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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敏超：左翼的联合——以千家驹与“中国农村派”为中心的考察

摘要：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北左翼经济学家通过《中国农村》、《益世报·农村周刊》等刊物团结到一起，与资产阶级自由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乡村改良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理论论战。通过论战，左翼学者宣传了研究农村经济的方法，论证了农村破产的根本原因，并提出了彻底改造农村的方案，从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左翼经济学家的联合与并肩作战，堪称左翼十年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经典案例。而其存在的局限与最后的离散，也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变迁的时代主题存在着密切关联。
关键词：左翼 千家驹 “中国农村派” 联合
大革命失败后的 1927-1936年被称为左翼十年，主要应归功于以“左联”为代表的左翼文学运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过，左翼经济学家的产生、联合及其发挥的作用，同样是左翼十年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以往的研究注意到，左翼经济学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农村派”（以陈翰笙、薛暮桥和钱俊瑞等人为代表）对农村问题的调查与认识，极大地推动了中共有关土地革命主张的传播，并对此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作出了贡献。[1]不过，当时活跃的左翼经济学家并不止“中国农村派”，至少还应包括本文所论及的千家驹、李紫翔、吴半农等诸多经济学者。后来的历史叙述将左翼经济学家这支队伍越写越单薄，越写越“纯粹”、“革命”，并不符合当时真正的复杂的历史图景。翻阅1930年代的报章杂志可知，左翼经济学家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与资产阶级自由学者、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流派、乡村改良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几场激烈的理论论战。而其论战的主要阵地，即是千家驹主编的《农村周刊》和薛暮桥、钱俊瑞等人主编的《中国农村》。两份刊物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将两支左翼经济学力量团结在一起。可以说，南北左翼经济学家的联合及并肩作战，堪称左翼十年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经典案例。
因学界以往对千家驹及其主编的《农村周刊》鲜有论及，以下将先论述其人其刊，以再现一度被边缘化的左翼经济学家的生存状态与思想历程。
一 、千家驹：自由主义阵营中的左倾分子
千家驹（1909-2002），现代着名经济学家。他青年时期思想上的变化，与时代激流的节拍甚相契合。1925年“五卅运动”前后，正在读中学的千家驹与国共两党的青年党员密切接触，“先加入了国民党，后又参加了共产党”，接受革命思想的洗礼。1926年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读书后，千家驹参加了中共北京地下党的活动，一度担任北大团支部书记，可谓大革命洪流中的弄潮儿。但1928年3月被捕后脱党，从此一心向学。[2]不过千家驹对学校所教的西方经济学始终不感兴趣，而是“整天关在宿舍里死啃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包括《资本论》、《反杜林论》、《哲学之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而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破了千家驹平静的读书生活，他又投身政治运动，参加了1931年底北大学生的南下示威运动。重回北平后，千家驹成为北大非常学生会的主席，领导罢课斗争，被胡适视为“捣乱分子”。[3]总体而言，千家驹6年的北大生活（2年预科加4年本科），其间不管是参加党团活动、学生罢课斗争，还是阅读马恩着作，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虽然他中途选择了退出中共，但身上仍留有左倾烙印。
1932年夏千家驹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后，经胡适介绍，进入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银行金融组工作。千家驹在该所工作，前后凡五年，是其人生最重要、最宝贵的经历之一。一方面，社会调查所得到中基会的财政支持，优越的科研环境让他专注于研究工作，为其成为财政金融领域、农村经济问题的专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调查所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集之地，包括所长陶孟和在内的所内同仁，对于心向马克思主义的千家驹，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千家驹坦言，“调查所内是欧美资产阶级的自由研究空气占上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如凤毛麟角，但国民党顽固派也不多”。而同事中和他接近的，有吴半农和吴承禧两人，“吴半农思想进步，与我很谈得来；吴承禧过去学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自与我接近之后，思想有所转变，也钻研起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来了。他后来成为一个进步的经济学者。”[4]从千家驹入所后出版的专着《中国的内债》和发表在《东方杂志》上的文章看[5]，他并未在学术研究中遮掩其思想倾向，而是不断地批评南京政府的财经政策，主张财政问题的解决要与整个中国经济问题的解决相联系。而千家驹的这种思想倾向，以及与社会调查所很多同事思想上的格格不入，在他所主编的《农村周刊》上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1934年3月3日，天津《益世报》增辟副刊《农村周刊》，特邀北平社会调查所主编。[6]《益世报》社的这一举措，可谓因时而动。1930年代前半期，农村破产的呼声不绝于耳，探索农村破产的原因、寻找农村发展的出路，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当时的名刊《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等都很关注农村问题。千家驹作为社会调查所的干将，被陶孟和荐为《农村周刊》的主编，全权负责稿件取舍与办刊导向，直至1936年底千家驹离所后，主编一职才委诸他人。
