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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清白莲教研究

明清时期的白莲教，主要包括白莲教和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圆顿教、八卦教以及它们所派生衍变的各种教派，如无为、大乘、混元、龙天、龙华、收元、清水、长生、皇极金丹、天理、清茶门、白阳、青莲、圆教等等。白莲教从元末明初开始就十分活跃，它不仅在推翻元朝统治的武装引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入明以后，又活跃于民间，把反元的矛头转向反对明朝统治者。嘉靖、万历以后，其他教派纷纷出现，滋生林立，这些教派创教之初，各有特点。如罗教和禅宗相近，弘阳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其他教派中的大宗，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总的来说，它们的教旨、信仰、教仪、经卷、组织基础、活动方式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和白莲教大致相同。尤其是明末以后，教派之间互相吸取融合，各自的特色，多相混淆，虽然教派名目繁多，达百余种，而其间差别日小，并日趋泯灭，已很难分辨它们的差异所在了。
明清白莲教各教派，它们的组织和势力，分布全国各地，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浙江、福建、台湾等省，是它们活动的主要地区。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矿工、漕运水手、城市平民以及流民等，是它们的基本群众。由于它们的行为、组织、思想信仰和封建统治阶级以及维护这一阶级统治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所以，它们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邪教”。“邪教”的存在和活动，尤其是当它和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相结合时，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和打击。
关于明清两代“邪教”的各种情况，虽然零星地散见于实录、奏稿、档案、方志、文集、笔记以及各派“邪教”所残留的经卷等史料中，但都是一鳞半爪。由于“邪教”是秘密的宗教和结社．大部分的岁月都在地下活动，因此，很多情况早巳失传。而散见的各方面的记述，无论是官方文书或是封建文人的笔墨，都不免有程度不同的增改、歪曲和臆测。所以，关于“邪教”的组织、思想信仰以及各种活动情况，都很难窥见其全貌。这就需要做大量的收集材料、分析判断、去伪存真等综合研究工作，才能使我们对“邪教”有比较详细和比较科学的了解。这一课题的6f究，不仅在宗教史的研究领域中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于了解封建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动向，从而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农民阶吸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包括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前人虽然做过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的领域，许多问题都有待大家努力探索。
一、概 述
明清的白莲教，从它的渊源来看，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当时，它是融合佛教天台宗的识法和净土宗的弥陀念佛等信仰而组成的净业团体。倡导人是宋高宗时的吴郡沙门茅子元，他自称白莲导师。教徒有妻子，半僧半俗。他们谨戒杀生，严避荤酒，茹素念佛，男女一起集会，忏悔修行，号白莲菜。佛教正统视他们为异端，咒骂他们：“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何能具道!”“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愚夫愚妇，转向诳惑，聚落田里，皆乐其妄。”[2]后来，朝廷将茅子元问了妖妄惑众的罪，流放江州(江西九江)，白莲菜被取缔。元代的白莲教，除仁宗时一度受到朝廷的承认和护持，曾公开传教外[3]，仍属严禁之列。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即颁布禁断白莲会、五公符、推背图和应合禁断的天文图书及一切左道乱世之术[4]。武宗时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至大元年(1308年)五月丙子，禁白莲教，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5]。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又下诏禁白莲佛事[6]。元末，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白莲教徒的异端思想和不轨活动，日益明显和浓厚。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7]。致和元年(1328年)，广西普宁县僧人，又以烧香惑众起事，并建号改元[8]。到了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时，妆宁信阳州，有名棒胡者，奉弥勒，“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9]。从至元四年(1338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莲教徒彭莹玉、刘福通相继起义于袁州、颍州。彭莹玉联合麻城人邹普胜，拥戴徐寿辉建国；刘福通奉韩山童为首领起兵。韩山童，河北栾城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下生”，并捏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10]。