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及其观点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以来满铁的若干对华调查，反映了日本对战时中国的认识和侵华政策意向。满铁经调会的“特殊调查”和个人调查偏重于农业与农村。中心人物大上末广坚持中国社会封建性固定论，目的在于尽快利用中国社会既有结构，推行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冀东、江南农村实态调查和无锡工业调查，都是与日本对沦陷区军政统治相衔接的“把握社会结构基础实态”之举，同时也贯穿着调查始作俑者伊藤武雄所说的“三角地带论”，即在与共产党新四军相对抗的同时，对长江三角洲采取某种怀柔政策，并“不战而取”全华中。中国抗战力调查的主导者是中西功等左翼调查员，由于他们把中国抗日战争性质和中国社会性质联系起来，深刻分析了中国抗战力的消长变化，所以他们的调查作为日本对华诱降急需的战略情报而备受军部关注。也正因为它只是情报，所以不具有改变侵略国策的回天之力。
满铁作为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殖民国策会社，自始即设有调查部，满铁还自称其调查部是日本乃至全亚洲独一无二的。满铁调查部及其分支机构，几十年间持续对中国、亚洲和全世界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但在中国，关于满铁调查部的研究尚属空白。日本的有关出版物绝大多数是回忆性和资料性的，系统的学术性论着也极少，至今只有原觉天《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东京，劲草书房1984年版）对满铁调查部的机构和活动做过一些介绍，但很不全面。本文主要选择20世纪30年代以来满铁对中国的几次基础性调查，以观察一下日本对当时中国的认识，这对中国人自身研究与认识这段历史也许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一、经调会的“特殊调查”和大上末广的中国社会封建性固定论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成立了一个特殊调查机关——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经调会实际上处于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之下，故有“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之称。其主要活动称为“立案调查”，即政策起草和调查活动。政策起草，既有伪满基本政策，即经济统制政策的起草，也包括各个部门的具体政策的拟定，而调查活动，除了围绕政策制定所进行的调查，还有另外立项的所谓“特殊调查”。综观经调会存在的近5年间（1932年1月—1936年10月），前期以政策炮制为主，后期则侧重特殊调查。特殊调查主要是以所谓“国防资源”为首的资源、兵要和一般经济调查。这些调查大都是军铁一体，由关东军与满铁共同进行。关东军这样干的目的，是把由其占领的“满蒙”尽快变成日本实行“总力战”的构成部分，即从经济、军事方面把东北推上军国主义道路，而满铁则把这些调查说成是经调会从伪满洲国基本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转向“满洲经济的根本研究”，所以经调会相对地注意一般经济，特别是农村、农业调查。
经调会的政策起草和特殊调查项目都由关东军决定，除此之外，经调会自身和调查员个人立项的调查研究也为数不少。经调会政策起草和资源调查的成果，主要以“立案调查编纂书类”和“资源调查编纂书类”内部刊出，而经调会自身和调查员个人立项的调查研究成果，主要载体是连续出版物（注：名为《经调资料》，4年多共刊行126编，1/2篇幅为100页以下，最长者达900页。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但主要是关于一般经济，特别是农业。）和期刊。
经调会时期的期刊，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满铁调查月报》和《满洲经济年报》。前者是满铁调查部的机关报，系综合性杂志，后者是经调会新创办的理论性期刊（注：《满铁调查月报》的前身是《满蒙事情》和《调查时报》，1931年9月改为《满铁调查月报》，由满铁总务部调查课主办，1932年3月由经调会接管，后由产业部、调查部接办，直到调查局时期。“月报”与“经调资料”在刊出内容上有交叉。《满洲经济年报》每年1期，经调会时期共出3期，1936年因经调会撤销而停刊，1937至1939年由产业部、调查部接办，以后改为《满洲经济研究年报》。1937年以后的年报重点是伪满经济现时动态及关内特别是华北各地经济趋势。），它“向来最着力的是：满洲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推行我国（日本）对满国策”（注：〔日〕满铁产业部：《满洲经济综观》，1937年2月印行，第1页。）。因此，“年报”由经调会中的综合调查部门——第一部编辑，而在编辑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天野元之助和大上末广。天野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并注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大上则是社会经济学研究者，理论色彩浓厚。两人不仅在编辑上而且在着述上也表现了合作，但以后的“年报”编辑显然以大上为主导。大上原来作为京都帝大的学生在上海留学时由天野介绍进入满铁。他在学生时期，既狂热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忠实地从师于国家主义法西斯学者作田庄一。他在满铁调查机关不仅宣传日本马克思主义讲座派理论，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特别是东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农村和农业问题，因而显现出较大的能量，成为经调会和继经调会之后的产业部时期“总是提出一些具有核心意义的意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人们一致公认，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无非是为当时日本当权派—法西斯势力进行决策服务的一种“方法论”。
大上等人不仅是“年报”的编者，而且是主要撰稿人。如“年报"1933年版（即创刊号），卷首就是大上末广的《满洲经济之史的考察》，文章由封建主义的形成、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形成等三部分构成。第二篇是天野元之助的《满洲经济的结构》，主要剖析了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的经济结构。接下来是斋藤征生的《日满经济诸关系》、小泉吉雄的《满洲经济的对外诸关系》、渡边雄二的《满洲经济危机》，以及田冈三郎、北条秀一的《满洲统制经济诸问题》等。“年报”第2、3卷的作者队伍依然如故。
