以抨击。胡适指出，中国任何政府，凡力足以统一国家而增强国家之地位者，皆非日本所能容忍。日本以武力占领东三省后，对于中国，即已酿成一种战争状态，不但中国经济复兴运动为其所阻挠，即他国与中国合作事业，亦因而无法进行，其用意即为阻挠中国之民族复兴。中国兹已抱定决心，誓必奋斗到底，以维护本国之生存。[12]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极力否认日本阻挠中国统一和复兴，并称中国只有改变反日的态度，与日本合作，才有和平与安宁之可能。[13] 会上，日本代表还表示，中日之间的问题应由中日两国政府来处理，所有其它的列强都应让中日单独解决问题并鼓励双方达成一种互利的协定。对此，中国代表表示，只要日本对中国还抱有领土野心，只要日本想从中国拿走他想拿的所有东西却什么也不给中国，中日之间就不可能合作。只有当中国人民都相信日本没有这些企图时，日方的行动才不会遇到抵抗。[14] (p179～180)
从主张忍让到主张抵抗，这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的一种态度转变。这种变化表明，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中国知识界人士终于认识到，日本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只有全民族的抗战，彻底消除这一危险，中国社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
　　　　二
芦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争取外援以打败日本。由于英、美、苏各国在中国全面抗战的最初两年间，都继续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非常不利。扭转这种不利局面就成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所致力的目标。
1939年11月18日至12月2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七次年会在美国弗吉尼亚比奇(Virginia Beach)举行。其时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已持续了两年多，欧洲的战争也已有三个月之久，中国的国际环境有所改善。此次会议主要就是讨论中日冲突解决的可能性及方法。日本没有代表出席。尽管受到战争的影响，中国还是派出了一个由十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了会议。会上，与会各国一致认为，日本的目标是要在政治上永远控制中国。中日冲突的解决取决于三个方面。首先中国必须独立、统一和强大，为此条约国家应该放弃治外法权，归还租借地，撤走驻军和军舰。其次，日本必须有一个赞成在平等基础上与中国合作，放弃帝国主义扩张的政府，同时这一政府还应实行改革以提高日本人民的福利。第三，西方列强应该全力合作以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不过当时各国根本无暇顾及中国。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法已自顾不暇，美国则奉行“欧洲第一”的原则，对中日冲突继续保持“中立”。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会议的美国国务院代表明确表示，试图以制裁或类似的行动来遏制日本的想法是“荒谬的”。[15] (p90)苏联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德国达成“谅解”并表示与日本的关系也可调整。因此所谓各国合作解决中日冲突只不过是一句空话。针对这种国际情形，中国代表团团长颜惠庆表示，苏联的任何行动都不会妨碍中国之抗日反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已决心继续进行自卫战争，直至日本军阀意识到其对华企图绝无实现之可能为止。同时中国希望美国能采取有效行动，制止侵略者由美购得军火。中国对于各民主国家，尤以美国对华之同情深表感谢，更望此种同情能早日转变为对华之具体援助。[16]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卷入了对日战争，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彻底改变。次年12月4日至12月1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八次年会在加拿大魁北克的蒙特屈布兰(Mont Tremblant)举行，施肇基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上，有关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及中国战场在打败日本的战略中的重要性得以讨论。中国会员在会上反复表示，由于中国有经过几年战争磨练的三百万军队，能够提供向日本心脏地区发起海陆空攻击的基地，因此中国是反击日本最好的战场。当西方列强忙于处理欧洲事务，让日本毫无牵制地在中国行动是非常危险的。除非日本受到其它方面的牵制，否则日本可以攻取中国的任何城市，包括重庆。因此盟国之间应该建立一种合作机制，特别是让中国参加到制定战略中来。[17] (p30～33)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曾于1942年10月10日在纽约的一次演讲中提议成立一个由各盟国组成的高级委员会，以便盟国间在制定战争战略上变得更为团结与合作。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会上再次重申了中国的这一愿望。[17] (p18～19)此外学会还讨论了对日实行政治战、心理战和经济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比如说在中国东部设立电台转换装置以便对日广播能够有效地覆盖日本本土；经济上封锁日本与中立国和其欧洲盟友之间的贸易；集中海空力量攻击日本的交通、通讯和工业中心等等。[17] (p38～41)
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太平洋国际学会开始关心战后太平洋地区安全与合作的问题。这一问题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击溃日本之后使日本不再有发动侵略的可能与愿望？二是应采取何种措施以维护战后太平洋地区的永久和平？会上，英国代表团团长阐述了英国在战后对日处置问题上的立场。他表示，日本在战败后必须交还1930年以后通过侵略所取得的土地。同时为了防止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战后必须将其工业设备中的一部分交给它的邻国，特别是中国。但日本仍将被允许进入世界市场，特别是轻工业市场，以维持其7300万人的生活水平。[17] (p7～8)显然这对日本是非常宽大的，但却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中国代表表示，战后“满洲”必须无条件归还中国，任何国际性的政权都是不可以接受的。其次，台湾也必须归还中国，不能有任何附加条件，如果盟国希望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也应该在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的主权之后与中国协商解决。第三，朝鲜也应该完全独立。[17] (p43)不过这些主张都是对英国主张的一种临时的回应，当时中国对战后日本处置及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上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看法。