他的儿子韩林儿，至正十五年(1355年)即帝位于亳州，国号宋，建元龙凤。当时，朱元璋隶郭子兴部，臣民于韩林儿。郭子兴从他父亲开始，就是言祸福、聚众烧香的宗教首领。朱元璋于至正十一年投奔郭子兴，加入红巾起义队伍。达时白莲教已和明教融合一体，并和农民起义相结合，形成巨大的群众革命力量，最后终于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参加了奉弥勒聚众起义的红巾队伍，而且这支队伍是他倾覆元帝国建立新的明王朝所依靠的力量，但是后来他改变了立场。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八月，朱元璋进攻张士诚时，发布榜文，攻击造反的白莲教徒是“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良民，所在生灵，荼毒万状。”[11]朱元璋从参加变为攻击，反映了他从农民起义领袖向封建统治者的转化。他即位以后，即采纳李善长的建议，诏禁白莲社及明尊教[12]。《明律》十一《礼律》，规定取缔“左道邪术”。但有明一代，从明初直至明末，“邪教”处处盛行，而且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和激烈，“邪教之患”也日益严重。
明初，白莲教主要在湖北、江西、四川、山东等地活动。湖北、江西方面，洪武六年(1373年)，蕲州王玉二“聚众烧香，谋为乱”[13]。洪武十九年(1386年)，新淦彭玉琳，“自号弥勒佛祖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谋为乱。”[14]洪武二十年(1387年)，宜春教民李某“妄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因聚众谋作乱。”[15]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萍乡、分宜、宁都等地，都发生了弥勒教民的谋乱。永乐四年(1406年)，湖广蕲州广济县僧守座，“聚男女，立白莲社，毁形断指，假神煽惑”[16]。永乐七年(1409年)，江西人李法良“行弥勒教，流入湘潭，聚众为乱”。[17]上述活动大都是元末彰莹玉白莲教活动的余波。
四川、陕西方面，洪武六年(1373年)重庆有王元保之乱。洪武十二年(1379年)，眉县彭普贵领导的起义，陷十四州县，数月方平，是规模较大的一次白莲教起义。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广安山民又有“称弥勒佛者，集众感人”[18]。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月，汉中府沔阳县吏高福兴及民人田九成、僧李普治起兵反抗朝廷。这次起兵“聚众至千余人，而陕、蜀间番民因之作乱”[19]，可见已波及少数民族地区，并有少数民族参加。结果起义军攻陷了略阳、徽县，杀知县、学正、教谕等。直到九月高福兴被擒，起义告一段落。但田九成等仍活动于汉上陇西一带。田九成曾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他们的同党金刚奴，称四天王，以沔阳西黑山天池平为据点，攻城掠物，与官军对抗，直到永乐七年(1409年)才被朝廷镇压平息[20]。
山东方面，永乐十八年(1420年)二月，山东蒲台林三妻唐赛儿率众起义。唐赛儿徒众数千人，据益都，“自言得石函中宝书神剑，役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21]，波及全省。唐赛儿虽然失败，但她本人却逃匿无踪，没有被捕。朝廷索赛儿急，尽逮山东、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22]，仍无结果。可见当时白莲教在民间的潜力和影响。
明初的白莲教活动，并未因朝廷的禁断而消迹。有的活动已爆发为武装的对抗，朝廷虽然严加镇压，仍是此起彼伏，未能平息。这是因为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后，白莲教不仅经历了战斗的锻炼，而且更加普及和深入民间。它已在全国的许多城镇和村落，有了自己的大大小小的据点，时隐时现，各个据点可以联结成线，然后扩大为面，失败时又可化面为点，可进可退，可整可零，可以在一个地方生根结果，也可以转移他方插柳成荫。整个明清时期白莲教的活动整体情况就是如此。这对朝廷来说当然是极大的隐患和威胁，实际上明亡的序幕和清衰微的转折，正是由规模浩大的徐鸿儒起义和川楚白莲教起义所触发的。而造成明清两朝这一朝廷悲剧的最有影响的人，恰恰是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他借助于奉弥勒的红巾队伍取得了天下，同时他也造就和丰富了红巾队伍中的宗教分子，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斗争和推翻现有统治的经验，退却和隐匿的经验以及联络群众使自己生存壮大的经验。当朱元璋决心禁绝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比以前大为丰满和成熟了。朱元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封建专制帝国，而他们却为自己的徒孙们留下了一条在专制帝国中生存发展、捣乱反叛的道路。
明中叶时，流民问题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白莲教活动与流民相结合，更成为朝廷的严重威胁。如成化时荆襄刘通和石龙，弘治时河南赵景隆，都以流民为基本群众，组织白莲教起义。刘通号千斤，县门石狻猊重千斤，能只手举起。正统中，流民聚荆襄间，刘通在流民中宣传组织，准备起事。石龙即石和尚，和刘通结合，起兵，称汉王，建元征胜，“流民从者四万人”[23]。弘治十八年(1505年)，河南饥荒，赵景隆“以白莲教惑众，自称中原宋王”[24]。石龙称汉王，赵景隆称宋王，他们看到社会的动荡不安，觉察到流民饥民情绪的愤慨和激烈，起而组织群众和朝廷对抗并有取代的决心。
