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年来的南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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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50 年来的南洋研究

一、南洋研究何以成为专门学问
「南洋研究」在东方人看来，是一门特殊学问，但在西方人的眼中，祗是汉学家的研究范围之内的一个部门，因为凡能从事南洋研究的，大抵是精通汉学的人士。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原因是一般人把南洋研究的范围，缩得很小，几乎专指史地研究，而南洋史地研究的参考资料，又不能不向中国古书堆中去发掘。
其实所谓「南洋研究」，包括一切学术研究在内，不论哲学，宗教，社会，经济，教育，语文，自然科学，应用技术，文学，艺术，历史，地理都可以作专门的研究。不过有许多学问是有共同性的，譬如自然科内的火山研究，虽然在南洋有作专门研究，但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作同样的研究，地方色彩的意味降低，使人不觉得它是南洋的专门研究。地方色彩最浓的是史地研究，因此一般人常把南洋史地研究作为南洋研究的代表。
这里所说的南洋研究，是包括一切学术研究，不过笔者因为从事史地和语文三十余年，对这方面的情形比较熟悉，其他方面不能一一举出，但并不是说，其他方面不在内。即使就史地来讲，所需要的学识也很广博，因为地理是各种学术的总汇，历史乃已往经验的垒积，修养不足，无以攻错。即使单谈史地研究，也能反映一般学术的水准。
南洋研究，在欧美是没有专门名称的，因为在过去，他们根本没有「南洋」这一个特殊地域观念。因此他们不是归纳在汉学（Sinology）内，便算作东方研究的一部份。其实「南洋」，自有其独立成为一个特殊地域的条件，不当模糊地包含在「大东方」之内。
南洋的所以成为南洋，有天时，地理，人文，各方面的特徵。南洋地处赤道两侧，「四时皆似夏，一雨便成秋」，没有隆冬，无虑冻馁，五风十雨，旱潦不作，「得天独厚」，是它第一个特徵。南洋幅员广大，西自缅甸西境（东经 92 度），东至伊里安岛（Irian）中部的亚澳分洲线（东经 142 度），东西长 5 千 4 百公里；北起缅甸北境（北纬 29 度），南达帝汶岛（Timor）南岸（南纬 11 度），南北广 4 千 4 百公里。岛屿簇聚，多达 1 万 2 千枚，再加上与大陆相连的中印半岛和马来半岛，地形复杂，支离破碎，可是在地体构造方面，它是有系统可寻的，有「海西宁运动」（Hercynian Movement）所造成的安南山脉，有「燕山运动」（Yenshan Movement）所造成的印度马来地块，有「喜马拉雅运动」，（Himalaya Movement）所造成的缅甸?。 ˙urma Arc），巽他?。 ⊿unda Arc）以及东亚新褶曲山脉带等，有条不紊地构成一个整体，这是它第二个特徵。南洋人种庞杂，语言异殊，可是马来西亚族分布最广，散处群岛各地，约占总人口的半数。中华民族散布在南洋各地的更广，向有「海水到处，皆有华侨足迹」的成语，同时布下一个根深蒂固的经济纲，人口 1 千万，约占总人口的 6 巴仙。印度人虽不及华侨那末众多，但分布得一样广泛，尤其在古代，将印度宗教思想，语言文学，传播南洋各地，并据地称王，建立了不少印度化的王国，因此他们称南洋叫做 Dvipantara（洲间之地），也视作一个整体。因此南洋是华印土着三元文化的交流地，这是它第三个特徵。南洋各国除安南之外，都没有完整的历史体系，古代史几乎全部缺乏，近代史差不多只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史。这又是它第四个特徵。过去南洋各国的政治经济呈显同样的典型，在政治上是殖民地或变相殖民地，在经济上有欧洲人企业经济，有华侨的商业经济，有土着的个体农业经济，形成三层楼式的多元社会。这又是它的第五个特徵。南洋人种庞杂，语言繁多，可是竟没有一种自创的文字，例如安南语是蒙吉蔑语群（Mon － Khmer Group）的一种，却采取了汉文，暹罗语本是汉泰语系（Sino － Thai Branch）的一种，却不用汉文而用梵文；印度尼西亚语系是马来坡利尼西亚语族（Malayo － Polynesian Family），却采用了阿拉伯文；目前竟没有一种自创的文字得流通，这又是它的第六个特徵。有这许多特徵，因此人家便把它当作一个整体看待，南洋研究的所以能成为一门特殊学问，也就是这个理由。
二、 50 年前西方的南洋研究
南洋研究的展开，虽是 50 年来的事，但 50 年前披荆斩棘的先驱者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这些先驱者，在欧美日本是一些特出的汉学家或东方学家；而在中国则是一辈具有先知先觉的地理学家和革命家。欧美日本学者所遗下的研究成绩，大部份是文献的翻译和考证。翻译向不为一般人所重视，但是一位真正以严肃态度治学的学者，一定先从事翻译有关的重要文献，以及外国权威学者的重要论文。前者是我们研究的根据，后者又是我们切磋琢磨的借鉴，都是我们必须获得的。「独学无友，弧陋寡闻」，「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所以在这 20 世纪，更须沟通东西学术界的声气，所谓「学术无国界」，共起同努力。
就因为要沟通声气，必须把握住语文武器。懂得语文愈多，愈精通，他的治学武装配备便很完备。所以有成就的南洋研究专家，至少精通好几种语文，要不然，他将如英雄无用武之地。法国是欧美汉学研究的中心，因此 50 年前有成就的南洋研究成绩，也得向法国去找寻。在 19 世纪末叶到 20 世纪初期，在欧洲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是沙畹氏（Edouad Chavannes）。沙畹是里昂（Lyons）人，自 1893 年起，便担任有历史性的法兰西学院的汉学教授。由于他的博洽的知识和对华文理解力的优异，把司马迁的「史记」法译了三份之一；研究中国古代的封禅而着「泰山志」一书；为讨论古代中国的宗教而译注「西突厥传汇纂」，使中亚和塞北的历史有伟大的开发；又因深究内典而翻译唐释义净所撰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宋云和慧生的「印度行记」，和悟空的「渡天记」；又从大藏经译出譬喻谭五百则，刊成三大本；又描摹汉代的画像石而着汉代石刻考。 1907 年游历华北各地，刊行「华北考古记」巨着。除了这些，还有散见各大刊物的数十篇论文。这些着译虽都是他的汉学研究成绩，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的法译本于 1894 年刊行后，便成为欧美学者研究南洋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他的成为汉学大宗师自是必然，本世纪欧美各国的汉学家，几乎都出他门下。晚年他和柯迪埃（H.Cordier）同任荷兰莱敦（Leyden）的「通报」（Toung Pao）编辑，因大战期间太操劳， 1918 年便易箦，年仅 52 岁。在他逝世前所完成的「流沙堕简附考释」，是一件划时代的工作。
