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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刘怡：“大跃进”动员的仪式化——以灭雀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大跃进”前后，灭雀运动的目标经历了从“保护粮食”到“训练人民”的转变，最终被形塑为一场革命语境中的政治仪式化运动。此种转变经由多方面因素促成，也与1949年以来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有着密切关联。随着运动目标由“麻雀”向“人”的转变，锻炼、培养民众革命行为模式的潜在逻辑逐步显现，而运动本身也成为可被调用的政治资源与动员工具。“大跃进”期间，以灭雀运动为代表的仪式化动员已成为实现革命斗争话语日常化、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并对之后的历史走向造成了多重影响。
关键词：“大跃进”/灭雀运动/仪式化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既是一场社会实践，又是群体性高度乐观、极度亢奋的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各类丰富的历史叙事揭示了它的双重面貌：一方面，“大跃进”是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领导人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一次错误选择，对生态环境及人民生活状况造成了恶劣影响；另一方面，从动员的角度来看，“大跃进”又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民众积极性在短时间内被迅速调动，全民参与运动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跃进”提供了一个有关动员的经验库，众多研究者从实践层面，对“大跃进”运动在各地的发展进程、采用的具体动员方式、动员特点等进行了细致的爬梳。
学界关于“大跃进”动员经验的探讨，多聚焦于宣传教育、组织建设、情感调动、利益驱使、典型示范等动员策略，①而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已经在这些方面取得丰富的实践经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5年前后已基本建成较为完善的组织网络，将个人纳入到不同形式的单位集体之中，这成为“大跃进”成功动员的前提。已有学者注意到“大跃进”动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由一种政治态度或思想框架结合在一起的一系列政策”，而“这种态度是以充满浮夸和鼓励的高度修辞性的语言来表述的”。②郭于华认为，“大跃进”在常规动员策略之外，还采用了一种仪式化运作。在“大跃进”期间出现的“杀狗运动”“打麻雀运动”“打水窑运动”“密植运动”等，均是自上而下推行、以运动形式出现的生产运动，仪式过程及其象征意义超过了对实用性的考虑。③此类叙事透露了“仪式”可作为联结政治运作与民众日常生活逻辑的有效桥梁。从“仪式化”的角度观察“大跃进”动员，可以更好地理解“大跃进”之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发生这17年历史的另一层意义，即成为通过一系列运动逐步实现革命日常化、社会政治化④的重要环节。遗憾的是，此类叙事虽明确提出“大跃进”动员的仪式化运作的重要意义，但没有对其进行更清晰的界定，也没有进一步探究其发生的微观机制。
“仪式”如何于“动员”发生效力?大卫·科泽曾对政治学范畴的“仪式”做了界定：它是一种体现社会规范的、重复性的象征行为。⑤冯筱才将20世纪中国政治语境下的“仪式化”定义为：在某种权威力量驱使下反复性的集体参与行为。⑥重复性的象征行为仍是“仪式”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初，群众动员主要表现为调动民众精神和行动的积极性投入一项新近活动，并迅速达成一致行动。⑦而象征所具有的意义多样性特征拓展了被动员民众对新活动的理解空间，即便未能对一项新近活动取得共识，民众仍能开展一致行动；⑧“重复性”特点则为一致行动提供了行为坐标。
“大跃进”期间的灭雀运动很好地诠释了仪式化对于动员的重要意义。麻雀因为吃粮食于1955年底被列入“四害”，此时动员范围及程度还较为有限，及至1958年“大跃进”运动期间，迅速发展成为一项全民行动，全国城乡的男女老幼均参与其中。灭雀行动既具象征意义——人定胜天，⑨又达成了全民统一行动，成为一场仪式。灭雀运动如何在几年间从一场“有限”动员的运动，发展成为全国民众之日常，“大跃进”期间的灭雀动员究竟有何特点?无疑，仪式化运作可作为理解动员何以“成功”的重要突破口。
本文将以梳理灭雀运动的动员过程为中心，尤其聚焦于它在“大跃进”期间的转型，试图解答作为动员方式的仪式化运作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如何进行，有何特点，可以达成怎样的效果，又有哪些局限性，与其他动员策略有何异同。为了避免泛泛而谈，且使叙述更加集中，笔者将以上海及周边地区的灭雀运动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基于地方档案、口述访谈、报刊等多种类型的材料进行实证研究。
一 “保护粮食”：作为“有限目标”的灭雀
1955年11月，毛泽东南下考察农村情况，其间提出了有关农业发展的“十七条”意见，其中第十三条内容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上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及其他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待研究)，苍蝇，蚊子。”⑩不同于其他三害危害人类健康，麻雀被列入四害主要是因其吃粮食，危害农业生产。此时，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路已在中央高层达成共识，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明确成为各项工作的中心，但凡会影响粮食供应支援工业化建设的现象，都成为关乎国家命运的敏感问题。在此背景下，麻雀被列入应被灭除的“四害”。