正德年间，山西崞县李福达宣传“弥勒佛空降，当主世界”[25]。李福达家族世代传习白莲教，他的父祖和子孙在明代白莲教活动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祖父“以幻术从刘千斤、石和尚作乱成化间”[26]。他本人正德初年与王良、李钺谋反，事发，戍山丹卫。逃还后，改名李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海卫[27]，再度脱逃，寓洛川县，倡弥勒教。李钺是李福达的叔父[28]，李福达的徒弟惠庆、邵进禄等起来造反，攻陷洛川城。邵进禄牺牲后，惠庆又攻宜川、白水等地。李福达实际是这次事件的指挥者和操纵者，但他又逃脱了，并改名为张寅，继续活-动。他和他的儿子大仁、大义、大礼，皆以黄白术得到武定侯郭勋的信任。李福达持有《太上元天垂文秘书》，并自称“我有天分”，可见他颇有野心。嘉靖时，四川白莲教首蔡伯贯起义，蔡伯贯的师父名李同，是李福达的孙子，李大礼之子。李氏家族的宗教活动，自成化年间李福达的祖父开始，至此已延续五代，近百年之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乌程有名马祖师者，曾起兵，《罪惟录》称他“传正德中妖贼李福达之术”[29]。李福达的影响自华北至西南，并传及江浙，可谓广大。而他本人不仅活动于民间，而且周旋于社会之上层，甚至得到皇亲国戚郭勋的信赖和庇护。由于他和郭勋的关系，结果导引了嘉靖时朝廷有名的一场党争——李福达案，直到隆庆时，才平息下来。
明中叶白莲教还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漠北边境的蒙族地区。正德十年(1515年)，云南乌蒙芒部普法恶，“通汉语，晓符箓，妄言弥勒出世，自称蛮王，煽诸夷作乱，流民谢元礼、谢元义应之”[30]。漠北的白莲教徒大都是流民，从山西前往。他们为了求生和逃避朝廷的搜捕、镇压，在蒙、汉两族混居的边境聚集，开垦土地，建立了村落和城镇。隆庆初，这些村落、城镇的居民已达五万人以上，“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31]。漠北边境的白莲教徒，向蒙族人民传授了建筑、造舟、医药、农业等科学技术，对于发展当地生产和汉蒙两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32]。
嘉靖以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白莲教的活动更为频繁和壮大。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湖州马祖师之事，已于前述，四十四年(1565年)，河北张朝用传习白莲教，从者万余人。四十五年(1566年)，朝廷平定了四川的蔡伯贯起义。蔡伯贯的师父李同，世习白莲教，假称唐裔，是这次起义的主谋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南雄李圆朗起事。李圆朗宣传弥勒降生说，有方术，自称能易死还生、先天演禽、飞剑杀人诸法[33]。所谓先天演禽法，即唐袁天纲相法，载五行、干支、人相、过去、现在、未来、吉凶、祸福、因果、报应等[34]。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浙人赵一平，又名古元，于丰砀与盂化鲸等谋反。据当时凤阳抚臣李三才的奏疏说，“徐砀丰沛，壤接河南山东，白莲妖术盛行”，“赵古元自以宋朝后代，生有异姿，久蓄不轨之念，将发大难之端。……孟化鲸等……尊古元为真人。……古元且悬示通途，自称国王，邂逅群小，辄受将军。观其书与化鲸，召兵七千，约以二月二日各处兵马八路齐起，先取淮阳，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绝粮运。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又称有精兵十万，夹杂粮船帮内。……”[35]赵古元先是在浙江丽水、义乌、杭州一带活动，后去徐州。他的妻子王氏，假称佛号，两人传教结社，“造《指南经》邪书”，“诵经聚众”[36]，粮船水手和制鞋工人是他们的基本群众。万历时另两起较大的“邪教”案，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福建瓯宁吴建、吴昌兄弟组织的白莲教抗官斗争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发生的刘天绪案。吴建、吴昌兄弟在连江、长乐、福宁等地传教，拥有众多信徒。入教者尽变卖私屋，不祭祀祖先，“咒诅君父”[37]。因聚众抗官被镇压。刘天绪，河南永城人，流寓凤阳府临淮县，自称无为教主，当阳皇极佛出世。教民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等名号，有印符、未来开天册、天品簿、天壳簿等。平日讲经说法，有《皇极收元宝卷》。教民纳钱二、三十文至一、二百文不等，称纳钱者来生可为指挥等官。传教之初，刘天绪与其党三人，抬一小佛像，历各乡村，募钱米杂物。后刘天绪称龙华帝主，封教民护国将军、公、侯、伯、指挥等官职。教民寡妇岳民妻，称观音，刘天绪封为后[38]。又据《涌幢小品》记载，刘天绪党徒多为“南都菜佣踏面之人”，[39]此时民间秘密宗教之教首，动辄宣传世道将变，并称帝称王，封官许爵，俨然以新朝国君自居。这是万历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衰世来临之反映和征兆。到了天启二年(1622年)，一次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爆发了，即山东徐鸿儒领导的大起义，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徐鸿儒是河北蓟州闻香教主王森的徒弟。王森于滦州石佛口传教，自称得妖狐异香，故倡闻香教．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曾因传播“邪教”罪被捕，用贿得释，入京师。在北京他广交外戚宦官，继续行教。只因他的徒弟李国用用符咒召鬼，另立教派，和王森一派发生矛盾争执，终于事发。四十二年(1614年)王森再次被捕，五年后死于狱中。王森死后，他的儿子王好贤和徒弟徐鸿儒、于弘志继续传教，信徒益多。天启二年(1622年)，王好贤与徐鸿儒相约是年中秋共同起兵，因计划泄露，徐鸿儒先期反，于五月起兵，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乘兴胜元年，以红巾为识。从五月至六月，相继攻陷郓城、邹县、滕县、巨野、峄县等地，十一月失败。于弘志于六月据武邑白家屯，将取景州，接应徐鸿儒，但举事七日即失败。徐鸿儒等人在山东经营二十年，徒众不下二百万人，起义规模巨大，朝廷为之震动，称此为“二百六十年来未有之大变”。[40]徐鸿儒起义失败后，白莲教徒在山东一带，仍潜伏活动，待机而起。崇祯时，他们屡出活动。崇祯二年(1629年)曾围攻莱阳，同年余党朱炳南也在河南睢州进攻官府。崇祯六年(1633年)，山东金乡王益伦反，徒众有七、八千人，王益伦自称混元祖师。徐鸿儒、王好贤的党徒，不仅散布于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其中还有一部分人为逃避清廷搜捕镇压，随王好贤南下。通过这次大起义和后来明亡及清兵入关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北方的白莲教势力也随之南移，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长江流域的省份。这一带的许多地方，本是元末明初白莲教盛行的区域。明中叶开始，北方的许多白莲教支派兴起，这些新兴的教派在思想内容和组织等各方面，比起过去的白莲教来，已经有较多的改变和不同。他们主要活动于黄河以北地区，并以京畿为中心，于是白莲教的重心．从明初的长江流域变为黄河以北。而在明末的徐鸿儒大起义后，新兴的白莲教教派的势力也逐渐南迁，它们并未放弃北方的据点．但是扩大了他们的点和面，造成了南北普及的新局面。
