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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开平碉楼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围绕洪兵起义、土客械斗展开的讨论

在目前研究开平碉楼的各种文献中，只是强调了开平籍华侨与碉楼的关系，而忽略了大批开平人出国的社会历史背景。本文将以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洪兵起义和土客械斗为视角展开讨论。
由于开平特殊的历史地理背景，民情容易激动。种种矛盾中，又以宗族械斗、匪患最为常见。在开平县各种社会矛盾的演进中，19世纪中期的洪兵之乱与土客械斗特别引人注目。广东洪兵之乱的大背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原因则与三合会的蔓延及广东当时的形势有关。洪兵声势浩大，当局无力兼顾，遂有招募客家人为勇之事，“客勇”应运而生。其中，鹤山、开平等地的客勇迅速偏离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土民。由此，引发了一场“构祸至十余年，彼此仇杀至数十百万人，为历来未有之浩劫”的土客大械斗。开平是当时土客械斗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械斗的结果是，开平的残余客民被迁往他处安插，土人的日子也不好过，恩平、开平等地，“自客人乱后，转徙他方，田庐荒废，变为虎豹窟穴”。“转徙他方”的一个主要流向，就是与当时美洲发现金矿相呼应，大批开平人踏上了艰难的出国之旅。
在清季民初之时，当成批的开平籍华侨归国买地置产、娶妻成家之时，由于传统的社会矛盾如宗族械斗、匪患呈加速度发展的态势，形制各异、具有强大防卫功能的碉楼勃然兴焉。
一、清初客家南迁与开平的土客矛盾
顺治初年，开平建县，其地系由恩平、新兴、新会三县之地析置而成，地势低洼，河网密布，往往遭受洪涝之害。道光《肇庆府志》曾这样描述开平地形：“肇郡地据上游，右控苍梧，会三江之口，制五州之要。……开平蕞尔一邑，云宿之山，独鹤之水，胜概称雄。”[1]雍正十年，由开平析出双桥、古博、丰都，加上新会、新兴两县的部分土地，置鹤山县。[2]
开平县地原来分属数县，民情容易激动，据道光《肇庆府志》说：“开平之地，分自三地，礼俗既殊，民情各别，雀角之争，萑苻之警，常剧于他县。长沙一寨，以淤泥限四境，人马至此，往往可望而不可近。伏波楼船，虽有长技亦何所施，今幸削平，遗垒常在。有保障之责者，诚不可一日忘备于此也。”[3]该县河网密布，水道纵横，素为艇盗、海盗活跃之区，早在嘉庆年间，就有“盗贼充斥，宅梧、大雁山尤为盗薮”的记载。鸦片战争后，因为交通广州、港澳地区，购枪便利，产生诸多匪股，各匪股虽然规模较小，但能量颇强。民国初年的“大粒烟”李芳匪股甚至攻占过开平县城。一般民众，由于政府势力不逮，遂以武装自卫，筑垒筑堡，建寨建楼。故粤抚郭嵩焘曾说：“至于广东盗风之盛，尤非各省情形可比。……盖广东民气素强，嗜利轻生，乃其本性。盗贼之多，百倍他省州县。”[4]
开平建县之初，正是明清战乱之余，继以三藩之乱与“迁界”、“复界”，地荒人稀。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止于开平，当时整个珠江下游都受到政治形势的影响，人口锐减。顺治六年己丑上谕称：“自兵兴以来，地多荒芜，民多逃亡，流离无告……凡各处逃亡人民，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徕……查本地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5]虽然如此，由于清廷在康熙初年为了防止台湾郑氏政权内侵而实行“迁海”政策，使广东沿海再次遭到惨重打击。康熙七年，广东巡抚王来任眼见“迁海”既于生民有害，复于统治不利，遂上疏请求复界。复界后，清廷基本上一直是采取鼓励招民垦荒的政策，其过程延至道光年间。
客家人系千百年来中原汉人因为躲避战乱而在闽粤赣三角地带形成的，但那里的自然条件并不能满足其人口增长的需要，所以，从清初开始，那里的客家便向外迁徙了。清廷的鼓励，与客家外迁的要求吻合，蜗居惠州、潮州、韶州、嘉应州等地的客家人开始一茬接一茬地向西（江西南部）、向南（广东中西部）迁移。降至雍正、乾隆时代，惠潮嘉及江西赣州等属的客民，又大批地向粤省广州、肇庆诸属迁移。据称：“凡今日（民国时期）花县、番禺、增城、东莞、宝安、四会、新兴、开平、恩平、台山（即清时的新宁）、鹤山等县，当时均渐有客人杂居。”[6]上述各州县，正是咸丰同治时期南迁客民基本定居下来的地区。