在沙畹之前，法国还有一位汉学大师，也是不当忘掉的，那是雷缪萨（Abel Remusat），巴黎一位医生的儿子，身体很弱，但从小即有神童之称。因研读传教师的汉学着作而专攻中国语文， 1811 年刊行了「中国语言文学论」一书，声名大振。 1814 年法国政府在法兰西学院开设汉学讲座，由台萨西的推荐，雷缪萨被聘为第一任教授。这是欧美最早的汉学讲座，雷缪萨也就因此成为学术界的泰斗。 1821 年，他和亲友地理学家玛尔汤和当时居留在巴黎的克拉卜罗等组织亚细亚学会，编印「亚洲学报」，至今还是欧洲的汉学权威杂志。晚年任皇家图书馆（现为国民图书馆）东方图书部主任和其他要职， 1832 年，传染霍乱，不治逝世。着述极多，法人尊他为汉学开山祖，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他着作中，有关南洋研究的，是「法显传译注」。
法国西学院第二任汉学教授是尤莲（Stanislas Julien），自 1832 至 1872 年，担任 40 余年。他在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宗教等方面都开拓了新境界。名着为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玄奘传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译注，「中国语中的文章法新论」，「老子道德经」英译本，「梵语的汉字音译法」，法译「蚕桑辑要」，和「景德镇陶录」译本，及法译中国小说等。出尤莲门下的皮具（E.Biot）译注的「周礼」，至今还是欧洲唯一的译本。尤莲逝世后，门入圣但尼士（de Saint － Denys ）继任汉学教授，有法译「离骚」和「唐诗」，但为南洋研究学者所尊重的，却是他翻译「文献通考」中的东南夷和西南夷部份。
由此可见法国 50 年前有关南洋的研究成绩，都是卓越的汉学家偶然乘便做的工作，尚无人作专门研究。
英国汉学的发皇，不会比法国迟，汉学家且有和南洋发生直接关系的，那是 1807 年伦敦布道会所派遣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从澳门入广州，传教之余，兼习华语，在 1815 － 25 年间，刊行了他所编纂的「中国语辞典」（华英）6 卷，举世震惊，叹为空前杰作。 1814 年他派米？（William Milne）到马六甲设华文印刷所，刊印华文圣经，明年又编印“ 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 ），不但为南洋华文出版事业的鼻祖，也是华文报纸的滥觞。这份杂志自 1815 年创刊，至 1821 年始停刊，前后共出 574 页，凡 7 卷。内中除数期为马礼逊和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梁亚发 3 人合编外，其余都出米遴一人之手。所载新闻后来为魏源采入「海国图志」的不少，也可算是南洋研究的原始资料。
另一位英国的汉学大师是在牛津大学开设汉学讲座的理雅谷（Legge）博士。他也是一位教士，因传道而到中国，苦攻中国典籍，完成了一部不朽的巨着“ 中国古典 ” ，一直为英国汉学家所取资。这部书将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译注了，后来又收入马克斯缪拉监修的「东方圣典集」中的「易经」和「礼记」的英译。此外他还有老子「道德经」和「庄子」二书的英译，收在「东方圣典集」中。
英国布道会之外的传教师和外交官之间，汉学家也人才辈出，例如海军牧师比尔（Beal）， 1856 至 58 年英法联军侵华时任翻译官。他是中国佛学研究的开拓者，所译注的「法显佛国记」和「大唐西域记」二书，订正雷缪萨和尤莲的谬误不少，为南洋研究学者所重视。他返国后，曾任论敦大学教授。此外尚有「中国佛学文献考」及「中国佛教论」，都是权威之作。
在比尔之后有华特士（Thomas Watters），他把比尔所译的「大唐西域记」详加研究，另着「论玄奘之天竺旅行」（On Yuan Chwang's Travels in India）一书，死后才由友人为他整理，交由皇家亚洲学会，于 1905 年列为「东方翻译基金新丛书」之十五而刊行。华特士本是位领事，也是皇家亚洲学会的会员，其他着作有「中国语概论」等。
至于皇家亚洲学会是英国研究亚洲的大本营。最初，印度研究先驱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于 1784 年提倡组织了加尔各答的孟加尔亚洲学会，英人又在孟买组织孟买文学学会，到 1823 年才仿效法国在伦敦成立皇家亚洲学会，后来中国，马来亚，孟加拉都设有分会，马来亚的分会设于星加坡 ?1878 年成立，当时名为海峡分会，到 1923 年才改为马来亚分会。
另有一位英国领事名叫翟理斯 (H.A.Giles) 的，也是一位特出的汉学家，他是继华妥玛而任剑桥大学的第二任汉学教授，他的稳健的英国式作风，在极精致的法国式及德国式的学者看来，觉得不甚入眼，但 19 世纪后半期到 20 世纪初，代表英国的汉学家还是他。他很长寿（90 余岁），治学又勤，因此他的着作之多，正有「其书满架」之概。他的「华英大辞典」是和他的名字不能分离的那样有名，大家以为举世无双，其实他在词汇方面，还有不少遗漏，但他的苦心和给予世人的便利是不可否认的。在他逝世之前，仍孳孳不倦地为这辞典三版改订，虽未能如愿而归道山，但对后学的示范是值得我们称颂的。翟理斯的着作虽多，但为南洋研究学者所注意的，祗有他两次重译的「佛国记」（1877 及 1923），较之雷缪萨的法译，比尔的英译（1869），理雅谷的译注（1886），都胜一筹。
