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百团大战-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百团大战后日本对华北的政策
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日军在受到百团大战的强烈打击后，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加强对中共的情报工作；加强伪政权与武装；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利用伪新民会宣传反共。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这对中国抗战局面和中共政策制订均发生了重要影响。长期以来，笔者一向认为，百团大战是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认识的转折点。笔者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 期上曾发表过《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一文，文中，从日军对中共情报工作，对伪政权与伪军警的利用以及兵力部署的特点等方面，分析论证了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不足问题，并指出；“这种认识不足，集中表现在，日本认为共军只能打零星的、小规模的游击战，完全没有考虑或预测到中共能集中兵力打大规模的运动战。”（注：丁则勤：《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本文是《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一文的姊妹篇。本文旨在论证，在百团大战前夕，华北日军并非任何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得到，但主要由于对中共力量认识不足，完全未做准备，因而遭到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本文将集中论证，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军如何总结了经验教训，加深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开展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空前规模的残酷“扫荡”。本文还将说明，建国以来许多版本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以及中国现代史教材或专着，采取把百团大战和治安强化运动分开的写法，把太平洋战争爆发作为治安强化运动的背景，这样的写法是值得商榷的。
一 百团大战完全出乎日军预料
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在战役开始以前，必然有很多准备工作。侵华日军如果仔细侦察，一定可以得到若干重要情报。事实上，在百团大战打响以前不久，日军确已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据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于1940年10月13日向日本政府陆军次官的报告，谈到在回顾百团大战以前八路军的动向征兆时说，日军实际上已发现“八路军向地盘以外移动”。“巧妙地转移、引诱、欺骗日军的注意力，从而大规模地集结其兵力”。“在此次袭击约一个月前，即令很多密探进行侦察”。“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所在地的阳泉，在盂兰盆会期间，发现很多平日未曾见过的健壮男子前来游逛，市场上卖东西的人有半数改换了新人”。“井陉煤矿附近及其他地方的居民也有预先警觉而逃避的”。日军还发现，在八路军发动袭击以前，有征集民工、搬运工具、积聚粮食等物资的动向。还有，“在石门地区发生丢失修理铁路的工具，以及铁路仓库起因不明的火灾等情况”。（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日］朝云新闻社出版（日文版）（以下凡引自《战史丛书》者，均为该社出版之日文版，不再一一注明），第341页。）
百团大战第一阶段最主要的战场是在正太线。在整个战役中，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49个团，一二九师部队先后出动38个团；其中，第一阶段用于攻击正太线之敌的总兵力约为20个团。（注：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8—189页；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600 页。）这样多的部队战前迅速向正太线附近运动、集结，尽管采取了许多措施，严格保密，并封锁消息，仍然难免为日军所注意。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司令部和阳泉警备队队部都设在阳泉市内。阳泉警备队部于1940年8月20日傍晚接到密报，大意说：“在阳泉以南约80公里的地点驻有兵力约2000人的共军。”“当时判断：这股共军即使来袭，徒步行军也需要两天时间，因此，当天没有采取紧急措施。另外，据说在20日白天，阳泉街上（人口约2000人）的情况也与平时不同，许多居民往来闲逛，但也未引起有关警备人员的注意”。（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44页。）除此以外，娘子关警备队8 月18日也接到密报，大意说：“共军数千人的大部队有向程家胧底一带南下的意图。”（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39—340页。）
由此看来，虽有不少情报，但是这些情报并未被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各级指挥机关看作八路军即将发动攻势的前兆而予以重视。而且，更加深刻的原因还在于：“日方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日方对中共真实情况的调查研究及其统一指挥大部队作战能力的情报收集得很不充分。”因而，八路军总部发动百团大战“完全出乎日军的预料，取得了奇袭的成功”。（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39—340页。）日本防卫厅战史编纂官赤阪更加确切地评论说：“中共军对这次奇袭采取了同历来游击战术完全不同的战法，出动了大部队，打的是运动战，所以完全出乎日军预料。”（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253—255页。）因此，日军必然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战役开始后，晋察冀军区部队攻占了井陉新矿和娘子关等据点，对井陉新矿设备进行了彻底破坏。一二九师参战部队攻占了阳泉至榆次间日军若干重要据点。一二○师部队破击忻（县）静（乐）公路、汾离公路及朔县至宁武间的同蒲铁路，攻克重要据点康家会。与此同时，八路军与广大群众对平汉、德石、平绥、北宁、津浦、白晋等主要交通线进行了破击。（注：何理：《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192页。）随着正太路沿线的车站、据点一个个被拔除，晋察冀与一二九师参战部队连同游击队、民兵和人民群众，对铁路、公路以及一切附属建筑物展开大破击。