那么，调查所内人才济济，陶孟和为何会推荐思想左倾、研究方向不对口的“后生小辈”千家驹担任《农村周刊》的主编呢？这很可能与千家驹入所后的优异表现有关。23岁的他在半年之内即完成了陶孟和分配的“中国的内债”研究，撰写了5万字的研究报告，随即出版。1933年夏他又奉陶孟和之命，与吴半农、韩德章两人到广西调查经济，后来面世的《广西省经济概况》一书，大部分章节由千家驹执笔。从1933年开始，他还在《东方杂志》等全国知名的刊物上发表多篇涉及公债财政的文章。1935年又被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讲授“中国近代财政史”。可以说，陶孟和将主编《农村周刊》这项工作交给年轻有为、精力充沛的千家驹，显示了其重“才学”而轻“思想倾向”的用人之道，确实具有很大的魄力和极强的包容性。
与陶孟和等的优容态度相比，千家驹之主编《农村周刊》，反倒显得作风太凌厉，锋芒太露了。在《发刊辞》中，千家驹亮出该刊主旨，即要“把中国农村破产的真相如实地暴露出来，使沉醉于都市生活的人们也可以看看为中国经济基础的农村社会究竟已崩溃到何种程度？我们同时也愿意究明农村破产真实的原因是在哪里，以揭破那些不顾事实信口雌黄的理论家之虚伪。”[7]也就是说，办《农村周刊》有三项任务，第一，揭露农村破产的严重性；第二，探寻农村破产的真正原因；第三，批评持错误观点的理论家。尤其是后两点，体现了《农村周刊》的左倾特色。为贯彻以上宗旨，千家驹可谓用心良苦，不仅在选择稿源时有所侧重，更重要的是需担当起一个组织者的角色，促使不同意见的作者围绕某些特定话题进行讨论，并引导推动讨论的方向，以求得“真理愈辨愈明”的效果。在1933-1935年3年时间内，千家驹共组织了三场论战，第一场论战是针对乐观看待当时农村经济状况的自由主义学者的，第二场论战是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方法和农村社会性质的，第三场论战是针对梁漱溟、晏阳初等领导的乡村改良运动的。
在第一场论战中，千家驹即将调查所的前辈学者曲直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曲直生是千家驹的学长，1926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品学兼优的他即供职于刚成立的社会调查部（社会调查所前身），专门研究农产品产销问题。[8]1929年和1934年先后出版《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与《华北民众食料的一个初步研究》两书，为调查所早期代表作品。在《农村周刊》创刊号上，曲直生应邀发表《从乐观方面观察中国的农业及农村问题》一文，论及三个“乐观”方面，一是中国的农业技术有着光荣的历史，二是中国农民的性格并不是那样保守、自私，三是自与帝国主义国家通商以来，中国农业也有若干进步，如技术改良和农产品商品化。曲直生在结论部分特别声明，“以上的说法，并非为帝国主义者当辩护，为侵略的国家张目，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信仰……我们的工作，是如何利用环境，图谋我们的利益。”[9]显然，在一片农村破产声中发表此文，强调农村问题中的乐观成分，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曲直生的行文十分谨慎。尽管如此，此文还是招致了马克思主义者、中共党员李紫翔的批评，特别是对曲直生谈到的第三点乐观材料，李文认为，“曲先生一方面抹杀农村危机之本质与严重性……另一方面又故意漠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危机之作用，夸大并歪曲其客观上所发生的某种‘利益’，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半殖民地中国的最好的说教者！”[10]应当说，这种批评与指责是十分尖锐和严厉的。与李紫翔文同期刊出的曲直生的回应文章，总体而言较为低调。曲文声明，“中国的农村经济——再扩大一点说，全中国的经济基础——的破坏，主要的原因，是受了资本主义国家压迫，任何人不能否认，我个人的见解，也没有例外。”[11] 另外，他认为李紫翔的很多批评逸出了讨论范围，所以采取了回避态度。这位调查所农村研究领域的前辈学者，此后再未在《农村周刊》上发表文章。
这次小规模的论战，仅是《农村周刊》创刊伊始，信仰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与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之间的一次小碰撞，双方都承认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不过在解释的话语体系、对列强侵略的认识程度，以及如何改造中国农村的入手点等方面均存在着显着分歧。曲直生明确指出，他的主张是如何利用当时的环境，图谋农村的改进，而以李紫翔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显然是要进行根本的改造。
在《农村周刊》上发生的第二和第三场论战中，千家驹与创办《中国农村》的薛暮桥、钱俊瑞等人携手作战，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左翼经济学家之登上1930年代的历史舞台，可以说，与这两场论战密切相关。[NextPage]
二、走向联合：《农村周刊》与《中国农村》并肩作战
第二场论战即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研究多围绕《中国农村》（或“中国农村派”）展开[12]，忽略了千家驹及《农村周刊》在这场论战中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这场论战是于1935年初在《农村周刊》上打响的，在论战的初始阶段，双方有影响力的文章也首发在《农村周刊》上，《中国农村》转载了这些文章，并逐步置身论战中，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这场论战的影响力。