50 年前英国汉学家着作中，影响南洋研究最大的，却不是真正的英国学者，而是一位归化的法国人，名拉古柏（Terrien de Lacouperie）。他得亨利尤尔爵士的推 ? ，受聘编述大英博物院所藏的中国古钱目录，另刊行「巴比伦与东方纪事」杂志，主张最古的中国文化是发源于巴比伦的，中华民族也是从巴比伦迁移到东方的。根据他的主张，他写了一卷「中国古文化西方起源论」，给予学者不少新的剌戟，影响学术界很大，自然现在已时过境迁了。他的伦敦生活，刚和他的说素命运相反，贫困艰苦，后来好容易当了大学教授才得糊口渡日。 1894 年逝世，着作很多，最着名的是「中国人居住以前中国的语言」一书。他除主张中国人从巴比伦迁来之外，又主张最初的中国人是泰族。他的证据，实在也就是他的谬误，因为他以为汤放桀的南巢，就是唐代南诏的前身，泰族的最初根据地。他这个玩笑开得不小，各方学者都奉为圭臬，其实南巢与南诏，正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南诏而且并非泰族所建的国家，笔者曾为文详考。但无论如何，拉古柏影响南洋研究相当大，尤其在泰国方面。
另外有一位皇家亚洲学会的会员祁利尼上校（Colonel E.G. Gerini），虽不能算纯粹的汉学家，但却可称为 50 年前惟一的南洋研究专家。他曾长时期停留在暹罗，又通晓多种语文，多方搜集参考图籍，专心从事「托利弥地理志东亚之部的研究」（Researches on Ptole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一书的着述。这是本世纪初南洋史地考证空前的钜着，除卷首长序（22 页）外，正文（835 页）及索引共 945 页，后附地图一幅，提要表格 11 幅， 1909 年由伦敦皇家亚洲学会及皇家地理学会联合刊行，列为亚洲学会专刊（Monographs）之一，但他的初稿早在 1897 年即开始在皇家亚洲学报（JRAS）刊登，可见他至少化了十几年的光阴，去着作和刊行。书中华文，希腊文，梵文，暹文，缅文，马来文等错杂字行间，增加不少刊印上的困难，但也可看出他的博洽。他不但把托利弥地图上每一个地名予以考证，同时也把中国载籍中的南洋地名一一考证，虽则论据祗凭对音，不很完善，但他的用功之勤，搜罗之广，启发后学，实非浅鲜。因此，不仅在 50 年前哄动一时，就在目前，南洋的历史地理学者似有不读这部钜着，便没有资格谈史地考证之感。严格说，祁利尼的考证祗可参考，不宜轻易信从，他的片面论断易导人误入歧途，但也有不少论断，方法虽不妥，结论却可取。
德国的汉学也不迟，发创于 19 世纪初，但影响南洋研究的学者，却是迟至本世纪初始崭露头角的夏德（Friedrich Hirth）。夏德受教育于德国，壮年东来，任职中国税关，研究中国文化。他的兴趣在东西交通和贸易的历史，中国的绘画和陶器，玻璃等工艺，范围很广，有许多着作行世。 1902 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设汉学讲座，他应聘为教授，达 20 余年之久，对美国的汉学贡献很大。他的着作不胜枚举，对南洋研究有关系的是「大秦全录」（中国与罗马领东方），以及和美国人柔克义 (W.W.Rockhill) 合作的「诸蕃志译注」（1911 年刊行于圣彼得堡）。晚年归国，退居茂亨，优游林下，到 70 余高龄才逝世。
最早正式研究南洋的是荷兰。 1781 年荷兰人在爪哇的巴达维亚成立巴达维亚学艺协会，是南洋一切学会的鼻祖。他们研究的范围很广，又有政府作后盾，因此成绩卓着。所可惜的是，他们所编印的学报和专刊都用荷文，因此不能普遍传布，但后来在本国莱登所刊行的汉学权威杂志「通报」，便不限定用荷文，英文，法文，德文都可以，甚至有华文文献。 1890 ?起，通报由荷兰汉学大家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主编。施列格（1840 － 1903）壮年曾旅居厦门和广州等地，精通华、英、法语文，后受荷印攻府聘任汉文翻译官，就在爪哇着作「天地会研究」（英文）一书 ? 晚年返国就任莱登大学汉学教授，用英法文在通报发表的论文不少。还有一位葛路耐（W.P.Groeneveldt）着有「南洋群岛文献录」（英文本）， 1876 年出版于吧城；他是将中国载籍中有关南洋的史料，凭他所知译为英文，并予考释。初期作品，不免讹误，但颇难能。
由上述的事实证明， 50 年前西方的南洋研究，祗是汉学的旁支，像祁利尼那样的学者是很难得的。
三、 50 年前东方的南洋研究
照理，西方的南洋研究既是汉学家的副产品，那么东方的学者研究成绩一定不错，尤其是中国的学者，但事实上大谬不然。南洋虽是一个中国名词，中国学者有关南洋的着述，完全抱「海客谈瀛」的态度，兴之所至，随手笔录，一鳞半爪，不成体系，自然谈不上研究。早期着作，以 1820 年杨炳南笔受的谢清高「海录」为断，「海录」之前的着作，都列入文献，不入研究范围内。「海录」之后涉及南洋的着作，大抵可分为三类：（甲）地志，（乙）行纪，（丙）丛钞，所谓「舆地门」的着作：
（甲）地志中最早而又最着名的，是魏源（默深）的「海国图志」，成于 1842 年（60 卷），以林则徐所译的「四州志」为蓝本，后再补充（40 卷）， 1852 年刊于高邮。书中广徵博引的参考资料，大多采自当时的舆地着作，以及新书杂志，米遴所编「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中的资料，因他的徵引而得保存吉光片羽。魏源另有「圣武记」一书，虽说是为歌颂乾隆帝的武功，可是他也涉暹罗和缅甸的史事，所以也为南洋史家所注意。
和魏源同时的福建巡抚徐松庵所着的「瀛寰志略」，费了 5 年光阴， 1848 年刊于福州。清代典籍徵引很博，但仅十卷，魄力不及魏源，但后者先有蓝本，情形不同。两书互见的引文很多。不过这书也是受西人的影响而编着的。
此外，有盛庆绂的「越南地舆图记」，李钟珏的「新嘉坡风土记」，力钧的「槟榔屿志」，任寿华皂「南洋通志」，吴其祯的「缅甸图说」，以及清季学部编译图书局所编印的「阿达曼群岛及婆罗岛志」，「暹罗国志」，「缅甸志及各国志」，「爪哇及苏门答拉志」等，和姚文栋所译「安南小志」等等，数量虽也不少，但除前 5 种外，大多以西人典籍为蓝本，以考据家眼光看，价值不高。
（乙）行纪大多是出使日记之类，目的不在研究，祗是一时兴会，或告慰亲友而作，但可考见当时的社会实况，也是宝贵史料。据笔者在「南洋文献叙录」中所收的行纪，计有：
贾臻撰：接护越南贡使日记（1 卷，咸丰时刊）
张煜南撰：海国公余辑录（1885 年刊）
张德彝撰：航海述奇（4 卷）随使日记（1 卷）
斌椿撰：乘槎笔记（1866 年记）
潘飞声撰：西海纪行（1 卷， 1887 年刊）
邹代钧撰：西征纪程（2 卷）
黄懋材撰：西酉日记（4 卷， 1878 年）
马先登撰：护送越南贡使日记（1 卷， 1869 年刊）
再送越南贡使日记（仝上）
刘锡鸿撰：英轺日记（1876 年刊）
姚莹撰：康酉纪行（16 卷， 1844 年着）
周正朝撰：履勘滇边事记（稿本）
黄可垂撰：吕宋纪略（1 卷）叶姜镛：吕宋纪略（1820 年后撰）
王韬撰：漫游随录（同治间刊）
马建忠撰：南行记（1 卷， 1881 年撰）
吴广霈撰：南行日记（同上）
姚文栋撰：南槎四种（4 卷， 1 名姚氏 4 种）
陈徽言撰：南越游记（3 卷）
钱德培撰：欧游随笔（2 卷， 1883 年后刊）
徐建寅撰：欧游杂录（1879 年记）
吴光撰：使交录（1 卷）