诚然，“年报”所发表的论文，大部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因而对于人们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与性质，不无启发。惟其如此，“年报”成了1942年满铁调查部事件发生时，关东宪兵队大量逮捕满铁调查员的“罪证”之一。关东宪兵队的资料说“最先将马克思主义引进满铁调查部内的是以大上末广为中心的所谓青年将校”，并说“昭和10年版《满洲经济年报》展现了大上派的最高水平和成果”。（注：〔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思想班：《满铁调查部左翼概观》，“取调参考—佐藤晴生手记摘录”（无日期记载），极秘。）可是，就在“年报”1935年版（即昭和10年版）刊出后，引起了一场影响广泛、意味深长的争论，即所谓“满洲经济”的争论。争论发端于满铁左翼调查员中西功（注：中西功，1929年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其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1936年与中共联系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转满铁上海事务所，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9年7月参加“中国抗战力调查”。1942年因中共谍报团事件被捕入狱。）对大上末广在“年报”发表的关于东北社会经济性质观点的批评与指责。大上在“年报”1935年版的《满洲农业危机的现阶段》一文中声称：“满洲社会经济构成的基础性特征是……半殖民地封建性结构”，农业危机的“发展倾向归根结底也是……受这个国家农业的殖民地的封建性结构制约的基础”。他的“半殖民地的封建性结构”的根据是：在东北农业生产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大豆的生产费成本中，“佃租和捐税等各种负担”占60%左右，因而“满洲农业再生产过程所呈现的范畴是……以实物地租所体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上后来虽然把半殖民地的封建结构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结构”，但对封建性结构的主张一仍其旧。
中西功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满洲经济分析的着述。中西功认为，大上缺乏甚至“无视”对“殖民地制”以及“殖民地”与“半封建制”的相互关系的考察，也就是“把所谓满洲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地区的殖民地的作用，从考察中抽掉了”。在中西功看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因而极端畸型；在农业中，由于资本主义的渗透，引起了“农民的社会分化，这就是土地向寄生地主集中，而中农、贫农迅速没落和无产化，富农也几乎没有发展。这种情况，不但影响中国资产阶级，而且也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注：参阅〔日〕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东京，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第243-245页。）
大上所说的“满洲经济”的封建性质是固定的，没有因为殖民地化而有所改变。他的主张，不单是学术和理论上的看法，而且是出于政策考虑。他曾称，像中西功那样只停留在“同时存在”的分析，“在真正的满洲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上没有任何用处”，“至少我如果不是考虑满洲国农业政策的大发展，是不能从事满洲农业研究的”。（注：〔日〕大上末广：《再谈满洲农业的南北满型——回答中西功氏的批判》，《满洲评论》第10卷第5、6、7号，1936年2月1、8、15日。转引自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第250-251页。）所以，大上没有在中西的批评面前后退，而且在此后不久的关于“中国统一化”问题的争论中，两人又成为对手。
“中国统一化”的争论，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后，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在《中央公论》1937年2月号上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为开端。文称：“西安事变的戏剧性效果所鲜明呈现出的形势是，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民族国家统一的促进和抗日态度的强化。”他还一再肯定南京政府，说它“占有与明治政府相当的社会地位”，它“财政基础巩固”，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处于统一过程中，而南京政府是这一事业的承担者。”对此，中西功首先于1937年4月的《支那问题研究所所报》第4号发表与矢内原论文题目相同的文章，对矢内原论文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化和国内统一的论点表示怀疑，并认为对于西安事变必须从“民众”、“政府”的抗日空谈和“军阀野心”等方面去考察，注意西安事变的政治背景和民众动向。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上末广对矢内原论文的批评，他在1937年《满洲评论》第12卷第12-15、17号发表了题为《支那资本主义与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的论文。他反对矢内原的理由，实际也还是他在“满洲经济”争论中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因素在强化，而且外国资本也需要中国社会维持半封建结构。大上还就列强同中国的关系述称：“为了在后进国（指中国——引者）的输出资本获得超额利润，输出国与输入国（指中国——引者）之间，社会结构上存在差异是必要的，生产方式上发达程度的不同也是需要的。中国农业中的半封建、封建结构，和大规模的停滞的手工业工厂的存在是必然的，从世界经济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大上并非认为中国完全不具备资本主义因素，但从中国社会在国际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其发展的可能性。总之，大上认为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道路是必然的。（注：〔日〕松田昌治：《台湾·中国·日本——围绕台湾的诸问题和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东京，京成社1999年版，第129-133页。）
