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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戊戌维新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下同）的进程，以往的有关研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器物层次阶段，戊戌维新使它开始进入制度层次阶段，五四运动使它转变为文化层次阶段。这种说法，就这三次运动的主体目标取向而言不无道理，但是就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和这三次运动的实际成效而言并不全面，亦非尽然。从戊戌维新的实际成效来说，它作为一次政治制度变革运动是不成功的，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主要是进行了第一次较为全面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在思想文化上，它开始了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在国民素质上，它启动了人的现代化工程；在社会建构上，它引发了现代团体活动和意识；在经济秩序上，它初步建立了资本主义经济伦理。
一、戊戌维新与科学、民主的启蒙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这是人所共知的，无需赘述。这里所谈论的是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引入和传播对现代化所必备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启蒙作用。
戊戌维新时期传播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活动，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西方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甚或更早的教会的文化传播活动，不过那时以传播自然科学为主，且仅以功利主义为出发点，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则只限于个别早期改良主义者的个人行为，社会影响有限。五四运动时期打出科学与民主的两面旗帜而使这一传播活动达到高潮，其更重要的作用是开始从传播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和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启蒙的开始。戊戌维新时期则开始了较为广泛的西方科学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众所周知，戊戌维新时期是西学广为传播的时期，维新派不仅提倡学习传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译出版的西学着作，推广了这些已版译着的传播面，而且开始自己选择有关西方名着，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中国人自己译介西学和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潮流。
维新派的广译西书活动，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了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原则和自由平等观念。这在严复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译介西学时，除了介绍西方各种科学知识之外，更注重传播科学精神和民主原则是实现国家富强的根本所在。他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的命脉所在，不是工于技巧、精于计算，而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即科学的追求真理精神和民主的以公治天下原则。而此两者得以通行是由于有“实寓所以存我者”，即以实现人尽其才为目的的自由制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
在传播科学精神方面，维新人士认为科学所以是致国富强的命脉之一，不仅在于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推进器，更重要的是在于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于科学的这种精神，严复除了以“黜伪而存真”作了概括之外，还在《救亡决论》一文中具体解释这种精神说：“西学格致”（西方科学）于“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页。）这就是说，科学以寻求真理为目的，而真理的建立以实验为依据，以实践为验证，以实事求是为方法。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与国家富强的关系，他在《原强》一文中说：西方各国所以能够富强，不仅在于其人民的“德慧术知”先进，而且在于办事用人都本着这种科学精神。“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其“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科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页。）因此，“西洋今日，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页。）因此，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致使西方国家由贫弱转为富强的本原。