郭嵩焘撰：使西纪程（1 卷， 1876 年记）
薛福成撰：出使英法义比日记（6 卷， 1889 至 91 年间事）
曾纪泽撰：出使英法日记（2 卷， 1878 年事）
王芝撰：渔瀛胪志（6 卷， 1871 年事）
徐延旭撰：越南辑略（2 卷， 1877 年刊）
以上所着录的书目中，祗有 134 种是专记南洋的，大部份却是道出南洋而有一鳞半爪的叙述而已。
（丙）清季读书人有一种风气，以研究舆记为时髦，魏默深，徐松庵，林则徐，王锡祺等，都是这一流，而以王锡祺魄力为最雄浑。王氏辑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一书，正编十二帙， 64 卷， 1 千 2 百种（辑于 1877 － 91 年）；补编仍分 12 帙，仅 58 种（成于 1894）；再补编 1 百另 8 种（成于 1897）；集清代舆地译着之大成，惜混杂割裂，且不注明原引书名，不无可病，惟若干文献得以流传，未始无功。其中有关南洋的着译，计有专着 22 篇，阂名杂着 17 篇，译书 12 种。 50 年来中国学者从事南洋史地考证的，几乎不能没有此书。
以上这三类的着作，都不能称为真正的研究工作，他们祗做了搜集资料的研究准备工作，他们都没有正式研究。正式做研究工作的，是另一批人，最早而又最成功的，是沈曾植。沈字子培，号乙厂，晚号寐叟，嘉兴人，光绪庚辰（1880）进士，官至安徽布政使，着有『海岛广证』一卷，也就是「岛夷志略广证」。他这部虽仍用老式考据方式，可是比「四库全书考证」的只在字的异同上着眼进步得多了，因为他也考证它的内容史实。沈氏又有窜改原文的习气，因此我们引用时极宜审慎。但无论如何总算是中国学者对南洋研究的贡献。
其次是陈士芑的「海国舆地释名」（1902 年刊），在目前虽已失时，但在 50 年前却是非常出风头的。
本世纪初对南洋研究声势最大的是丁谦的各史外国传地理考证 11 篇。他的考证工作虽不是专为南洋而作，但各史外国传中最重要的部份便是南洋各国，因此他这部工作和英国祁利尼的研究一样，正是扛鼎力作，可是他的考证方法是很落后的。到现在已不再有人愿意徵引他的说素了。他这部书是 1915 年才收在浙扛图书馆丛书内刊行的。 50 年来有不少人引用它，根据它。
总之， 50 年前，南洋研究在中国尚未萌芽，我们虽有这几部专门着作，在他们心目中，并没有什么南洋研究的概念，正和欧洲的汉学家一般。至于日本，自也不能例外，有关南洋的着作，也是汉学家的副产品，如驰誉欧洲的高楠顺次的英译「南海寄归内法传」（1896 年刊），便是最好的例子。南洋古代史的原始资料，都在中国古籍中，不通汉文，无从下手，可是中国学者竟不知利用，即如翻译，也拱手让外国学者越俎代庖，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日本 50 年前的汉学研究中心是在东京，以帝国大学的史学会为大本营，明治 22 年（1889 ）创刊的「史学杂志」，便是日本汉学研究心得发表的权威刊物，能和巴黎的「亚洲学报」，伦敦的「皇家亚洲学报」，相提并论，不过范围稍狭而已。
四、 50 年来法国学者的贡献
50 年来的南洋研究，在西方仍以法国为祭酒，搏洽而又精深的汉学大家不绝的产生，有关南洋的着作，为全世界所重视，即使是荷兰莱登白列尔 (E.J.Brill) 所刊行的「通报」，也不得借重法国的汉学家。 50 年来法国的南洋研究，是由沙畹开端的，配上一位梵文大师烈雄（Sylvain Levi），正如虎添翼，传译考证，无往不利。
欧洲各国的南洋研究，除汉学家偶一涉猎外，无可讳言的，都是以本国在南洋的殖民地为对象的，法国自亦不能例外。法国自 1885 年占领越南后，即展开越南研究， 1898 年成立「越南考古学会」，到 1900 年，因考古学范围太窄，便改组为「远东博古院」， 2 年后河内的院址建成，便展开考古学，人类学，史学，地理学，以及南洋各种语文的研究工作。 50 年来人材辈出，法国着名世界的大学者，都是该院出身的，如伯希和（Paul Pelliot），马思伯乐（Maspero），鄂卢梭（L. . Aurousseau），式岱司（George Coedes）等，成绩斐然，光芒万丈。
远东博古院的总部设在河内，并有大规模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分院设于高棉、永珍、和顺化。高棉以研究柬埔寨文化为对象，永珍以探讨寮国文化为中心，而顺化则和河内一般，集中人才专攻中国和越南的文化。至于人种学研究，则有芽庄和班美笃两个据点，而在蚬港也设有博物院。越北的莱州，寮国的銮巴剌邦和川圹，都设有临时研究站。战后情势转变，该院总机关已自河内迁至西贡。
他们 50 年来的研究，博大精深，为任何国家在南洋所不及。他们的研究人员，不辞一切艰辛，从事考古发掘，描摹断简， ?。 ?残碑。他们的工作地点，遍布在越南和暹罗，多至数百处。他们又从印尼学到了考古学上的一种新技术叫做「分析重建术」（Anastylosis），利用古庙残碑，或遗物碎片，重新拚凑，恢复原状，除了在衔接处加些士敏土或其他胶质之外，一切仍旧。至于地下发掘工作，比任何国家做得更普遍，最努力的是马勒立（L.Malleret），他在越南工作了 40 余年，发现扶南故址是他显着的一件成就。
该院自 1901 年起编印院刊（BEFEO），迄今已达 60 卷，厚实的篇幅，博洽的文章，是南洋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执笔者都是第一流的汉学家和越南研究专家，其中最特出的几位，都是名震寰宇的大学者，这里不能不予以简略的介绍：
伯希和是「俊才中的俊才」，「世界之宝的大家」，出身于远东博古院，当义和团事件时，闭居北京，有勇敢名。 1906 至 09 年，作中亚察时，在敦煌千佛洞发见古书古画，震惊全球。后来在法兰西学院第一任中亚史学及考古学等讲座。他精通中国语文，博览中国国典籍，在全欧美无出其右，即使中国和日本的学者，也难与颉颃，因为他兼通蒙古，土耳其，西藏及安南等语文，又能自由阅读俄国的文献，英法德文更不必说。他拥有这么多的治学武器，因此他考究任何一门专题，无往而不利，发表任何一篇论文，举世倾倒。他除担任法国国内的高级学术机关重要职务，如索尔蓬奴中国研究所指导之外，也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为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年隔一年的在大西洋上往返去讲学；同时又和一位荷兰学者共同受聘为「通报」主编，十数年间直挥其如椽之笔，在该刊物发表精辟的考据文章。他所发表汉学论文不胜枚举，其有关南洋的名着曾经冯承钧译为汉文的，计有「郑和下西洋考」，「扶南考」，「交广印度两道考」，「真腊风土记笺注」，「诸蕃志译注正误」，「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中国载籍中之宾量龙」，「关于越南半岛的几条中国史文」等，他虽于战时作古，可是他的不朽之作，和他的荣誉常存在世界学术界，为人称道不衰。