关于此次作战，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纪录中说：“盘踞华北一带的共军，按照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谓‘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齐向交通线及生产地区（主要为矿山）进行奇袭。 特别是在山西，其势更猛，在袭击石太路及同蒲路北段警备队的同时，并炸毁和破坏铁路桥梁及通信设施，使井陉煤矿等的设备，遭到彻底破坏。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38页。）
为什么日军在战前获得八路军主力部队移动的重要情报后并未对其予以重视？这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编纂官森松俊夫认为：日本中央当局和中国派遣军“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以粉碎重庆的中国国民政府继续抗日的企图为目标。日本整个陆军中多年来存在着“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关于防共问题，从事变开始时即为悬案。起初主要对付苏联、外蒙等共产势力，计划以蒙疆起缓冲地带作用。但是，当逐渐认识到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570页。）森松氏还认为：日本方面对中共在抗日势力中的地位及民族主义理解不够，长期未掌握中共实际情况。还由于中共高度保密，使日方对中共的调查研究工作极为困难。（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572页。）森松评论说：“在华北方面军中，除部分有识之士外，对共军的实际情况认识不足，因而未能在萌芽时期予以扑灭，以致坐视中共势力壮大起来。”“1940年经过所谓‘百团大战’开始觉醒”。“至1941年，方面军觉察到中共存在的可怕。”（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575、576、572页。）此外，森松俊夫还发表总结性意见说：“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直到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从而采取各项治安施策。”（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371页。）
二 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南进政策与加紧统治华北
日本在华北地区加紧反共既与百团大战引起日军恐慌有重要关系，也与第二届近卫内阁的南进政策大形势有密切关系。
第二届近卫内阁1940年7月26日决定的《基本国策纲要》认为：“当兹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变之际，创建以数个国家群的生成和发展为基调之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为皇国有史以来面临的重大考验。”（注：《战史丛书（50）·大本营陆军部（2）》，第55页。 ）立足于德国在欧洲扩张的“良机”，日本的基本国策由原来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更进一步提出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其根本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日本统治集团的考虑是：要尽量以最小的负担在中国进行“持久战”，并逐渐缩减在华兵力。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40年11月13日，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纲要》把对华政策与对美英政策统一考虑，争取于1940年底以前，以政战两略“削弱重庆政权抗战意志，使之迅速屈服”，若不能实现，则不论形势如何，“断然向长期战方略转移，务期重庆政权之屈服”。（注：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部分，第464—465页。）
日本中国派遣军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表示强烈不满，认为应继续以必要的兵力投入中国方面，“力图压缩、削弱敌后方之敌对政权及其领域，情况允许时，相机予以摧毁”。（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134页。）1940年11月28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真田穰一郎大佐奉派返回东京向参谋本部报告了对《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不满的意见。真田大佐在报告中提出：“整理收缩兵力为作战带来严重障碍。”“当前我在华兵力：华北25万，华中29万6千，华南16万6千。此外，定员外有1万6千，总共72万8千，航空部队共20个中队（其中，华北8个中队，华中6个中队，华南6个中队）。 ”（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202页。）而“中国派遣军主张：包括华南方面军在内，1941年维持72万8千人的现状，1942年为68万，1943年仍为68万，1944年为60万”。（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 （2）》，第202—203页。）他还提出：“主要占领区的治安现状， 其安定程度的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武汉地区、以华北为最差。”（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203页。）中国派遣军打算，“1941年度为巩固华北，由华中向华北抽调约两个师团，以便进行彻底扫荡；对武汉方面要整理收缩江南地区”。“如情况允许，则打通京汉线，使华中与华北联接起来，估计可能于1944 年度以后进行”。（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203页：《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452页。）
1940年11月30日，日本参谋本部第二课高级部员服部卓四郎中佐将中央主管人员的意见告知真田，大意是：认为需要考虑在华兵力将陆续递减。如果决心于1941年指向南方，势必推迟对华问题的解决。如果形势好转，则须加强对中国的压力，以结束事变。在1941年不进行南方作战的情况下，仍尽力对中国施加压力。（注：《战史丛书（20）·大本营陆军部（2）》，第134—135页。）关于此事， 服部卓四郎中佐曾有如下回忆：“总之，对华作战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过由于在华兵力必须于1941年内缩减到平均65万，因此，考虑世界局势，乘目前仍有72万的兵力，先施加一次压力，打好基础。待1941年夏秋之后，仍不见转机时，便只好收缩兵力转入持久态势。”（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452—453页。）