1935年1月，曾参加过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者王宜昌在《农村周刊》发文，点名批评《中国农村》诸位作者的研究注重生产关系而忽视生产力。[13]此文成为论战的导火索。千家驹在“编后”即明确指出，“我们相信《中国农村》月刊的编者会给王先生以答复，到那时编者再发表个人的意见。”[14] 不过，首先起而响应的倒不是“《中国农村》的编者”，而是社会调查所从事农业经济研究的韩德章。他对王宜昌论及的“旧有的一切农村经济统计，很少有关于土地的养力、耕畜的质量、各种技术种类与应用程度、各种土地耕畜劳动力与技术在农民间的分配关系等等统计”，表示赞成。并提出以后的研究要注意土壤、作物等方面的技术问题。[15]他也因此被论战对手视为卜凯的“崇拜者”，遭到严厉批判。
《中国农村》方面也很快就有回应。该刊编辑薛暮桥在《农村周刊》发文，批驳王宜昌的意见。他指出，“王先生好像把生产力当做可以离开生产关系而单独存在单独发展的、人对自然的技术范畴，这点作者觉得应加纠正。”而且，过去中国的农村研究并非如王宜昌所说太注重人与人的关系的研究，而是“过于注重人对自然的技术问题，过于注重环境在生产关系周围的枝节问题，反把更重要的生产关系问题轻轻放过”。[16]可见，侧重于研究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是王薛两人的主要分歧。与薛暮桥共事的钱俊瑞，随即在《中国农村》发文，继续强调研究农村生产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韩德章先生的作品可说是卜凯教授典型的继续；而王宜昌先生过分重视农业经营的收支，资金的运用，以及农业生产劳动等等技术的分析，结果也会陷入私经济研究的泥淖。”[17]该期最后还附有王宜昌、薛暮桥的上述两文，这样，《中国农村》月刊亦成为论战的重要阵地。
事实上，“中国农村派”的领袖人物陈翰笙对于应该着重研究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力，早有明确阐发。他认为“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而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可惜，当时“大多数的调查侧重于生产力而忽视了生产关系。”[18]所以，陈翰笙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持的各项农村调查，即将研究生产关系摆在首位。
一个月后的《农村周刊》刊出了王宜昌回应薛钱上述两文的文章。他的文章将论战的重点转移到了中国农村经济性质的讨论上。他认为中国的土地问题已经解决，农村经济性质已是资本主义性质，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问题。当然，这也是他所认定的要强调生产力研究的原因。此后，王毓铨、赵槑僧[19]分别在《农村周刊》上发文参加论战，说明论战参与者的队伍进一步扩大。王毓铨对王宜昌的观点以肯定为主，也辅有一些批评意见。[20] 赵槑僧则完全站在薛、钱二人的立场上。他将论战双方分别划入自由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范畴。[21]并指出，王宜昌虽然在行文中使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但曲解了马克思、列宁的原意，因此最后会与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殊途同归。这一逻辑推导与上文钱俊瑞的观点一致，值得注意：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彼此在认识上存在差异时，一方会指责另一方“表面上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曲解或误解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将其剔除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阵营，并进一步将其纳入对立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彻底的批判。在赵槑僧一文的“编后”中，千家驹声明论战将告一段落[22]，事实上《农村周刊》后来也确实抽身而退了。此后，论战的主要阵地转移到《中国农村》月刊上。
王毓铨和赵槑僧的上述两文，加上薛暮桥再次批判王宜昌的文章，刊载在《中国农村》第8期上，使得王宜昌不得不再次撰文，随即发表于《中国农村》第10期。该期还发表了王景波（即尹宽，托派）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之试述》一文。陶直夫（即钱俊瑞）和薛暮桥在《中国农村》第11期上，又发文对王宜昌、王毓铨和王景波分别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批评，把论战推向了顶点。此后“《中国农村》派”还有文章发表，但基本上是原有论点的补充，不再有突破。
综观这场论战可知：第一，从论战的战场看，论战首先在《农村周刊》上爆发，双方人员在该刊陆续亮相。《中国农村》方在第一时间内回应论战，积极转载《农村周刊》的论战文章，以为对话和批判的对象，这次论战的重心也逐渐转移到《中国农村》上。第二，从论战双方看，《中国农村》一方观点一致、互相配合，而以王宜昌、王毓铨、韩德章诸人为代表的另一方基本是各自为战的，他们之间存在误解、争论之处，乃至互相指责、批评。这与《中国农村》系同人刊物，编辑均信仰马克思主义，能并肩参加论战有关。相形之下，王宜昌、王毓铨和韩德章互相并不熟悉，完全系以文字结缘，其中王宜昌、王毓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较为熟悉，且也是运用这一武器参加论战的，而韩德章属于自由知识分子。第三，从论战双方的论点看，《中国农村》一方强调研究农村生产关系，重视土地问题的解决，是把握了社会矛盾、契合时代主题的。
虽然在这场论战中，千家驹没有直接参与论战，但从左翼的立场上看，他仍居功至伟。首先，他较好地扮演了论战组织者的角色，《农村周刊》也因此成为这场论战的“发动机”。可以说，正是由于“发动机”的强大功率（《益世报》为华北第二大报），这场论战才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积极介入论战中的《中国农村》也在初创时就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其次，虽然千家驹表面上不偏不倚，事实上多次暗中站到了维护“中国农村派”的立场上。在论战来临时，千家驹在《农村周刊》发表的《几种农村研究刊物的介绍》一文，不仅将刚刚创刊2个月的《中国农村》置于所介绍的15种刊物的首位，且用墨最多、评价最高。如认为该刊是“比较最理想的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之定期刊物”，“理论与事实并重，一扫以前有空论而无材料，或有材料而无理论的缺憾。”[23]这无疑是为《中国农村》做了“广告”，其导向作用不可低估。