客家外迁，多以宗族为单位，成群结队，到达客居地后，一般也是聚族而居，所以，在广、肇等属形成许多“客村”、“客乡”。开平的金鸡、赤水等地也形成了大量客村。
客家南迁势必与土着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清代广东土着（一般称为广府人）也由中原汉人南迁形成，由于南迁较早，其语言风俗习惯与客家有很大差异。他们都相信自己祖先多迁自南雄珠玑巷。拿开平县的情况来说，当晚清、民国之际，县民各族姓家谱，“其由珠玑巷来者有自，五季时已南徙广州，凡三迁而至于本境，其余或至自福建，或至自浙江，或至自江西。”[7]
广、肇之人将惠潮嘉等属迁来之民称为客家，并谓其语言为客话。客家人“或营商业，或务垦辟，皆先后占籍焉。于是广肇各属土着遂以客视之，因言语与土着不同，又谓其话为客话。”[8]土客杂处，不免嫌隙渐生，积久生变。
土客矛盾最明显的外在特征就是语言不同，有人甚至把后来发生的土客械斗直接指称为“分声械斗”：“咸丰四年，开（平）、恩（平）两县土客因事失和，酿成分声械斗……夫无论土民客民，皆黄农裔也，只因方音不同，积年寻仇剧斗，两败俱伤，为祸之烈，一至于此。”[9]
至于具体原因，则表露多端。
如丧葬习俗的冲突。客家由于被迫流移转徙，亲人离散，尊祖观念特别浓厚。每迁一处，必将先人遗骸挖出，用“金罂”（陶罐）装好，随身迁徙，到新居地再安葬，这就是“背骨骸”、“二次葬”风俗的由来。客家人对风水的迷信及其特殊的丧葬习俗，引起土着的反感，客民固守其俗，甚至当斗祸发生时，他们为了破土着风水，经常有捣毁土着祖坟之事，如开平县，“客人发掘土着山坟，改葬其先骸。害及枯骨，惨无人道。”[10]因为争坟山墓穴之故而引发械斗，并不限于土客之间，在整个清代闽粤地区都是很普遍的，如开平县，“俗喜争山，常有挖骨之控。”[11]
如学额的争夺。客家人重视读书，是有经济方面的原因的，对尚未安定、尚未争取到一定学额的客家人来说，土着阻止其进取，不啻在断他们的饭碗。清代学额有定数，土着不欲分润，争端顿起。这种情况在开平县也有明显表现：“自乾隆二十五年，客童等赴大府呈请入籍。嘉庆六年，嘉应州生员曾龙翔、肇庆生员某某以土客互相攻讦，赴督院呈请另开客籍，俾主客相安……（后官方同意）另编客籍字号。”[12]土客械斗之后，原先客家人争取到的学额损失殆尽：“客匪平后，客籍出境，无人应试，归并客籍（学额）。”[13]
如经济矛盾。客民虽然所居山僻，但他们一般都佃种土民的田地。同治二年十一月，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奏称：“因查肇属客民……其始垦山耕种，佣力为生。土民役使严急，仇怨日积。”[14]另有一位土绅陈坤也说：“恩平客民……开垦住聚，自为村落，佣力营生，土民奴隶视之。”[15]因为受压迫之久而深，所以一遇机会，客民之报复也骤而烈。
实际上，开平建县以后的社会矛盾，并不限于上述土客矛盾。土着内部、客家内部还常常发生危害极大的宗族械斗。清代广东宗族数量之多，力量之大，蔚为壮观，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在顺治年间，工科给事中姚延启就说过：“粤民聚族而居，大或万丁，小者千户……聚族而居，故易以动众；兼挟重赀，故易以为奸，一事睚眦，即千百为群，戈戢相向。”[16]开平的大姓如司徒、谭等姓都曾经以宗族械斗、防匪闻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客家建筑对开平碉楼的间接影响问题。现在人们一般都知道，永定土楼、梅州围龙屋都是客家艰辛播迁、武力攻防的结晶。土楼土堡基本上都是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大门一关，形同城堡。“堡”内有粮食、水井等，攻防兼备。
当然，我们要注意，在清代前期、中期，客民南迁广州、肇庆二府时，所居之地，要么是人烟稀少之僻壤，要么是土着占余之山谷，他们不可能象在其闽粤赣交界之大本营地区那样，从容营建坚固的住所。再者，在广、肇二府械斗发生之区，土客双方反复攻掠烧杀，客家失败后，基本上都从当地迁出。今天的开平是否还有客家民居遗存已难以查考，但从初期以客家为主体的太平军在永安等地筑垒抵抗清军的行动不难发现，客家建筑具有实用性。[17]开平、恩平等地土客械斗期间，客家人被迫流窜作战，多有筑垒抗拒之事。所以，客家人的建筑不可能不对开平碉楼构成影响，其间关系，尚待探讨。