以上材料说明，日本参谋本部已显露出一种倾向，即认为，趁削减兵力计划实施之前，应全力以赴地在中国战场奋力一战，把所谓的“持久战”战略推迟到1941年夏秋之后，而在中国战场上的军事压力重点在于华北。
在逐渐形成这种对华作战指导思想的过程中，1940年12月26日，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与参谋总长杉山元举行会谈，确定了以下的基本方针：“（一）必须使‘中国事变’尽快获得解决，为此，不仅要考虑南方，尚须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二）近来对解决事变问题，有偏重政治谋略的倾向，但无甚效果（似指‘桐工作’——笔者注）。今后极需集中精力于直接有助于解决事变的政治谋略及作战谋略上。”东条和杉山还共同决定：“当前对华作战纲要的内容是，彻底肃正华北治安、空军进攻作战、对华集中作战谋略，加强封锁以及扶植中国武装的治安警察力量。”（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453页。）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统治集团在1940年底逐渐就以下问题统一了认识：首先，利用欧洲局势，与德意联盟，推行南进政策，把灭亡中国问题作为“大东亚新秩序”的一环；其次，逐渐压缩在中国的兵力；第三，在华北加紧反共。
三 百团大战后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与实施政策
我国不少着述都说治安强化运动是冈村宁次继任华北方面军司令之后才开始搞的。其实不然。实际情况是，冈村是继多田骏之后继续推行这项政策。但必须指出的是，冈村宁次是在整个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反共经验最丰富、对中共力量认识最深刻并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的日本军阀。
日本防卫厅战史编纂官赤阪幸春认为：“日本军遭受中共军‘百团大战’的打击后，总结教训的结果，改变了过去对共产党的认识，并反映到以后的治安措施上，使华北治安肃正的实效空前提高。”（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256页。）
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干会的一次报告中指出：“百团大战给予敌人以很大的震荡，使敌人重新考虑了问题，提出了‘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了‘剿共灭党’的口号，而致力于‘剿共’。”（注：邓小平《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节录）（1943年1月26日，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华北治安强化运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7—49页。）彭德怀于1944年8月在延安向美军观察组介绍情况时也强调指出：“百团大战使敌人大为震动，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多田骏因其‘囚笼政策’之破产而滚蛋，继任者为冈村宁次，提出‘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取消战争初期‘剿共灭党’的口号，而致力于‘剿共’。”（注：《华北治安强化运动》，第49页。）
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到1940年底仍未能满意，其根源在于，共军对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所以，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466页。）
总之，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多田骏主持下，重新总结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认识，全力以赴，“以对共施策为重点”（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466页。），开始在华北搞治安强化运动。从1941年3月到1942年秋，敌在华北搞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其中，在珍珠港事件以前搞了三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搞了两次。
自第三次治运后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历次治运都以日军在太平洋战扬的暂时胜利为号召，鼓吹“大东亚战争必胜”的信念，把“对共思想战”与“大东亚战争之下思想战”结合（注：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下，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年版，第329页。），全力以赴地开展各项施策。但是，在1942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即不断出现失利。进入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更明显走下坡路。加之，从世界范围看，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败局已定，侵华日军和伪军、政、会人员在表面奋力精进的背后，纷纷情绪低落，“大东亚战争必胜”的招牌再也打不出来，治安强化运动也只好收场。
综观1941、1942这两年，侵华日军在华北开展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华北的生存和发展，的确构成了很大威胁，以致这两年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史上的严重困难时期。敌人的五次治巡强化运动虽每次各有重点，但又有许多共同之处，有前后的连续性，若全靠横向方法，一次次分别给以研究，难免有很多重复，不易看到全貌。本文以下几个部分拟用纵的方法集中几个方面予以观察，这样作还可便于使人对百团大战以前侵华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与施策进行比较。
（一）百团大战后日军一度加强在华北的兵力
侵华日军失道寡助，且兵力不足。日本统治集团寄大期望于南进夺取南方资源地区以迅速增强国力，希望利用国际形势变化，回过头来“解决中国事变”。