在1942年的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关注的重心是如何迅速打败日本并使中国成为保证太平洋地区永久和平的主要力量。中国代表团团长施肇基在演说中指出，中国最大的希望，就是从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特别是废除列强在华之领事裁判权。中国希望在战争胜利结束后能收回那些被武力或武力威胁夺去的土地，中国渴望战后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将在战后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中国欢迎外国来华投资并在技术上给予中国帮助。[17] (p16～18)胡适没有出席会议，但他在给大会提交的论文中也表达了要求归还被占领土和列强放弃在华特权的同样愿望。同时胡适还表示，中国应该被允许参与战后普遍安全计划。[17] (p131～132)
　　　　三
由于中国在1942年的会议上对战后世界总体局势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缺乏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表态，给人的印象似乎中国仍全神贯注于对日作战之中，无力思考战后的问题。有关战后和平计划的若干着作都出自欧美学者之手。同时，由于中国未能把她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告诉世界，关于战后世界的许多文章也未能对中国人民的和平目标和愿望给予充分的注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于1944年出版了由学会会员周鲠生教授所写的《赢得太平洋的和平》一书。胡适在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称该书“尽管不代表中国政府的观点，却是最好地反映了许多中国知识界领袖人物的要求和希望”[18]。
周鲠生在他的着作中提出，要实现太平洋地区的永久和平，必须满足四个条件。首先，日本在战败后必须彻底解除武装；其次，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基本的重新调整；第三，太平洋地区的种族和民族问题必须公平加以解决；第四，建立一个地区性的机构以维持和平与安全。[18] (p7)关于战后日本的处置问题，周鲠生指出：(一)战后日本必须从满洲完全撤军，满洲的主权自动归还中国。日本必须放弃自1894年以来所取得的土地，日本只允许保留1894年以前它拥有的土地(琉球除外)。(二)日本战后必须解除武装。日本的空军和海军力量应该完全消灭，现存的日本军舰和飞机都必须交给盟国。地面部队也必须严格限制其数量，只允许保留必要的维持国内秩序的力量。(三)日本天皇的命运应由其在战争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负的责任来决定。如果天皇事实上与军事集团一起应对侵略行动负责，或者天皇事实上成为军事集团的自觉工具，那就有足够的理由废除天皇。当然，如果天皇被证明是军事寡头政治的牺牲品，或者他曾努力在战争爆发前和战争期间对军事集团所追求的侵略政策加以抑制，天皇的命运就纯粹是一种日本的内部事务，应该完全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处理。(四)日本必须为其所实行的抢掠和侵略行径给中国带来的破坏，生命财产的损失提供充分的赔偿。特别是日本必须将其在中国东北和其它中国领土上的投资、财产交给中国，无论其属于国有还是私有。[18] (p15，P9，P20，P23)这些意见，也就成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在战后日本处置及太平洋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基本主张。
1945年1月6日至1月17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次年会在美国弗吉尼亚的温泉(Hot Spring)举行，蒋梦麟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战后日本的处置问题。与会者在战后日本解除武装、领土变更及赔偿问题上的看法大体一致。具体而言，各方达成一致之点有：(一)日本必须解除武装。日本现有的军事力量及军事工厂必须摧毁，日本的征兵制度、宪兵和秘密警察必须废除，并且这些措施必须在盟军占领的最初阶段实施。[19] (p32)(二)严格执行开罗会议决定，不仅剥夺日本所辖之台湾、朝鲜及其委任统治岛屿，而且琉球、千岛等地也须剥夺以作盟军之海空军战略基地。[20] (三)朝鲜必须独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朝鲜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的稳定。但在朝鲜完全独立之前，朝鲜由盟军占领。（注：会上对《开罗宣言》中所谓的“在预定时期内”(In due course)朝鲜独立的说法进行了讨论。朝鲜代表称，朝鲜完全恢复主权的时间不得超过六个月。中国代表也表示，朝鲜独立的早日实现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安全。在盟军占领朝鲜期间，朝鲜的内部事务应由朝鲜人自己处理。参见Security in the Pacific, p37. ）(四)日本必须为它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赔偿的大部分由光复后的土地上的日本财产充当。[19] (p45～46)
当会议讨论到天皇的处置与日本民主政治改革的方案及战后日本经济恢复之程度等问题时，与会者出现了分歧。关于天皇的处置与日本民主政治的改革，一种观点认为，天皇现在是并且将来仍可能是日本反动势力利用的工具。天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应该加以废除。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的天皇制度可以通过修改宪法的方式使之进化为较好的君主立宪制。关于日本政制的未来，一些人认为，如果一面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一面又试图在日本建立民主政府，这是危险的。盟国首先要做的是维持日本国内的稳定，过度执行民主改革是不合适的。一种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开始时日本的政制只有极小的或孤立的变化，那么旧的官僚仍然会在旧的宪法下掌握权力，他们就可能很容易地阻碍进一步的政治和经济改革，并且复活军国主义。关于天皇本人的处置问题，有人提出在如何处置天皇的措施最终决定之前，把天皇送往中国，或者送往伦敦，让他在那里“愉快地”度过余生。当然也有人主张天皇的命运由日本人自己来决定。[19] (p40～43)
关于日本工商业之地位及日本经济恢复之程度，会上也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日本被占领以后，其经济生活应允许很快恢复。对日本经济的严重压制是危险的，它将导致日本不稳定期的延长，而日本政治社会不稳定对世界的安全是一种威胁，因为繁荣且不断发展的经济会具较少的侵略性。因此日本应被给予建立最低生活水平的机会。为此，在早期就应采取措施打开日本与其它国家贸易的渠道，也就是必须给日本一个机会，建立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一位英国会员说，除非我们给日本提供更多的出口机会，日本就不可能维持其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平，那种认为我们可以摧毁日本的工业，要求日本进行赔偿而日本仍能维持其生活水平的想法是不现实的。不过中国会员表示，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仍会带来危险，那样的话它会很容易再转向战争生产。安全必须建立在相当的工业生产潜力上。中国希望自己能够赢得时间以实现工业化，也即是在日本完全恢复之前实现自己的工业化。中国会员还指出，生活水平是相对的，战后日本的生活水平不应以美国或英国的生活水平为标准，而应以中国、菲律宾或印度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无论根据道德、政治还是军事的标准，中国和其他友好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应优先于日本。日本的恢复应视其他太平洋地区国家经济重建的需要而定。[19] (p47～48)