其次当推马思伯乐一门三杰，他们正和中国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相仿。老马思伯乐名却斯东，先世是意大利人，是「古代东方各国史」三部作的着者，在欧西学术界颇负盛名。他的两位公子更是出类拔萃的大家，长名亨利，也是远东博古院出身，后承继沙畹为法兰西学院的汉学讲座教授。他的中国音韵学的造诣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全球景仰；对于安南史的成就，也和伯希和一样，为世所重，他的文章虽多，但为冯承钧译成华文的，祗有「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李陈胡三氏时安南国之政治地理」等二三篇。他的弟弟名乔治，是占婆史研究专家，他的「占婆史」是部不朽之作，将中国载籍中钩稽出来的史料，和断碑残碣上所摹捐下来的梵占吉蔑等文字，零星残阙，缀拾成书，整理考订，煞费苦心。鄂卢梭虽曾于院刊第 14 卷第 9 辑发表「占城史料补遗」，尚嫌他所裒辑中国史文未周，但到目前还没有人能作更详尽的占婆史，并且较之 1893 年艾慕涅（Aymonier）所发表的「占婆史」已有长足的进步。至于他其他的论文已经冯承钧汉译介绍的，也只有「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及「秦汉象郡考」一二篇而已。
鄂卢梭是巴黎东方语言学校出身，同时也是沙畹的高足， 1911 年到安南服军役，后来调到河内远东博古院任教，自院士升教授，最后几年做了院长， 1928 年回国，次年初病?? 。他的着作虽多，但都是短篇的考证，正式的着作为「秦代初平南越考」。该书的主要贡献，是校正乔治马思伯乐 1914 年所发表的象郡考，以 40 年来讨论不决的林邑古都，也经他考出是在广南省潍川县的茶荞地方，考古发掘所得，证明他的论断不误。
式岱司是一位怪杰，在历届远东博古院的院长中，他是惟一精通中印半岛比较文字学的，他曾用暹文着「泰文源流考」一书，详考暹缅吉蔑等文字的源流，又曾为暹政府整理所有出土的古碑文，刊成两钜册，贡献暹史研究实匪浅鲜。他对南洋史的研究贡献也很大，凭他广博的语文知识，对室利佛逝（Sri Vijaya）史事的考证，卓荦不群，为各大家所服膺。他自 1918 年在院刊发表「室利佛逝考」之后，继续不断的搜求新资料，撰写论文，数十年如一日。可惜他的论文被汉译介绍的极少，仅是冯承钧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中的一篇「真腊风土记补注」而已，那是凭他精深的语文知识，根据暹罗吉蔑等语，为伯希和的笺注作补充的。
此外还有一位大家，虽和远东博古院没有关系，可是在南洋研究的历史所不能遗漏的，那是经常在巴黎亚洲学报上发表南洋史地考证的费琅（Gabriel Ferrand）。他是一位特出的语言专家，精通阿剌伯文，梵文，巴利文，大穆文（Tamoul），吉蔑文，暹罗文，波斯文，爪哇文，马来文，以及英法葡等泰西语文，祗是不懂华文，因此他的考证中国史籍大多根据译本。 1919 年在亚洲学报上发表的「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 1922 年又发表「苏门答剌古国考」，都是他的卓越成就，业经冯承钧译为汉文出版。早在 1913 及 1914 年所刊行的「大食波斯突厥文远东地志行记」，还没有人能译述。他另有几篇短小精悍的考证，如「南海中之波斯」，「叶调斯调与爪哇」，「苏门答剌岛名之最古记录」，「瀛涯胜览中之麒麟」等，也经冯氏译出，大开中国学者的眼界。
战后，法国学者的越南研究，也跟他们的殖民地一样走下坡路，博古院光芒万丈的成绩已成陈迹，南北越分治之后，更难有作为了。
五、 50 年来英国学者的贡献
英国学者的南洋研究，在 50 年前已逐渐和汉学分歧，不像英国的学术界一直是汉学家的天下。英国学者研究南洋的大本营，就是伦敦的皇家亚洲学会和东方语文学校，但并非专门研究南洋。他们也研究中国，印度和西藏等。英国的南洋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是研究她的殖民地 — — 马来亚，北婆罗洲和缅甸。马来亚研究是由星加坡的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所主持。该分会是 1877 年 11 月 4 日，由何斯副监督（Ven'ble Archdeacon Hose），符汉（J.D.Vaughan），财政曷巫英（The Hon'ble C.J.Irving），史京纳（A.M.Skinner），但尼士（N.B.Dennys），毕麒麟（W.A. Pickering），葛莱（A.Gray），赫维（D.F.A.Hervey），和二位麦思威（W.E. Maxwell s Inn）肄业， 2 年后执业为律师。 1917 年受任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巫文讲师，继擢升副教授（Reader）及院长，最后被选为研究院士，尝数度被推为皇家人类学会及皇家亚洲学会的副会长。着作颇多，除单行本外，大多刊载在伦敦和星洲的皇家亚洲学报并东方研究院院刊。笔者曾自院刊译载他和爱德华（E.D.Edward）合着的「满剌加国译语注」和「占城国译语注」二文于「南洋学报」。他的兴趣和成就和卫金荪相仿，不过他比较长寿。
还有一位是鼎鼎大名的罗干（J.R.Logan），苏格兰 Berrywell 人，他所编辑印行的「印度群岛学报」，学者常喜称它作「罗干学报」，可见他和该学报是怎样地分不开。他自 1839 年到槟城，就此卜居下来。 1847 年他在星洲便出版一种学报，专门研究南洋及东亚，到 1862 年止，一共出了 12 卷，当时的售价全套 20 英镑。每卷都有 230 篇论文，虽不完全是他所写，但他写的最多。他虽是马来亚一百年前活跃文坛的人物，但马来亚的史地研究，受他的影响最大，皇家亚洲学会海峡分会的学报，内容由他的学报脱胎而来。他的勤奋，他的博洽，为当时旅马欧人所倾倒，推崇他和开辟星洲的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和英译「马来纪年」的莱敦博士（Dr.John Ledyen）以及编着「印度群岛辞典」（A Descriptive Dictionary of the Indian Islands oung Pao），它虽是 E.J.Brill 公司所出版的一种营业性质的杂志，但它的学术地位，却高过全世界任何一国的汉学学报。在莱登还有一所汉学院，创办人兼首任院长便是荷兰汉学家中对南洋历史研究最有贡献的戴文达教授（Prof.Jan Julius Lodewik Duyvendak）。