“满洲经济”和“中国统一化”问题，是当时日本思想、学术、理论界的大争论，它涉及日本侵华的战略与决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满铁调查部将其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论争”，并认为争论的见解分为三派，大上的观点属于第二派，即：“否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社会范畴规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为统一化政策是加强殖民地化的表现，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注：〔日〕满铁南京支所：《围绕“统一化政策”的诸见解》，1942年4月油印本。1942年满铁上海事务所南京支所中岛邦藏曾进行蒋介石政权的“统一化政策调查”，调查中涉及中国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而中西功则把大上的观点视为当时持有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中国观的日本军部与右翼思想的“亚流”。
在“满洲经济”争论中对大上持批评态度的还有铃木小兵卫。（注：铃木小兵卫，1925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新人会成员，1928年加入无产青年同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执笔人之一，1935年任满铁“嘱托”，先后在总务部资料课、产业部资料室、东京支社、调查部第二调查室工作，1940年转协和会，任中央本部企画局第三科长，1941年12月在合作社事件中被捕。）他的《满洲的农业结构》（东京，白扬社1935年版）一书认为，中“满”存在着大规模的小佃农，它和大上所说的债务性隶农不同，已是带有向资本性租地农转化性质的农业者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小佃农已从工资劳动者身上榨取了相当多的利润。总之，与南满比较，北部的大农民占农民户数的10%，耕种面积却占耕地总面积的50%，其所需劳动力大约一半是工资劳动者，具有纯粹的富农性质。大上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不管“年工”、“月工”都是“债务性隶农”，不是工资劳动者。（注：〔日〕石田精一：《北满农村雇农的性质》（1982年12月17日），见〔日〕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6年版，第86页。）
争论无法得出结论，却促进了农村实态调查。1933年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曾进行大泉眼村调查；1934年满铁又对永吉县南荒地进行了调查。“满洲经济”争论展开之后，从1936年3月起，满铁经调会与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简称“产调”）联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实态调查。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业已建立，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形成新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满铁和伪满洲国政府推行以武力为后盾的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经济调查，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统一思想观点，不如说是政策的直接需要。就满铁而言，他们热衷于农村实态调查，固然不能排除调查员个人的志趣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出于经调会中主流派意欲为伪满洲国进一步制定以农业为重点的基本政策的企图。当时，满铁经调会已经着手伪满洲国的所谓“永年计划”的制定，大上末广等坚持并试图通过调查印证其主张，贯彻其方案，即从“满洲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及其封建性和固定性出发，以农业为基本产业实行所谓“综合开发”，通过市场的开发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克服农业危机，实现日本的对满政策，防止农民的“赤化”。当然，经调会所草拟的这种重农主义计划，根源还在于关东军。“九·一八”事变后，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军部一派认为，光靠武力无法打入中国“土着”社会，为了尽快把伪满纳入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应尽量利用既有的社会，与其达成妥协，使之与日本的政策协调前进。因此，经调会的计划方案，与军部建立“总力战”体制的主张，并非背道而驰。但是，由于军部中的激进黩武派日占上风，这种主张未被采纳。
二、冀东、江南农工调查与伊藤武雄的“三角地带论”
与东北的农村实态调查几乎同时，满铁以天津事务所调查课为主力还进行了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冀东地区是指长城线以南，和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芦台一线以北以东地区，内含22县，人口600万，面积略大于日本九州，约8000余平方公里。根据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冀东沦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的“非武装区”，而且“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但“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0-941页。后来从关东军卵翼的伪军——李际春“救国军”抽出4000人，编成各以王铁相和赵雷为头目的两个保安总队，驻于滦县和丰润。）1935年1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冀东名副其实地沦为伪满洲国第二。