决定了麻雀命运的“农业十七条”在1955年底下发各地讨论，于1955年12月21日下达上海。12月27日，上海市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陈丕显将“农业十七条”列为讨论重点，在会上提出：“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你们要研究下，市人代会上有人提出，别的地方的麻雀飞来怎么办?麻雀能否打掉，有害，还是有益?乌鸦能不能?是不是这样：二年消灭苍蝇、老鼠；5年消灭蚊子；7年消灭麻雀，是否这样比较妥当?”(11)此次农村工作会议上，市郊几个乡及合作社以上海市委提出的23条农村规划为基础，讨论出1956年到1962年的全面规划。紧接着，在中央出台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中，“除四害”被列为第27条。“灭雀”自此被正式列为中央政策，该纲要草案于1956年1月25日下发各地方，成为之后数月上海地区宣传工作的重点。
既然开展灭雀以“保护粮食”为目的，那么，上海地区在部署此项新活动时，既要响应政策，行动起来，又不能与原有的生产活动过多地争抢劳动力与劳动时间，因此灭雀主要在“雀害”相对严重的市郊、农村，作为青少年的活动开展。在市郊、农村开展灭雀运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麻雀的确吃粮食，在粮食要粒粒必争的年岁，农民们对麻雀确实有诸多抱怨。为了阻止麻雀破坏庄稼，他们想了许多办法，譬如在粮食收获季节，在农田里立稻草人、派专人轰赶麻雀等。对于青少年而言，他们儿时多有打雀的经历，譬如在冬季天寒农闲时捉几只麻雀来吃吃和玩玩，青年们又常常喜欢参与新奇的活动，灭雀的号召因此能得到青年的响应。但无论是农民对麻雀的抱怨，还是青少年对打麻雀的兴趣，都无法直接转化为民众参与灭雀的一致行动，要使这些积极性常规化和常态化，还需进行更多的动员工作。
1956年1月中旬，共青团上海市委即着手布置除四害工作。团市委成立除四害专门工作小组，各级基层组织均指定专人负责除四害工作。青年们被安排到各种集体中，社会青年由街道办事处、团支部领导，工商青年则主要参加本单位的活动。除四害工作开始层层部署，各基层组织纷纷组建除四害突击队，以团支部、少先队组织为基础吸收青少年加入，各突击队又安排专门的“捕雀小组”等。(12)组织建设颇见成效，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国营上海机床厂就成立了300个突击队，华东师范大学共有3000多名学生参加突击队。(13)老闸区(今属黄浦区)共有药厂7家，全区53个青年中有45人被动员加入突击队。(14)以除四害突击队为基础，各单位建成了专门的青少年捕雀队伍。(15)
组织网络建成后，各单位“各就各位”。1956年1月中旬，团市郊工作委员会在市郊农村地区开始组织高密度的突击灭雀行动。东郊海滨团总支发动全乡270个青年组成8个捕雀队，提出“在一星期内消灭麻雀”的口号，于1月13日至1月18日，共消灭了麻雀780多只；塘桥、严桥二乡组织420个青年在6个晚上消灭了1162只麻雀。至1956年1月底，上海市郊各区各乡共组织310个青年捕雀队，捕捉麻雀达25000只。(16)
除了建立捕雀队，开展突击灭雀行动，作为“一个社会改变或形成民众特殊态度、意见和舆论的重要工具”(17)，宣传教育作为另一种重要的动员方式也在同步推进。有关灭雀的宣传工作，在基层主要以两种形式开展：第一种是市级、区级、各基层单位频繁召开的或以麻雀为主或是以除四害作为整体内容的主题会议。宣讲的内容包括阐明灭雀与社会主义建设、保护粮食、保卫健康的重要关系；用科学数据证明麻雀的危害；强调如果能够做到人人动手，包括麻雀在内的四害是完全可以被消灭的；号召群众积极开动脑筋制作工具、发明灭害办法等。
第二种宣传形式是在召开其他会议时把相关问题穿插进去，针对灭雀运动开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反言行”，各基层组织予以即时批评教育。“麻雀小得很，吃不了几粒粮食；麻雀在天上飞，是捉不完的；麻雀吃起来很鲜，捉捉也不错”等观点，被批评为是“错误的个人主义”，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麻雀头中有七巧星，是捉不大到的”“捉麻雀，触鸟窝，摸鸟蛋，死了到尖刀山上去掼三掼”“麻雀是没有办法捉光的”等态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民间的此类“反言行”恰逢其时地为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反面素材。(18)
妇女、青少年因为既非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又具亲和力，长期作为中共宣传工作的主力。上海基层灭雀宣传任务主要由妇联和青年团承担：妇联动员乡、镇大批基层妇女干部，青年团则组织青年突击队。灭雀宣传形式多样，建立起包括文字、语音和形象宣传在内的宣传网络。除了《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等报纸对这场运动进行宣传报道外，1956年初，国营上海电影幻灯机件制造厂制作了相关幻灯片提供给各基层单位放映。2月，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人人动手，消灭麻雀”的专题节目。各基层单位亦以黑板报、大字报、广播等为载体，以基层民众创造的曲艺、快板、活报、相声等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为形式，宣传灭雀运动。(19)
1956年初，在经历了组织部署、宣传教育及突击行动后，上海各地区开展的灭雀运动迅速转入检查和总结阶段。各单位向上级汇报包括灭雀在内的工作情况并印发运动简报，上级组织则派检查组到各基层单位检查，掌握各单位组织起来的灭雀突击队的数量、参与人数和具体战果等情况，并据此评选模范、明确奖惩。(20)灭雀成绩突出、行动积极的单位和个人受到了奖励，而另外一些表现欠缺——比如运动开展不积极、成绩不突出、宣传工作敷衍了事——的单位以及空白单位则受到批评，并被要求突击补课。(21)
上海地区采用了“组织建设——广泛宣传动员以造成社会舆论——开展突击行动——检查、汇报——评优惩差”的动员方式，这些中共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取得丰富经验的常规动员策略，在灭雀动员中亦起到了相当作用。灭雀这样一项原本并不为大多数民众所熟悉的运动，迅速受到关注，并在一定范围内开展起来。总体而言，此阶段上海地区的灭雀运动以宣传为主，旨在迅速形成灭雀舆论；实际行动则多在郊区、农村，作为青年突击活动开展。
较之北京地区，大体上看，上海地区在灭雀行动方面略显“谨慎”。1956年初，中央卫生部制定出《1956年至1967年全国卫生工作规划要点(草稿)》，下发各地卫生部门进行讨论，其中对灭除四害中的蚊、蝇、雀作出了具体的时间、指标和进度规定，比如根据本市四害孳生的情况决定做到：在两年到四年内消灭四害，1956年郊区基本无雀，1957年郊区无雀，1958年市区无四害，1959年全市无四害。上海市卫生局则在回复电报中提出：“除四害的灭蚊、蝇、雀的时间、指标进度太紧，贯彻有困难，建议在时间进度要求上，不要规定得太具体。”(22)上海地区灭雀运动开展较“谨慎”的态势，在1957年底开始发生转变。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灭雀”的动员条件、目标及性质亦随之发生变化。
