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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外资入侵与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

一、 外资入侵的两种形式
中国卷入全球化的过程就是外资入侵的过程。外资入侵是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两种形式出现的。鸦片战争中，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天朝”的大门，伴之而来的是潮水般的洋货。尽管外国的商品输入遭到了政府和民间的抵制，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在中英直接贸易中，英国对华的商品输出(不包括鸦片)呈螺旋式的上升趋势。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获取了一系列新的特权，它们对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五口通商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还是出超的，加上鸦片走私，也有较多年份表现为出超。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则除早期有6年出超外，其余年份都是入超，而且入超额由数百万海关两增至三千数百万海关两。1877年，中国对外贸易开始了年年入超的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成为我国殖民地性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甲午战争前，国际资本主义还处在以商品输出为主要特征的自由竞争时期，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还是通过商品输出和鸦片输出以获取高额利润。在这一期间，他们虽然也在中国非法设立了相当数量的贸易行以及一些银行、航运公司和工业企业，但这些企业主要还是 为了开展商品贸易服务的，除了航运和贸易业外，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为了解决由于资本集中，特别是财政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过剩资本，它们就不满足于对外输出商品，而要输出资本，作为奴役和掠夺他国人民，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一项有力工具。　　
《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这项规定，不仅给日本人以设厂权，而且给他们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和进口洋货有同样的特权和优惠。中日条约有关设厂权等规定，由于片面最惠国条款，其他列强也同样享受。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工业投资，充斥了各行各业。从重工业的机器、造船到轻工业的纺纱，从投资巨万的矿冶工业到手工制造樟脑工场，都无一不渗透了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投资，已经形成了中国工业上的垄断力量。煤矿工业中的开滦、福公司、抚顺、本溪湖、山东德华、井陉、临城七大煤矿在1913年的产量就超过了六百万吨，单是开滦、抚顺两矿就各占二百多万吨，而当时全国煤产量，却不过七百六十多万吨。机器造船业中的耶松船厂，在1900年合并了上海的另外两个船厂以后，资本由七十五万两增加到五百五十七万两，垄断了当时上海的整个造船工业。1902年成立的英美烟公司，在成立以后的十年中，工厂由一个扩充至四个，工人由百余名扩充至近万名，资本由十万零五千元扩充到一千一百万元，超过了当时中国所有烟厂资本的七倍。水电工业中，英国资本的上海煤气公司，在20年中，资本增加了5倍，变成了“制造煤气比欧洲和美洲以外的其他任何英国煤气公司都要多”的庞大托拉斯。纺纱工业中，英、美、德三国一口气在1897年成立了四个纱厂，加上后起的日本上海纺和内外棉，差不多占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半个天下。帝国主义的托拉斯组织，不但垄断了工业的一个单一部门，而且往往垄断了工业中的几个部门乃至国民经济中的许多部门。这个时期中形成的两个最大的垄断组织--英国的怡和洋行和日本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就是垄断了很多经济部门的大托拉斯。怡和洋行投资的范围，从保险、地产、轮船、码头以至电车、铁道，在工业中，则不仅是纺纱，而且包括了缫丝、打包、木材、电灯、制糖、制冰、冷藏。从1832年怡和洋行成立之日起，到1914年止，先后成立的企业，就有30个，资本至少在四千万元以上。抱着独占东北的野心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则是一个以投资铁道为主的大托拉斯。这个公司在1906年创办的时候，额定的资本即为两亿元。1920年一跃而为四亿四千万元，以一公司而有如此巨大资本者，不仅在日本本土固然没有，即使在世界拥有如是巨资者，亦寥寥可数(本段资料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序，第5-6页)。