冀东农村实态调查的为首者是伊藤武雄（注：伊藤武雄，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满铁，曾长期在北京、南京工作。1930年起历任交涉部庶务课长、总务部调查课长、经调会干事、天津事务所长、上海事务所长、总裁室参与。多次兼任军“嘱托”、顾问。），他当时是经调会驻天津“干事附”。关于调查缘起，他起初说是因为闲暇而“制定了冀东十三县农村实态调查计划”，“结果意外地”得到军方赞同。（注：〔日〕伊藤武雄：《生活在满铁》，东京，劲草书房1982年版，第204页。）由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遭到质疑，后来他又改口称：“满铁最早在华北进行有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以天津军即中国驻屯军名义进行的第一次冀东调查。”（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160页。）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是天津军采取华北农村对策的需要。就像日本占领台湾之后进行“台湾旧惯调查”，侵入东北时进行“满洲旧惯调查”一样，正在处心积虑以“自治”之名吞蚀全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华北人民和建立殖民统治，他们不能不对占华北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了解。1936年8月15日，也就是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推出了《农村组织化大纲》，其中突出地强调：“作为对华工作的一个侧面，应将重点置于对民众的把握上”，而作为“把握民众”的具体对策是所谓农村组织化，也就是把广大农民置于“系统的组织的合作社”之中。（注：〔日〕满铁产业部：《农村组织化大纲》，1936年12月油印本，极秘。“大纲”决定，在冀东22县设立村合作社、县联合会和合作社总局，在总局中配置“相当程度的日本人”，并实行“农家全部强制加入”。当时天津军设有由军主任参谋池田纯久控制和操纵的高桥公馆，担任农村对策研究和农村谋略工作。）当然，冀东农村实态调查的目的不限于“农村组织化”，也不单是为了冀东地区本身。不过，无论是实施所谓“农村组织化”，或者为其他目的而进行农村调查，当时只有冀东有其可能性。
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实施于1936年4至5月间，共调查了16个县的25个村。方法仿照伪满洲国“产调”的“满洲农村实态调查”；而调查表和理论，据调查班长伊藤武雄称，则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巴库（注：巴库(John Lossing Buck)，1890年生，美国经济学家，1916年来中国，曾任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美国财政部驻中国代表、中国财政部顾问等职。曾指导中国学生在山东盐山等地进行调查。）和苏联学者马歇尔（注：马歇尔(Madyyar)，苏联颇具代表性的中国研究学者，1928-1931年任莫斯科国际农业经济研究所东洋部长。）。伊藤提出包括“地区特殊生产关系”在内的6项调查要点。原觉天分析认为：“这里所提出的要点，在于揭示农民社会的结构，特别是疲敝等的实态，不是平面而是立体地进行捕捉。”（注：原觉天：《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第328页。）
那么，“捕捉”的如何呢？且以调查比较详尽的遵化县卢家寨的调查为例。那里的调查是由满铁华北农业调查着名调查员水野薰和天津军高桥公馆首脑高桥精等人进行的。卢家寨是调查所希望的“普通作物农业地区”，位于遵化县东南部，再往南20华里即达丰润县境，住户202户，人口1171人，加上在外者共1232人。调查报告表明：卢家寨有自耕农73.5%，加上自耕兼佃农则达94%以上，经营规模户均15.1亩，人均2.6亩，显然低于一般所说的每人3亩才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高梁、谷子、苞米三种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68.7%，特别是高粱占32.6%。而三者亩产只有4-5斗，每斗27.40公斤。加上其他农业收入，全村户均收入69.89元，如按土地经营户计算，则户均为85.56元。调查报告认为，卢家寨疲敝的根本性原因是：土地分配过少，人口过剩，土地生产薄弱，天灾；特别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下降，销路狭小，苛捐杂税，负担过重，政治缺陷，村民无知，去东北受到限制导致做工收入减少，开滦煤矿萧条导致做工收入减少，副业衰落，兵祸，生产减退，洋货侵入，现金支出增加，等等。其中所谓“政治缺陷，村民无知”系指何而言，并无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班还调查了村民对冀东伪政权的态度，结果是：多数人不知冀东政府为何物，也有少数人说它是日本人制造的，还有的人说冀东伪政权成立前后没变化，或说村民不问政府是谁只求生活果腹。根据以上情况，调查的结论只有两句话：一是“农村过于贫穷”；二是“他们忍受这种贫穷还能生活，但是他们将来还能忍受这种贫穷吗？”报告表示对此“深感兴趣、惊异，更感到不可理解”。尽管如此，他们将“带着这种兴趣、惊异和不可理解，寻求农村对策”。（注：《遵化县卢家寨一般调查报告书》，〔日〕伊藤武雄编：《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1936年10月印行，第294、388-394页。）
此次调查的成果，除25个村的“实态调查报告书”外，还有《冀东地区十六县县势概况报告》，它主要揭示冀东社会经济走势，即日趋衰落。衰落原因，一如卢家寨那样是多方面的，但是很显然直接原因是日本侵略，可惜大多数调查员都回避这个问题。伊藤执笔的“调查概要”也不例外。他们不可能揭示冀东发展滞后的社会经济原因，因为所有的调查都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其着眼点是政策。不过，满铁调查机关对冀东农村调查感到意犹未尽，1937年2至3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此次调查虽可视为第一次调查的继续，但第二次调查是另选调查地点，另起炉灶建立调查班，甚至另外选择了调查方法，调查时间也相对较长。4个调查班分别对谷物地区的平谷县、土布副业地区的宝坻县、种棉地区的丰润县、果树地区的昌黎县的若干农村进行了调查。但因“七七”事变发生，作为调查成果只完成了平谷、丰润、昌黎三县统计“报告书”。战后，调查参加者之一沟口房雄曾称：“只以此次调查结果给华北农村作出定义是危险的。”（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156页。）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特别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和南京沦陷后，满铁的调查活动重点南移。“七七”事变前即已就任满铁天津事务所长的伊藤武雄，事变后很快转任满铁上海事务所长。而规模迅速膨胀到300人的上海事务所，不但成为满铁在上海乃至华中的活动中枢，而且在日本对华调查情特机关中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实力地位。