《农村周刊》与《中国农村》的协同作战，更明显地体现在第三场论战即乡村建设运动能否有效拯救中国农村上。这场论战持续时间较长，千家驹不仅肩负起积极组织论战、引导论战方向的作用，还成为论战的主力。《中国农村》创刊稍晚，但也与《农村周刊》同步，推出了千家驹最重要的三篇文章，并由该派张志敏、孙冶方等披挂上阵，参与论战。
在《农村周刊》创刊后的三个月里，社会调查所的吴半农发表长文《乡村十日记》，9期连载[24]，详述他参观河北定县、深泽、高阳等地平教会和华洋义赈会的见闻。在此基础上，他又推出《论“定县主义”》一文，尖锐地指出，“平教会所提出的‘愚’‘穷’‘弱’‘私’四字是否是中国整个的根本问题症结之所在。这里我敢武断地说，中国目前弄到这样‘民不聊生’，‘国将不国’的地步，其根本原因决不在‘愚’‘穷’‘弱’‘私’四字。”而在于“一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是封建势力。”[25]千家驹在《编后》完全肯定了吴半农的意见，指出他“是从中国社会根本问题着眼来批评平教会工作的。这个问题结局可以归结到：一种教育制度的实验能否拿来作解决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问题的张本。我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如果不从怎样变革经济制度上去着眼，而想依上层建筑的教育制度来变革为其基础的经济结构，结果是未有不蹈平教会的覆辙的。”[26]千家驹此处有关“经济制度”、“上层建筑”的表述，说明他熟悉唯物史观，并是以此为武器来批判平教会工作的。
一个月后，千家驹针对平教会孙伏园的观点，化名“钱磊”在《农村周刊》上发文。他认为以孙伏园为代表的平教会同仁对实验运动的估计太高，并强调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第一要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第二要彻底肃清一切封建残余，解决土地问题。[27]可见，千家驹的意见与吴半农完全一致，而且表述得更为明确。在《编后》一栏，千家驹透露了欲发动并亲身参与乡村建设理论论战的意图[28]，从批评定县平教会的活动到批判邹平的乡村建设运动，已成必然之事。
1934年8月4日，供职于邹平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李鼐发表《邹平乡村运动的根本理论》，该文大量引用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的文字[29]，李鼐也因此被视为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在《农村周刊》上的代言人。在此后的一个月里，先后有陈文治和徐若英对李鼐“乡村建设的根本理论”进行严厉的批判。两人都认为，“只有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肃清帝国主义所维持的封建残余及其他一切附庸势力，中国的农业及工业生产力才复走上发展的路途。”否则，一切乡村建设都是徒劳。[30]
陈文治、徐若英两人的意见发表后，《邹平县政府公报》主编公竹川很快发表了商榷文章。公竹川指出，“陈文治君所据以评判李鼐君者是唯物史观革命论，或说是由唯物史观所演绎出来的对于中国社会一套见解认识……最后所提出的方案仍不外是‘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军阀’两个口号。”“据我看现在中国社会改造运动有两个趋势，一是主张由先解决政治问题而后及于其他问题的暴力革命；一是主张政治与经济两问题并时解决的乡村建设运动。”[31]公竹川当然是倾向于后者的，不过他对论战双方的总结还是把握了关键点。即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出路何在？是用乡村建设、平民教育的改良方式，还是用民族革命、土地革命的革命方式？随后千家驹的《编者按》虽然立场完全不同，但对双方见解的总结有类似之处：李鼐和公竹川的意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持有的不经过政治革命而以局部的乡村建设运动可以救中国的观点。[32]
1935年春夏，由千家驹与李紫翔亲自出马，分别撰写了《中国的歧路——评邹平乡村建设运动兼论中国工业化问题》和《乡村建设运动的评价》发表在《农村周刊》上[33]，对乡村建设理论进行了全面批判。千文同时在《中国农村》推出，同期还有张志敏的文章以为配合。在此后的《中国农村》上，还有千家驹和李紫翔就此主题发表的若干篇文章。加上孙晓村等人在《申报月刊》、《新中华》上的相关文章，最后由千、李二人集结成论文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出版。在这本论文集的序言中，两人高屋建瓴地表达了对乡村建设运动和中国前途的总的看法：第一，中国的乡村建设问题，是否能离开民族解放运动而单独地解决？第二，忽视土地分配问题， “仅从农业技术、农产运销和流通金融等枝节问题去兜圈子，是否能够解除中国农民的痛苦？”[34]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第二点，事实上与本文谈到的第二场论战密切相关（且是发表于第二场论战正酣时）。千家驹虽然未曾在第二场论战中明确表态，但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完全支持“《中国农村》派”的观点。
千家驹在发表了一系列批判乡村建设运动的文章后，引起广泛关注。他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询问既然梁漱溟的办法不行，那就请他拿出好办法来。千家驹于是在《中国农村》上发表《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一文，作了答复：第一，理想中所要建立的组织必须能代表最大多数农民的利益。“这最大多数农民决不是地主与富农；而是贫农雇农及一部分中农。第二，这种组织必须是自下而上的……第三，这种组织必须是适应世界潮流的……第四，这种组织必须以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残余为其主要任务。”[35]正如千家驹所说，他的回答由于环境所迫，颇为含糊其辞，不过这一主张显然与中共此时的民族解放和土地革命主张极为相似。如果联系到千家驹等人此时与梁漱溟的舌战，这种意蕴就更为明确了。1936年在南京，千家驹和李紫翔、孙晓村一起，与梁漱溟辩论了两个半天。梁漱溟“根本否定中国农村有阶级存在，更不用说阶级矛盾了。他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就是他所倡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我们引用了许多材料证明中国农村确有阶级，并且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同他辩论，结果是徒劳。”[36]