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西尾寿造根据大本营下达的《昭和16年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在回国上奏的奏章中陈述说：“在作战方面为使华北方面出现划时期的治安新面貌，准备从华中方面调来第十七师团及第三十三师团主力，以便在各方面果敢地灵活进行截击作战和加强对敌封锁；同时，努力充实我国防资源，安定民心，培养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笔者注）实力，和加强其政治力量的渗透。”（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333页。）
日本战史学者赤阪幸春的看法是：“关于上述奏章中从华中调出两个师团给华北的问题，实因华北方面兵力太少。”“因此，总军也把提高华北治安作为重点施策。”（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333页。）
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当局也认为：“从恢复治安的进展来看，在华北过早的减少兵力，结果部属兵力的地方减少，造成了当前及今后的许多困难。”“如果现在增加若干兵力，华北治安必将迅速恢复安定。”“这种短时间增加一部兵力，还可以为将来迅速减少兵力创造条件。”“考虑到上述各种情况，需要给华北增加三个师团，增援华北的时间最少要两年。”（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 ）》，第333页。）
在以上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2月14日， 日本中国派遣军正式下达命令，从第十一军中抽调第三十三师团（缺一个步兵联队），从第十三军中抽调第十七师团增援华北。（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333页。）
（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
日本华北方面军幕僚内部在百团大战后出现过某些复杂的情绪和心理，对日军能否抓住中国民心，有效制止中共势力扩大，进而将其消灭，存在着疑问。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二课（情报）参谋中有人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29页。）
中条山会战（注：“中条山会战”是指1941年5月初至6月中旬华北日军对山西省南部中条山地区卫立煌指挥的国民党军26个师的进攻。日本华北方面军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剿共”，但卫立煌军牵制着日军3个师团，若能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全力对付中共。所以日军集中了6个师团、两个独立混成旅团以及一个骑兵旅团，对卫立煌军进行包围攻击。卫立煌军在奋战中损失很大，终于撤出中条山地区。）结束后，敌华北方面军参谋部在新到任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下立即对“以往的治安肃正与建设”问题，进行了自认为是“彻底的讨论”，并将华北按“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未治安地区”，写出情况报告，列出上述三种地区“治安状况标准简表”。（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422—423页。）（对这三种地方，中共方面分别认为是“敌占区”、“游击区”和“根据地”。）
日本华北方面军按照《治安状况标准简表》综合判断，认为在1941年7月时， 日军与中共军势力深入的状况大致相等（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32页。），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及重要资源地的周围等约占总面积的10％为治安地区。而约占总面积10％为中共的中心根据地地区，是日本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剩下的80％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其中约60％大致是日本方面势力占优势，称之为准治安地区”。（注：《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 ）》，第424—425页。）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敌华北方面军制定了肃正建设长期（三年）计划，计划在三年中达到的目标如下表：（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33页。）
治安地区 准治安地区 未治安地区
1941年7月 10% 60% 30%
1941年(第一年度) 20% 50% 30%
1942年(第二年度) 40% 40% 20%
1943年(第三年度) 70% 20% 10%
日军在三种不同地区的施策分别为：
在治安区：从大城市直至县城及乡村，均设有华北伪政权的行政机关，由伪军、伪警等警备力量承担治安工作。日军则尽可能早日撤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
在准治安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在日军的指导和支援下，建成并加强县警备队及保乡团等，以图控制县政。应不断搜寻中共的势力，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逐渐提高伪政权的政治、军事力量，使之过渡到治安地区。
对于未治安区：因是中共方面的根据地，所以要经常不断对之进行有计划的讨伐作战，并拆除、搬走、破坏其设施及军需品（即施行“三光政策”），使中共不能安身和进行建设。作战结束后，日军虽然撤退，但应反复进行扫荡，使中共回来也难以重建根据地。随后不久，应派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行政机关，使之演变为准治安区。（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53—535页； 《战史丛书（90）·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第425—426页。）
为了达到以上目的，要限定时间扩大日军的所谓“威力圈”，不断采取主动进攻，有计划地推行综合性施策，计划在三年后，到1943年时，把治安区扩大到70％，准治安区压缩到20％，未治安区压缩到10％，即达到伪满洲国的状况。（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33页。）
（三）对中共的情报工作
关于日本华北方面军在百团大战后加强与调整对中共情报机能方面的问题，日本战史学者森松俊夫有一段论述：“共军百团攻势给予日本的苦痛经验，促使情报工作者奋然而起。尔后，进行了空前未有的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82页。）