大致从南京陷落的1937年12月起，日军在南京至杭州一线以东地区派遣了华中宣抚班。和华北宣抚班一样，华中宣抚班中满铁人员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注：华北宣抚班共3000余人，其中满铁派遣者近800人；华中宣抚班总人数不详，满铁派遣78人，据称占总人数的1/4。）宣抚班就是在日军占领地区实施军政统治的别动队，其行动伴随着火与血。伊藤武雄却称：利用满铁人员编成宣抚班是“高明的办法”（注：伊藤武雄：《生活在满铁》，第223页。），还说派宣抚班是他的主意，他说服了大使馆武官原田熊吉少将（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243页。）。事实表明，上海周边的各县，诸如太仓、丹阳、嘉定、芜湖、嘉善、松江、镇江等地宣抚班，以及南京、杭州两特务机关人员均为满铁人员，为首者几乎均来自满铁上海事务所。日军派宣抚班的最终目的是建立长久的政治统治，而满铁伊藤武雄鼓吹派遣宣抚班，还有从他的“三角地带论”出发夺取三角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企图。所谓三角地区，即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地区，亦即成为华中经济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伊藤曾称：“繁荣三角地区自然吸引中国的资本与民众；而一旦繁荣，则不战而胜。”（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243页。）伊藤主张的内涵还有同中国进行政治争夺的意思。众所周知，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日伪统治中心，更是抗日武装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游击活动极为活跃的地区。1938年12月，正值满铁华中宣抚班活动高潮，新四军已建立了以茅山（注：茅山位于江苏省句容县城东南部。）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入1939年，特别是当年夏天，新四军更派兵东进，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阳）、虞（常熟虞山）抗日根据地。（注：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该书载：1940年6月，江南新四军北上后，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进入江南地区，建立江南人民救国东路指挥部，统一党的领导，并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建立各县办事处和群众团体。）因此，宣抚班不仅是随军政治工作队，也是对华调查队，尤其满铁上海事务所不惜派出像河野正直这样参事级大调查员和熊谷康等重要情报员参与，并将宣抚工作报告当做正式调查资料处理。
不仅如此，满铁还在宣抚班活动地区进行了“把握社会结构基础实态”的农村实态调查，即先后于1939和1940年进行的常熟、太仓、嘉定和无锡、南通、松江等地的江南农村农态调查。从调查方法上说，它与“满洲农村实态调查”一脉相承，但更带有火药味。由新居芳郎等完成的太仓班《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包括：“太仓县势概要”、“调查部落概要”、“农耕情况”、“土地租佃关系情况”、“农产品销售情况”、“劳动方面情况”、“农业金融”、“农村社会情况”、“治安及其他”、“选择及户别调查诸表”等。（注：〔日〕满铁调查部：《调查成果内容梗概》昭和15年（1940年）度上半期，第39页。）而南通县的调查，“调查对象村庄头总庙距我最前线据点金沙镇仅一华里，距敌之前线也仅仅四五公里，因而治安极其恶劣。村内主持者，例如称作保长或乡长者的向导全部逃跑。”（注：〔日〕满铁调查部：《调查成果内容梗概》昭和15年（1940年）度下半期，第48-49页。）在这种地方能够进行“社会结构基础性”调查吗？如何进行调查呢？不过，当我们了解到满铁调查员三轮武把《中国游击运动现势》也列入“农业关系调查”项目之后，疑虑可以打消。此时的满铁调查部已大致明白，中国人民抗日力量泉源主要在广大农村。
无锡县的农村实态调查是1940年进行的。调查前还穿插进行了紧急无锡工业调查，从这项调查中更可以看出与宣抚班活动相衔接的江南农工调查的意图和判断。调查是驻苏州的广野部队提出的，他们认为，“光靠武力维持治安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向新秩序出发的可能阶段业已来临”，“对策的方向我们不是不知，只是由于重要的实情不清，难以作出具体处理”。（注：〔日〕满铁调查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年5月，“前言”，第4-5页。）应军部要求，满铁上海事务所投入强大人力于1939年6月至8月对无锡进行了工业调查。无锡是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民族资本工业典型城市，当时逃到上海、香港和四川等地的无锡民族资本家虽然未归，但未放弃无锡工业，而且进行着种种策划；对日本来说更严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已挺进到包括无锡一带的长江三角洲，被看成是“建立新秩序”的最大障碍。而当时的日本侵华战略是：在继续进行对华军事施压的同时，竭力实施对华诱降。对于长江三角洲，则采取某种政治经济怀柔政策，进而“不战而取”全华中。无锡工业调查与江南6县农村实态调查一脉相承，都是意在建立所谓“新秩序”，即政治经济统治。而无锡处于中心环节，所以满铁调查宗旨是“使之成为华中新秩序建设的基础资料”（注：〔日〕调查部综合课：《调查部报》第3号，1939年8月11日，第11-12页。）。