广东土着之民在源流、社会结构、社会风气等方面都与客家有着很大差别，这种情况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作用下，如冰山裂缝，演变到一定时日，或是突然出现强大的外力，就会出现大裂变、大冲突。
二、洪兵之乱与开平土客械斗的爆发

晚清时，开平县建有义勇祠六所，其中有五所是在咸丰同治年间建立的，“祀红客匪殉难者。”[18]其城北义勇祠碑文记云：“甲寅红匪构乱，客患复炽，焚杀虏劫，数县震动，乡之人团练守御，前后凡数十百战，卒赖其力，保聚安全。事平，咸丰思厥功，因念阵亡者死事之惨，至同治癸酉冬乃于苍城北去二里九子庙旁，醵金建祠，永其香火。并建普安祠于其左。”[19]从这些记载不难发现，洪兵之乱与土客械斗有着密切的连带关系。
洪兵即天地会武装。乾隆末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连年追查天地会源流，其发源地闽南及闽粤交界之地追查尤严，天地会分子多逃往内地或海外藏匿，广东乃一主要方向。嘉庆道光时期，粤省天地会势力发展迅速。据那彦成“谕民可痛改拜会恶习告示”云：“广东地介岛夷，利兼山海，五方之人杂处，营易侨寓。孤单客民惧土豪之欺凌，苦差胥之滋扰，交结伙伴，共相帮助，渐次讼棍烂崽均入其中，倡为添弟会名色，以为伙党既多，可以不畏强悍。而土着之民惧外民党羽日众，亦复煽引有田庐之人结会相抗，到官则互作词证，在乡则分棚殴斗。”[20]天地会组织往往与当时的社会问题互为影响。光绪年间，粤督张之洞曾经说过：“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曰盗劫，一曰拜会，一曰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三者互相出入，统名曰匪。会多则为盗，盗强则助斗，斗久则招募，会、盗各匪皆入其中，习俗相沿，蘖芽日盛，扰害农商，挠乱法纪。”[21]
广东天地会一般称为三合会，往往以堂为名，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但是，据孔飞力教授研究，华南天地会的堂主要是地方组织，它们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地方村社的需要。这些需要首先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地方的堂的关键人物称为“米饭主”，即通过给地方村社平民提供粮食而能得到这些人效忠的地方领袖。这些领袖并不是绅士中的普通成员，而是与普通绅士地位相当的异端，即天地会的组织者。他们的经济力量或是来源于自己私人的财富，或是来自动员其信徒们从事非法活动的能力。掠夺所得的赃物都交给公库。[22]道咸之交，广东三合会势力已经膨胀至极，加上太平天国的影响，其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了。鹤山麦秉钧说：“想我都之丧乱，莫惨于客贼，而客贼之荼毒，皆由于洪匪，其所谓洪匪若何？一曰三合会，又曰添弟会，又曰三点会，俱冒姓洪，倘不入会，行劫不得与焉。”[23]
十九世纪时，宗族械斗成了广东的地方大患，该省不少地方处于长期混乱的状态中，及至咸丰初年，太平军兴，广东原本兴盛的的宗族与团练迅速扩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者往往合为一体，“一个单一族的村的团练，不多不少就是一个宗族组织。团练的首领就是宗族的首领。”[24]
社学本来是一种教育机构，到了1850年代，讲学活动已根本绝迹，社学只不过是若干村庄村民集会之所，其作用仅是为了安定民心。这种新组织形式有时称为局或公局。不论是社还是局，在那些动乱的日子里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那就是招募兵勇，筹措军饷，协助官府对义军作战，或是招抚裹胁，安置流亡。社、局其实等于官府在农村的代理机构，这样，官府就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红兵。当然，这种政策也有副作用。士绅们在行政管理中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使本来已经难以驾驭的地方主义情绪愈演愈烈，几乎不可收拾。[25]
广东洪兵起义的爆发，其大背景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最后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具体原因则与三合会的蔓延及广东当时的形势有关。