对于这种科学精神为何能致国富强的道理，严复还作了不少具体的分析。在科学与富国的关系上，他认为西方各国经济发达，除了得益于科学技能本身之外，更重要的是科学的精神使之立于必盛之地。他指出：西方各国把这种科学精神“施之民生日用之间，则据理行术，操必然之券，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如土委地而已矣。”这是因为，科学的作用不仅仅是“求知未知，求能不能”的掌握生产技巧，“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即造就深思熟虑，不骄不躁、诚信求实的从业品质。如此，科学技能与科学精神结合，使西方各国民众的“德慧术知”远胜于中国，“故凡其耕凿陶冶，织衽牧畜，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守、转输、邮置、交通之事，与凡所以和众保民者，精密广大，较吾中国之所有，倍蓰有加焉。”（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5、22～23页。）在科学与强国的关系上，他认为以科学之精神治国则国强，反之则弱。他说：“名（逻辑学）、数、质（化学）、力（物理学），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故赫胥黎氏有言曰：‘西国之政，尚未能悉准科学而出之也。使其能之，其政治且不止此。’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于通理公例违行故而。”。（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9页。）他又用斯宾塞（锡彭塞）的群学（社会学）理论阐释说：积人而成群，集群而成国，把各种群体治理好了国家就能强盛，但是要治理好群体就必须掌握和运用群学，而要运用好群学则先要掌握各种科学原理。这是因为，“非为数学、名学，则其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非为力学、质学，则不知因果功效之相生也……非为人天地三学，则无以尽事理之悠久博大与蕃变也……夫唯此数学者明，而后有以事群学，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否则，“格致之学（科学）不先，褊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固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7页。）
其他维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吸收和宣传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及其对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如康有为在《实理公法全书》的“实学解”一篇中，专门讨论了西方科学所以能够认识真理（实理）的“实测”（即实验）、“实论”（即归纳）、“虚实”（即演绎）三种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木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并提出“士以智为先”；“人道以智为导”；“人惟有知，能造作饮食、宫室、衣服，饰以礼乐、政事、文章，条之以伦常，精之以义理”。而智的获得，不仅要学习科学知识，更要掌握科学方法。（注：姜义华、吴根木梁编校：《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卷，第277-278页；第2卷，第839页、第1卷，第191、190页。）梁启超亦在认识西方科学知识和精神的基础上提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注：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8页。）后来，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着作中，对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更多有论述。
在传播民主思想方面，维新人士指出民主所以是国家富强的又一命脉，不仅在于西方议会政治这一民主形式，更重要的是在于西方民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严复用“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一语，指出了“以公治天下”的民主政治原则。对于这一原则所以能够实现，严复认为关键在于人际关系的自由和平等。他认为西方政治的民主与自由的关系，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民主的根本，民主是自由的实现形式。综其所论，一是国家以尊重和保护人的自由权利，以充分发挥人的天赋才能为目的。他说：“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母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所以，由此产生了包括“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隆民”（扩民权）、“讥评”（议政）等内容的民主政治。（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二是社会的自由平等关系是民主政治的本原所在。他说：“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这种由自由平等带来的言论自由和君民一体，既是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也是民主政治的主要表现。三是宗教的平等自由教义是实行民主政治的意识前提。他说：西方各国，“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于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31页。）贵信果，则民间无诈，上下无欺。所以民主政治出于平等而行于自由。
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公治原则和自由平等本质与其国富强的关系，严复也有一些具体的论证。他指出西方所以能够屡屡战胜中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以公治天下。由于以公治天下，使国家成为“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夫如是则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固何所往而不败。”（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他还从反面加以认证，认为中国所以受西方侵略而日趋贫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像西方那样的以平等自由为根本的民主制度，使人的才能不能发挥，“彼常为君，而我常为臣，彼常为雄而我常为雌，我耕而彼食其实，我劳而彼享其逸。以战则我居先，为治则我居后。彼且以我为天之谬民，谓是种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于是束缚驰骤，奴使而虏用之，使吾之民智无由以增，民力无由于奋……夫如是，则去无以自存无以遗种也，其间几何？”（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页。）且中国的人际关系，“知损彼之为己利，而不知彼此之两无所损而共利焉，然后为大利也。故其敝也，至于上下举不能自由，皆无以自利；而富强之政，亦无以行于其中。强而行之，其究也必至于自废。”如洋务诸政，“辄有淮橘为枳之叹”，不能收应有之效。（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