无锡工业调查共调查各行业的工厂达664家。“调查结果概要”显示：1937年11月22日日军攻陷无锡城时，炮火摧毁了房屋3万数千所，机械化近代工厂生产能力丧失一半，其余小工厂生产能力降低2至3成，日本占领后采取“委任经营工厂”的形式进行恢复，但生产能力也不到战前的1/3，超过六七万的工人大部分失业。调查的结论是：“与民族资本的妥协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并认为“不能千篇一律地制造合办公厂”。（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0-13页。）“概要”所透露出来的对占领区包括招揽民族资本回归的政治经济政策调整意图，是贯穿于全报告书的着眼点。正是根据这一着眼点，报告书最后在言及运输流通机构的破坏时，特别指出：在无锡市场的背后地区，新四军“命令统一”，“他们的活动相当组织化、合理化”，“把工作的目标放在‘民心的把握上’”。面对这种局面，调查报告认为，如果只是实行“统制”，不仅市场无法恢复，“一般民众的不平不满也会更大，结果给附近的游击队活动创造更为有利的客观态势”。（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第797-801页。）满铁调查部称此项调查成果是“解决新中国建设和新秩序确立问题的一把钥匙”（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页。）。不错，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日军发表了军管工厂返还声明，但是，归还部分中国公私企业与经济设施，归根结底是企图更广泛地扩大其“指导力”。其实这也是伊藤武雄的“三角地带论”及其领导下的上海事务所进行江南农业和工业调查的真髓。
三、“中国抗战力调查”与左翼调查员中西功的战时中国观
在江南农业和工业调查进行的同时，满铁调查部以上海事务所为中心还进行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此项调查，是满铁大调查部时期被置于中心地位的综合调查之一。而所谓综合调查，“就是对一定的调查课题，从‘日满华’的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等进行多方面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注：〔日〕野间清等：《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报告集》，东京，亚纪书房1982年版，“前言”，第4页。）。“中国抗战力调查”不但是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的首选，而且是满铁自认为比较成功的调查。（注：继“中国抗战力调查”而进行的“日满华通货膨胀调查”和“战时经济调查”，均未达成调查目的，无果而终。其他如“中国惯行调查”虽亦系综合调查，但系所谓“客体”调查，亦未最后完成。）说其成功，主要表现是：(1)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揭示了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抗战力量的消长变化。(2)得到了日本当政者，特别是军部的关注。前者源于极少数左翼调查员在调查中起了主导作用，后者是因为当时是日本侵华战争处于转折的阶段，日本的战争决策者们急欲获得有关中国的更深层次的高级战略情报。
调查的实际倡议者具岛兼三郎（注：具岛兼三郎当时是调查部综合课职员。战后曾任九州大学教授、校长。）是调查部中勇于表明观点的调查员。推进调查的中心人物中西功，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介入调查后，不独根据其“对日作战的战力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众力量”的观点，建议将重庆抗战力调查改为中国抗战力调查，使调查的内容得以拓宽和升华，而且以其特有的身份（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和政治理论素养，能够得到和充分利用别人难以获得的资料，并把资料提供给每个调查员，以推进调查。中西功的知遇者尾崎秀实是因佐尔格事件而捐躯的着名革命者，被誉为“纯洁无瑕的爱国者和思想家”（注：〔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着、那庚辰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9页。）。他主要从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给调查以帮助，并在调查中精辟地阐述了日本政治形势。他对中国抗战力调查成果的总评，也和调查成果一样重要。
中国抗战力调查于1939年7月实际着手工作，1940年5月汇总，形成了以《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为名的报告书，共为5篇10分册，作为“极秘”资料内部刊行，1970年由日本三一书房合为一册出版。
由中西功执笔的第1分册“总篇”显然是全部调查的缩影和集中概括，其主要内容是调查的方法论和总结。调查的方法论，实质是理论指导问题。这个问题，用一句话说，就是“中国社会本身的基础性调查研究与现实情势把握的统一”（注：〔日〕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满铁1940年内部刊印，“序”，第1页。）。因为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调查研究“中国抗战力的本质”，或者说是“中国抗战力的质的研究”，而这只能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中去寻找。“总篇”指出：“现代国家在其战时体制中，作为现代国家的因果律发生作用；半殖民地国家因为有其独特的因果律，不认清这一因果律，在半殖民地国家与现代国家对抗时，就无法考虑其战争能力的性质问题。”如何具体地对中国抗战力形成进行质的考察呢？“总篇”提出两个方面：“一是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性质；二是进入战争过程的中国社会性质。”简言之，即战争的性质和战争中中国社会的性质。关于前者，“总篇”提出3个观点：(1)战争是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在内的“全国民（民族）的抗战”。(2)由于贫弱落后，从战争开始“就要求中国政治经济重组”，而“重组的方向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近代化”。(3)对中国而言，战争不仅是领土问题，而且由于日军是部分地占领了中国，所以在战争进行的一定阶段，在占领区内部或占领区与非占领区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总篇”的结论为，面对这一切，解决困难的关键是：民众动员和政治动员，也就是“民主化和政治统一问题”。（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2-3页。）那么，中国社会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呢？“总篇”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角度，指出其所具备的4个主要条件：(1)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地位。(2)百年来特别是20年来中国民族取得了发展。(3)虽然落后但地大物博和农村经济的存在。(4)国外条件。（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3页。）“总篇”的观点，显然受到了毛泽东1938年5月所作的《论持久战》报告的影响。“中国抗战力调查”实际上就是具体地调查分析由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全民抗战赖以实现的条件与因素的发展变化，从而评估中国抗战能力和战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以称之为方法论。
