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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中山三民主义在抗战时期的回响

孙中山三民主义在抗战时期的回响时间： 2009-11-18 |　文章来源： 《团结》杂志2009年增刊 马勇字号：大 中 小
内容提要：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其思想体系总是开放的、包容的，总是要为后代继承者预留足够的解释空间、发挥余地。孔子之后有新儒学，马克思之后有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之后有新黑格尔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同样具有一切伟大思想体系的共性，具有内在紧张和适度张力，为思想遗产继承者预留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左中右各色人等都能从三民主义出发，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智慧资源。本文力图再现孙中山三民主义在抗战时期的不同解释和发展方向，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既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基础，又因其思想的多岐而衍生出各种流派，构成抗战时期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篇章。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倡导建立“中山学”，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想法，值得重视和支持。只是“中山学”涉及孙中山研究的方方面面，如果不能系统清理孙中山研究的已有成果，中山学的根基就不牢靠。所以学术史的追溯是中山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只是根据个人相关研究，探讨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在后来者那里的理解、继承与发展，时间大致以抗日战争为限。
一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在革命实践中所创建的三民主义理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之前最重要，也是最合乎中国国情的学说。如果一定要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还有一个“中国近代文化”的话，那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中国近代文化”的代表和核心内容。孙中山三民主义在过去一百年几乎始终是现实政治的主流话语，所以其政治上的传人也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一样非常多，这些传人从各自侧面解读、发展或者说歪曲、曲解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不过从解释学的立场看，这一切又都显得那样自然、真实。
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时候都自认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正宗传人，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消极内容也持批评态度。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都反复指出，孙中山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正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中山也有他的缺点方面。[1]因此在对待孙中山思想遗产时，中共从来就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而是注意其在政治层面的意义和价值。
大致说来，中共对继承孙中山思想遗产态度一直比较积极，在很多时候自觉成为孙中山思想遗产的继承人，愿意按照孙中山指引的道路继续前进。只是由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环境不同，中共在对孙中山思想的解释上侧重点不同，但尊重则始终如一。毛泽东在中共七大 “口头报告”中指出，“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但是不是我在这里闹片面性呢？说孙中山好看得很，漂亮得很，和林黛玉、杨贵妃差不多，美得很，不是的。我们走得是马克思主义的路，是历史辨证法的路。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的觉悟的。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他们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2]中共虽然看到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缺陷，但依然愿意高举这面旗帜，完成民主革命。
基于这种认识，中共在抗战爆发之初就提出在孙中山三民主义基础上的全面抗战原则，强调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手定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3]中共愿意继承的三民主义只是孙中山后来改定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中共之所以不计前嫌，同意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作为各党各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主要是因为这些思想反映了抗战初期的中国需要，并不存在着中共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然而由此反观国民党，他们在抗战时期除了实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坚持对日抗战外，在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方面实在觉悟太少。因此，“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
中共在抗战时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拥护是真诚的，他们自始至终反对那些“口是心非”的假三民主义者。毛泽东在1939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的信徒’，而且是老牌的三民主义者，可是他们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们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结帝国主义；他们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们的民生主义呢？那就是拿老百姓身上的血来喝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三民主义者。”[5]毛泽东在这里所批评和指责的实际上是指国民党中的右派。