资本主义列强是以一系列侵华战争、不平等条约和攫取特权在中国立足的。在这种背景下的外国资本，是以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为基础，并服务于扩张这种特权，因此，并非资本过剩而是资本缺乏的国家，如俄国和日本，也在中国拥有巨额投资。而且，这种在华资本，总的说，主要并不是来自他们本国，而主要是来自中国──包括战争赔款和勒索，鸦片走私和“租界”土地占有的暴利，中国商人向外商缴纳的保证金和附股，外商在中国发行的股票和债券，外商银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和发行纸币等多种途径。
二、外资入侵的二重性
外资入侵具有二重性。就其商品入出而言，一方面，(一)外国资本主义通过不等价交换掠夺中国人民。如从1872年至188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年年逆差，总计入超额达5498万海关两。从20世纪初起，进口价格猛升，到1920年上升了75%以上。出口价格也跟着增长，但增长较慢，到1920年只上升35%，这样，20年间剪刀差扩大了32%。1931年以后，进出口价格都大跌，而出口下跌幅度远大于进口。到1936年，进口价格仍比1926年提高了41.7%，而出口价格则被压低了3.9%。这段期间，剪刀差最大时被扩大到84.2%，就是说，从前用一吨出口品可能换来的进口货，现在要用近两吨来换取了。(二)摧毁了某些民族手工业，如手工纺纱、制靛、踹布、土钢、土针、土烛、土烟、木板印刷等8个行业。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而遭到严重摧残。(三)使中国农民对洋货的依赖加深，促进了中国农村的两极分化。如河北省东光县“近几年来，乡下农民，男的虽仍然是耕田，但女人多不从事于纺织，家中一切日用品多仰给于外货，以棉布、棉纱、煤油等为主要品，纸烟销售亦甚多。每年农家秋收后，不论粮食够食用与否，即贱价出售，用以还债或购买用品，待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再借债购买粮食吃”。20世纪30年代，“农民所用之输入品，如煤油、火柴、食盐、洋线以及 其他一切自外输入品，无不逐日涨价，陷农民于益加贫困中”。但另一方面，外国商品的输入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人第一次用煤油代替植物油照明，用火柴代替火石取火，用机织布代替手织布制衣。如直隶省香河县“衣服向用土布家机，惟求坚实耐久，不尚美观，寻常农家大率类此”。“自洋布输入，物美而价廉，争相购用，家机土布遂不可见”。河北省濮阳县某村“妇女们--中年以下穿新式洋袜者几占50%以上”。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洋布、洋袜的使用已相当普遍。而且随着洋货的进口，又出现了某些资本主义工业和新型手工业。如1873年，中国第一家航运公司招商局正式投入运营；1890年，在上海建立了第一家中资织布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外纱的大量输入引起了中国手工织布业的再一次勃兴。我国的手织业长期停留在家庭工业形式，直到有了机制纱，才出现手工织布厂。1900年以后，手工棉织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有了迅速发展，一是发展了较具规模的手工织布厂，一是出现了类似丝织业帐房的包买商。这些形式的发展，除了机纱的使用外，又是和生产技术的改进分不开的。1900年以后，日本手拉织布机输入中国，速度增加一倍，布幅也加宽至18寸，所织称改良土布。1905年以后，又有日本铁轮织布机输入，速度比拉梭机大两倍，布幅加宽至22寸，与洋布相等。还有日本提花机，利用铁轮机原理，加自动提丝改制，织出设计的花纹。这些织机中国厂都能仿制。　　
列强的资本输入同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外商依靠特权，压迫中国民族工业，中国民族工业在外国商品输入和资本输入的夹缝中辗转求生。但是，外国资本输入也带来了模仿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首先，中国政府和民间开始改变“轻商”观念。1895年，清廷颁布上谕，动员、鼓励各省设厂，堵塞漏 ，抵制洋货。1903年，商部成立，颁布《奖励公司章程》，规定：集股2000万元至5000万元以上者，作为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集股500万元、800万元、1000万元以上者，分别作为商部四等、三等、二等顾问官，加四、三、二品顶戴；集股50、80、100、200、300万元以上者，作为商部五、四、三、二、头等议员，加七、六品顶戴或六、五品衔。　　
1907年8月，清廷颁布《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修改《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根据《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的规定，凡华商投资2000万元、1800万元、1600万元以上者，分别特赏一、二、三等男爵；投资700万元、500万元，分别特赏三品卿、四品卿，最低的投资在10万元以上者，奖给五品衔。至于“奖励集股创办人专章”，大大降低了授奖条件。如获得头等顾问官头衔加头品顶戴，原订颁集股2000万元，改为800万元；获得头等议员头衔加五品衔，原订颁集股300万元，改为100万元。这样，集股创办人获奖便不是可望不可及了。