“总篇”中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总括报告书”，不是调查的全部总结，而主要是关于国民党政权下战时经济与财政政策的分析，故容后再谈。
第2分册和第3分册是政治篇。由中西功执笔的第2分册是“战时的中国内政”。尾崎秀实评论称：“这部分是全报告书最高水平之所在。”（注：〔日〕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1941年4月，第8页。）该报告书首先分析了战争前后中国国民党等各党派的动向，揭示了因战争而动摇了的社会根基，以及在这个根基之上的中国社会更加深刻的复杂性。不过，重点是第2章“民众动员和中国政治”。报告书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众动员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条道路：一是国民党的方向；另一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的方向。”前者包括国民政府战时编成的300万新军，完全是强制性的和义务性的，而且土豪劣绅从中舞弊，不仅难以收到战时动员之效，而且酿成广大农民的离反。“相反，中国共产党把群众动员理解为群众自身的运动。也就是，根据群众的直接利益组织群众，与此同时以此种组织力将群众向政治（抗日）、军事（游击战）、生产等方面动员。”报告书的观点非常明确：“中国抗战力的据点在农村；动员的基本阶级是农民。”（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第9页。）而农民动员必然关系到农业改革和土地问题，进而触及农村政治民主化以及统一化等中国政治大问题。
由津金常知和小仓音次郎执笔的第3分册“八路军与新四军”，主要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作了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地区性的说明。尾崎秀实说，这是“中共领导下的这些军队采取什么方针和有什么动向的最早说明”，“使我们注意到，中共独特的抗战方式是如何地倾注深刻的努力抓住广泛的农村社会”。（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第10页。）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报告书结论性地声称：“华北形势的发展，是日中战争整个形势发展的缩影，并且先行于其他地区近半年。”的确，由于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展到全华北，使日军不得不将其主力转移到华北，因而早于全国进入对日的战略相持阶段。而且，正如报告书所说，“华北游击区的发展，已经由对日作战的意义，正在逐渐转向对内革命的意义”（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3分册，第160-163页。）。对于活动在长江下游一带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四军，报告书指出了它在牵制日军进攻、扰乱日军后方、配合正规军作战、破坏伪政权、牵制国民党中途妥协、牵制日军向西北进攻破坏共产党根据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尾崎秀实认为，报告书对于新四军与国民党的对立，看法有些肤浅。尾崎说：“这个地区，是江浙财阀及与之勾结的英美资本的经济基地和国民党的地盘。这个对立触及了抗日政权下政治问题的本质。”（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第10-11页。）
由10个分册构成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中经济问题占最大篇幅：第4至第7分册是“经济政策篇”；第8、9分册为“内地经济篇”。相应地，由中西功执笔的编在第1分册“总篇”中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总括报告书”，内容全部是关于中国，主要是国民党管辖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状况的论述。所以，他的总括报告书也可以说是经济政策篇和内地经济篇的集中概括。作为最后的结论，他把政治力与经济力联系起来，并从战争以来的发展中，考察了这两种力相结合的消长变化。
为了持续抗战，中国必须强化军事、统一政治和重组经济。由于包括工业大城市在内的国土沦丧和西南被封锁等，内地经济确实非常困难。但是，中西功认为“重庆政权无论如何还没有达到毫无办法的地步。战时经济力的最大限度是国民无法生活”，“现在重庆政府的粮食问题，与其说是米的绝对缺乏，不如说是其政策极其恶劣”。他还说：“中国被称为地大物博，也就是说，任何方面都表现为五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如果拥有把它们适当组织起来的智慧、意志和手段，即使是极原始的方法，在量的方面也是相当大的力度。其中决定性的是意志，是方法手段。这些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体现为政策，而实行、实现的力量总称为政治力。”“随着战争逐阶段地深刻化，该国政治结构必然大幅度地重组，而重组是战争深刻化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种重组的内容，不是简单的既有统治阶层的统一或重组，而是以阶级性的组合为内容。也就是，其本身是深刻的阶级斗争，所以，这是中国抗战力的最大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中西功指出：“中国政治上动摇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决裂。某种场合还有中国民族资本和地主的内部分裂。后者现在已由南京和重庆的对立中表现出来。”（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123页。）而引起中国政治动摇的原因，除国际形势、中国内部政治力量对比外，还有日本对华政策。而这些都是变动的不确定因素。中西功把1939年分成三阶段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称：“总之，国共分离还不是今天、明天的问题，但并非没有分裂的可能性。