其实，从国民党方面看，他们倒是自始至终地打着孙中山的旗帜，坚信三民主义。问题在于，三民主义虽有一种既定内含，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毕竟要有不同解释。故而我们说蒋介石曲解了三民主义也好，说他发展了三民主义也罢，事实上蒋介石所说的三民主义决不可能是孙中山三民主义原汁原味，自然要加上蒋介石自己的理解，自然要有所改变。蒋介石1939年5月7日在中央训练团演讲《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时说：“这民族、民权、民生三者构成了整个的三民主义，我们要全部信奉，不能取其一而舍其他，但三者之中各有对象，各有其特别的置重点，各位可细读遗教，此地不必细说。为简单起见，我再附以三个字的注释。大家知道，我们人类所以异于一切动物与高于一切动物的原因，而且能够不断地自求进步，不断进化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有感情，有法纪，而且又有理性的缘故。感情、法纪、理性，这三种东西是维系人类生存促进人类进化所缺一不可的。我们通常论一件事，总是说要情理法三者俱当而后才算是圆满。依照三民主义，在民族方面说，人类感情中最值得重视的一种感情，是民族的感情，因为民族是天然力所造成的，所以团结民族，就要靠人类天然具有的情感。就民权来说，人类组织的最良法纪，是全民政治——即民权主义的政治；要规定各个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就要靠法制和纪律来作平准的标尺。就民生来说，人类生活中最合理的方式，是一切人民经济平等，无相压迫榨取之事。而且要使社会上大多数利益相调和，能够真正做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地步，这不能专靠感情，亦不能完全依靠法律，而必诉之于判别是非利害之理性。所以我说，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我们以提高民族感情，求得民族独立，以确立法治为实行民权的基础，再以公平划一的条理调剂公私经济的盈虚，以解决民生问题，如此情、理、法三者皆能厘然得当，所以三民主义比其他主义完备，而且比其他主义伟大悠久，亦比其他任何主义容易实行，亦就在这里。”[6]公平而言，如果蒋介石就三民主义理论问题仅仅说到这里为止，那么即便我们不能同意他的解释，也不至于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对抗，更不会再度出现那么激烈的“主义”之争。
问题在于，蒋介石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思想理论家，而是一个政治实践者。他之所以死死抓住孙中山三民主义旗帜不放，是因为他的政治统治实在需要这面旗帜进行粉饰。而且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在对孙中山的思想进行解释时，即便主观目的是为了“发展”，但客观效果却实在是引申发展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方面。周恩来指出：“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在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而蒋介石主义，却是另一套东西，只能成其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7]中共对蒋介石理论上的最大不满，是蒋介石仅仅凭借了孙中山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为建立独裁的法西斯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支援，无视乃至放弃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因素，尤其是孙中山晚年所提出的三大政策。中共与蒋介石的根本分歧，就是如何理解和运用孙中山三民主义。
按照中共的解释，他们从来不反对三民主义，但他们所要的三民主义并不包括孙中山思想中的“糟粕”，即唯心和消极的因素，而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他们说：“因为三民主义虽是孙中山先生创造出来的，但是中山先生的着作关于三民主义的部分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如民族主义中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同化其他的小民族，以宗族为民族的基本组织；民权主义中权与能的划分；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社会的病理学家，并说马克思主张的不是共产主义，普鲁东、巴枯宁等所主张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等等。总而言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博大而欠精深的。”[8]换言之，中共能够同意并愿意继承的三民主义决不是国民党的那些理解和解释，而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中共直接参与制定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对三民主义的新规定，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二
对于中共的解释，蒋介石并不是不知道或不理解，但是他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对于中共的解释毫不理会，而是将三民主义解释成服务于自己独裁统治的一种学说。蒋介石表示，他曾仔细研究过孙中山三民主义，并根据孙中山的论述，拟定了一个“三民主义的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把三民主义的原理、内容，以及实现三民主义所需要的方略，乃至达成最终目的所必经的程序，包括无遗。这个体系包括六个部分：一、三民主义之原理——民生哲学；二、三民主义本身；三、革命的原动力；四、革命的方略；五、革命程序；六、最后的目的。
在原理部分，蒋介石认为，中外哲学史中，有两种最有力的学派，即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但“这两种学说都可说是一种偏见，不能够概括人类全部历史的真实意义”。因为“人类全部历史即是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载，不仅仅是物质，也不仅仅是精神，所以唯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或以民生史观为出发点的民生哲学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唯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说明人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孙中山认定“民生为历史的中心”；“指出我们固有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为改造社会的基本原则，与实行革命的最高理想”，“认定利他是革命的本务，仁爱为救世的根本。”蒋介石认为，这就是三民主义的最高理想和哲学依据。
根据这种认识，蒋介石强调，现在世界各政党所揭示的主义最主要的就是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但这三个主义“皆有缺点”，都不能同三民主义相比。唯有三民主义，以“公”字为出发点，“能涵盖一切”，“无丝毫偏颇”。蒋介石如此解释三民主义，显然具有极大的排他性，故而很难使中共认同。