总的来说。有明一代的“邪教”，除白莲教外，还有其他教派，尤其是万历以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万历四十三年(16)5年)，礼部请禁“邪教”奏文，提出“涅檠教、红封教、老子教、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言白莲之名，实白莲教也”[41]。当时“邪教”教派的名目，实际上远不止此。据明末白莲教着名经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中《天真收圆品》所列教名，计有红阳、净空、无为、西大乘、黄天、龙天、南无、南阳、悟明、金山、顿悟、金禅、还源、大乘、圆顿、收圆十六种。愈到后来，教派的名称演出愈多。清道光时，浙江陈众喜编撰的《众喜宝卷》中，列各地民间教派七十种[42]。陈众喜所列虽涉及全国十四个省[43]，但以浙江、江苏为主，对于河北、山东、河南等“邪教”活动最多的地方，了解很少。作者限于见闻，只能算是局部的统计。现在见于实录、奏议、文集、方志、档案的民间教派，名目已有一百多种，当然，这仍有一个限于闻见的问题，远不是全貌。这些民间教派的性质，大都和白莲教一样，同属“邪教”，但各个教派的渊源和思想，有所不同。有的是从元末明初直接传下来的白莲教，有的是白莲教的支派或和白莲教有关的(如滦州王森的闻香教)，有的和白莲教本来不同，有所区别，自成系统，但逐渐白莲化了的(如山东即墨罗静的罗教)；有的则已不可考。不过总的说来，各教派的信仰、组织等情况是大同小异的，原来差异较大的，也逐渐趋归一致，互相混同。所以我认为这些所谓的“邪教”可以用白莲教总其名。
明末的“邪教”教派，影响较大的有罗教、弘阳教、黄天教、闻香教、圆顿教等。罗教是由佛教禅宗的一支蜕变而来，创教人罗清。罗教在漕运水手中拥有徒众。它的分布地区主要在运河两岸，而南方的运河的终点地浙江，又成为它的势力遍及福建、台湾的基地。最后，它的主流和青帮合一。罗教有五部经卷，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简称五部六册[44]，流传至广，可以说是明中叶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的共同经典。弘阳教是山西人高阳创，主要活动于京畿一带。这一教派和道教关系较多，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它的兴起和明嘉靖帝的崇道有关。高阳创教之初，曾得到宫中太监的资助，刻印了大量的经卷。黄天教又称皇天教、黄天道，创教人李普明，传播地区主要在河北、山西一带。这一教派注重道教的丹铅采补方术，后来发展至南方形成长生教。但它的经卷《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和《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有许多精采的思想。闻香教，有东大乘教之称，蓟州王森所创。王森居滦州石佛口，自号法王石佛、石佛祖。徐鸿儒是他的徒弟。他的儿子王好贤和他的子孙世代传教，直至清季，虽然屡遭朝廷镇压取缔，但三百年间，始终未断。传播地区先在河北、山东，后至湖北、安徽等地。清代易名清茶门教。圆顿教，教主弓长[45]。弓长是王森信徒，天启二年徐鸿儒大起义失败后，弓长南下传教，创圆顿教，称古佛天真教主，着有《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宣传劫变思想，对有清一代民间秘密宗教影响很大。上述教派是明正德至天启这一阶段陆续出现的，关于它们的详细情况，后面将作介绍。
明中叶以后，民间秘密宗教教派林立，名目繁多，这是农民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反映。教派多，流传广，在下层社会中拥有广大的群众，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明代着名大臣吕坤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疏陈天下安危时，曾感叹地说：“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46]封建阶级对入教之人，曾作以下评述：“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背其教主之令”[47]。每当阶级矛盾尖锐或是天灾人祸相继而降的时候，他们揭竿而起，千百成群，云谷响应，振荡着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总的情况和明代大体相同，但称白莲教的不多，大都代以大乘、圆顿、龙华、先天、罗祖、无为、收圆、弘阳、八卦、天理、清水、白阳等名目。清廷的镇压活动，早在入关前就已经开始。崇德七年(1642年)有“善友邪教案”。当时沈阳有一个善友会，大约有会员三百余人。清廷捕捉为首者十余人，并下令永行禁止。禁谕之前一日，有镶白、镶黄、镶红、正蓝四旗的善友六人，持书于大清门外抗议，结果六人被杀。关于善友会的情况和性质，现在知道的很少，它是一个秘密结社，但宗教信仰如何，还没有材料说明，总之，清廷把它归为“邪教”案中。入关以后，顺治三年(1646年)，吏部给事中林起龙上书说：“近日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种种名色。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此直奸民之尤者也。……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以为杜渐防微之计。”[48]朝廷采纳了林起龙的意见(实质上当然是林起龙投合了朝廷的需要)，严禁“邪教”。清朝对“邪教”的镇压和取缔，比明朝更为严酷，然而，清朝的“邪教”也比明朝更为活跃。