二 情势转变：经历“运动”的灭雀
1957年下半年，与“灭雀”相关的情势发生了多重变化。最高领导人采纳鸟类学家及在华苏联专家的意见，对灭雀政策作了修正。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在审议《1956年到195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时，做了补充说明：“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23)另一方面，随着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和推进，在公共舆论中，“麻雀”日益被塑造成为十恶不赦、必须予以消灭的“害人鸟”。在政策和话语层面有不同遭遇的麻雀，日益具备政治意义，卷入随后发生的“大跃进”。在灭雀政策出台的最初阶段，上海地区公共舆论平台上的相关宣传可以概括为：“‘麻雀’是四害之一，‘灭雀’是一项人们积极响应的中央政策”；“双百方针”到整风运动的推行使得兼具“专业性”与“群众性”双重特点的“麻雀”成为讨论热点；“反右派”斗争的推进则使“灭雀”的意义不再限于“保护粮食”，日渐被赋予多重象征意义。(24)1957年前后，感受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敏感气氛，并亲历了从开门整风到“反右派”斗争的知识分子，作为公共舆论素材的提供者，对“灭雀”话语进行了“破”与“立”。
事实上，虽然没有人仅仅因为在麻雀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成为“右派”，但“右派言论”中确实有不少内容与麻雀相关。诸多有关麻雀的“右派言论”，可以具体归纳为：麻雀不应被列为要被消灭的对象，它也有益处；麻雀根本消灭不尽，要完全灭除它，是犯了主观主义错误；灭雀所采用的“运动”方式，会带来很多反作用，会钝化群众的积极性。(25)这些“右派言论”作为反面素材受到批判的同时，一些着名的知识分子如周建人、张春桥、郭沫若等有关麻雀的表达，则树立了另一种叙述规范：麻雀是十足之害人鸟，代表了一切“恶”；依靠群众力量一定可以灭除麻雀；灭雀的行为意义非凡。(26)
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运用书写策略，紧攥住“逻辑”稻草，在由最高领导人提出的颇接地气的“灭雀”问题上积极表态，以此来表达阶级立场，将自己与民众置于同一阵营。正是他们的热切与书写能力，促成了“灭雀”象征意义的宽泛化：麻雀之坏被类比为国内阶级敌人即“右派”的坏；麻雀成为国际上对新成立的社会主义中国虎视眈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象征，与“无雀”的中国相对应的“鼠雀成灾”的美国、法国被认为是“难兄难弟”；(27)麻雀问题有时还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劣之分的隐喻。(28)在日渐成熟的话语体系中，灭雀行为不仅有历史依据，亦合乎道德、宗教教义，“麻雀”的罪状不再限于“吃粮食”，而是逐渐被泛化，日益具有了隐晦、暧昧的含义；以“灭雀”为主题的歌谣、顺口溜、诗歌、散文、寓言、剪纸、画作、小工艺品、戏剧、舞蹈、木偶片、电影等等更是铺展出一张细密的形式之网，“灭雀”象征意义的素材库逐渐搭建成形。
在话语层面渐成“人民公敌”的麻雀，遭遇随后发生的“大跃进”，后者的性质及开展形式则在实践层面上促使灭雀运动的性质及动员目标发生了转变。随着对“反冒进”批判的不断深入，“大跃进”运动被提上日程。两条并行的线索，共同促成了“大跃进”的结果。一是中央层面态度日渐明确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1957年底至1958年初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包括八届三中全会、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毛泽东对持“反冒进”态度的中央高层进行了全面批判，至八大二次会议上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使“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具备了思想基础。二是各地方在实践中对“反冒进”的背离，为“大跃进”的开展提供了实践依据。“大跃进”并非仅仅是中央出台政策、地方执行的单一进程，地方也对中央政策的形成起重要影响，其中又以上海地区最为明显。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提出了要加快建设速度，并首先争取在农业上有所突破的想法。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经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该文第一次公开批判了“反冒进”，点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也是“大跃进”一词在报纸上的首次亮相。(29)在言行上对毛泽东批评“反冒进”跟得最紧的，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柯老”的柯庆施。(30)
1957年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关于《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长篇报告，在报告的第五部分，柯庆施抢先发表15年赶上英国的提法，其中包括“争取三年内，使上海市郊和郊区基本上无蚊、无蝇、无鼠、无雀、无臭虫、无蟑螂、无钉螺，五年内彻底做到，并坚持到子孙万代。市区有条件的地方，一九五八年就应彻底做到”。报告的最后以“乘风破浪的革命气概”表达了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上海的决心。(31)该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在1958年1月份于杭州及南宁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一再称赞柯庆施。
南宁会议(1958年1月11-22日)的特殊性质，使得无论是毛泽东对柯庆施的赞赏，还是他就其他问题发表的意见都颇具深意。李锐认为，八届三中全会批评“反冒进”，是从经济方针来谈；南宁会议时，则主要将“反冒进”同政治联系起来，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将其变成政治大问题。在这样的会议氛围下，毛泽东在讲话或插话时，提到的诸如“我们除四害，把苍蝇、蚊子消灭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等问题，即便是只言片语，也有其特别的意义。(32)
