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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

姚名达（1905—1942），字达人，号显微，江西兴国人。中国现代着名史学家、目录学家，中国近现代史上唯一一位为抗战殉国的教授。姚名达的代表作《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等，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他本人也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三年，参与了《万有文库》第一集、第二集的编纂工作。商务印书馆已出版的纪念文集中，对这位本馆走出的抗战教授鲜有述及。这里主要根据王咨臣先生编着的《姚名达年谱》（稿本）提供的线索，简单勾勒这位抗战教授结缘商务印书馆的历程。
“年谱”的作者王咨臣先生，是姚名达在中正大学的同事，曾在他指导下从事目录学和历史学研究工作。为纪念姚先生，王咨臣先生编纂了一本《姚名达年谱》，于20世纪80年代交上海古籍出版社，后因各种原因未能出版。王咨臣先生过世后，《姚名达年谱》便无人问津。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位退休编辑将此稿转给王春瑜先生，希望他能帮助联系出版；笔者从王春瑜先生处借到此稿，得以先睹为快。
姚名达和商务印书馆的联系，源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章实斋年谱》。1925年，尚在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读书的姚名达购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适《章实斋年谱》，精读之后，对章学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姚名达听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何炳松关于章学诚《文史通义》的演讲，受何炳松演讲的感染，青年姚名达坚定了研究《文史通义》的决心。对章学诚的关注，促成了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接下来的不解之缘。
1925年8月，清华大学国学院招生，可以用“经史小学有根底的同等学力报考”，国学功底深厚的姚名达闻讯欣然应考，一举得中，成为清华国学院第一批38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9月，姚名达进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以梁启超为导师。清华国学院其他导师上课多在家中，唯独梁启超是在办公室给学生上课。姚名达第一次谒见导师时，梁启超见姚名达在同学中年龄最小，又能笃志力学，十分喜爱，问他的志趣如何？姚名达答道：“愿下极大决心，立志以十年功力，作《中国史学史》专题的研究。非待是书成后，当不离开清华一步。”梁启超对姚名达的极为满意，有“后生可畏”之感，尝与姚名达书曰：“余之所以愧为师者，亦惟增一日之长耳！”
1925年10月，姚名达开始作“中国史学史”专题，因感到内容极为广泛，于是在专题之内，以“章实斋的史学”为入口。1926年，姚名达在北平第一次见到胡适，他问胡适：“言补订《章实斋先生年谱》，得史料甚多而尚未加整理之功，将如何推进它呢？”胡适答道：“请你拿一本《年谱》，把它补好了以后，再寄给我。”姚名达欣然领命，然当时适逢胡适有赴欧洲远游的计划，归期未定，《章实斋年谱》的补订工作未能立即展开。
1926年7月，清华国学院放暑假，姚名达回到江西老家，受其父姚舜生的提示，姚名达拟采用新分类方法，将《章氏遗书》进行改编，后附批评或记述章氏的文章，既可使读者于章氏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又可使过去各种版本编次不甚妥当之处都可以得到改进。按照这个计划，胡适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也应附于《章氏遗书》卷末。但据《姚名达年谱》载，这个编辑计划，“因版权关系，未能如愿”。《姚名达年谱》并未说明姚名达是否就改编《章氏遗书》需要收录胡适的《章实斋年谱》直接与商务印书馆联系版权事宜。1926年7月，胡适已开始出游欧洲，姚名达与他谈版权的可能性不大。而如果姚名达曾与商务印书馆就改编《章氏遗书》收录胡适《章实斋年谱》进行过沟通，这可能是他与商务印书馆方面的第一次正式接触，这种可能有待于有新的材料发现予以支持。因无法取得胡适《章实斋年谱》版权，姚名达用一个暑假的功夫，另撰一种新的《章实斋年谱》附于书后，这是姚名达第一次所撰写的《章实斋先生年谱》。
1926年7月，按照清华国学院的规定，姚名达应该毕业了，但他不愿意离开导师梁启超，更不愿意抛弃自己的学业，他说：“我们研究学问，最重要的是在能求进不已，有什么毕业不毕业呢？我于毕业以后，仍拟继续留院从事研究工作三年。” 1926年9月，姚名达返回清华继续从事章学诚史学研究。为了彻底研究章实斋史学，姚名达着手对刘翰怡所刻的《章氏遗书》进行改编。费时月余，姚名达考出章学诚着作有年、月时间可考的差不多达一半以上，全部改编完成后，题为“章氏遗书”。是书，因为采用新颖的方法进行改编，梁启超读后，十分赞赏，当时即提议由他向商务印书馆推荐出版，以广流传。但姚名达认为该书尚有许多待改进之处，不欲草草问世，并未遵师嘱将《章氏遗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姚名达第一次与商务印书馆失之交臂。