蒋介石的解释或者说发挥不仅很难获得中共的认同，而且在中共看来，蒋介石的这些解释和发挥明显背离了孙中山思想本意，只是在为蒋介石自己的所谓“力行哲学”提供学理上的依据和支援，为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提供哲学上的凭借。蒋介石说，要担负非常的革命事业，先要有一种革命的原动力，没有深厚伟大的原动力，断不能发生成仁取义的决心和生死不渝的原动力。那么，革命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呢？根据蒋介石的说法，就是“智、仁、勇”三个字，合拢来说，就是一个“诚”字，之后再加上“力行”，“行”的目的是“仁”。蒋介石指出，“我们所行的就是在行仁，仁是本乎大公，出乎至诚，所以知之出乎诚者必智；行之出乎诚者必勇；智者之知必知仁，勇者之行必行仁，而且其行必笃，其知必致，其知其行，断无不成”。蒋介石认为，这几句话不特为“力行”二字作一个详尽解释，实在也是孙中山创造国民党，自建党以还数十年光荣斗争历史的说明。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蒋介石这里所强调的虽然带有浓厚的中国旧哲学的色彩，但作为一家之言，也未尝不可以成立。但是问题在于，蒋介石的目的毕竟不在纯哲学的理论活动，而是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以至诚和行仁为幌子，宣扬盲从主义，以利于“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政治统治。他在谈到革命方略与程序时说，国民党是“实行革命的总机关，一切革命力量，革命行为，都需要从这个机关里放射出来”，“所以一切要由党来负责，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其意义即是以党来管理一切，由党来负起责任”。[9]这样，在程序上，蒋介石虽然依然坚持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提法，但实际结果只能是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的一党专制、领袖独裁。
按照中共当年的理解，蒋介石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这些解释，只是竭力发挥了孙中山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完全抛弃了孙中山思想的革命内容和革命精神，与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新三民主义原则相差甚远，因而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共的反对。周恩来说：“蒋介石虽标榜三民主义，但他在大革命时，并未诚意地实行过三大政策。在内战时，更将三民主义丢之脑后。抗战初期，又曾标榜过抗战建国纲领，实际上只是骗人，并且将其中条文解释和实行成为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东西，于是就造成法西斯的纲领，而决不是三民主义的抗战建国纲领。”[10]
周恩来的这种说法当然更多地是出于义愤，公平而言，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还是做过许多有益贡献，至少是实行了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原则，坚持对日抗战。问题在于，中国的抗战实在说来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战场，不仅中共自始至终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原则，而且蒋介石也似乎从来没有把中共军队作为自己的军队来看待，更不要说作为嫡系来使用了。国共之间在抗战时期的一系列摩擦从表面上看是各种利害冲突，但其本质或最深层原因则是主义之争。蒋介石之所以死死抓住三民主义不放，之所以贬低包括共产主义在内的所有主义；共产党之所以对三民主义进行革命性解释，之所以既不愿意放弃共产主义，又不愿意放弃三民主义，说到底都是为了在道义上赢得国人同情，并为抗战之后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和基础。因此当抗战胜利在望时，国共两党围绕着三民主义政治遗产又进行了一场更为激烈的争夺。1943年，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抛出颇具理论色彩的着作《中国之命运》，毛泽东则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于1945年发表《论联合政府》。细读这些文件，除去那些枝节末叶分歧外，其根本分歧依然在于如何解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认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不外是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对立。其实这两种思想都不合乎中国国情，“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只有三民主义才是挽救中国的灵丹妙药，“由此可以证明惟有三民主义为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的思想，更可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的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唯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挥原则，惟有三民主义。抗战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我们可以说，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即任何党派，任何力量，离开了三民主义与中国国民党，决不能有助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复兴事业。”所以“三民主义是国家的灵魂”，“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液。”蒋介石完全不顾抗战期间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新格局的形成，完全无视中共的存在和力量，依然念念不忘国民党一党专制，依然期待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显然与历史潮流相悖，也错过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绝好机会。
在《中国之命运》中，蒋介石重提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痴人说梦，先不说必然遭到中共反对，即便是国民党内部清醒之士也不以此为然。据张治中说：“《中国之命运》一书在发表以前，不仅外国友人，即干部中也多持不必发表之意见，乃今检查此书发表以后之影响，当了然当时认为期期不可者实非无见。一般人认为此书充分流露钧座保守思想之所在，而钧座之注意当时对国民教育之意义，未注意其可能引起之政治影响。此为儒家思想与时代思潮不尽能融汇贯通之症结所在，俟不容忽略者。”[11]可见国民党方面对《中国之命运》中的某些提法并不是完全赞同。
至于共产党的反对，那就更为激烈。艾思奇指出，蒋介石自认为是继承了孙中山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但事实上很可惜。在《中国之命运》里并没有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而只有关于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词，以及在这些名词装饰下的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的唯心论哲学”。[12]