分别于1958年3月和5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以及八大二次会议，依然循着南宁会议定下的基调，逐渐深化对“反冒进”的批判。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数次提及“除四害”：关于究竟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冒进”，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他主张采取“冒进”；(33)又如针对四害，一种是老办法，不除(苏联不除)，一种是要除掉，如何除也有快慢两条路线，他倾向于快除，越慢就越除不掉。他继而提出要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毛泽东在这一系列会议上，还特别赞许了各地包括除四害工作在内的跃进经验。(34)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做主题发言，对15年后的中国进行了图解式的描述，其中有一段是关于“无四害”社会的设想。(35)实际上，柯庆施有关“无四害”社会的构想在其《乘风破浪》《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等报告中均有体现，(36)这些报告也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此次会议期间再次表达了他对除四害的兴趣，他列举了《参考消息》上的一则内容，谈及印度人也想除四害：他们有一害是猴子，吃了很多粮食，谁也不敢打，说它是神。(37)进而他还提到，“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由斯大林提出，我们不提。他反问：“干部决定一切，那群众呢?技术决定一切，那政治呢?”不难看出，毛泽东此番有关“除四害”谈话的落脚点在于“群众”和“政治”，换言之，即在于强调除四害是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不容干部的居高临下与所谓实验室专家的指手划脚。
总之，在1957年底至1958年上半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纷纷表达了对“除四害”的重视。进入大跃进年代，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表明了上级掀起“除四害”运动高潮的决心；各地方纷纷表态和积极行动，“除四害”期限一再被缩短，上海定为3至5年，江苏定为4年，还有一批县市计划在一年内实现“四无”。(38)195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全国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下达各地。(39)做出“乘风破浪”表态的上海，将“除四害”补充为“除七害”，在四害之外还加上了蟑螂、臭虫和钉螺。
在此番“热烈”的情势之下，“灭雀”的目标及定位随之发生转变。对于中央决策者而言，“灭雀”所能取得的战果可“振奋人心”，给予“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给生产发展拖后腿”的“右派”思想以重击；对于各地方而言，它又是“表决心”“紧跟中央”的重要展示——“展演”成为“大跃进”期间灭雀运动的重要定位。
如果说此前多在城市、农村，以常规手段动员青年参与的“灭雀”，主要以“保护粮食”为原初目标，当“展演”逐渐成为重要目标时，灭雀战果的可视性、象征意义的丰富性则成为有待重点发掘的内容，灭雀动员的方式亦随之要做出调整。从整风运动到“反右派”斗争过程中，知识分子围绕“灭雀”进行的话语塑造则适时提供了素材库。简言之，当“展演”成为重要目标、多样化的象征意义可备“取用”时，以象征意义、表演性、可重复性为重要特征的“仪式化”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作为“仪式”参与主体，基层民众在实践过程中对“灭雀”动员之性质、定位的理解及相应的表现，则完成了具体而微的“仪式化”过程。
三 “训练人民”：成为“仪式”的灭雀
1958年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虽还未正式通过，但呼之欲出。“大跃进”的实际行动已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灭雀运动在此形势下也“跃进”一步。较之其他三害，麻雀个头大，目标明显，若对其进行集中扑打，战果更为清晰可见，易于量化，当各地方在工作部署中积极追求“展示性”时，灭雀运动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发展成为“大跃进”时期的典型运动。
四川省温江专区于1958年3月首创以军事化的作战方式来灭雀，(40)很快，其经验便相继推广到北京、上海等地。4月19日至21日，北京地区开展全民围剿麻雀的运动：至20日晚上，统计共毒死、累死、打死麻雀约248000只；(41)三天大致共消灭麻雀45万只。(42)上海地区第一次全市规模的灭雀运动在4月27日至29日进行，全市民众持锅碗瓢盆，上房爬树，积极灭雀，(43)仅“战斗”首日就灭雀和掏获麻雀蛋约25万只，(44)恰与北京市前两日的灭雀战果不相上下。全国各地区陆续发起灭雀热潮，“灭雀”日渐成为全民行动。
脱离“保护粮食”之本初目标的“灭雀”，在各地开展的程度与不同地域的雀害程度之间的关联模糊不清，但很明确的是，“灭雀”运动推行的状况与各地在政治上追随中央政策的紧密度呈正相关。全民灭雀成为一种“仪式化”展示：出于对“敌人”的共同仇恨而开展军事化战斗；全民一致行动，运动没有旁观者；人力凌驾于自然世界之上；战果显着，人定胜天。
自上而下布置的灭雀运动，日益凸显其展示性、表演性和象征性，它们构成了“仪式化”的重要特征。作为动员客体，基层民众同时还是“仪式化”过程的参与主体，他们在实践中对“灭雀”之定位、性质及开展逻辑形成自己的判断及理解，并开展了种种具体而微的活动，这些贡献了“仪式化”另外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规范性和可重复性。
上海地区第二次全市规模的灭雀在12月13、14日两天进行，在全市突击灭雀行动开展之前，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还曾亲自参观虹口公园火枪灭雀阵地，(45)较之4月的突击行动，此次准备更充分的灭雀行动战绩惊人。以上海郊区的青浦地区为例，在12月13、14日两天的突击灭雀运动中，民众从早晨6时“战斗”至下午5时半，共消灭麻雀53401只，捣毁雀窝4295个，掏雀蛋67个；同时，运动培养了35000多位灭雀能手和积极分子。(46)