戴氏 1889 年生于荷兰的哈林根（Harlingen）， 1908 年入莱登大学研究荷兰文学，后来放弃，改修汉文， 2 年后往柏林和巴黎求深造，从汉尼志（Haenisch）及马思伯乐（Maspero）继续研究汉文。 1912 年往北京，任驻华公使的翻译，于是他趁此机会专门研究汉文 6 年，出版了几本有关中国的荷文着作。翌年回国任莱登大学汉文助教，那是他还没有学位，但后来他在一天内考得两个学位，上午得文学士，下午得文学硕士。 1928 年得中国文学及哲学博士，他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商君书」译注。 1930 年升任正教授，又和伯希和共编「通报」，并和他轮流年间一年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访问教授。荷兰皇家科学院选为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和美国东方学会都请他做荣誉会员，美国布林士登大学和牛津大学都赠他荣誉博士。他在通报所发表有关南洋研究的论文虽祗四篇：（一）马欢书之再检讨，（二）15 世纪初叶中国人海上探险之确切日期，（三）中国人之发现非洲，（四）西洋记随笔，都是考证郑和下西洋的有价值论文。他逝世于 1954 年，享寿 60 有 5 。由于他的逝世，荷兰汉学界顿形失色。
荷兰也与英法等国一样，对南洋研究，祗是限于荷属东印度而已。 1781 年创立的巴达维亚学艺会，百余年来该会学报所发表的荷兰学者对荷印研究的论文不计其数，所可惜的，都用荷文写作，流传不广。例如蒙士（Ir.J.L.Moens）在 1937 年发表一篇革命性的史地考证论文 Srivijaya , Yava en Kataha（室利佛逝，耶婆及迦咤诃）在该会学报（Tijdschrift Voor Indische Taal-Land-En Volkenkunde , Deel Lxxvll-Aflevering 3 , 1937），将费琅，伯希和，式岱司，沙斯底利（N.Sastri）等权威学者的考证都否决了，他主张室利佛逝的国都随时代而迁徒，因此数十年来的定论都动摇了，可是不谙荷文的学者，要等到 1940 年斗志（R.J.Touche）简译作英文，发表于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的学报上（17 卷第 2 辑），才得知道。这篇论文的力量是很大的，厌旧喜新的人都当作武器，向人乱砍，但老成持重的学者，则冷静地分析他的说素，于是学术界的一度骚动渐归平静。
七、 50 年来美国学者的贡献
菲律宾方面，高等教育最为发达，对于菲律宾史的研究，极为普遍，但限于史前及近代史而已，古代史尚付阙如。史前史以美国人皮也尔（H.Otley Beyer）为最着，他的治学范围很广，考古人类学，民族学方面都有着作发表。至于近代史方面，因为文献大多是西班牙文，因此 50 年前西班牙人治史而有成就的特别多。谈西班牙时代（1521-1898）史料文献的，要推雷大那（Wenceslao E.Retana），和他同时的着名西班牙籍历史学家有磨伽（Antonio de Morga），巴尔独（Pardo de Tavera）等。在他之前的史家，当以 16 世纪末叶的略士柯洛内尔（Fr.Hernando do los Rios Coronel）， 17 世纪初叶到季利诺（Fr.Pedro Chirino）， 18 世纪中叶的康色轩（Fr.Juan de la Concepcion）， 19 世纪初叶的崇尼伽（Fr.Joaquin Martinez de Zuniga）等为最着。 1898 年西班牙人把政权让给美国人后，情形便大变，菲史研究的工作也转移到美国人手里了。
本世纪来美国人治西班牙时代菲史的，当推白莱尔（Emma Helen Blair）与罗伯逊（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 , 1873-1939）合纂的「菲律宾群岛」一钜着为巨擘，全书 55 巨册，每册约 340 页，自 1903 至 1909 年由克里夫兰（Cleveland）的克剌公司（The A.H.Clark Co.）印行 1 千部，截止至目前可说是空前绝后的菲岛史料巨制。书中搜罗公元 1493 － 1898 年间，所有有关菲岛的西，葡，法，意，英，华文史料，编译成 52 钜册，另一钜册为参考书目，二钜册为索引。罗白二人为夫妇，罗氏曾遍历欧西各国搜集菲岛史料，与白女士合作编译此书。白女士为美国威斯康星（Wisconsin）州史学会原稿组主任兼编辑，罗氏原为哲学士，此书编成， 1906 年获母校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 1910 年任菲律宾图书馆首任馆长， 1915 年再受菲岛博览会的金质奖章，南大史地学系副教授吴景宏先生曾在菲岛将该钜着中有关华侨的史料钩稽出来，发表在「南洋研究」第 1 卷。
由罗氏夫妇开始，美国人便对菲史作学术进军，对古代史比较注意的克赖格（Austin Claig），例如 1914 年在马尼拉刊行的两本书：「西班牙时代以前的菲岛」（Pre-Spanish Philippines），与「西班牙人东来前一千年间之菲岛史」（A Thousand Years of Philippine History Before the Coming of the Spaniards）， 1925 又印行了「西班牙时代前菲岛史及菲岛民族主义的起源」（Pre-Spanish Philippine History and the Beginnings of Philippine Nationalism），明年又刊行「南亚及东亚」（South and Eastern Asia），以后还继续出版有关近代史的着作。伽郎（Zoilo M.Galang）于 1933 年编印的「菲岛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he Philippines）十大册，也是一部钜着。目前被推为菲岛史学权威的新派是亚刚西利欧（Agoncillo），旧派有查夫剌（N.Zafra）和赛地（Geogorio F.Zaide）2 人，都可谓着作等身。
菲岛也和南洋其他国家相同，缺乏古代史，而且情形更惨，因为其他国家还可以乞灵于中国载籍，钩稽一些史料出来，菲岛却因与大陆隔离，中国载籍中有关南洋的史料虽多，但涉及菲岛的却寥寥无几，而迟至宋代才有些文献可供考证之用。因此汉学家也不能多帮忙，何况新兴的美国，汉学远不及欧洲的发达。自 1902 年德国汉学家夏德到哥伦比亚大学开设汉学讲座后，美国才有人治汉学。和夏德合作译注「诸蕃志」的柔克义（W.W.Rockhill），可推为第一位美国对南洋研究有贡献的汉学家。他还在「通报」上译注汪大渊的「岛夷志略」（Description of the Barbarians of the Isles）。他曾任驻华大使， 1914 年将再度就任时，途中殁于海上。