针对蒋介石所谓“没有三民主义就没有抗战，没有中国国民党就没有革命”的说法，陈伯达愤怒地指出：“但事实又是如此：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三民主义就没有新的内容（首先是民族主义中的反帝废约的内容）；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大革命以来直至今日的中国国民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则不但大革命的局面不难设想，即六年来大抗战的局面亦不可设想。中国共产党生来就是为民族和人民谋利益的，而它帮助人做好事，本来也没有自夸的必要，但是许多狠心的国民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不但采取‘过河拆桥’的手段，而且还极尽其造谣诬蔑之能事，共产党人还有一张嘴巴，驳斥这些反革命的诬蔑是完全必要的。”[13]国共之间的主义之争因《中国之命运》的发表而愈演愈烈，持续下去，必然由主义之争演化成正面的政治军事冲突，中国之命运确实在风雨飘摇之中。
三
随着蒋介石对三民主义内涵的排他性解释，中共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遗产争夺战中越来越显得不耐烦。范文澜说：“国民党反动派听着：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呀！”“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劝国民党中那些企图“决定”中国未来之命运的人，首先应该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至少应该从《新民主主义论》中学得几条基本的原理，才不致闹太大的乱子。如果有人自以为是，目空一切，硬想对中国的命运也来一下‘独裁’，那么，准备着自己连人带马滚到深池里去。”中共在理论上同意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原本就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所以当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之后，中共在三民主义政治遗产的争夺中就占有更加主动的地位。
中共在抗战时期始终认为，他们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要的是接受孙中山晚年重新解释和建构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方面似乎始终不承认有一个什么“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承认孙中山在晚年对三民主义进行过什么新的建构和创造性解释，依然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个整体，是个“连环”，是个一以贯之不容分割的思想体系，并没有什么不合乎现实不合乎历史的所谓消极东西。
国民党的坚持当然有其意识形态的考量，而这种坚持当然也不可能获得中共的认同，中共愿意继承和接受的就是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就是孙中山晚年提及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在中共看来就是一个“博大而欠精深”的学说，有其不易克服的内在缺陷。
中共在理论上认为，他们在抗战时期同意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继续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和理想，他们也决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或短暂或长久放弃共产主义理想和马列主义原则。他们真诚相信马列主义是现代社会中进步阶级的革命科学，马列主义正确把握住了社会运动的规律及其改造方法，以保证共产主义理想的最后成立。在阶级性上，在科学性上，在革命的彻底性上，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显然是不相同的。这种不同不仅不会妨碍中共去拥护三民主义，而且正像张闻天在《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一文所指出的那样，正是马列主义使中共坚决拥护真三民主义，而且能坚持的为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这是因为，中共所拥护的三民主义历来同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立场而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政治纲领相吻合，与中共的政治纲领相一致，所以张闻天说共产党人为三民主义而奋斗，即是为这类共同的政治纲领而奋斗。中共拥护三民主义的唯一条件就是承认它在抗日战争这个特殊时期的合理性和有用性，并不承认三民主义的永久有效性。
在中共理论家看来，三民主义的理论原则值得拥护，是因为这些理论原则包容在中共的共产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只是三民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初级阶段，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达不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所以在抗战这个特殊时期拥护三民主义以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中共的这个说法在当年是公开昭示天下的，态度坦然，逻辑清晰。
然而中共的理论却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和疑虑，他们认为中共既然认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愿意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为什么不愿意暂时放弃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为什么不能接受国民党的“一个领袖”的绝对领导，为什么不能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国家，实行军队国家化，为什么不能放弃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个政治特区呢？张君劢在致毛泽东的一封公开信中质问道：“共产党之特点与其异于他党者，在其阶级性，在其认定以阶级斗争为夺取政权之出路。公等昔年所以特注意于无产者，且标土地革命之说者，即在于此。此马克思之学说，而列宁从而实现之者也。乃公等社会革命工作正在进行中，忽而有九一八之巨变。于是先生等悟阶级斗争之不适于中国，转而标出民族战争之说。此种转变，诚为国家之大幸，应表而出之者也。然民族斗争云者，以全体人民为主体，不应更有阶级之成见。至于三民主义，本以民族为出发点，与马克思之视阶级为历史支配者迥乎不同。而先生之报告（指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引者），乃有下列之语：‘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仰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自此段文字观之，似乎信仰三民主义，即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二者之间，可以划一等号。此种说法，不独使国人对于三民主义之内容更加糊涂，即对于马克思主义，亦令人有迷离惝恍之感。此种名词之意义扩张，在先生文字中之后段如‘爱国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实施’云，亦事同一律。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是，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14]张君劢不明白中共政治主张的根本深意，故而他要求中共暂时搁置马克思主义。