在短短数月间，“灭雀”如何从行动范围有限的青年活动，发展到能够调动全民力量一致行动的呢?在井然有序、分工明确的全市行动开展之前，基层灭雀经验如何达成，民众如何熟悉其开展形式?这一系列问题或可从1958年初，“灭雀”在青浦等地区逐渐成为民众生活之“日常”的过程中寻找线索。
青浦地区在1958年初，严格执行了整整3个月的“三日一次书面汇报”制度，详尽记载了从1月7日至3月26日之间，包括灭雀在内的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每日开展情况，其中“数字统计”为工作重点。灭雀运动的开展情况，被直观具化为每日灭雀运动的参与人次及灭雀数量。据统计，1958年1月7日至9日，青浦地区参与除四害工作的人数为5000余人，灭雀数量为235只；(47)3月底，这些“数字”有了大幅度的提高，3月24日至26日，三天内参与除四害的有168000人次，占青浦地区总人口数的约60％，平均每三天的灭雀数量已经达到两三万只。(48)
“灭雀”模范地区、先进个人均在“数字”上表现突出。1958年1月11日至14日是青浦地区城厢镇的第一个突击周，该镇一星期出动3499人，灭雀858只。(49)此后，该镇继续在“数字”上保持优异表现，成为青浦地区的灭雀模范镇。2月23日在召开全镇动员大会后，全镇组织500多人连夜外出捕雀，一夜捉到700余只。(50)3月27日，青浦地区大小31个城镇组织人员到城厢镇实地参观。(51)表现同样突出的还有环城乡，1958年1月18日至20日，环城乡的王家社灭雀1070只，在全乡18个社中因“数字”领先而夺取该乡红旗。(52)2月中旬，环城乡捕雀35107只，完成了上级分配的任务数的174％，63个少先队员于2月10日到该乡报喜。(53)与模范地区类似，先进个人的评选也多以“数字”为依据，东井街两天内用弹弓打落12只麻雀的两名中学生、城厢镇第六街在雨夜消灭101只麻雀的8名居民、朱家角三天用网捕雀249只的建筑业工人等，均作为典型得到了奖励。(54)表现突出者被鼓励，而在“数字”方面表现较差的地区和单位则成为敦促重点，要求补课，在“数字”上奋起直追。
这些被重点强调、代表了动员“成功”的“数字”究竟如何生成?一方面，“数字”统计在中共开展的政治运动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它是上级掌握全面情况、直观反映基层运动开展情形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严格的“数字”统计、上报在操作层面存在难度，在对灭雀数字进行统计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具体问题，比如捕捉的麻雀是否都得上交、是以完整的麻雀尸体计还是以雀尾计、统计是否分区进行、以何种方式证实个人上报数字的准确度等，似乎并未有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当本身困难重重的统计任务成为硬性要求时，不论是需要上报的基层单位还是负责统计的工作人员，都在具体工作中摸出了“门道”，并达成“默契”。上级组织通过派专人统计、发表填报(三天一次或五天一次)、打电话等方式，来向各基层要“数字”，上报者有的“记得清、说得明”，有的靠家人帮助“回忆”数字，有的随便估计、随口一答，花钱买麻雀、瞎编数字的情况亦时有发生。
“数字”统计在实际操作层面之“难”却也可能转变为基层民众积极参与之“易”——追求数量比起“费心费力”地考虑实际成效，更为简单明了。对于地方各级干部而言，其组织灭雀的得力程度代表了响应中央政策的积极程度。青浦地区的城厢镇因为灭雀表现突出，当地各级领导亲自参与灭雀的事迹一再受到称赞；从全国范围来看，上海地区因在灭雀运动中积极行动，各级领导也一再受到最高领导人的肯定。当“数字”能代表“诚意”，而“诚意”又与各级组织者政治地位的提升之间存有微妙关系时，他们对“灭雀”投入之心力则愈盛。1958年3月，北京对上海和天津发起了“除四害”友谊竞赛倡议书，上海立即响应并回复应战书。(55)1958年初，全国各省、市、地区相继掀起突击灭雀行动，上海青浦地区各基层单位亦布置高密度的行动，以在灭雀“数字”上紧追猛赶。
“大跃进”时期更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工业建设等活动，对参与者的体力有一定要求，因而在动员范围上有一定限度。相比之下，“灭雀”不仅“数字”直观、可见，而且技术难度不大，更容易实现“全民参与”，参与者的“全民性”成为“数字”之外的另一项重要目标。
既然是“全民参与”，不同年龄、职业、社会身份者均要贡献积极性。“大跃进”期间，青浦地区的灭雀典型中，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劳动力仍占较大比重，此特点在全国范围内也具普遍性，老弱妇孺积极灭雀的报道频繁见诸报端。如果说此前灭雀倾向于利用青少年、妇女等弱劳动力，主要是为了不过多占用主要劳动力的精力，那么，“大跃进”期间的灭雀则更加突出利用他们的“身份”以达成在同时期其他核心生产工作中所无法实现的“展示”：老人、残疾人等均在为国家事业贡献力量，并可取得突出成绩。比如，山西省壶关县刘家凹村一位138岁的老人刘桢，计划在其寿辰前率领全家40口人每人捉麻雀40只；(56)甘肃的秦安县城关镇，双目失明的儿童张元元用弹弓打麻雀百发百中；(57)还有“盲人王妈七十八，边哄孩儿边赶雀”(58)的故事等。对于被动员的非核心劳动力而言，他们若在力所能及的灭雀工作中表现突出，则能获得荣誉表彰以及物质奖励，也因此能弥补他们因各种客观限制，在更为核心的生产工作中贡献不足而产生的愧疚感。在“灭雀”运动达成高潮的1958年，腿脚不便的杨某已经十来岁，因为身体残疾，成为家里众多兄弟姐妹中唯一无法参与生产劳动赚取工分的“无所事事者”，为此她对家人常怀愧疚之意，1958年的冬天，她因在一天时间内利用筛子扣捉住数只麻雀成为村里灭雀典型，在之后镇上召开的动员会议上获得表扬。(59)
有积极主动的表现者，也有行动和思想上的懈怠者，“反行动”如何克服?“灭雀”占用工作精力和时间，在一些基层单位，那些既要参与工农业生产，又要在灭雀中投入心力的主要劳动力发表了诸如“人少、地方大、没时间”“麻雀可以从别处飞来，怎么灭得尽”等抱怨，(60)此类具体问题均被认为是找借口而受到批评。上级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鼓励民众坚定决心，以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题。既然实际层面的问题被抛给了精神层面的“决心”和“智慧”，那么，主要劳动力也不能置身于“灭雀”事业之外，“积极参与”的姿态即合适的解决之道。至于对“灭雀”的合理性与可能性存疑的知识分子，出于从众、将自己与劳动人民置于同一阵营之考量，也多“积极”行动。当时在北京大学生物系读研的黄爱珠回忆：张龙翔、沈同两位先生都站在生物楼对面小楼的屋顶上，拿着一个系着小旗的旗杆赶麻雀。她对此印象深刻，觉得很可惜——两个大教授去干这种事情。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认为不宜随便消灭这个物种，得到的回答是：“没关系，如果需要，我们以后可以再进口嘛!”(61)