以上所论述的三场论战，参与人数不断增加，影响也逐渐增大，但均围绕同一主旨展开，即探讨农村破产的真正原因并指出出路所在，批评持错误观点的理论家。在论战中，千家驹及《农村周刊》的主要作者吴半农、李紫翔，与“中国农村派”结成同盟，论证了进行土地改革、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必要性，与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者（包括曲直生、韩德章）、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学者（如王宜昌）、乡村建设理论家展开了论争。这种论战的形式，极大地吸引和影响了读者。从声势上说，以千家驹等为代表的左翼学者占了优势，但对手批评他们“论述千篇一律”、“论证没有很强的针对性、且往往溢出范围”等，也不无道理。[NextPage]
三、左翼联合的作用及相关思考
探寻文中论及的左翼经济学者之产生，大致有以下三种途径。一是像陈翰笙、千家驹、吴半农那样，因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说而“自觉”地成为一名左翼学者。陈翰笙是在研读了俄文版《资本论》，和苏联学者不断切磋、讨论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37]可以说，无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间和深度上，还是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实际研究与贡献上，陈翰笙都是其他左翼经济学者当之无愧的导师。千家驹在北大求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发生极大兴趣，此后在思想上和政治倾向上一直属于左翼阵营。吴半农早年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作之余翻译了《资本论》第1、2卷。他在专业研究中极为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批评并挑战了南开大学何廉、方显廷“视中国工业化为一种与欧西各国的‘产业革命’没有差异的正常的经济变革”的观点。[38]
二是如薛暮桥、骆耕漠等人，从实际革命工作转向左翼经济学研究。他们曾投身于大革命中的工农运动，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被捕。1930年代初重获自由后，陆续加入到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新事业中。[39]正如鲁迅在谈到左翼文学家的产生时说过的：在革命高扬时期，青年们介入革命的方式是参加各种实际工作；当革命遭遇挫折，实际工作已经不可能开展时，他们就开始重操笔墨的旧业。所以革命文学家并非从天而降的英雄，而是从大革命实际斗争中走出的老将与新兵。[40]而像北平的赵槑僧，在公开职业的掩护下从事中共地下党工作，同时从事理论宣传。
三是如吴承禧、孙晓村等，在周围人的影响下，逐渐脱离自由学者的圈子，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转向左翼。吴承禧与千家驹、吴半农共事，因在工作与生活中彼此接触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农村周刊》上，他利用研究金融的专长，批判信用合作社所开展的农贷工作无法从根本上救济农村。孙晓村则是在陈翰笙的帮助下摆脱了卜凯思想的影响，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农村经济。他在回忆录中曾详细、生动地论及此事，从中可体会到一名学者真实的左转过程。[41]
可见，这批左翼经济学家能走到一起的思想前提，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信仰、对中国农村根本问题的一致认识。这也是本文界定左翼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依据。不过，左翼经济学家若没有施展才华的舞台，是不可能联络同道、产生广泛影响力的。1934年被称为中国的杂志年，《农村周刊》和《中国农村》均创刊于这一年。千家驹通过《农村周刊》团结了李紫翔、吴半农、赵槑僧、吴承禧等北方的左翼学者，《中国农村》则将被迫离开了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同仁们聚拢在一起。这两部分人此前的活动并没有明显的交集，他们主要是通过彼此刊物中透露的观点认识对方，从而联合到一起的。同时，他们在理论上的对立阵营又是如此强大，以卜凯、曲直生、韩德章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学者，主张在现有环境下运用技术改进来拯救农村，而乡村改良主义者主张用教育和乡村建设的方式来解救中国。这就增强了左翼学者联合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曾论及，“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利用合法阵地开展工作”。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它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骨干力量。”[42]侯外庐也忆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中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文化界，虽然受着高压，却能够象不可敌挡的潮流涌进每一个角落，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这是由中国的社会矛盾与时代背景所决定的。”[43]概括而言，胡绳和侯外庐的评述指出了左翼经济学家联合所产生的三大作用：一是在较为困难的政治条件下，运用灵活的方式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从学术上和理论上支持了中共提出的土地革命的方针；三是锻炼出一支左翼经济学者队伍，包括薛暮桥、千家驹等在内的经济学家活跃于整个20世纪的经济学研究和实际经济工作中。