张君劢的疑虑并不是故意刁难，故作疑虑，甚至蒋介石也一度弄不清中共关于三民主义、共产主义以及新民主主义等理论上的差别，他觉得中共既然在理论上作出如此大的调整，那么为什么不乘机更改党的名称，改组为民主国家的议会党团，参加民主政府，永远放弃共产主义这种政治主张呢？在国共合作比较密切的那些日子里，蒋介石还真的打电报将这个意思告诉了毛泽东。而国内的中间政治势力也乘机呼应，劝说中共改旗易帜，左舜生当面告诉毛泽东：“你们现在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国内非中共政治势力似乎都在这个时期萌生一个幻想，希望中共能够借抗战的机会更名为社会党、民主党之类。甚至美国人也有这个意思或建议。[15]
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非中共力量都不理解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马列主义等之间的区别，先前对中共理论有过精深研究而现在沦为国民党御用文人、专职研究三民主义的叶青，就非常清楚中共在理论上的创造，清楚中共在抗战时期在理论和旗帜上的变与不变，相当明白中共对三民主义的拥护只限于一定阶段，永远不可能指望中共彻底放弃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所以叶青之类的所谓思想家不是劝说中共更改党名，放弃主张，而是将精力放在对共产主义理论的批判上，以期从理论证明三民主义合乎中国国情，高于共产主义，是挽救中国的唯一正确的政治主张。叶青说：“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的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白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呢？批判了人家的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16]叶青的说法虽然过于露骨和反动，但相对于那些试图劝说中共更改党名，放弃主义的人们来说，无疑要高出一筹，表现得更为清醒。
叶青认为，从学术文化中国化的观点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疑是中国政治思想、政治理想的最高体现，而中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则是与中国国情格格不入的外来学说。他说：“三民主义是综合中外学说而成，大体说来是中国的民族思想、美国的民主政治、欧洲社会主义之结晶，分别来讲三民主义中任何一个主义都含有中国和欧美两种性质。共产主义虽然是综合的，但它是马克思综合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因此叶青强调，“三民主义集中外学说之大成”，[17]其适用范围“并不限于中国，可以行于一切与中国相类似的被压迫民族”，是一种真正“带有国际性”意义的新学说，对“世界来说是一个贡献，而且是一个大贡献。”[18]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则相反，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达的欧洲，阶级分化明显，是欧洲社会发展之产物，仅仅适合于欧洲”，并不合乎中国国情，“与中华民族没有关系”，是一种典型的“舶来品”。[19]总之，叶青等人喋喋不休鼓吹三民主义救中国，证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根本冲突，势不两立，究其本意就是要反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选择，并试图借助于抗日战争的特殊背景，实现国民党多年来在战场上一直想实现而又一直未能实现的目标，这就是叶青在《怎样研究三民主义》中的简洁答案：“中国是三民主义底世界，共产主义应该离开中国。”
对于叶青等人的攻击，中共给予积极的回应和批判，对于那些误解和疑虑，中共思想界也给予耐心解释，以为这些怀疑与疑虑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并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共产主义是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20]
中共的解释有助于化解那些误会，但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弥缝马克思共产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与蒋介石所宣扬的三民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别，只是国共两党在抗战时期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不同回应，为两党抗战胜利后的政治选择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依据。
注释：
[1]《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5），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12页。
[2]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共党史资料》（48），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第21页。
[3]《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2），第354页。
[4]《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毛泽东选集》（2），第377页。
[5]《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2），第567页。
[6]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1卷1期，1939年9月。
[7]《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
[8]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解放周刊》1卷6期，1937年6月14日。
[9]《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1卷1期。
[10]《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第152-153页。
[11]《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408页。
[12]艾思奇：《〈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解放日报》，1943年8月11日。
[13]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解放日报》，1943年7月21日。
[14]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10期，1938年12月16日。
[1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报告》，《中共党史资料》（48），第24页。
[16]叶青：《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满地红》（桂林）4卷15-16期，1942年12月15日。
[17]叶青：《三民主义底时代性》，《时代思潮》3期，1939年5月。
[18]叶青：《世界革命的领导问题》，《抗战向导》5期，1938年4月。
[19]叶青：《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比较》，《抗战与文化》5卷4期，1941年3月。
[20]《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2），第367-368页。
作者简介：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