实际上，部分敏锐的知识分子已经理解到“大跃进”期间“灭雀”运动在灭雀之外的意义。叶圣陶在其日记中，如此记述1958年4月18日至22日于北京开展的全市灭雀运动：“余又谓此举之效，盖不仅在歼灭麻雀，尤重要之意义在训练人民，使浸渍于集体精神，凡有利于公众之举，人人均须参加。此种精神越来越强，我国之巩固，社会主义世界之巩固，均有最可靠之保障矣。”灭雀运动中的“集体精神”被其抬高至国之巩固、社会主义世界之巩固的高度。在同一天的日记中，他还颇有深意地强调了“麻雀惮红色”的特点。(62)
无论是源于“认同”，还是仅仅作为一种权宜之计，灭雀运动的各方参与者在对“灭雀”性质进行理解的基础上参与其中，虽各有诉求，却在实践层面共同塑造了灭雀运动的开展形式：强调“数字”、全民参与、一致行动。以保护粮食为初衷，同时具备了象征意义、表演性、规范性、可重复性等“仪式化”要素的灭雀运动的最大意义或许在于：展示了“全民一致行动可以取得突出成果”。上海地区通过分别于1958年4月、12月、1960年2月(63)开展的三次全市规模的“灭雀”集中展示了“仪式化”成果：统一指挥，“集体”内部分工合作；亢奋的状态，谙熟的口号，锅碗瓢盆齐上阵；运动没有旁观者，老妇孺不闲着，教授们与“民众”打成一片，国际友人也并肩作战。(64)
成为“仪式”的“灭雀”运动在“他者”艺术化的叙事中，成为一种关于“红色中国”的隐喻，如美国后摇乐队“红色麻雀”(Red Sparrow)甚至以“灭雀运动和大跃进”为主题出了一张专辑，名为《颗颗红心向太阳》(Every Red Heart Shines Toward the Red Sun)；2009年出版的一本英文童话画册《麻雀女孩》(Sparrow Girl)以1958年的中国为背景，讲述了在全民灭雀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村里一个小女孩偷偷救下几只麻雀的故事。(65)“他者”对运动中人群的精神状态保有相当的敏感、好奇，并乐此不疲地发挥探秘热情，“灭雀”运动无疑成为了“他者”对红色中国的最佳诠释——人群充满热望，企盼领袖指出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领袖一声令下，人群前赴后继、干劲十足。
“大跃进”前后，灭雀运动的目标经历了从“保护粮食”到“训练人民”的转变，进而最终被形塑为一场革命语境中的政治仪式化运动。此种转变经由多方面因素促成，也与1949年以后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有着密切关联。知识分子关于灭雀话语的塑造，源于与“不相信民众力量”的“右派”言论“划清界限”；中央及地方各级干部对灭雀运动的重视，出于对“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泼冷水”的“反冒进”的抵制；全国城乡的基层民众，在灭雀运动开展过程中，结合自身处境对其所包含的显性目标及隐性目标进行理解，并获得了日渐丰富的参与经验。经由多方合力塑造出的象征性、可重复性、规范性等要素塑造了灭雀运动的仪式化过程。即便是在未达成“共识”的状况下，灭雀运动也因此依然能达成全民参与、一致行动、成绩惊人的动员效果。
“灭雀”的仪式化转变，恰合于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期间包括灭雀在内的除四害工作之意义的预期，他认为：“如果动员全体人民来搞，搞出一点成绩来，我看人民的心理状态是会变的，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会为之一振。我们要使我们这个民族振作起来。”(66)灭雀运动可作展示的全民参与、行动一致、可被量化的运动成效，成为“大跃进”期间“搞出一点成绩、以振作精神”的典型样本，为同时期开展的更为核心的如生产大跃进、大炼钢铁、大修水利等工作，提供了模式、经验及舆论支持，亦可为最高领导人关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设想，在党内高层统一意见提供实践依据。
动员目标由“麻雀”向“人”的转变，是促成“大跃进”前后灭雀运动性质发生转变的关键。灭雀原初之“保护粮食”的显性目标，逐渐让位于“训练人民”的隐性目标，锻炼、培养民众革命行为模式的潜在逻辑逐步显现，而运动本身也成为可被调用的政治资源与动员工具。参与各方在对灭雀之显性及隐性目标积极认知和理解的基础上，在灭雀之高参与度、行动一致性以及数字统计方面达成的默契，使得本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开展的灭雀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全民参与的仪式展演。
此种目标转移，也影响了灭雀运动的结束方式。1959年下半年，各地出现的严重虫害，促使高层领导人开始反思灭雀运动与虫害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67)1960年初，麻雀被赦免。中央高层公开表达：“麻雀已经打得差不多了，粮食逐年增产了，麻雀对粮食生产的危害已经大大减轻了。”(68)1960年4月10日，最终通过并公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除四害”的条文作出修改：“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此后，麻雀为臭虫所代替，“除四害”运动继续开展。即便事实上终止了以“保护粮食”为目标的灭雀，本质上意在“训练人民”的“灭雀”并未真正结束。
“灭雀”相关目标的转移、逐渐仪式化的过程展示了“大跃进”运动在生产层面之外的另外一重意义，即它已成为1949年以来实现革命斗争话语日常化、社会化进程的重要环节。从培养民众行为模式的角度来看，“大跃进”动员的仪式化过程，对之后的历史走向造成了多重影响。首先，民众在“大跃进”运动期间各种仪式化过程中获得的参与经验，使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谙熟地利用承载象征意义的革命话语，将“政治”投入“日常”；其次，“仪式”之“意义多样性”特征可为实施动员者也可为被动员者所用，它解决了即便以麻雀作为明确的斗争目标亦无法达成“共意”的动员难题，达成了团结、投入的表象；再者，“仪式”亦可作为基层民众抵抗各种运动对日常侵入的权宜之计，作为表象的团结、投入实际上建立在分裂及抵抗的基础之上。当斗争对象变成利益关系更为复杂的人时，“大跃进”仪式化过程所达成的“集体”开始瓦解，演变成为“文革”时期的派系分裂以及无序之状。
注释：
①吴婉玲：《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群众动员运作模式研究——以“大跃进”运动为例》，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许东雪：《“大跃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动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12年等。
②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1页。