左翼经济学家登上1930年代的历史舞台及其联合，之所以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左翼经济学家的言论切合时代主题。他们讨论的是举国上下关注的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这一有关中华民族命运和出路的重大问题。一方面，193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农村危机，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白银问题和国内连年的军阀混战、灾荒频仍而来，已经到了农产品价格剧烈下跌、农民生活难以为继的危急时刻。政府和社会各团体纷纷提出应对之道，开展了实验县试点、合作运动、乡村建设运动和农业技术改良活动，但收效不大。有鉴于此，一些政治色彩不太浓厚的自由学者如陶孟和、张培刚等，也认为农村经济崩溃的原因，是列强经济势力的侵入，认识到“复兴之道不能求之于零碎的改进运动，而须依赖整个经济政策的变革与实施。”[44]在这样的背景下，左翼经济学者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剥削是农村问题的症结所在，农村问题的解决必须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结合在一起，无疑是有社会影响力和现实冲击力的。另一方面，农村的土地问题如何解决，是“大革命”以来国共双方的一大分歧所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迟迟未能拿出彻底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案，而中共在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可以说，左翼学者关注的农村问题和土地问题，不仅具有应对农村危机的现实性，还关涉到国共两党是否要继续“革命”（包括大革命时期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任务）以及如何开展“革命”的政治选择。
第二，左翼经济学家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重视并切实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一阶段社会史论战参与者们普遍重视理论、较少实地调查的缺点。如“中国农村派”的成员大多参加过陈翰笙主持的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陈翰笙曾精辟、自信地概括过他们的工作：“从1928年至1934年，在6年的时间里，我们农村社会调查团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脚踏实地的调查，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加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使我们终于得出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正确结论。”[45]千家驹身受社会调查所重视社会调查的影响，自己也亲身参与过广西社会调查。如果说，“左翼经济学者”这一称号本身就包含了政治倾向和学术水准两项标准，那么这群人是名实相副的。
第三，左翼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当时上海、北京左翼力量中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想的干扰。1930年代的上海，左翼力量的代表即是“文总”领导下的左联、社联、剧联等。据薛暮桥回忆，1932年为找中共组织的关系，他和钱俊瑞、张锡昌3人要求参加‘社联’，但是社联领导人认为薛暮桥等人喜欢写文章、学习理论，具有“学院主义”思想，要求他们从事“革命实际斗争”，如上街写标语、参加飞行集会。[46]薛暮桥等人不能接受这种意见，后来并未参加社联活动。因而，他们较少受到1931-1934年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不良影响。
当然，左翼经济学家的工作并不是完美无缺的，限于当时复杂的斗争形势和客观条件，还是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乡村改良运动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是否正确？薛暮桥早在1942年写给刘少奇的“关于白区乡村和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工作问题”信中，就有思考：1927年后国统区的乡村工作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包括应否支持“二五减租”和乡村改良运动？薛暮桥对于当时“中国农村派”“不了解、不承认改良主义运动在群众中的影响”，“无条件的反对改良、反对妥协，拒绝任何改良运动”做了反思。如果说，这种反思与抗战开始前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以及中共自身战略的调整等时代背景有关，我们无法苛求左翼经济学者在1934-1935年就有先见之明，对改良主义者采取更为合理、务实的策略。那么，今天仍需进一步思考的是，左翼学者与乡村改良主义者进行论战时的态度和方式是否值得商榷？在论战中，正如薛暮桥所说，左翼学者无条件地反对改良，将论争对手一棍子打死，容不得对手对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有丝毫的怀疑和批评。这种绝对的做法，恐怕和左翼学者革命的自负与理论的自负有关。如第一场论战中李紫翔对曲直生有关帝国主义认识的批评，有断章取义之嫌；在第二场论战中，薛暮桥等对王宜昌有关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认识也有一定程度的曲解。这种容不得任何异己思想、有着强烈政治取向的学术探讨与争鸣，虽然有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却也助长了理论的僵化和教条化倾向。后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和研究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弊端，或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可发现其源流。