不过，现在还是存在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今年11月为中心的宪法斗争，说不定会看清这一长期合作和将来的中华共和国的前景。”（注：〔日〕中西功：《关于日中事变的阶段性划分》（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参考资料），1940年2月23日油印本。资料将1939年分为3个时期：(1)武汉陷落到4月反攻（一应整理期）。(2)5月到欧洲大战前后《最大混乱期》。(3)欧洲大战至1940年初（再次整理和新时期开始）。）通过对1940年的三阶段分析，中西功又得出结论说：“随着世界战争的进展，中国事变再次显现出持久的局面，真正的政治优越于军事的局面展开了。这种情况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承认新中央政府吧！”（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138页。关于当时的军事情况，文内称：日本认为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西南封锁和对重庆的军事压力迅速处理事变，但是重庆方面对日本的第四次军事全面攻势警戒很强，8月八路军的华北出击（百团大战）也与此相关联，而且在欧洲战场，法、荷等国败北，又有三国同盟成立，故做出如上判断。）
对于具岛兼三郎执笔的第10分册“外援篇”，尾崎秀实认为，也是编写最好的报告书之一，尤其第2章“各国为何进行对华援助”，第3章“各国对华援助的各种条件”，第5章“援助的实绩”，都很周详。尾崎指出：“报告中具体地阐释，英美等各列强援蒋态度的本质归根到底在于维持殖民地统治。”（注： 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第3页。）
上述调查成果，是在1940年3月下旬的第2次中间报告会之后形成的。5月末又进行了第3次中间报告会，其间中西功作了“总括报告”。然后，从6月1日到7月末止，向各地的诸多方面广泛地作了报告。原满铁调查员野野村一雄称：“在满铁的综合调查中，将汇总的成果用活版印刷刊行的形式得以作为文书保留下来，同时，从东京、奉天、新京到上海、南京、北京多次举行报告会，大规模口头报告其内容，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注：〔日〕石堂清伦、野间清、野野村一雄、小林庄一：《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东京，原书房1986年版，第60页。）当时，从日本中央到现地军政枢要部门几乎无不聆听满铁调查员的报告，诸如满铁总裁大村卓一、关东军参谋长饭村中将、上海武官府岩村武官长、中国派遣舰队岛田司令官、阿部大使、中国派遣军板垣总参谋长、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等都亲自出席。满铁调查员还应邀与参谋本部、陆军省的人员座谈讨论。
历史上的侵略者无不投机性地妄图靠突袭侥幸取胜。日本侵略与征服中国的战术也是建立在妄图给中国以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认输求和的“速战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也不愿意正视中华民族所蕴藏的抗战实力。直到武汉战役，他们还认为武汉已是“最后的战场”，可中国仍未投降。“速战论”的破产，使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接受战争长期化的现实。但是，他们还是妄图用军事压力和政治谋略相结合的办法，达到尽快征服中国的目的。1940年1月1日，中国派遣军总军提出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秘指导》，要求“以至昭和15年（1940年）秋季左右为目标，特别努力解决事变。在强化促进汪工作的同时进行对重庆工作。适时捕捉对重庆停战时机，并指导注、重庆的合流。”（注：〔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集：《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83页。）如前所述，满铁调查员在各地进行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的报告会的时候，正值日本军部推行其方针，一方面由中国派遣军情报部长今井武夫进行对重庆的“桐工作”（1940年5月至9月在香港与蒋介石代表宋子良秘密谈判）；一方面配合政治谋略，进行“宜昌作战”等军事施压的战争行为，以期重庆方面尽早投降。所以，中国抗战力调查之所以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固然是报告的内容所使然，更重要的是，它是当时日本对华政策所需要的战略情报调查。日本有的人士认为，中国抗战力调查的结论是：日本不能战胜中国，中国却能在战争中实现革命性变革。这种看法也不错。因为，中西功等主导调查员的政治观点和贯穿在报告中的论证都是如此。但是，第一，站在帝国主义立场的人们不可能同意此种观点；第二，在天皇制专制主义下推行军国主义侵略路线，其营垒内部无以产生足以使形势逆转的力量。因此，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并不具备遏制战争的回天之力。日本军政当局之饶有兴趣地听取报告，就是因为它是情报，而且是战略情报。所以，“中国抗战力调查”也只是“火”了一年，之后它在满铁综合调查中的“中心”地位即被其他调查项目所取代。及至中西功等被捕、满铁调查部事件发生后，抗战力调查委员会便被取消了。
四、结语
综观满铁调查部的几十年历史，大大小小的对华调查活动，不计其数。就大型调查项目而言，继“中国抗战力调查”之后，还有为期10年、投入力量更大的“中国惯行调查”。这项调查系满铁调查部与日本东亚研究所合作进行，包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华中商工惯行调查”和“城市不动产惯行调查”。但是，满铁几乎所有的对华调查，其政策目的都是明确的，或者说都是先有政策，后有调查，并非是将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放在客观的、科学的调查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满铁大量对华调查所形成的对中国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以至错误。也正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地分析研究满铁调查及其成果观点，对于极少数左翼调查员的调查与观点更应详加探讨，他们可能受到中国观点的影响，但绝非是中国观点的简单重复。为了从本质上认识战时的中国，辨别战时中国历史的是非，需要拓宽视野和思路，而影响广泛的满铁对华调查及其成果观点是不能忽视的。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