咸丰二年、三年，广州等府连续遭遇水灾，官府仍然希望征收更多的赋税，混乱开始蔓延，农民纷纷加入三合会以寻求庇护。咸丰四年五月，开平“大饥，米贵，升米钱七十文，人多饥死。”适值洪兵起义，开平土民多有响应者。
咸丰四年，广东洪兵起义爆发。先是，东莞三合会何六的活动遭到当地绅士首领的压制，何六遂公开造反。五月，何六据东莞石龙圩起事。随即，广州地区各股三合会首领都打出了造反的旗帜。不久，陈吉占领顺德，清远、肇庆陷落，何六占领增城，徐兆表竖旗于开平县，“广州、韶州、肇庆先后陷贼者二十九州县。”[26]关于当时洪兵的组织情况，据《新会县乡土志》记载：咸丰四年夏五月，“广东红巾贼起，……会匪所在蜂起，从逆者裹红巾，服梨园衣冠，造洪顺堂、洪义堂印，署置将军、元帅、先锋、军师伪名号，其党曰洪兵。官军麾帜用白，贼遂称为白兵。”[27]
当时广东到底有多少股起义军难于确计，但围困广州的人数当不下于20万。所有义军战士都头裹红巾，旗号也是红色的，所以又被称之为“红兵”。他们组成一个松散的联盟，公推最强大的一股首领李文茂为盟主，对广州实施围攻。广东巡抚叶名琛这时的处境真可谓山穷水尽。当时广州兵勇仅1.5万余人，以此对付20万围城洪兵，困难可想而知。洪兵的弱点成为叶名琛成功的因素。他们人数虽多，但缺乏训练，纪律松弛，武器落后，补给困难，“贼乃乌合之众，并无行伍军法故也。”起初，他们只在攻占的地区收人头税，后来，他们乞灵于劫掠，就更迫使广大平民百姓与之对立。各村庄纷纷响应官府号召，组织团练自卫，阻截红兵。
从战略上看，如果佛山陈开的10万之众也参加围攻广州，那么广州城必陷无疑，因此叶名琛不惜任何代价，坚决拦截陈开。在清军及乡绅团练的顽抗之下，叶名琛的目标达到了。这是广州围城之战中决定性的战斗之一，它打破了陈开同李文茂会师的计划，使广州免遭沦陷。[28]
广东中路、西路、东路、北路群雄并起，全省形势岌岌可危。在开平县，何亚凤“起红旗”，“兵火殃连，道路纷传”。开平另外一股洪兵谭亚受、余兆表等甚至纠集沙河、江门等处。另有洪兵入踞长沙，由荻海登岸，图扑新宁县城。所以，叶名琛保住广州只是取得了局部胜利。
叶名琛能够在广州及东、西、北江各处取得胜利，官兵而外，乡勇、团练起了很大作用，但从中却产生了另一场危机。
太平军兴，咸丰帝“迭次谕令各直省举行团练，并刊刻明亮、德楞泰‘筑堡御贼疏’、龚景翰‘坚壁清野议’，颁行各省……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使贼党日孤，盗粮渐绝，然后济以兵力，方无顾此失彼之虞。所谓以民助兵，以堵为剿，制贼之法，未有善于此者。”[29]团练、募勇成为政府应对危机的一大法宝。叶名琛在洪兵刚兴起时即大量募勇。但战争旷日持久，政府财源逐渐枯竭，叶名琛便以功牌、官衔和官职为诱饵，鼓动士绅们用他们自己的钱招募族人充当募勇。在此过程中，“客勇”应运而生。其中，鹤山、高要、开平等地的客勇迅速偏离帮助政府镇压洪兵的轨道，将矛头对准了日常生活中的“仇人”——土民。
洪兵方兴，高要武举人、客绅马从龙（一说鹤山籍）立即行动起来，在鹤山、高明一带组织客勇，“客人素与土人不协，常欲借端启衅，图为不轨。及得令，益自恣睢，结寨云乡、大田，佯托官军，诬土着为匪党，肆行杀戮，各邑又潜为勾引，蔓延六县。”[30]另有记载说斗祸最先起于恩平。同治四年郭嵩焘奏称：“其始客民与土民杂居，各自为党，积不相能。咸丰四年恩平土匪围扑县城，知县郭象晋专募客勇以攻土匪，于是开平、高明、鹤山诸客籍群起以剿办土匪为名，或帮同地方官克复城池，因以积年仇恨土民之心，乘势报复，肆意屠杀，致成械斗巨案。土客交相掳杀，各至数十万人。”[31]
洪兵起义对于开平县构成了直接威胁，县城被攻破，知县等官员死亡。咸丰四年七月，新会、新宁等县城相继被洪兵“环扑”，“几于滋蔓难图。”旋即，鹤山洪兵数千突入开平境内，县城不守，知县庆樟及典史林镛等死之。[32]当时，开平境内洪兵响应者有东路张江，西路司徒正吉，北路梁福，南路谭寿等，各聚党数千人，谋攻县城，约胥役内应。七月十八日，梁福勾通鹤山洪兵首领冯坤仔，纠众千余人，到城外马道立营。知县庆樟闻变，“议防堵，谕四乡设团备救，时贼氛四塞，绅耆罕有应者，势孤援绝。”十九日，城垂破，庆樟仍抱一丝希望，邀城守关镇邦、典史林镛“集署议战守策。旋登堂招胥役问匪势几何，黄三应曰：‘站立者皆从匪，惟高坐堂皇者异耳。’”庆樟见内变，“吞金死，城守、典史俱殉难焉。”[33]城遂陷，洪兵入城，“恣行抢掠”。冯坤仔寻移营古儒墟。鹤山、开平等地客民开始集勇相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