哥伦比亚大学不单是汉学的首创，也一直执美国汉学的牛耳。战前常请法国的伯希和和荷兰的戴文达为访问教授。后来哈佛大学和北平的燕京大学联系起来，设立哈佛燕京研究所，工作展开，气魄和贡献都有后来居上之势。近 20 来加利福尼亚大学，耶鲁大学，康乃尔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等，都急起直追，而且侧重南洋和华侨研究。各大学的华文图书以及国会图书馆的数十万册汉籍中，不少珍本，方志，丛书等，尤为丰富，对汉学家的贡献颇大。美国人对南洋的研究，因菲岛已独立，故不再拘于一隅，扩大范围，研究南洋各地，而所注重的是各国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每年都资遣懂华文的学者到南洋作实地考察，并搜集资料，不久的将来，将有不少着作可以问世。
八、 50 年来日本学者的贡献
谈 50 年来的南洋研究，在热闹的情形说，世界各国无出日本之右的，在出版的数量言，也当让日本首屈一指。因为在战前，欧美各国没有把南洋看作一个整体，而只顾研究本国在南洋的殖民地，日本则一开始便把南洋当做一个整体予以研究。在南进之前，一直因鼓吹南进而出版了不少有关南洋的书，南进之时，出版得更多，正可说得「汗牛充栋」，单是书目便有好几种：
南洋文献目录（太平洋协会）1941 年中央公论社
增补南洋文献目录（日本拓殖协会）1944 年大同书院
南洋关系图书目录（南洋经济研究所）1941
南方共荣圈资料目录（横滨高等商业学校，太平洋贸易研究所）同上
东方农业大学图书馆所藏东亚关系资料并图书目录（该大学农业经济学教室）1941
南方地域地图目录（东亚研究所）1942
南方地域资源文献目录（京都帝国大学）1943
南支那及南洋调查目录（台湾总督官房调查课）1935
都是厚厚的一册。这是世界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日本因为事事模仿欧美，他们对南洋研究的贡献，也让汉学家去和欧美学者相颉颃， 50 年来最负盛名的是齐田丰八，他的传世之作是「岛夷志略校注」和「东西交涉史之研究 — — 南海篇」，前者为汉文着作，后者现有何健民的汉译世界名着本。其他有石田干之助，对汉学文献颇为博洽，欧美汉学情形也很熟悉，桑原藏是研究宋代中国阿剌伯海上交通的权威，高桑驹吉则以「赤土国考」着称，山本达郎曾以「郑和西征考」一文引人注意。他们都是汉学家而兼及南洋史地研究的，至于不以汉学家身份从事南洋研究的着名学者，有专门研究华侨问题的井出季和太，有十几本有关南洋华侨的着作；成田节男的「华侨史」，更是部特出的好书；对南洋各国的经济，政治，人种，语文，历史，地理，社会，资料，作专门研究的专家，多如牛毛，因此，当他们发动南侵，不上三个月便整个南洋都鲸吞了。这是他们 50 年来对南洋研究努力的收获，也是他们对南洋研究来一个总结算。
九、 50 年来中国学者的贡献
笔者在南洋大学研究室出版的「南洋研究」集刊第 1 卷的发刊词内，把中国学者的南洋研究分做 4 个时代：（甲）何海鸣时代，（乙）刘士木时代，（丙）尚志学会时代，（?。 ?南洋学会时代。
何海鸣先生（宁波人）本是一位革命军人兼文艺作家，同时却又是一位南洋研究的先驱者。 1921 年，他在北京创办「侨务旬刊」，那是中国学者对南洋研究，作阵容严整的学术进军第一次。该刊每月发行三期，每期以 24 开 50 余面的篇幅问世。社址在北京宣武门内头发胡同 27 号，由何海鸣总纂，朱劫尘发行，一共出了 135 期。顾名思义，该刊以研究华侨为主要对象，所以研究南洋祗是个陪衬的课题。而且事属草创，没有具体计划，祗抱海客谈瀛的态度，掇拾一些风土资料，供人作酒后茶余的谈助而已，但却也供给我们一些宝贵的原始资料，如第 120 期所载的「开吧历代史记」之类。何氏是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家，「华侨为革命之母」，他办这一个刊物的宗旨，不言而喻。同时他还在北京国民大学讲授「海外华侨殖民史」，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科目。
刘士木先生（兴宁人）是正式研究南洋的首创者，一生从事南洋研究，到处鼓吹南洋研究，安贫乐道，至死靡它。他最初在印尼的望加锡和民礼任教，后来到日本去留学，返国后便常在侨务旬刊发表文章，但他的抱负，一直要到 1927 年郑洪年聘他为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主任时才得发挥。他主编「南洋研究」月刊数年，罗致南洋研究学者，编译「南洋丛书」，出了 30 种。在何海鸣时代，中国学者祗是片断地掇拾，或粗浅地论述，到这时已能作整本专书的编译，并充分利用日文的资料，不过编着专书，尤其是研究性，颇非易易，但翻译却是一条捷径。同时他鼓励中国学者南进，执教或办报，以精神文化给养南洋华侨社会，比何海鸣的唤起国内人士对华侨的注意和重要更进一步。
所谓尚志学会祗是一个空名，实际上是冯承钧先生（汉口人）一人在作孤军奋斗，不过因为冯氏初期的作品，都以尚志学会丛书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而已。冯氏清末赴欧留学，最初入比国中学，后来进巴黎大学习法律，民国初年回国供职教育部为佥事，后来任教于辅仁大学和北京大学，公余之暇，译法国汉学家有关西域南海的名着，十数年间共译了 40 余种，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冯氏最初的兴趣在西域地方，后来因为法国权威学者的兴趣都趋向南海，因此他也随着转移了目标。法国第一流汉学家有关南洋的史地考证名着都经他一一译出，例如费琅的「昆仑及古代南海航行考」和「苏门答剌古国考」，马思伯乐的「占婆史」，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扶南考」，「郑和下西洋考」和「真腊风土记笺注」，鄂卢梭的「秦代初平南越考」等，而他自己也有几本很有价值的着作：「中国南洋交通史」，「历代求法？经录」，「南海地名」，「海录注」，「诸蕃志校注」，「瀛涯胜览校注」，「星槎胜览校注」等。他虽深入堂奥作南洋史地考证功夫达 20 年之久，但他和以前的两位先生的态度完全不同，他绝不鼓吹，也不活动，只是埋首赞研，顶臼串戏，翼图校正一般人避重就轻的治学态度，打开中国学术界的眼界，沟通了中西学者间的隔阂。
何海鸣因唤起国人注意华侨而兼及南洋研究，刘士木是提倡南洋而鼓励国人多多取法日本，吸收日文资料，推广南洋知识，冯承钧则苦心孤诣，以身作则，向专门研究作学术进军，要国人取法乎上，同时暗示国人：世界第一流学者的名着中的主要资料，都是从中国载籍中钩稽出来的，不过要经过整理和考证而已。冯氏的汉学根基很深，因此他的翻译是很成功的。一般浅见的人，以为翻译毫无价值，其实在 20 世纪国际间治学有名的鸿士，没有一个会看轻翻译的，因为一个人如果不会翻译，或译得不信达，怎能运用外国资料，着作专书？欧美学者有不少都因翻译而成名，甚至因此而获得博士学位。