在调整和加强对中共的情报机能中，一项重要举措是，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参谋部第二课的业务分担表中，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82—383页。）这项措施是前所未有的。以前，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没有专设对中共的专职参谋。所以，过去参谋部第四课（通过各地特务机关）、宪兵队司令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中央灭共委员会调查部等虽然各自都有正式的调查研究和情报收集工作，可是未能将所有的情报成果集中起来加以综合分析和利用。这是百团大战以前，日本在华北对共情报机能上的重要缺陷。除此之外，日本面对中共不断进行的地下活动，对其实际情况的掌握，以及活动情报的收集，也没有取得多大成绩。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百团大战攻势，恰恰击中了日方在这方面的弱点。这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在当时即已注意到，也是战史专家在战后的研究中再次确认了的。
在百团大战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对第一线各兵团提出要求，让各兵团认真总结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教训，写出书面报告，并印发给各有关方面。（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371—372页。）
中央灭共委员会（又称黄城事务所），本来是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的外围组织，这时也将其性能予以提高，受到日本华北宪兵司令部的大力支援，扩大了调查研究范围。随着黄城事务所机能的扩大，事实上已经成为华北方面军的军内机关，归方面军参谋部领导。（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01—502页。）
秘密刊物《剿共指南》月刊1941年6月15日创刊。 该刊主要发给反共第一线的部队和政工人员。由各部队本部、特务机关、宪兵队、国策公司掌握。编印这种刊物的目的，是“为了剿灭中共，首先应正确了解敌方各项工作，为我制订剿共树策做出贡献”。（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02页。）在《剿共指南》中，载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晋察冀边区政府组织概况”、“第十八集团军管下各军区概况”条件。此外，还载有在中原会战后对共军战斗力的观察、对国共关系的观察、对中共减轻民众负担政策的调查报告、对农村共产党组织的侦察要领等等。其中，“中国共产党组织系统概况”一篇，材料截止日期为1941年8月。 《剿共指南》编辑人员附有如下说明：“关于组织方面的保密工作，共方做得十分严密，特别是党组织较其它组织的保密程度更高。因此，要材料完全可靠，殊属困难。”（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03页。）从看到的华北地区中共党组织系统概要而论，所列大部分资料，尚称准确，也有若干出入或“不详”。不过，对中共情况能了解到这种程度，在敌军而言是空前的。正如敌华北方面军当局自称：“由于共方严格而巧妙的保管，使我在收集情报方面终于未能掌握其真相。以共军‘百团大战’为契机，方面军上下、全力以赴采取措施，始逐渐取得一些成果”。（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01页。）这段话证实，《剿共指南》中的一部分资料，比之过去华北方面军编印的《战时月报资料》等情报材料的质量的确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在敌华北方面军的军事情报部门中，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共党、政、军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1941年12月，设立了对中共调查班。
对共调查班总部设在北平的东四北大街六条胡同甲63号，又称“六条公馆”。该调查班是由“黄城事务所”和“牛尾机关”两个情报机关为基础组成的，隶属于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二课。“六条公馆”初时只有对共调查班，随后增设了对共宣传班，再后来，把这两个班改组为调查室、情报室、宣传室、资料室、庶务室等五个室。（注：逄复主编：《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02页；《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35—36页。）
“六条公馆”的机关长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的山崎重三郎大佐兼任，副职为田森正少佐。“六条公馆”总部拥有成员七八十人，后又逐渐增加了陆军中野学校毕业生、宪兵、各兵团的情报军官以及某些学识经验丰富的人。开始时不用中国人作职员，但有华籍翻译数名。以后，陆续增加华籍特工数十名。
“六条公馆”在北平有数处秘密接头地点。一处为东四北大街五条胡同内铁匠营3号， 另一处为景山东街锅山贞亲（日共变节分子）的公馆。（注：逄复主编：《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第102—103页；《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35—36页。）除总部外，“六条公馆”在济南、太原、石门（石家庄）设派出支部，配属于驻在当地的日军兵团。支部成员为5至10名，必要时， 由总部派人增援。（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35—36页。）
“六条公馆”的主要业务为五项：“（一）调查敌方工作的实际情况，分析缴获的文件；（二）研究治安对策，并作出有关献策；（三）综合、评价送来的情报；（四）对当地驻军，进行有关中共势力情况的教育；（五）编辑发行《剿共指南》等资料。”（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35—36页。）“六条公馆”每月还编辑出版一种《对共调查月报》，分送日本中央间谍情报机关和侵华日军所属各兵团以及特务机关。（注：《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第103页。）
此外，“六条公馆”下面，尚设有一支称为“京北剿共游击支队”的华籍武装特务队，队长单德贵，原为八路军冀东地区第十三团团长，被俘后变节投敌。（注：逄复前引书. 《侵华日军间谍特务活动纪实》，第103—104页。）