其他维新人士亦在论述议会政治制度时，不同程度地论及了民权、平等和自由问题。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构想了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社会，并强调天赋人权和人人平等说：“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让权者谓之失天职。……以公共平等论，则君与民且当平，况男子之与女子乎！”（注：康有为：《大同书》，第199页。）梁启超提出，只有全权之国，才能富强，“何谓全权，国人各行其固有之权”。“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第一，第99页。）其所谓的全权之国，也就是实行自由平等的民主之国。
维新派在直接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同时，还以此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和实践清除障碍。严复批判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是“治古文字”、“为古今体”、比书法、讲考据，“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的“无用”之学；是“侈陈礼乐，广说性理”，“去实滋远，徒多伪道”，无“裨民生”的“无实”之学。（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4页。）因此，欲救中国之贫弱，“则舍西学洋文不可，舍格致亦不可”。（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页。）还用逻辑学和生物学的原理批驳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认为这种体、用之分，不合逻辑，“不能尽物之情”，“不实验于事物，而师心自用”，只是因袭“古人之说”而已，不能言之成理。如“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又对部分维新人士的“政本艺末”观，纠正其认识错误说：“其曰政本而艺末，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其他维新人士，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也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和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和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但是没有严复那样强的科学性和彻底牲。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批判，则主要是揭露封建“三纲”的危害性，指出它是中国贫弱落后的根源所在，必须废除，代之以平等自由的民主制度。这已多有研究，无需赘述。
维新人士的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已不是孤立分散的个人活动，而是开始了比较广泛的有组织的和采用大众传播工具的社会性传播。他们或组织众多的学会进行研究宣讲；或设立各种学校，开辟相关课程，进行教育传授；或成立各种专门机构，从事有关西学着作的翻译出版工作；或创办和利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介绍和论述有关西学的文章，从而使科学和民主思想的传播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接受面和较为深远的历史影响。
戊戌维新时期对西方科学文化和民主思想的传播，特别是对科学的追求真理、讲究实践、实事求是精神和民主的平等自由本质的传播，对中国早期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科学与民主对于现代化来说，既是标志更是动力，这不仅在于此二者能发挥不断改革生产力和全面实现人尽其才的作用，而且在于能够促进社会由野蛮向理性、由专制向自由的转变，这可谓是摸着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的真谛，抓着了现代化的根本所在。[NextPage]
二、戊戌维新与人的现代化
所谓人的现代化，就是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使之具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现代化是由人来建设的，没有具有现代化建设能力的人，也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人的现代化程度决定社会的现代化水平。因此，人的现代化是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戊戌维新于此不仅发出了第一声呼喊，而且开始了实践尝试。
维新人士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已有了明确的认识。从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学说，到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以及康有为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思想，都提出更新和提高国民素质是国家转贫弱为富强的治本之法，即“本原”，否则，一切政治和经济的变革都只能是治标之法，且很难取得良好而稳固的效果。
严复的“三民”说，明确提出国民素质的优劣决定国家的盛衰。在理论原理上，他先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指出：“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也，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注：严译丛刊本：《天演论》，第38页。）又从国民的发明创造力出发，指出：“发明富强之事，造端于民，以智、德、力三者为之根本，三者诚盛，则富强之效不为而成，三者诚衰，则虽以命世之才刻意治标，终亦隳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最后从国家群体由国民个体组成出发，指出：“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单之形法性情以为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贫民无富国，弱民无强国，乱民无治国。”具体言之，他主要从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国民素质的提高，而政令法律也只有在与国民素质相符的情况下才能顺利执行。他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矣。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验证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其智、德、力者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页。）