在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中，中国与英、美处于对立的地位。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九次年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蒋梦麟把中国的立场概括为三条。一是完全彻底地打败日本；二是太平洋各国相互信任与合作；三是迅速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的工业化国家。[19] (p5～6)总之，中国不希望看到日本在战后迅速恢复起来，但英美出于全球战略的考虑决定在战后扶持日本。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英美对战后共产主义发展的估计。1944年底，美国军方的一份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在它的整个历史时期都忠诚地支持并遵循苏联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有：1.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是苏维埃的民主，而不是“英美意义上的民主”；2.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由莫斯科发起并领导；3. 苏俄计划在满洲、朝鲜和华北制造由俄国人主导的地区；4. 如果没有满洲和华北的自然资源，强大稳定的中国就不可能存在；5. 为了阻止满洲和华北脱离中国，中国就不能像欧洲那样分为英美军事行动区和苏联军事行动区。[21] (p258)这样，美国从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影响的目的出发，主张战胜日本后把满洲归还中国，以帮助中国获得完全的独立和统一。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美国最终决定保留日本的天皇，并帮助日本迅速恢复经济，以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和日本国内可能出现的革命浪潮。这样中国所希望的战后彻底打败日本并使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愿望再度落空。
综上所述，从1931年到1945年，中、日两国从地区冲突走向全面战争。其间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国民外交的工具直接参与到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中国会员在对日本的外交立场上经历了一个从主张“忍让”到主张“抵抗”再到主张“彻底打败日本”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既是中国会员对中国及世界局势认识演变的结果，也与列强的对华政策和对日本扩张所持的态度转变有关。
【参考文献】
[1]刘驭万主编. 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M].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出版，1932.
[2]太平洋会开幕[N]. 申报，1931-10-22(15).
[3]蒋廷黻. 我看胡适之先生[A]. 蒋廷黻选集[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
[4]胡适. 丁文江的传记[A]. 胡适文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Elizabeth Green. Conference trends in China [J]. Pacific Affairs, Jan. 1932, Vol. 5, No. I.
[6]Yosuke Matsuoka. Economic co-operation of Japan and China in Manchuria and Mongolia, its motives and basic signi ficance[J]. Pacific Affairs, Dec. 1929, Vol. 2, No. 12.
[7]Kenzo Takayamgi. The application of existing instrument of policy[A], Bruno Lasker.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1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2.
[8]Shuhsi Hsu. The pending case and their adjustment[A]. Bruno Lasker.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1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2.
[9]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曹伯言整理. 胡适日记全编[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11]周宪文. 毫无生气之第五届泛太平洋学会[N]. 新中华，第1卷第18期，1933-09.
[12]太平洋学会胡适指日阻挠我建设[N]. 申报，1936-08-26(8).
[13]太平洋学会席上芳泽谦吉诡言答辩否认日本阻我复兴[N]. 申报，1936-08-27(8).
[14]W. L. Holland and Kate L. Mitchell.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6[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7.
[15][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 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拉铁摩尔回忆录[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6]颜惠庆在美谈话[N]. 大公报，1939-11-04(3).
[17]War and peace in the Pacific[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 P. R. , 1943.
[18]Hu Shih. Foreword[A]. S. R. Chow. 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 A Chinese View of Far Eastern postwar plans and requirements for a stable security system in the Pacific Area,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4.
[19]Security in the Pacific[M]. New York: 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 I. P. R. , 1945.
[20]太平洋学会协议战后处置日本[N]. 大公报，1945-01-13(2).
[21]Lyman P. Van Slyke.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