③郭于华：《民间社会与仪式国家》，《读书》1999年第9期。
④随着新中国初期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城市、农村社会的民众生活日益政治化，满永等人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考察。参见满永、葛玲：《“亲不亲阶级分”：1950年代初社会关系变革研究——以乡村社会为背景的分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6期；满永：《身体、政治与生活——1950年代初的工厂劳动生活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等。
⑤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⑥冯筱才：《身份、仪式与政治：1956年后中共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⑦关于社会动员的涵义、社会运动和社会动员关系的理论梳理，可参见侯松涛：《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9-12页。
⑧大卫·科泽提出，不同的人实际上会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同一种象征，象征意义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正是其力量的源泉。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第15页。
⑨Judith Shapiro,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86-93.
⑩毛泽东：《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0-263页。
(11)《中共上海市委郊区工作委员会农村工作会议记录》，1955年12月27日，档案号：A71-1-169，上海市档案馆藏；《陈丕显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农村工作会议上报告摘要及历次草稿》，1955年11月，档案号：A71-1-170，上海市档案馆藏。
(12)《开展“爱国卫生除四害运动突击周”计划(草案)》，1956年1月，档案号：A71-2-1993-6，上海市档案馆藏。
(13)《爱国卫生除四害突击周情况简报(一)》，1956年2月，档案号：A71-2-1993-36，上海市档案馆藏。
(14)《爱国卫生除四害突击周情况简报(二)》，1956年2月，档案号：A71-2-1993-41，上海市档案馆藏。
(15)《除“四害”中捕雀工作小结》，1956年1月31日，档案号：A71-2-1993-1，上海市档案馆藏。
(16)《除“四害”中捕雀工作小结》，1956年1月31日，档案号：A71-2-1993-1，上海市档案馆藏。
(17)朱启臻、张春明：《社会心理学原理及其应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18)《除“四害”中捕雀工作小结》，1956年1月31日，档案号：A71-2-1993-1，上海市档案馆藏。
(19)《动员青、少年积极参加除四害突击运动计划要点》，1956年1月，档案号：A71-2-1993-11，上海市档案馆藏。
(20)《上海市人民委员会郊区工作办事处的工作报告》，1956年4月，档案号：A71-2-1993，上海市档案馆藏。
(21)《除“四害”中捕雀工作小结》，1956年1月31日，档案号：A71-2-1993-1，上海市档案馆藏。
(22)《上海市卫生局关于卫生工作规划草案中除四害的灭蚊、蝇、雀的时间、指标、进度的意见》，1956年4月，档案号：B242-1-886-19，上海市档案馆藏。
(23)《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633-652页。
(24)关于舆论宣传领域“反右派”斗争进程中的关键事件在“麻雀”与“运动”间建立起种种或明或隐关联的具体过程，可参见刘怡：《从“麻雀”到“害人鸟”：五十年代中后期灭雀运动的话语逻辑》，《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1期。
(25)关于此类“右派”言论的批判，可见李希凡：《什么样的“消息”，什么样的“新路”?》，《人民日报》1958年3月31日，第7版；陈谦：《交代我的反党言行》(1957年8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10》(内部文件)，1957年9月5日；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会宣传部编《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第二编：右派言论汇编》(内部材料)，195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委员会：《关于盛坚夫同志错误思想的一些材料》(1957年9月30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编印《整风学习讨论问题参考资料》第26期，1957年9月30日；盛坚夫：《思想反省报告》(1957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员中右派分子的反省材料选辑》(内部材料)，1958年2月。
(26)张春桥：《续论志气》(1957年10月29日)，《今朝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版；周建人：《麻雀显然是害鸟》，《北京日报》1957年1月18日，第3版；郭沫若：《咒麻雀》，《北京晚报》1958年4月20日，第1版。
(27)《“难”兄“难”弟》，《人民日报》1958年2月7日，第8版。
(28)《麻雀的天堂(拟童话)》，《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第8版。
(29)《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社论。
(30)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57页。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79页。
(32)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62-63页。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09页。