二是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只是争取国家富强的治标之举，而提高国民素质则是治本之举，两者需要兼顾，但应以治本为重。他认为洋务运动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虽“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其根本原因之一是“民力已尔，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使“上作而下不应”，“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因此，“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6～27页。）
三是就争取国家富强是为了改善民众生活这一根本目的来说，也必须提高国民的素质。他说：“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其他维新人士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虽没有严复那样全面深刻，但也各有独到之处，特别对开民智尤为重视。康有为的“群体变用”论，把集群开民智作为维新的本原所在，而变法只是维新的具体措施。他曾指出：“夫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85页。）又认为议会政治的实行要以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基础，否则“民智不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注：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第11卷。）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梁启超于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在吸收严复“三民”说和总结戊戌维新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以更大的力度继续宣传提高国民素质在争取国家富强中的决定性作用。他在发刊词中提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注：《本报告白》，《新民丛报》第一号，1902年2月8日。）接着又发表《新民说》系列文章，除了论述以“开民智、振民气、新民德”为主的“新民”的概念内涵和方法方式之外，进一步强调其必要性说：“国也者，积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对于改革内政，“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对于消除外患，如果“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专集之四，第1、2、5页。）
维新人士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就是要提高国民的体力、智力和道德素质，以适应实现国家富强的需要。对此，严复有比较全面的论述，他指出：“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页。）详而言之，鼓民力就是提高国民的“手足体力”，即身体素质，此乃国家富强之基础。以中外历史上的武力角逐而论，各国胜败兴替之际，“贫富强弱之异，莫不于此焉肇分”，凡能“称雄一时”者，无不因其国民“壮佼长大，耐苦善战”之故；以当今形势而论，“古今器用虽异，而有待于骁猛坚毅之气则同，且自脑学大明，莫不知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是以君子小人劳心劳力之事，均非气体强健者不为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28页。）开民智，就是要养成和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实践能力，此乃“富强之原”。只有使国民既有科学知识又有实践能力之后，国家才能富强，“今夫尚学问者，则后事功”，“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页。）新民德也就是更新和培养国民的公共道德素质，使其改变各私其私、不重信用的传统道德本质，树立讲究“言行信果”、“各私中国”（即爱国）的道德观念，此乃“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救国图强的必由之道。“是道也，欲民之忠爱必由此，欲教化之兴必由此，欲地利之尽必由此，欲道路之辟、商务之兴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必由此。”（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32页。）由此可见，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之说，已经基本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的现代化的内容体系，并抓住了它的主体部分，这就是要使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与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梁启超的“新民”说的内容体系，不仅吸收了严复的思想，而且论述得更为全面。在鼓民力和开民智方面，他延伸和展开了严复的思想，继续强调以振兴“尚武精神”增强国民体质，并把“力”的内涵从体力扩展到“心力”和“胆力”；以传播西学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在新民德方面则颇有发展，力图“发明一种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进吾群之道”（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专集之四，第15页。），除了继续对树立国民公德意识和国家观念，培育爱国精神详加论述之外，还提出了自尊、上进、毅力等国民道德建设的新概念。其他维新人士，虽没有如严复、梁启超那样系统而深刻的见解，但也认同严、梁的“新民”内容，这在他们的学会活动中多有体现；在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如谭嗣同的《仁学》，把“力”的内涵进一步细分为18种，如“拒力”、“锐力”、“韧力”等。（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63页。）