清初，“邪教”的活跃情况，可以从思想家颜元的《存人编》中窥见大概。颜元劝导百姓勿信佛、道、邪教，曾发出以下感慨：“我直隶隆庆、万历前，风俗醇美，信邪者少。自万历末年，添出个‘皇天道’：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迨红巾、白莲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众，种种异名，旋禁旋出。至今若‘皇天’，若‘九门’、‘十门’等会，莫可穷诘。家有不梵刹之寺庞，人或不削发之僧尼。宅不奉无父无君之妖鬼者鲜矣!口不诵无父无君之邪号者蛘矣!风俗之坏，于此为极。”康熙时，王逋肱《蚓庵琐语》中也说：“今民间盛行所谓教门者，说经谈偈，男女混杂，历朝厉禁，而风愈炽”，“山东、山西则有焚香白莲，江西则有长生圣母、无为、糍糰、圆果等号，各立各户，以相传授”。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白莲教》、《邢子仪》等篇，均说及徐鸿儒之徒。可见康熙时他们的活动还没有停止。
清初，朝廷对江浙一带的“邪教”活动十分注意，取缔查禁也很严格，这是对江浙人民统治残酷、防范严密的反映。顺治十八年(1616年)，清廷曾镇压江苏溧阳的大乘教传教活动。雍正、乾隆两朝，皇帝一再谕令地方大臣查禁“邪教”，一再强调指出：“邪教煽惑愚民，最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严切根查”[49]。而这时“邪教”活动所反映出来的反抗封建朝廷的特点，也日渐显着。乾隆十一年(1746年)朝廷破获的张保太案，就是一个例子。张保太，居住云南大理鸡足山，倡习大乘教，自称四十九代收圆祖师。他的教派综合了白莲教和圆顿教的内容和特点，属于弓长圆顿教系统。它自北方经过江南，湖北、四川传人贵州、云南等省，又从西南返回江浙，山西等地活动。据点遍布各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它们在各地的名称不一，或称大乘教、无极教、铁船教、法船教、瘟船教(四川)；或称燃灯教(苏州太仓)、西来教(常州)、龙华会(宜兴)……。张保太侣言：“弥勒当世官天下，李开花是皇帝”[50]对各地“邪教”头目，一一封有官职。朝廷对于张保太的活动十分恐惧，每当各地上报“雅教”案件时，上谕都要急切询问并促令地方官员查明它们是否与张保太有关。其实张保太本人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就被官府捉去，监毙狱中了。可见他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去世而消失。当时捉拿李开花也是地方官员一项紧要任务。乾隆十七年(1752年)爆发的马朝柱抗清起义，马朝柱即托名李开花，马朝柱以挖山烧炭工人为基本队伍，捏造神迹，活动于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失败后马朝柱逃脱。同年江西、广东等地，都出现了名叫李开花的人起来造反。朝廷四处捉拿追捕的结果，不仅没有’捉到李开花，反而愈捉愈多，而且闹出了许多笑话。其实，真正的李开花是没有的。张保太所谓的“李开花是皇帝”，本是谶语，他捏造一个李开花，目的是要诱发和吸引人们对理想圣王的向往和追寻。李姓作皇帝的谶言，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道教至尊李聃和唐朝皇帝姓李的关系，以后历代都出现过李氏为王的民间传言。明末李白成起义后，这一谶言又复活了，又开始在民间流传。不仅姓李，而且要开花结果，这就更有现实意义和吸引力了。嘉庆时的李文成起义，就利用了这一谶言。因此，朝廷想要捉拿李开花其人，一方面他并不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又随时随地可以出现。
雍正、乾隆时，罗教盛行。各地的罗教往往也有不同的名称，如大乘、无为、罗祖等。在福建的罗教，称老官斋教。乾隆个三年(1748年)，福建建安、瓯宁的老官斋教徒，曾聚众反抗官府的压迫。这次起义由陈光耀和一个叫普少的妇女领导。他们造旗帜、鸟枪、火药等，定元帅、总帅、总兵等官职，假称弥勒降凡，举出“无为大道”、“代天行事”、“劫富济贫”等旗号。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延续半年之久才告平息。
乾隆、嘉庆以后，几乎每年都有“邪教”案件发生，或大或小，或南或北，多如牛毛。现将几起与农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严重威胁的大案，略述于后。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八月，山东寿张、堂邑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王伦是阳谷县党家店人，能武术，仪表堂堂，曾任县役，后被革退，生活穷困，遂手抄方术书，为人治疗痈疡，效果显着。一些病人病愈后，即拜王伦为父，作为报答。王伦诡称曾遇异人，授以符箓、召鬼神诸法，信徒日众。不久家资饶富，积有土地一顷五六十亩。王伦清水教以医疗治病吸引群众，另有断食、炼气、拳棒等术。在宗教方面，信奉无生圣母，真空家乡，教授以下咒文：“真空家乡，儒门弟子”，“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咱”，“千手挡，万手遮，盖世英雄就是咱。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神，齐集在我身。求天天就助，拜地地就灵”，“你看是隔的近，我看比千里还远”[51]。王伦曾称梦中见龙，后来又自称真紫微星，设置元帅、先行、国公等官职，可见他有与清廷势不两立、取而代之的决心。乾隆三十九年(1 774年)，山东寿张县歉收，而官方却妄行额外加征，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王伦乘时宣传：“今岁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52]。八月二十七日深夜，王伦率领队伍攻入寿张县城，杀知县。接着又攻克阳谷、堂邑、临清等地。王伦的起义军，作战极为英勇，以致清兵亦信其果有神术。但因寡不敌众，最后失败。王伦本人举火自焚死。此次起义为期不过一月之久，但它在清代白莲教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一则它可以说是乾隆末年蕴酿、嘉庆初年爆发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序幕，一则王伦清水教案的爆发，实际上已揭示出清廷所存在的统治危机。从清水教案暴露开始，逐渐地可以清楚看到当时的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已经布满了八卦教系统的“邪教”联络网，它们世代相传，盘根错结，至迟从康熙初年开始，在农村’逐步地形成和发展了巨大的反叛潜力。