以爵赏奖励投资，有利于扭转“贱商”的社会习俗。时人称之为“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希世之创举”。一时，官僚、买办、富商争相把资金投向工矿业。这不能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外商在华设厂的影响。
技术进步首先表现为商品流通方式的进步，包括新式商业企业、运输企业的兴起，以及新式金融机构的创立。其次由于航运和电报的富于革命性的技术进步，使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条件和贸易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刺激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第三，中国的私人产业蓬勃兴起，这些产业中凡是比较大型的企业，一般都从西方国家进口机器设备，引进技术，雇用学成归来的留学生，甚至雇用洋工程师。
技术溢出主要表现在示范作用上。外资企业采用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或者通过增加竞争压力，迫使中国竞争对手谋求提高技术水平，并引起当地企业的模仿。如营口豆油坊业，原概系沿用中国旧法，嗣英商太古洋行在营口创设太古元油坊，改用蒸气动力将黄豆压碎，以手推螺旋式铁榨，从事榨油。当时华商怡兴源、怡东生、东永茂见新式榨油法之效率比旧压榨油法为大，也相继改用新法。其后日商小寺氏在营口创设油坊，采用水压式机器，完全不用人力，效率比手推螺旋式压榨机更大，旧式油坊愈难立足。于是本地各旧式油坊亦渐次改用蒸气及煤油发动机。迄宣统年间，旧式油坊遂完全绝迹。小工业如此，大工业也不例外。名闻遐迩的启新洋灰公司是1890年由中国人投资，聘请英籍工程师开办的。当时大部分工作是由人工操作的，后来都用新式机器代替了。如采用了复式磨和横式旋窑，这在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
三、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经验教训
中国一百多年的商战史，总的来说是失败史。但其中既有惨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一)对于经济全球化要主动应对，而不能被动应付。在外资入侵的过程中，不论政府与民间，凡是主动应对的，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开放的商埠共计36个，在这些条约口岸列强设立了租界，掌握了主动权。为了防止列强通过开埠控制其他口岸，中国采取了自开商埠的政策，有如今日设立特区，如无锡、南通、常州、周村，以及奉天、安东等共43个商埠，经济都有了很大发展。(二)要在同外国商品、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中资企业必须首先提高产品质量，掌握推销技巧。如上海五洲公司在同外商竞争时，令各地代理商在柜台上放两只注满水的碗，其一放一块本公司的固本肥皂，另一放一块外国肥皂，结果固本肥皂不易溶化，外国肥皂溶化殆尽，而中国人使肥皂希望耐用，因此，固本肥皂在同外商的竞争中占了上风。再如天津东亚毛纺厂的抵羊毛线，商标图案是两只羊相抵，虽然有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用意，又不授人以柄，再加产品质量优良，于是也畅销国内。(三)警惕外商恶性竞争，学会用合法手段保护自己。如英美烟公司欲收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未得逞，立即把原价250元一箱的“Good Beam”纸烟，降价一半出售，企图在营业上挤垮南洋公司，并且从市场购进大批南洋烟，等到霉坏变质之后，再推销出去，以破坏南洋的商誉，同时又唆使商贩到南洋掉换，造成损失。南洋公司被迫削价竞争，并在报纸上揭露英美烟公司的阴谋，结果国人认为英美公司对于南洋公司过于无理，更加同情南洋公司，使得南洋公司的纸烟销路更旺。(四)国家要用商法保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在这方面，近代史上中国政府乏善可陈，却多反面的例子。光绪三十四年(1906)，因美国面粉倾销，致使上海华商面粉存货山积，时当夏季，为防霉变，清政府商部咨请外务部批准这批面粉出口海参威，却被外务部以《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中有“米谷等粮，不准运出外国”的条款加以拒绝。再如民国4年(1915)，正当南洋公司与英美烟公司竞争激烈之际，英美烟公司抓住21条事件之机指南洋出品为日货，并以重资数百万元收买众议院议员何勋业、周维藩等，串通农商部以该公司总理简照南曾隶日籍，以假冒国货将该公司注册取消。后经简照南脱离日籍，申请恢复国籍，获得批准，南洋公司才恢复注册，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厄运。由此可见，国家对中资企业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在中国加入WTO以后，我们如何做到既遵守国际贸易规则，又有效地对国内企业的正当权益施加保护，实在是一个应当审慎、认真研究的重大问题。

（资料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