维新人士所提出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对人的现代化意义，除了表现在上述的内容体系方面之外，还表现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即用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去改善国民素质，把掌握科学的知识和精神作为实现人的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对此，严复提出了一个这样的总体原则：“宜立其益民之智、德、力者，以此为径，而以格致所得之实理真知为纬，本既如是，标亦从之。”（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4页。）即以科学知识和精神作为提高国民智、德、力的根本途径。其具体方法则是：在鼓民力方面，除了要继承中国自古以来“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的传统方法之外，还要像西方各国那样，“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页。），要用科学的方法养生、健种。在开民智方面，不仅要通过“讲西学”对国民传授西方的生产科学技术，而且要像西方的科学教育那样，“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理，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培养国民的崇尚实践、探究事理、讲究创新、反对守旧的科学精神。同时还必须废除“破坏人材”，禁锢民智的八股之学、科举之制。因此，“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实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别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帖、策论诸制科不可。”（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30页。）在新民德方面，要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营造资本主义伦理道德观念，以代替和改造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最主要的是引入了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直译为《自由论》）理论原理，力图划清“小己（个人）国群之分界”，既以此批判中国的封建纲常伦理，又以此构建一种以尊重和实现个人“说实话求真理”的自由权利为基础的群体观念。（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2页。）
梁启超的新民说也同样以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作为其“新民”的根本所在。他曾解释“新民”的含义说：“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改造原有的民力、民智、民德，使之为新，另一方面要补充原来没有的新成份。对于改造旧的，他提出要把中国固有国民精神中的“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使之“日新”。对于补充新的，他提出要“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并强调说：“采补所本无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长思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专集之四，第5～6页。）因此，所谓补充新的，就是吸收西方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以培育国民的新素质。改造旧的，虽然主要是对中国国民精神的优秀传统的不断发扬光大，但是也离不开用科学原则加以鉴别、提炼和培育，这在其《新民说》中不乏具体论述。
除了上述对人的现代化问题进行广泛系统的思想理论宣传之外，维新人士还开始了社会实践。如建立各种学会、开办新式学校、改革旧有学校的教育内容等，力图用西方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去改造和提高国民素质。这已多有论说，无需赘述。
上述说明，维新人士对人的现代化在国家现代化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人的现代化的基本要素已有比较明确而系统的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的人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并广为宣传，还开始了一定的实践。这是前所未有的，并为此后辛亥革命时期的国魂铸造、五四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孙中山的“心理建设”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和活动所继承发展，可以说是比较全面地启动了中国的人的现代化工程。[NextPage]
三、戊戌维新与现代团体的产生
现代性社会团体是社会建构方式现代化的集中体现，戊戌维新开创了近代中国人自建现代社团的先河。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有些传统社团虽然已开始向现代性社团转变，也出现了在华外人组建的现代性社团，但是由中国人自己组建的具有比较完整现代性质的社团，则是在戊戌时期逐渐兴起的。这不仅表现为人所共知的维新派的组建各种学会活动，更重要的是在一些维新人士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名之为“群学”的，以阐释包括国家、议院、公司和团体等在内的各种人群的特性和功用为主体内容的，比较完整的现代社会学理论。这种群学理论不仅增强了维新人士组建学会的自觉性，也使维新学会具有现代社团的特性，并且对此后的中国现代性社团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80年代前后，当时由外人西学传播团体翻译出版的一些书籍，以及他们所办的《申报》、《万国公报》中已对达尔文、斯宾塞的进化论和社会学有零星的介绍。甲午战争之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严复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西方的社会学（群学）原理，特别在他的《原强》、《天演论》、《群学肄言》（即《社会学研究》）等文章和译着中，阐释了不少西方社会学中的有关集群、结社、治国的理论。