(34)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163、238页。
(35)《柯庆施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发言稿》，1958年5月13日，档案号：4003-2-259，南京市档案馆藏，转引自邢恩源、赵春艳：《柯庆施与“大跃进”运动兴起》，《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36)《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红旗》1958年第1期。
(37)李锐：《“大跃进”亲历记》，第345页。
(3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172页。
(3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72页。
(40)况定根：《“除四害”运动及其反思》，邛崃文史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邛崃文史资料》第15辑，2004年版，第130-132页；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防疫司主编《除害灭病爱国卫生运动手册》，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83页。
(41)《首都人民两天战斗，灭雀二十四万八千》，《人民日报》1958年4月21日，第1版。
(42)《首都人民除四害战斗一大胜利三天歼灭麻雀四十万只》，《人民日报》1958年4月22日，第1版。
(43)《1958年4月全市突击灭雀情形(照片)》，档案号：H1-21-7-07，H1-21-7-11，H1-21-7-13，H1-21-7-08，H1-21-7-05，上海市档案馆藏。
(44)《上海人民大战一天，灭麻雀掏雀蛋共二十五万只》，《人民日报》1958年4月29日，第1版。
(45)《1958年12月上海市副市长金仲华等参观灭雀阵地(图片)》，档案号：H1-21-7-05，上海市档案馆藏。
(46)《关于全县统一行动全面围歼麻雀的情况报告》，1958年12月18日，档案号：1-2-466，青浦区档案馆藏。
(47)《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简报》，1958年1月10日，档案号：1-2-467，青浦区档案馆藏。
(48)《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二十五次简报》，1958年3月29日，档案号：1-2-467，青浦区档案馆藏。
(49)《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情况简报》，1958年1月10日；《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三次汇报》，1958年1月12日；《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四次简报》，1958年，档案号：1-2-467，青浦区档案馆藏。
(50)《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十六次简报》，1958年2月25日，档案号：1-2-467，青浦区档案馆藏。
(51)《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二十五次简报》，1958年3月29日，档案号：1-2-467，青浦区档案馆藏。
(52)《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六次简报》，1958年1月21日，档案号：1-2-467，青浦区档案馆藏。
(53)《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十二次简报》，1958年2月12日；《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十三次简报》，1958年2月15日；《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十四次简报》，1958年2月18日；《青浦县爱国卫生运动开展情况第十五次简报》，1958年2月23日，档案号：1-2-467，青浦区档案馆藏。
(54)除害灭病办公室：《县爱国卫生运动简报和巡回检查工作情况汇报》，1958年，档案号：1-2-467，青浦区档案馆藏。
(55)《上海市农业局关于转发北京除四害挑战书及本市应战书的通知》，1958年3月，档案号：B45-2-237-27，上海市档案馆藏。
(56)《138岁老寿星刘桢率领全家四十人除四害》，《新民晚报》1958年2月26日，第4版。
(57)《双目失明的神枪手》，《新民晚报》1959年7月17日，第6版。
(58)《盲人灭雀图》，《文汇报》1958年5月7日，第3版。
(59)口述访谈，2014年2月13日，受访者杨某，1942年生人。
(60)《上海市农业局关于“送发本局爱国卫生运动第一次大检查评比小结及抄转市爱国卫生运动的决议”的通知》，1958年3月4日，档案号：B45-2-237，上海市档案馆藏。
(61)熊卫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灭麻雀》，《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
(62)叶永和、蒋燕燕选录《叶圣陶未刊日记(二)》，《出版史料》2010年第3期，第39页。
(63)《区委关于二月六、七日两天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次突击灭雀活动的通知》，1960年2月2日，档案号：0038-5-0969-099，徐汇区档案馆藏。
(64)参见《苏侨投入灭雀战斗》，《新民晚报》1958年4月27日，第1版；《灭雀弹械运往阵地》，《新民晚报》1958年4月26日，第1版；《麻雀，你往哪里逃!》，《文汇报》1958年4月28日，第1版；《撒下天罗地网，歼除万恶家贼，灭雀大战全线出击，已剿获麻雀72000多只》，《新民晚报》1958年12月13日，第1版等。
(65)Sara Pennypacker,Sparrow Girl,New York:Hyperion Book CH,2009.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28页。
(67)科研人员围绕“灭雀运动”与虫害问题之间关联的讨论，以及麻雀被平反的过程，可参见薛攀皋：《关于消灭麻雀以及为麻雀平反的历史回顾》，《自然辩证法通讯》1994年第3期。
(68)谭震林：《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人民日报》1960年4月7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