1940 年南洋学会的创立，是中国研究南洋的重心，自国内转移到海外来的具体表示。以前中国的南洋研究，是把南洋和华侨作研究的对象，华侨没有份儿，但到这时期，华侨学者非但自己下海，甚至把国内的研究事业承顶了过来，因为那时刚是抗战最艰难的阶段，国民政府已经西迁重庆，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国内的南洋研究机构已无存在，南洋学会的诞生适得其时。前一年，笔者从暹罗南下的星洲，张礼千也自槟城到星洲，和桥寓星洲的姚楠，共同编辑「星洲十年」一书，到这时已完成。大家觉得有联合南洋研究同志，组织一学会从事提倡和研究的必要，便约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副刊编辑郁达夫，侨寓槟城的刘士木，仍留国内的李长傅，联名共同发起组织南洋学会（South Seas Society），并由笔者主编「南洋学报」，以与国际学术界沟通声气。这虽不是南洋第一个专门研究南洋的刊物，但确是够得上国际学术水准的刊物。以前，刘士木大声疾呼地提倡翻译日文资料，冯承钧苦心孤诣地专译欧洲权威着作，虽都有很大的贡献，但自己着作，却要等南洋学报来提倡，史地考证成为该学报的主要特象。一直到 1957 年，笔者主编了 26 期学报，当日的发起人，除了姚兄仍健在上海外，其他 5 位均已归道山，笔者为避免主持扩张会务的理事，误会我将学会当私产而交出一切，脱离主编的职务，同时也可以说，把第四个时代结束了，因为新时代已经来临，中国籍学者的事工，该由当地学者来接替了。
在结束这一个时代的研究工作时，我们不能忘记一提南洋学报撰述者的贡献。经常在该学报撰稿的人，最值得我们推崇的，是以割树胶，种甘蜜的工人出身而成为考古专家的韩槐准先生。华侨赤手空拳到南洋，数十年后成为百万富豪的，不计其数，但以略识之无而成为大学问家的，除了韩先生没有第二个。他对于南洋着名土产的历史考证，中国外销陶瓷的年代鉴别，都有独到的见解。此外，专向偏僻的历史地理下功夫的苏继顷先生，致力论述中西文化交流的朱杰勤教授，熟悉南洋华侨掌故轶闻的陈育崧先生，努力传译风土资料的刘强博士，研讨经济，鞭辟入里的张瘦石先生，充分利用海外资料，为正史补遗的陈荆和教授，以及学会的各位创办人及会员等，历年来对南洋学报的贡献，也就是该时代对于南洋研究的贡献。
在南洋学报刊行前，南洋并非没有出版过南洋研究的书刊。星加坡的星洲日报在创刊一周及二周年纪念时，都编印了一本以南洋研究为主的纪念刊一巨册，后来又设了一个「南洋研究」副刊，持续了 3 年之久。 1940 年时，笔者也曾为该报编过「南洋史地」「南洋经济」和「南洋文化」等副刊。当时该报还请郁达夫编「星洲半月刊」，南洋商报也出版「南洋周刊」，但后二者的性质，不是纯粹的南洋研究。吧城的新报所附出的「南洋周报」（四开小型），却是一个很好的专门副刊。曼谷的中原报，在 1939 年起，也发刊「泰国研究」副刊，持续了一年多。
战前南洋的华文报纸的竞争是很据烈的，除了副刊和杂志外，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又争出巨型年鉴，南洋商报编印「南洋年鉴」，星洲日报便出「星洲十年」。当时中国沿海一带均已沦陷，定期刊物绝迹，文人又大多南来避难，客观条件促成了这种专书杂志的诞生。曼谷的华侨日报和中国报，从 1938 年起，都竞出星期刊一册，随报附送，不另取费。内容也有暹罗研究一栏，执笔者极寥寥，仅笔者和二三个暹文翻译在而已。二年后华文报纸除中原报一家外，全被封闭，星期刊也随着母报寿终正寝。 1941 年创办中原月刊，以专门研究泰国文化学术的姿态出现，可说是南洋学报发刊后所激起的一个波澜。这月刊维持了一年便因日本南侵而中止，虽在日人控制之下也继续出了一年，但内容已完全没有光彩了。
十、南洋研究在南洋的瞻望
战后有两件事情影响南洋研究的：一，民族自决的浪潮激发了南洋研究机构急剧的变化，例如印尼，菲岛，缅甸，越南和马来亚都独立了，往日宗主国的学者所主持的学术机关，便得让本地公民接手了，也许因为青黄不接之故，好多学术刊物不能正常出版，有的索性停刊了。但在另一方面，有的新的学术期刊出现，我们希望它能顺利地成长起来 ? 二，民间自办大学（南洋大学）的愿望实现了。自从南大一成立，文化界的情形顿时活跃起来，以前为书店束之高阁的旧货，现在也热门起来，最显着的是南洋研究的专门参考书。好学的南大学生，宛如觅食的蚂蚁，一有好书立刻被他们一扫而光。以前专卖小说书或教科书的书店，现在也敢批入南洋研究的专书了。以前只有报馆附带办的出版事业，现在已有马大和南大的师生从事提倡，书局也开始尝试了。
至于南洋研究的风气也已大开：马来亚大学提倡研究马来亚，除史地经济社会各系的毕业论文题目都是探讨马来亚之外，地理系编印「马来亚热带地理学报」，经济系编印「马来亚经济评论」，历史系编印「东南亚历史学报? ，医学院编印「马来亚医药学报」，又和外界联合组织的马来亚自然学会及马来亚历史学会，也都出学报。南洋大学除设南洋研究室，出版「南洋研究」集刊，并开设南洋史，马来亚史，南洋国别史，华侨史，东南亚经济问题，东南亚政治等科目外，学生所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史地学会，以及学生会都编印以南洋研究为主的集刊或学报。
在印尼，在越南，都因兵戈扰攘而把研究气氛冲散了，在泰国，在缅甸，在菲岛，研究工作已自强不息地在展开。「支配热带就能支配世界」，往日支配热带的列强都已走开，南洋的新兴国家自己来支配热带，全世界都注视着南洋的新兴国家，东西政治集团以援助落后地区为题材，对南洋作新的估价，和新的调查研究。作为南洋居民一份子的，不论已获得当地的公民权与否，都不该自暴自弃，为本身，为社会，都当就「近水楼台」的环境，作调查研究的张本，但当鼓吹集体研究，并从事「新血」的栽培。笔者曾在南洋大学出版的「南洋研究」集刊第一卷的发刊词内大声疾呼，不妨借作本文的结论：
个人的成就无论怎样大，从事于研究无论怎样久，终不及集体努力的成就远大。现在我们对着新的时代，要迎合新的潮流，我们得从事「新血」的栽培。个人的成就，及身而止，新血能成长，万古长青！
本着这一个目标，我们该从事的：多做工具图书的编纂工程，多做隐僻文献的翻译考订，多做调查探讨的科学训练，多做专门学科的深入探寻。 … … 将这一些来配备我们的新血，好教他们能发展于才，多方适应。 … … 学术无国界，语文无拘限，来，参加我们的行列，共同向学术疆场进军！培植新血，是我们先跑一步者的责任！想前辈们虚怀若谷，谅必首肯！
文章出处：华社研究中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