在《原强修订稿》中，他依据期宾塞的群学理论，首次提出了群学的研究人际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概念含义，并指出集群是人之天性，是人赖以生存和国家政治得以完善的基础。他说：斯宾塞“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夫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页。）在《天演论》中，介绍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败”的进化论原理，并进而指出：“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注：严译丛刊本：《天演论》，导言十三案语。），强调了建立团体运用群体之力在人类生存竞争中的重要作用。《群学肄言》则直接译介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如群学的意义和方法、“物竞天择”、“么匿”（个体、个人）与“拓都”（全体、国家）的关系、“群”的涵义等；并在其自作序言中指出人民集群的必然性、普遍性，以及人群与团体（社会）的区别、团体与国家的区别说：“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有数等，社会（团体）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组织）祈向（取向）者曰社会……西学国之界说曰：有土地之区域，而其民任战守者曰国。”（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126页。）
这些群学理论的传入逐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逐渐产生组建团体的思想。如康有为在阅读西学书籍的影响下于1884年时就开始探讨“生物之源，人群之合的道理”；1885年时通过研习算学，用几何学原理写作《人类公理》一书，提出了“创地球公议院，合公士以谈合国之公理，养公兵以去不会之国，以为合地球之计”的设想；1890年时开始向学生宣传“孔子改制之仪，仁道合群之原”（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18、119、123页。）；1891年在长兴里讲学时专设“群学”一科（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六，第65页。）。1895年以后，随着康梁等维新人士组建社团活动的开始和《天演论》译稿的流传，维新派的群学理论渐趋完善，对组建团体重要性的认识日渐增强。如谭嗣同在《仁学》中比较系统地表述了他的群学思想；梁启超则在康有为和严复、谭嗣同的群学思想的影响下，“乃内演归师说，外依两书（即《天演论》和《仁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编，一百二十章。”（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二，第3页。）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群学理论。此外，维新人士在组织学会时所写的章程、缘起、序等文献中，也不同程度地表述了他们的群学思想及其对组织学会活动的指导作用。总结各家的有关言论，维新人士的群学理论主要包含了下述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明确了群（即群体，下同）与学的关系。维新人士认为，要变法维新必须要开发新型人才，要开发新型人才就必须要传播和学习新的科学知识，而传播和学习科学知识的最好方式就是结群集会。康有为说：“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33页。），“一人独学，不如群人共学，群人共学，不如合什百亿兆人共学”（注：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因为“学业以讲求而成，人才以磨厉而出，合众人之才力，则图书易庀，合众人之心思，则闻见易通”（注：康有为：《强学会叙》，《不忍杂志》第8册，1913年10月15日版。）；合群而学还可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六，第62页。）。梁启超也认为，所以要合群而学，是因为“合众人之识见以为识见必智，反之则愚”（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四，第10页。）。
第二、明确了群与强的关系。他们通过学习西方的社会进化论懂得了合群能够增强生存和竞争能力的道理。康有为认为：“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33页。），“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86页。）；“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维新”（注：康有为：《强学会叙》，《不忍杂志》第8册，1913年10月15日版）。而中国则“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故务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六，第62页。）梁启超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一，第31页。）。还指出：世界上“有能群者，必有不能群者；有群之力甚大者，必有群之力甚轻者。则不能群者必为能群者所摧坏；力轻者必为力大者所兼并。”（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二，第5页。）“合众人之力量以为力量则必强，反之则弱。故合群者，战胜之左券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四，第10页。）。
第三、明确了群与治的关系。治即治理社会的方式，维新人士认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治理社会与社会的富强或贫弱至关重要。梁启超指出：以民主的“群术治群，群乃成”，以专制的“独术治群，群乃败”。集群而成国，以群术治群，则“使其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于是国得以立而强；以独术治群，则“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使群败而“无国”。欧美各国之所以富强，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较好地运用了“群术”（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二，第4页。）。