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全力以赴”采取的反共情报活动中还包括破译中共密码的努力。笔者曾指出，直到百团大战结束之前，日本军方尚不能破译中共和八路军的任何电报密码。（注：丁则勤：《百团大战前华北日军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和对策》，《抗日战争研究》1997 年第3期。）直到1942年2月中旬至3月，才开始破译成功一部分。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特种情报班以秋富胜次朗中佐为班长，负责监听和破译中共密码工作。经过夜以继日的不断努力，“自3月（1942年）以来， 对以冀中军区司令部为中心的电报密码破译成功，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已能掌握了该司令部的动静”。（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157页。）通过破译电报密码和窃听电话等途径，日军侦悉冀中地区八路军“各军司令部变动无常，在同一地点，从不连住三天”。（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157页。）八路军各部队是否确实在日军作战地区以内，是日本华北方面军最为关切的情况。可是，尽管侦悉了这些动态，对冀中八路军的动静仍然“并不明确”。原因在于，1942年“4月26日，因中共方面开始实行电波管制，并且变更了密码，此后就以谍报人员的报告为主，而对特种情报已不能寄以过多的期望了”。（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157页。）
（四）加强伪政权、伪武装
敌华北方面军三年肃正计划的要旨之一在于，在不放松日军的控制情况下尽可能充分地加强与发挥伪政权行政机关与伪军、伪警察的作用，并力图建立和加强伪县政权以下的乡、保、甲组织。这就是日方所谓“行动措施的重点集中问题”。
在敌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1年在肃正建设上的重点事项》中，第一条就是讲的这件事。其中说：“在采取措施时，必须统筹军、官、民的总体力量，并将其集中于重要地点，而本年度尤须注意引导华方机关使之主动、积极地进行工作，进而使之在协力治安工作的同时，并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工作全面稳步地开展，领导他们自动地为剿共工作做出贡献。”（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468页。）
为发挥伪政权在反共工作中的作用，在日军操纵下，成立华北防共委员会， 目的是使华北政务委员会从组织机构上集中全力从事反共。1941年4月， 公布了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拟定的华北防共委员会组织大纲。8月24日，举行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典礼”。 （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539页。）该机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直属机关，联合华北一切反共力量，以加强剿共。委员会长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兼任。委员由政委会委员、各总署督办、政务厅、秘书厅厅长、新民会正副会长及社会上“有名望”人士充任。另外，还少不了设立包括日本人在内的顾问、专门委员若干名。该委员会为中央机关。在各省、各特别市设立分会。根据需要，还可以设立其他必要的机关。（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539页。）成立华北防共委员会，是为了使“政府官员亲临第一线”，培植伪政权各级官员的“自卫反共意识”，并且促进基层的反共活动。
关于加强伪军，即所谓“整备中国武装团体”。1941年1月， 日方制定了《中国武装团体整备及指导纲要》，其中规定，伪军当前以协助日军保守占领地为主，将来经整备与刷新军容，以日军为后盾，“独自担任治安工作，可能时，则使之协助日军作战”。（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539页。）
伪华北治安军1939年10月开始第一期建军，共3个集团， 每个集团两个团，另有两个独立团，共8个团，1940年9月建成，部署于河北和山东，协助日军守卫点线。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建立后，北平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伪治安部也改为绥靖总署。伪“治安军”改称“绥靖军”。在“百团大战”期间，1940年10月，日伪仓促新成立绥靖军14个团，连同第一期所建立者，共22个团。其中新编驻于正定以北的伪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到了八路军的沉重打击。（注：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 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第229—233页。）1941年10月，绥靖军又扩建了7 个步兵团。（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231页。）以上伪绥靖军共9个集团（每个集团两个团）和11个独立团。以后又陆续收编投降部队，至1942年总计有伪军11个集团司令部，34个步兵团，1个教导集团， 兵员总数37000人。（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第229—233页。 ）华北伪军的总兵力比百团大战以前增加了近两倍。根据1941年对伪军的整顿装备计划，日军计划使华北治安军（即绥靖军）达到100000人以内。（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71页。）此项计划，显然未包括县警备队系统和伪警察系统在内。
县警备队是1940年以后，特别是治安强化运动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反共军事力量。兵员总数超过伪绥靖军。这是日军侵占华北各县以后，逐步收编旧有的县保安队及警备队而形成的。到1941年底，总兵力已达95000人，有步枪79000枝，轻重机枪230挺，手枪5000枝，自动步枪400枝。平均每个县有253人，枪222枝。（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72页。）
华北的伪警察也在1940年至1941年间，特别是治安强化运动开始以来，很快恢复了七七事变以前原有的组织，并进行了改编和“重新教育”，为日军服务。
在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其华北占领区各大、中城市的警察系统全部施行强化措施。对敌占区的县级警察机构，1941年以来也普遍予以整备和加强。到1941年底，华北敌占区各县警察人数达到69000人， 其中半数配备了轻武器。平均每县有警察144名，枪68枝， 由驻各县日本宪兵担任“指导”。（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72页。）
为加强殖民统治和侦查中共地下组织，日伪在占领区城市建立和严密所谓“自治区”和坊、里，设区长、坊长和里长。在占领区大中城市郊区以及各县区都严密实施大编乡制度和保甲制度，组织保甲自卫团。例如：1941年底，燕京道大兴县共分5个区，127个编乡、238个村， 各村设保甲，保甲自卫团团丁共5202人。宛平县共分10区，334个编乡、439个村，保甲自卫团团丁1543名。 （注：《河北省燕京道各县治安强化报告书》，（1942年3月），北京市档案馆档案。）农村中， 青壮年劳动力很多人都被编入自卫团之中。
（五）制造封锁沟、墙和千里无人区