另外，左翼经济学者在离开社会科学研究所后，虽然创办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但无暇潜心整理无锡、保定和广东等地的农村调查资料，发表系统的研究成果，而是通过《中国农村》等刊物忙于与各方势力论战。论战文章固然生动激扬，切合时代主题，但时过境迁后，这些文章是否还能继续产生影响力，当属疑问。应当说，左翼学者开展农村调查的学术成果多数未能面世所引发的遗憾，是论战的胜利亦无法弥补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左翼是一个统一战线概念，成为左翼学者的大前提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意识，主张中国社会只有经过根本的改造才有出路。但是，左翼经济学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从政治归属看，这一群体包括了中共党员、非党员和“前党员”（包括脱党者和暂时找不到组织关系的党员）。从生活状态论，从生活动荡甚至生命随时有危险的地下工作者（如赵槑僧）到工作稳定、衣食无忧的学者（如千家驹、孙晓村），都是左翼的成员。同时，左翼又是一个变动的概念。根据左翼自身发展的脉络与影响、客观政治形势的变化和中共政策的演变，左翼的范围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最显着的事实莫过于，在上文论述的三场论战接近尾声时，伴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中共的政治策略做出了重大调整。1935年底，针对日本帝国主义带来的亡国危机，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现阶段民族矛盾高于阶级矛盾的说法，号召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这就使左翼经济学者原来负有的宣传反帝反封建、开展土地革命的政治使命（尤其是后者）不复存在。1936年后，《中国农村》开始注意争取乡村改良主义运动中的广大青年，引导他们在乡村中教育农民抗日救国。可以说，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和中共自身的策略转变，各种统一战线建立、壮大的同时，原来的左翼力量也被消解于其中。
如果说，左联的成立与解散反映了左翼文学运动的高潮与转向，那么在经济学界，《农村周刊》、《中国农村》的相继创刊与协同作战，以及1936年后千家驹离开《农村周刊》与《中国农村》研究对象与宣传策略的改变，则反映了左翼经济学界的联合与离散。抗战爆发后，左翼同仁各奔东西。薛暮桥、钱俊瑞、骆耕漠等人先后进入中共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重新与中共组织建立联系，参与或主持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千家驹、李紫翔等人则到抗战的后方桂林、重庆等地工作。《中国农村》编辑部也在战火纷飞中辗转反侧、颠沛流离，最后迁移到桂林办公，身在桂林的千家驹一度出任《中国农村》的主编，可谓1934-1935年间两支左翼力量共同奋斗的精神延续。[NextPage]
[1]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吴敏超：《<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与左翼经济学家》，《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2] 千家驹回忆被捕后的情形时谈到，“我亲笔写了一份供词，在供词中我隐瞒了自己的党员身份，承认参加了共青团……但我在供词中没有出卖过一个同志，没有供出组织上的秘密，对同志、组织来说，我是扪心无愧的。”他还谈到，“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者而不配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经过这一次被捕以后，我再也没有申请恢复组织关系，从此我脱了党。解放以后，我也一直未申请入党，这次被捕给我的精神刺激是太深了。”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香港，香港镜报文化企业公司1996年版，第42、43页。
[3] 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18、31、48-52页。
[4] 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63-64页。
[5] 千家驹：《中国的内债》，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年版。千家驹：《最近两年度的中国财政》、《评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中国当前的财政问题》，《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第31卷第14号、第32卷第13号，1933年2月16日、1934年7月16日、1935年7月1日。
[6] 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73页。
[7] 千家驹：《发刊辞》，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3月3日，第3张第11版。
[8] 曲直生：《平庸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117页。
[9] 曲直生：《从乐观方面观察中国的农业及农村问题》，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3月3日，第3张第11版。
[10] 李紫翔：《中国的农村问题是什么——质曲直生先生》，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5月5日，第3张第10版。
[11] 曲直生：《关于“从乐观方面观察中国的农业及农村问题”》，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5月5日，第3张第10版。
[12] 左用章：《三十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之论战》，《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1933年底，陈翰笙等人被迫陆续离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他们联合吴觉农、孙晓村等经济学家建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于1934年10月创办会刊《中国农村》，由薛暮桥等人主编，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农村问题。
[13] 王宜昌：《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1月26日，第3张第11版。
[14] 千家驹：《编后》，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1月26日，第3张第11版。