第四、明确了群与变的关系。变即变革，是维新派维新活动的核心，也是他们群学理论的核心。康有为曾把他的全部维新方法概括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二，第3页。）。就是说群是变的载体，变是群的目的和结果，不仅结群而学是为了行变，而且结群图强、结群致治，只有通过变才能实行。但是要实行变，就要借助于群。其理由之一是群可以为变张本，认为社会进化的基本原理就是由人群之间的竞争而达到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结群则既以竞争为目的，又可以明确竞争的对象，增强竞争的力量。如吴汝纶认为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动机，是有感于“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遂将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事也”（注：《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一。），提醒中国人开展竞争，推动社会之发展。章太炎说：“物苟有志强力以与天地竞，此古今万物之所以变。变至于人，遂止不变乎？人之相竞以器”（注：章太炎：《ｑｉú＠③书·原变》，台北世界书局1971年版。）。不仅认为竞争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动力，而且认为竞争将带动人与物的不断变化。唐才常指出：无论人还是群都以竞争为生存之本和目的所在，“西儒达尔文曰：‘争自存’；而锡彭塞（斯宾塞）衍其旨曰：‘群与群争’；赫胥黎阐其微曰：‘人与人争’。……凡所以孳孳皇皇求自存，人物交战之争者，则靡不惟争之为务”（注：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5-156页。）。梁启超则不仅指出了竞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且指出了结群以明确竞争对象的道理，他说：“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一日停，则文明进步立止”。“凡群之成，必以对待，苟对于外而无竞争，则精神与形式皆无所着”；“凡集结一群者，必当先明其对外之界说，即与吾群竞争之公敌何在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专集之四，第18、77页。）其理由之二是群具有行变的功能，认为社会的各种变革事业都能由群来实行。对此，谭嗣同的认识最为典型，他在论述学会的性质和作用中指出：学会是团结全体民众，获得变法成功的最理想的组织，“黄种以之而灵，中国以之而存，孔教以之而明”；学会是一种决议机关，“官欲举其事，兴某学，先与学会议之，议定而后行，议不合，择其说多者从之”；学会应有立法和参政的权利，要废除旧法律、旧制度，由学会厘定各种新法，参与国家财政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学会有培养官吏的义务和罢免官吏的权力，并负责对官吏的考核，“岁时会众绅士而面课之，而公评之，其及格而才行为众绅士所称者，擢用之，否则置之”（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
第五、明确了群与会的关系。会就是会社，也就是社会团体，是维新派“群学”理论的最后落脚点。维新派认为结群必须集会。康有为在组织强学会时就强调说：“合群非开会不可”（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133页。）。梁启超也说：“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一，《变法通议·论学会》。）。他们还以群的种类来划分会的种类。梁启超说：“西入之为学也，有一学即有一会”，如农学会、矿学会、工艺学会等等（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75页。）。谭嗣同说：“士会于庠而士气扬，农会于疆而农业昌，商会于四方而商利孔长。各以其学而学，即互以其会而会”（注：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7页。）。既指出了士、农、商各有自己的学，均有自己的会，也指出了不同业别的会各有各的成员范围，各有各的功能作用。严复说：“群有数等，社会（即社团）者，有法之群也。社会，商工政学莫不有之，而最重之义，极于成国”（注：严复译：《群学肄言》，卷首，《译余赘言》。）。这就是说，团体是人群中按照一定的规范组合的群体，而且这种团体在商、工、政、学各界中都有之，其最重要的意义是最终形成为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维新派的这种群与会关系的论说，不仅已认识到学科、业别是团体存在的基础，而且已把人类的自然群体与社会团体区别开来，并指出了团体与国家的关系。
由此可见，维新派的“群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团体的组织结构、功能作用和社会意义，虽然尚不完整，但已显示出现代团体学说的基本原理。
维新派的这种“群学”理论，不仅在本系统之内互相交流，而且通过他们所办的报刊广泛宣传，为许多有志之士所吸收。正如时人所言：“识时务者，罔不争相淬厉，深痛国耻，以合群之力挽将倒之澜”（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80页。）。“闻风兴起者益多，各省志士争相醵资，合群以讲新学”（注：《戊戌变法》（资料）（四），第395页。）。”群学”理论的传播已成为戊戌团体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正是从这种群学理论出发，使维新人士认识到，组建学会可以为维新运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培养和联结广大维新人才，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从而强化了团体意识。与此同时，还增强了维新人士组建学会的自觉性，使数以百计的各种学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开来，也使戊戌时期的学会组织初步具有现代团体的特性。（注：参见李文海：《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学会组织》，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闵杰：《戊戌学会考》，《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维新人士所传播的群学理论及以此为指导的组建团体活动，不仅开启了中国人自建现代团体的先河，而且为此后中国现代性团体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冲破了封建势力对民众结社活动的禁锢，使中国民众的现代团体意识由此萌生和发展起来，并朝着结社自由的方向努力。诚如梁启超所言：“先生（康有为）曰，吾所以办此会（强学会）者，非谓其必能成而大有补于今时也，将以破数百年之网罗，而开后此之途径也。后卒如其言，……先生所欲开之学风，渐萌芽浸润于全国矣。”（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六，第63页。）他们所传播的群学思想亦为后世所吸收发扬，主张集群联合以救国图强的呼乎日益高涨，成为各界人士组建团体的一种重要指导思想。如1906年有人在主张推广商会时说：“商者，人群之人。商之群安在？曰在公司与商会。”“商会者，联众业以谋公益，借以互保其私利，群之大而合者也。”（注：《论公司商会宜力谋推广进步》，《商务报》第53期，第37页。）又如1908年有人在动员全国各界联合起来挽救国家危亡时说：“国之兴也，必其一国之人，上自国君，下至平民，人人皆求其国之所以强而不自甘于弱，人人皆求其国之所以富而不自甘于贫，夫而后士农工商兵皆各尽其心力，联合为用，以争胜于学战、农战、工战、商战、兵战之世界。”（注：《华商联合报序目》，《华商联合报》第1期，第3页。）[NextPage]