康熙年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五荤道收元教。他传有《五女传道书》、《八卦说》等书，宣传弥勒其法，并按八卦名称——乾、离、震、巽、坎、艮、坤组织信徒。刘佐臣死后，他的儿子刘儒汉继承父业。刘儒汉的弟弟刘如清，曾捐职为山西荣河县知县。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刘佐臣案发，刘如清被革职，返回山东。乾隆元年(1736年)，刘儒汉去世，他的儿子刘恪，孙子刘省过接掌教权。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刘省过和同案的LU东荷泽人王中被捕，处刑。王中所传“邪教”即清水教。他在八卦教中属震卦，称“东方震宫王老爷”[53]。在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起义中，震卦是起义队伍中重要的一支。而王中被处刑的两年后，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爆发了王伦的清水教起义。王伦起义虽由清廷的苛政所触发，亦有它的宗教渊源，因为华北地区八卦教系统的民间秘密宗教教派，早已潜伏各地，待机而动。
嘉庆元年(1796年)，刘之协、姚之富、齐王氏领导的白莲教大起义，前后九年，活动地区包括楚、川、豫、陕、甘五省，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反抗斗争。川、楚、陕三省交界的地区，聚集着人数众多的农民、佃户、山民、棚民以及水手、手工业者和游民，白莲教在这里传教，吸收了大量的徒众。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河南鹿邑人樊明德的混元教教派，在河南、安徽、湖北一带活动。第二年，樊明德被捕处死，从他和其信徒家中，搜出《混元点化》等经卷，其中有“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末劫”等字样，还有“波弥天口诀”、“波弥斟”等口诀名称[54]。樊明德供称是一个叫杨集的所传，可见这个混元教也是有来历的，只是杨集早死，杨集以上的渊源没有查证出来。樊明德死后，他的漏网徒弟王怀玉逃走。王怀玉的徒弟刘松，则被遣戍至甘肃隆德县。刘松并不甘心失败．他和从前在安徽太和县所收的徒弟刘之协商量复教。因为混元教破案已久，不便再打出混元教名，便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另立三阳教名称，并改《混元点化经》为《三阳了道经》。为了更吸引和鼓动群众，他们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推刘松为老教主，另外想寻找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假冒明朝嫡裔，以保辅牛八为号召。又宣称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刘之协前往湖北传教，在襄阳收宋之清入三阳教。宋之清原来是孙贵运的三传弟子，奉收元教，一直在湖北、河南传教。他改奉三阳教后，徒众日多，所收教费，均陆续送交刘松收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宋之清与刘之协、刘松分裂，遂自立西天大乘教，另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师，称李为真弥勒佛转世，李子名叫卯金刀，又叫卯儿，指为牛八。为此，刘之协、刘四儿前往理论，宋之清以从未见过牛八为由，认为刘四儿不是弥勒佛。刘之协于安徽太和县杨家集，找王廷章之子双喜儿作为牛八，带至隆德。这时有了两个转世的弥勒佛和两个牛八。而同时收元教王应琥与其师艾秀，在湖北、四川边界地区传教，也扬言弥勒转世于河南无影山张家，将扶助牛八起事。弥勒的转世和牛八的出现，反映了白莲教各教派反清复明的愿望。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廷先后在陕西兴安、四川大宁、湖北、河南、安徽等地搜捕白莲教徒。宋之清、王应琥、刘松、刘四儿、牛八(王双喜)和刘之协的母亲、哥哥和妻子等，都被捕捉。教中首领人物除了刘之协等少数人外，大都被捕处死。这一残酷镇压，并未平息事态，白莲教更以官逼民反为号召，揭竿而起。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荆州地区的枝江、宜都两县，教徒们在首领张正谟、聂杰人领导下起义，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川楚白莲教反清武装斗争。张正谟是荆州地区的教首，传有“木易木子真名姓，木易门中见真人，卯字金刀他来到，何时得见太平年”的歌句[55]。木子姓李，木易姓杨，卯刀金姓刘。姓李的生在戊戌年，属犬，叫李犬儿，住山西平阳府岳阳县王家庄，天神托生，左右两手有日月两字纹，凤眼龙睛，相貌异人，刘之协是军师，朱九桃是辅臣，另有杨姓等同教人保护，将在河南立帝业。又传说王家庄有一块大石，一日忽然迸开，现出经文一篇，内有“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四句[56]，凡是众人念熟了这几句经文，就可免除灾难。聂杰人因家资富有，纳粮甚多，被封为总督，其他教徒交纳银钱，有簿登记，日后凭此封官。川楚白莲教起义，派支繁多，教派之间各有系统，互不统属。如王三槐，他学习巫师，与人禳灾治病。后襄阳人孙赐俸去四川太平传教，收徒冷添禄，王三槐又拜冷添禄为师，学习灵文经咒，劝人出根基钱。当时有“四方群盗领袖”[57]之称的王聪儿，襄阳人，世称齐二寡妇。丈夫齐林是襄阳白莲教首。齐林于起义前事泄，被官府诛死。姚之富、樊人杰等推戴王聪儿为首领，为齐林发丧复仇。据周凯《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记载，其教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战守襄阳时，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之隐语暗记。又说：“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58]反映了白莲教内部的团结互助。