日本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肃正建设三年计划》的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表示：“方面军通过对中共势力实际情况调查，做出如下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28—529页。）因而他主张：“值此与中共争夺民众之际”，把日本占领区的民众用隔离线围绕起来，使之与中共脱离接触或减少接触，完全处于日军统治之下，是使民众向日方靠拢的办法。并且是阻止共军进入日本占领区的“有效方法”。“因而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35—536页。）
自1941年初开始，日军驱使民众在平汉铁路两侧各10公里地带修筑长达1000华里的隔离壕沟，用以切断冀中、冀南丰富的物资向路西根据地运送的通路。（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 第536页。）华北日军在准治安区和中共根据地交界处， 普遍修筑隔离壕沟或小堡垒（岗楼、据点之类），或两者并用。
为加强经济封锁，1941年至1942年，平汉路以西山岳地带山脚下修筑了绵延数百公里的封锁线。封锁线由石墙构成，石墙高2米，底厚约1米。构筑石墙封锁线的工作量甚大。仅以井陉地区日军中队所承担的90公里地段而论，施工70天，共需10万人。（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159页。）
修墙、挖壕、建点设碉，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即用这些点碉沟墙以弥补日军兵力不足的弱点。仅在冀中地区，“为了掩护铁路和主要交通道路，将其两侧的隔断壕（治安壕、惠民壕）加以延长。到（1942年）2月末，此种隔断壕总长大约已达3900公里，碉堡工事约达1300座”。（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第158—159页。 ）1942年2月以后，日军在冀中继续推行修碉、筑路施策。 例如日军大江大队自1942年4月自曲阳县侵驻到沙河流域一带，负责警备地区约350平方公里，以4—8公里为一警备单位，分别部署分队驻守，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各堡垒之间以汽车公路连接。同时在大队和中队设侦谍班，调查共军地下组织。（注：《战史丛书（50）·北支の治安战（2）》， 第169—170页。）中方资料关于日本1941年以来在冀中地区修路挖沟筑碉的记述与日方资料基本上是一致的。李健在《气壮山河的交通战》一文中记叙：日军仅1941年就在冀中增修公路500余里， 在铁路公路两侧挖封锁沟已达6000里，筑碉200余个；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 敌在冀中修建之点碉，已增至1000余个，平均8个村庄一个，在12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铁路增加到1700多里，公路增加到8280里；这时，我根据地已大大缩小。随着“五一大扫荡”，敌寇全面推行其“新交通政策”，对我细碎分割，修筑铁路公路长达1.6万多里，挖沟8.3万公里，冀中平原被分割成2670余小块，一时变成“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注：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编：《冀中平原抗日烽火》，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为切断我华北解放区与伪满、伪蒙疆地区的联系，并切断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与民众的联系，日军自1941年起，在河北、山西、察哈尔边缘地带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在河北、热河两省边缘地带长城两侧，疯狂推行集家并村的“人圈”政策。（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53页，彭德怀《敌寇治安强化运动下的阴谋与我们的基本任务》；《晋察冀人民翻身记》， 晋察冀人民斗争史编辑部1982年（内部发行），第39页。）
在“三光政策”、“无人区”、“人圈”政策下，1941—1942年，冀热辽房屋损失达4640046间，村庄房屋被烧10次以上的并不罕见。 （注：《晋察冀人民翻身记》，第38—39页。）
（六）加强新民会，开展思想战
新民会成立于1937年12月24日，其纲领标榜“于剿共灭党旗帜下，参加反共战线”。1939年10月由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出任首任会长，至1939年底1940年初，先后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首都”（北平）、冀东、冀南、保定、鲁南、鲁西鲁北等省、道、都市建立中央直辖指挥部18个，市、县指导部98个。（注：新民会中央指导部总务科资料室编：《回顾本年度会务工作》（《新民会报》第48号，1939年12月20日）。转引自曾业英：《略论日伪新民会》，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 曾业英教授此文是关于新民会问题第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940年3月新民会与日军宣抚班合并， 其纲领有重要变化，最主要的是不再并提“反共灭党”，而单提“实行反共”。新民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民众团体”，其成立与活动也绝不反映民众的愿望，纯粹是日本军阀操纵下的汉奸组织。用日本有末大佐的话说，新民会是“军部之一翼”，“军部若兄，新民会犹弟”。（注：《新民会报》，第72号，1940年8月20日，转引自曾业英前引文。）
百团大战后，华北日军决心扩大与加强新民会，“使新民会进一步将矛头指向剿共工作”。他们认为：“共党的地下势力是华北建设的主要敌人。使用新民会所组织的斗争力量与其对抗最为适当，但必须尽快加强其工作内容。”并且使新民会“逐步由县城走向农村推进工作，使之对共党势力采取攻势”。所以，“扩大对新民会本身的基层组织”，形成以新民会地方分会为核心，依靠新民会的斗争力量和组织力量，“驱逐共党势力”。（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470页。）
1941年5月，在新民会中设立事务总部， 致力于“强化灭共体制”和发展农村分会。日伪千方百计把新民会的农村分会与保甲组织、新民合作社、乡村公所以及劳工协会有机地统一起来。早在1940年12月底时，新民会的农村分会会员人数即达507191名。 商业分会会员人数达82978名。职业分会会员人数达13136名。教育分会会员达34150名。官吏分会会员人数达28601名。宗教分会会员人数达8001名。 各分会会员总数有674057名之多。（注：伪“中华民国新民会中央总会”1941年编印《第二届全体联合会会议录》，第28—29页。转引自曾业英前引文。）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在12月8 日的兵团长会议上印发了《新民会扶植大纲》与“大纲说明”，表明“方面军竭尽全力加强扶植新民会”的方针。