[15] 韩德章：《研究农业经济所遇到的技术问题》，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2月2日，第3张第11版。
[16] 薛暮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方向转变——答复王宜昌先生》，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2月9日，第3张第11版。
[17] 钱俊瑞：《现阶段中国农村经济研究的任务——兼论王宜昌韩德章两先生农村经济研究的“转向”》，《中国农村》第1卷第6期，1935年3月1日，第12、15页。
[18] 陈翰笙：《中国的农村研究》（193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页。
[19] 赵槑僧（1906-1944），又名赵梅生，山西平顺人。1926年考入北大预科，同年加入中共，后入经济系学习。1930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和北大党支部书记。1935年前后，他在天津法商学院任教，利用合法身份继续从事中共地下组织活动。（散木：《北大学生赵梅生的传奇人生》，《党史博览》2006年第2期，第25-27页。）
[20] 王毓铨：《关于农村经济研究之方向及任务的讨论》，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3月23日，第3张第11版。
[21] 赵槑僧：《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之我见——怎样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与谁“陷入改良主义的泥潭”》，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4月13日，第3张第11版。
[22] 千家驹：《编后》，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4月13日，第3张第11版。
[23] 千家驹：《几种农村研究刊物的介绍》，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1月19日，第3张第11版。
[24] 吴半农：《乡村十日记》，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第5、6、7、9、11、12、14、16、19期连载，1934年3月31日始，至1934年7月7日陆续登完。
[25] 吴半农：《论定县主义》，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4月21日，第3张第11版。
[26] 千家驹：《编后》，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4月21日，第3张第11版。
[27] 千家驹：《定县的实验运动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吗？》，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5月19日，第3张第11版。
[28] 千家驹：《编后》，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5月19日，第3张第11版。
[29] 李鼐：《邹平乡村建设的根本理论》，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8月4日，第3张第11版。
[30] 徐若英：《邹平乡村建设理论批判》，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8月25日，第3张第11版。陈文治认为：“怎样才能有效地建设中国农村呢？这必须在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清除出去，军阀制度消灭之后才能谈到。”陈文治：《评“邹平乡村建设的根本理论”》，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8月11日，第3张第10版。
[31] 公竹川：《关于“邹平乡村建设的根本理论”争辩的几个意见》，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10月6日，第3张第11版。
[32] 《编者按》，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4年10月6日，第3张第11版。
[33] 分别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农村周刊》1935年4月6日、第3张第11版和1935年7月20日、第3张第11版。
[34] 千家驹、李紫翔编着：《中国乡村建设批判》，“编者序”，新知书店1936年版，第2-4页。
[35] 千家驹：《中国农村的出路在哪里》，《中国农村》第2卷第1期，1936年1月，第22-23页。
[36] 千家驹：《我与梁漱溟先生》上，《团结报》，1988年8月9日，第3版。
[37]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38] 吴半农：《煤铁及石油••序》，北平社会调查所1932年版。
[39]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4页。
[40] 转引自刘震：《左翼文学运动研究的两种范式与新的可能性》，《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81页。
[4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孙晓村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425-426页。
[4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着，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5、116页。
[43]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7页。
[44] 张培刚：《中国农村经济的回顾与前瞻》，《经济评论》第3卷第3期，1936年3月31日，第9页。
[45] 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第48、49页。
[46] 薛暮桥：《薛暮桥回忆录》，第3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