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最后失败。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也是明清时间民间秘密宗教对封建朝廷统治最大的一次反抗斗争，它十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虽然它最后失败了，但白莲教的斗争和活动，并没有中止停息，它像烧不尽的野草，仍遍布于各地。
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二十日，北京发生了内务府厨役成德于东华门谋刺皇帝颐琰的事情[59]。这件事的内幕和背景，由于成德本人坚不吐供，始终未能搞清，看来象是一件个人因遭遇悲惨而愤慨失望所激起的偶然行动。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林清在北京举事失败以后，才得知原来成德也是当时活跃于京畿一带的天理教的一份子。他曾于刺杀皇帝之前和豫王府的包衣庄头祝现，去过林清同党山东金乡崔世俊家。祝现是林清党中一个重要人物。成德的刺杀行为和他的教派有没有关连，已不得其详。而成德在朝廷上受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审时说道：“事若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60]，似有隐情和背景。但无论如何，成德作为一个卑微的平民，敢于去刺杀封建社会里至高至尊的皇帝，他的思想和行动上的这种叛逆性，无疑是受到民间秘密宗教中异端思想的影响。
嘉庆十八年(181 3年)，爆发了天理教林清、李文成起义。这次起义乘皇帝外巡木兰时，袭据宫阙，声势震撼清廷，皇帝称此为“汉，唐、宋、明之所未有”的“非常之事”[61]。同时，河南的李文成起兵呼应，自称“大明天顺李真主”[62]。关于天理教起义以及天理教的情况，下面将有专门的章节叙述。
嘉庆二十年(1815年)八月，又发生了江南圆教教首方荣升聚众谋反的事情，因事机泄露，方荣升和其他教中头目三十四人被擒杀。方荣升自号“蓬莱无终老祖”，编造《破邪显正明心录》等经卷。教徒有三千余人，其中有一部分是茅山种芋棚户和长江船只中水手。方荣升刻“九莲金印”，自称三年后坐朝问道时启用[63]。
道光二年(1822年)八月，河南新蔡朱麻子起义。朱麻子父子兄弟世代传教，他自称“治劫祖师”，他儿子称“真紫微星”[64]。他们本是监生佃户，因退佃事触发了对地主的反抗。起义蔓延新蔡、阜阳，后来与捻军相结合。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山西赵城先天教起义。起义军杀知县，占领县城。山西的先天教，是河北巨鹿傅济所传人，即山东、河北一带的离卦教。。首领是河北清河县王湖庄刘功[65]。傅济于嘉庆五、六年(1800—1801年)开始人山西传教，他传授《老子歌》、《龙华经》、烧香治病，并充兽医。传教时“夜聚晓散”，称教徒入教为“学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先天教暴露，傅济和他的徒弟叶生宽等人，被捕治罪，但并未深究拿净。傅济的徒弟韩鉴，于道光初年又继续传教，道光十五年(1835年)赵城先天教起义的首领曹顺，就是韩鉴的徒弟。曹顺是山东曹州人，父亲是铁匠，曹顺随父流落至赵城耿峪村。后学阴阳术，兼学拳棒并治病。人教后，深得韩鉴的器重。道光十四年(1834年)韩鉴因年老退位让曹顺掌教。曹顺掌教后，积极传教并收徒。他供奉无生老母、纸画佛像，诵《龙华经》，教授坐气运功术。赵县疫病流行时，曹顺又以咒语神水，为大众治病。教徒们以烧香会名义组织村民，百人为一坛，有坛主。加入烧香会须纳老母钱，数十文至一、二白文不等。会众相互扶助，如同一个大家庭。曹顺为教主，下面有道洪、张汶斌、郭金棒、苗赞庭四大金刚。曹顺自称是释迦佛转世，韩鉴是罗汉转世，韩奇是海瑞转世，韩金是燃灯佛转世，刘功是弥勒佛转世，张汶斌是魏延转世，李吉星是徐庶转世，靳晚虎是杨业转世，苗三娃是杨四郎转世，高登第是孙猴儿转世，马香娃是哪咤转世，……。这些转世人物大都是《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通俗小说中所有的。由于教徒日增，曹顺决定起兵造反。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月，曹顺和主要头目们商议，计划是年八月—卜五日于平阳、霍州、洪洞、赵城同时起兵，并以韩奇和张汶斌为领兵大元帅，负责组织队伍，打造兵器．李吉星、苗赞庭为军师。教民参加造反的，以后均封官职。后因有人告密，于是提前行动，于三月初四日深夜攻入赵城县城，杀知县杨延亮，破监狱，释放囚犯。接着攻打洪洞、霍州，接连失败，起义军很快就溃散了。曹顺等逃至山中空庙躲藏，三月二十二日被捕。先天教起义至此结束。
道光后期，有“斋匪”之乱。“斋匪”信奉青莲教，以四川、陕西、甘肃，湖北、湖南等地为活动中心。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湖南桂阳青莲教起义，第二年，新宁的青莲教徒也响应起义。青莲教的组织和信仰，兼具北方白莲教和南方天地会的特点，反映了两者之交融。鸦片战争以后，天地会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反抗清朝统治阶级的一支重要力量。（待续）


宗鉴：《释门正统》卷四。
[2]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七。
[3]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皇帝曾降诏护持，允许白莲教公开传教，建宁路的白莲堂及所属一切寺领财产，许其免税免役等．诏载《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六。
[4]参见(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五》。
[5] 《元史》卷二十二《武宗纪》。
[6] 《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纪》。
[7] 《元史》卷二十九《泰定纪一》。
[8] 《元史》卷三十《泰定纪二》。
[9] 《元史》卷三十九《顺帝纪二》。
[10] 《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
[11] 《胜朝逸事》卷二．玄览堂从书《明朝小吏》，行文略异。
[12]王世贞：《名卿续记》卷三《李善长传》。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甲子。
[13]《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
[14]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八，洪武十九年五月。