日本华北方面军加强扶植新民会，是因为他们认为对中共作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与中共争夺民众。为使新民会成为日军卵翼下的“政治部队”，与中共“争取民众”，“动员民众对中共作战”，“建立反共势力的精神依据”，必须通过新民会开展的所谓“思想战”，“使民众感觉到方面军的各项方针、措施能给他们带来幸福”。为此，他们策动了“普及新民精神的活动”（注：《战史丛书（18）·北支の治安战（1）》，第536—537页。），即以新民会的名义，通过报刊、电台广播、电影话剧、宣讲班、训练所等宣传反共。
四 余论
通过以上具体的论证，已经充分证明：百团大战是日军对中共在华北力量认识的重要转折点。受到百团大战强烈打击的侵华日军，加强了对中共力量的认识，全方位调整了在华北的反共政策。
随着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压力的减轻，国民党当局的反共活动日趋活跃。从1941年11月起，国民政府军政部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也不现发弹药和被服等物资。从全国范围看，国共两党的关系在1940年秋至1941年初，矛盾迅速加剧。国民党当局强令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国民党又在1941年1月制造了“皖南事变”。
在百团大战以后，八路军对日伪的斗争策略有一些变化。百团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然而，八路军的伤亡和武器弹药损失也相当大。在百团大战中期和后期，由于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报复性扫荡，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相当时间恢复。从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即面临不得不准备应付为自国民党方面突发的反共局势。
面对复杂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对敌斗争策略方面作出了重要的新部署。1941年1月， 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交通战的指示》。《指示》显然是在总结百团大战破交战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精神。
《指示》首先明确指出：“敌人确实控制其占领区之交通线为其既定方针”，“在其主要交通线上我军破袭愈多，敌人守备也愈强，结果我之交通连联［络］亦愈不便，但某些道路（如沧石路）则因我之坚强破袭而停修，又过去发动广大群众破路曾得极大成绩，惟因敌之技术优越，甚易修复，敌又强迫路旁居民修路，致人民昼修夜破，不免疲劳”。在此情况下，应取如下作法：
“道路不可不破亦不可太破，凡与我太有害而于敌非必争者（如插入我根据地内之公路）必须彻底破袭之，凡在敌为必争，在我无力控制者（如正太路平汉路北）不可因破袭而引起敌之守备加严。”
“凡我方所需要之交通线通过之道路不可破坏以免敌之注意，而应加紧当地之伪军伪组织内工作以求交通便利。”
“破路应尽量节省民力，多用火药爆破（爆炸对象应多选铁桥铁道交叉点水塔等）。”（注：《中央军委关于交通战的指示》（1941 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6页。）
关于军事建设，中央军委也于1941年11月7日发出指示。 文件指出：“敌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我军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的更激烈的阶段。”在这一新的阶段中，我之方针应当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文件指出，必须反对悲观失望，害怕困难，对游击战争消极，同时又应反对空喊运动战（在武器未改变前，运动战的可能日益减少甚至不可能）。
文件指出：“我根据地的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每个根据地的军事机构均应包含三部分：主力军、地方军、人民武装。目前军事建设的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及人民武装的扩大与巩固上，这方面恰恰是我们的弱点所在。文件指出：“抗日战争与过去国内战争不同，没有集中最大力量对敌进行消灭战的可能。”（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2—213页。）
关于军队和民兵的武器问题，文件指出：“敌后抗战的武器补充日益困难：国民党已两年未发一颗子弹，将来发给的可能也很小；与日寇作战，弹药消耗很大，而缴获则较少（这与国内战争大不相同）；且日寇‘扫荡’频繁，后方不巩固，根据地财政亦日见涸竭，故兵工生产日益不易。”文件指出：“这种情形应当引起我们的极大注意”。“在敌我工业技术水平悬殊与根据地极不巩固之条件下，我们的兵工生产当然处于劣势地位”。“在目前条件下，兵工生产的基本方针应当是修理枪械、翻造子弹、特别是大量生产手榴弹、地雷等，大量发给军队、民兵及居民，以便到处与敌斗争，以量胜质。”中央军委特再重复强调群众性落后性武器之重要性。（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8—220页。）
中央军委强调指出：“由于人力物力的限制及运动战的可能绝对减少，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中央军委要求：“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与地方军（人民武装不在内）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13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发出重要指示。在中央指示中判断：“自从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日军在华的位置发生一些变化，日本进行的主要战争已经是太平洋战争”，日本对华军队的人员及物质的补充将减弱，日军士兵情绪将更觉前途渺茫，伪军伪政权将更形恐慌，而我军民的战胜日寇的信心亦会增长。太平洋战争一般的说是长期战争，日本闪击速胜是不可能的，英美要反攻战胜日本亦非短期的事。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仍旧是可能的，对根据地财富之掠夺，对根据地经济之封锁亦必更强化与残酷。中共中央指示：“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的实行‘精兵简政’。”“主力缩编后，干部不应降级使用，而应集中于山地，并送一部来中央，加以长期的训练。”（注：《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262—265页。）
总之，百团大战以后，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为反对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和大规模的频繁的“扫荡”与蚕食，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文章出处：《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