在随后的时间中，姚名达继续从事章学诚史学研究，1927年2月，姚名达将其所改编的《章氏遗书》改名为《章实斋遗着》，与《章实斋先生着作年表》一并送导师梁启超审阅。梁启超读后，很高兴，问姚名达说：“就交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好吗？”姚名达答道：“且须稍待时日，因《文史通义》最重要的几篇还不知道是什么年月所撰写的。”因追求完备，姚名达再次未遵师嘱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姚名达第二次与商务印书馆失之交臂。
1928年6月14日，姚名达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这是其第三次毕业。毕业后，姚名达仍然留在国学研究院继续研究中国史学史专题，并为梁启超整理史籍。1928年6月下旬，梁启超完全辞去清华研究院一切职务，回天津养病。1929年3月5日，姚名达自北平启程，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邀，就任编译所编辑兼特约撰述。关于姚名达离开清华国学院赴商务印书馆之邀，《姚名达年谱》如是记载：“先是，名达既在清华研究院三次毕业，今研究院国学门又复撤销停办，遂不得不有离研究院他去的计划。当时江西许多中学闻讯，争相求聘，皆婉言谢绝道：‘我必须得世界大图书馆工作，有书可以从事研究才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何炳松闻讯，认为其志可嘉，遂推荐聘为编撰。名达亦欣然应聘。名达既任编译所编辑，于是得以遍读馆中新印社会科学各书及东方图书馆馆藏古籍，至感快慰。”至此，姚名达正式进入商务印书馆，成为商务印书馆一员。
姚名达入职商务印书馆后，参加了《万有文库》（第一集）编纂工作，任分编纂，自1933年离开商务印书馆，姚名达参与了《万有文库》第一、二集编纂工作，为《万有文库》的编辑出版做出了重要贡献。期间，其父姚舜生自江西来，与其同住，一家生活全由姚名达支撑。1930年11月，上海米价腾贵，每石涨至二十一元之多，为减轻生活压力，姚名达为其父姚舜生谋得商务印书馆标点校对《万有文库》第一集工作，每月可得四五十元，以补家用。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应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之盛情邀约，姚名达受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中国近百年史》、《六十年来日本侵略中国史》等课程。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姚名达的《目录学》、《中国目录学史》、《中国目录学年表》等尽毁，此外，宋濂、刘宗周、黄宗羲、邵廷采、朱筠、章学诚诸家年谱，藏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铁箱中，多被熔化。姚名达最为痛心的是，多年来研究中国史学所摘录的资料卡片十余万张被毁，其中有他思想独到的记载，有前人所未有发现的珍贵史料。
1933年，姚名达与杨家骆相谋离开商务印书馆，《姚名达年谱》对两人离开商务印书馆有这样的解释：“1933年夏，约是6月，名达与杨家骆编《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发行数量既多，获利亦厚。但主编王云五，对待编辑待遇，十分微薄，于是两人相谋离开商务印书馆，各自独立，另办书店。”《姚名达年谱》作者王咨臣先生称，这是杨家骆先生1947年亲自告诉他的。姚名达离开商务印书馆后，继续在复旦大学任课，并创办了女子书店，由其与夫人黄心勉共同经营。
虽然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姚名达与商务印书馆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5年冬，姚名达受商务印书馆之托，撰写《中国目录学史》，姚名达深感旧着《目录学》漏洞百出，忧心忡忡，每趁课暇，奔走京、杭各图书馆查阅资料。因写作《中国目录学史》，须至杭州浙江图书馆查阅图籍，1936年10月，他专门从上海移居杭州，费时八个多月，完成了该书的写作，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为了躲避避战火，姚名达举家迁回江西，任教于江西中正大学。1942年姚名达率领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慰问，与日军遭遇，为保护学生，姚名达赤膊与日军搏斗，英勇就义，终年37岁，中国学界也就此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目录学、史学专家。
作者单位：商务印书馆，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