[15]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二，洪武二十年六月。
[16] 《明成祖实录》卷五十九，永乐四年九月丙子。
[17] 《明大政纂要》卷十四。
[18]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八，洪武十四年八月。
[19] 《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洪武三十年正月。
[20] 《明成祖实录》卷六十五，永乐七年七月戊戌。
[21] 《明史》卷一百七十五《卫青传》．
[22] 《明史》卷一百五十八《段民传》．
[23] 《明吏》卷一百七十二《白圭传》。
[24] 《明大政纂要》卷四十二。
[25] 《罪惟录》卷三十一《叛逆传》。
[26] 《罪惟录》卷三十一《叛逆传》。
[27] 《明书》卷一百六十二《乱贼传》称“清军御史勾发山海卫”，而《明史》卷二百六《马录传》称·再戍山丹卫”。
[28]朱国桢《涌憧小品》卷三十二。
[29] 《罪惟录》卷三十一《叛逆传》。
[30] 《明史》卷一百八十七《马昊传》。
[3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下。
[32]关于漠北边境的白莲教情况，可参看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方孔怊《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明史》卷二二三《王宗沐传》，方逢时《大隐楼集》卷十六《云中处降录》。
[33]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万历十七年四月乙酉。
[34]袁天纲着有《演禽斗数三世相书》，有宋刊本．原书末见．另有宋刊本《新篇三世演禽法起二十八宿诀》，与袁着可能是同一书．
[35] 《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四，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辛已；卷三百四十五，三月甲辰。
[36]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九《妖人赵古元》。关于赵古元案可参看《涌撞小品》卷三十二。《(抚浙奏折》卷十六。《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四，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辛已；卷三百四十五，三月甲辰朔等。
[37]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三十二 “吴建”。
[38]关于刘天绪案，可参看《野获编》卷二十九《妖人刘天绪》，《丁清惠公遗集》卷一《擒获妖犯乞正典刑疏》， 《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八，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子；卷四百二十九，三十五年正月壬申等。
[39] 《涌幢小品》卷三十二《长至警报》。按《涌幢小品》中，刘天绪作“刘天叙”。
[40] 《两朝从信录》卷十六，天启二年十月赵彦上疏。
[41]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庚子。
[42] 《众喜宝卷》列举教派七十二种，但实际举出数目只有七十种。
[43]十四省是；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安徽、广东，直隶、云南、陕西、山西、江西、湖南、广西、四川。
[44]其中《破邪显证钥匙宝卷》分上、下两册，故称五部六册。
[45]此人似姓张，其名不详。
[46] 《明史》卷二二六《吕坤传》。
[47]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庚子。
[48] 《东华录》顺治三年六月丙午。
[49] 《清高宗实录》卷九十八，乾隆四十年四月庚寅。
[50]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一，乾隆十一年七月已未。
[51]戚学标：《鹤泉文钞》下《纪妖寇王伦始末》．关于王伦起义始末，还可参考俞蛟《梦厂杂着》中的《临清寇略》、《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等。
[52]潘相：《邪教戒》，见《 文书屋集略》。
[53] 《那文毅公奏议》卷四十二。
[54] 《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一，四月已丑．卷九八三，乾隆四十年五月《河南巡抚徐绩奏》。
[55]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1 946，《聂杰人、张正谟供词》。
[56]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1946，《聂杰人、张正谟供词
[57]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58] 《内自讼斋文钞》卷一。
[59] (清史稿)卷十六《仁宗本纪》作陈德。
[60]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350页。
[61] 《清史稿》卷十六《仁宗本纪》。
[62]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一。
[63]杨缙：《菊溪节相除邪纪略》，转引自《人文月刊》八卷五期《圆教始末及其经卷》。
[64] 《清宣宗实录》卷三十九，道光二年八月丙午、己酉。
[65] 刘功即刘恭。关于山西先天教案可参看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御史蔡子璧折、六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鄂顺安折。折藏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此处转引自乔志强《曹顺起义史料汇编》。
（资料来源：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至24页，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