四、戊戌维新与经济伦理的初步资本主义化
所谓经济伦理，实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经济成份和经济主体的地位关系和行为规范。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就是确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确认民众个人和经济单元的利益不可侵犯的地位，并鼓励民众个人和经济单元追求自我利益，提倡发展私人企业，从而造成一种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社会机制和思想意识。这种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伦理的萌生，可以追溯到洋务派的求富活动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主义思想。但它的初步形成则始于戊戌维新时期，无论是维新人士和政府官员的经济思想，还是政府的经济政策，都反映了经济伦理资本主义化的趋向。具体言之主要表现为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在立国基础上进一步由“以农为本”向“工商立国”转变。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和政策都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的“求富”思想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主义思想虽然蕴涵着一些工商立国的原理，但大多把开办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补充，到戊戌维新时期则初步形成了农工商兼顾，以工商业为经济发展重点目标的工商立国的思想意识和政策取向。
在思想意识方面，工商立国已在维新人士和一些官员中形成为一种比较广泛的共识。就维新人士而言，1895年，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人士，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以发展工商业为主的“立国自强之策”，诸如精印钞票、设置银行、扩充商务；建筑铁路、制造机器和轮舟、奖励工艺、保护民营工业、开发矿藏；设铸银局、设邮政局等，都在应提倡发展之列（注：《戊戌变法》（资料）（二），第141-142页。）。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奏朝廷，力言振兴工商，改良农业。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中明确提出，中国应跟上世界工业化的潮流，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要以工业立国。他说：“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质乎？”中国亦应“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注：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戊戌奏稿》，第19-21页。）严复在其翻译的《原富》一书中，以按语的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工商立国思想。他说：“农桑树畜之事，中国谓之本业，而斯密氏谓之野业；百工商贾之事，中国谓之末业，而斯密氏谓之邑业。谓之本末者，意有所轻重；谓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轻重也……农工商贾，固皆相养所必资，而于国为并重。”传统的“贵本而贱末”思想是错误的，应当农工商并重。接着又说：“窃谓中土今日变局，将以铁轨通达为之大因。铁轨所经既定之后，农工商三业，循轨绕而兴。不及十念，而天下之都会形势重轻，遍地异矣。”这就是说，农业虽与工商业并重，但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工商业的发展，且终将为工商业所超越。而且农业也已不是传统的小农业，而向着机器大农业转变，因为“自汽机盛行以还，则缦田汽耕之说出，……而汽耕又断不可用于小町散畦之中，盖世局又一变矣。”（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66、882、884页。）一些同情维新的报刊亦发表文章宣传以工立国思想，有的指出：“古之为治者，以农为富国之本，今之为治者，当以商为富国之资，非舍本而逐末也，古今之时势有不同也。”（注：《论商务》，《申报》1895年6月25日。）
就官员而言，亦不乏主张以发展工商业为自强之计者。甲午战争后，顺天府尹胡燏芬就提出：“筹饷练兵”虽为求强之举，但其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如筑铁路、铸钞票、办工厂、开矿产等。（注：沈桐生辑：《光绪政要》，上海崇文堂宣统元年铅印本，第21卷，第18页。）张之洞也向朝廷提出9条自强措施，内中除了军事、外交、政治方面的6条之外，经济方面的3条是：“亟造铁路”、“速讲商务”、“讲求工政”。而且特别强调了发展工业是救国图强的根本所在：“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中国生齿繁，而遗利少，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何所底止，故尤宜专意为之（工业），非此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但能于工艺一端蒸蒸日上，何至有忧贫之事哉。此则养民之大经，富国之妙术。”（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王海屯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版影印本，第1册，第685-686页。）李鸿章也指出：“盖国用出于税，税出于商，必应尽力维持，以为立国之本。”（注：《钦差商务大臣李鸿章谢恩折》，《江南商务报》第3期，第1页。）
在政策取向方面，清政府在维新人士和官员的工商立国思想影响下，开始考虑将发展工商业作为“因时制宜”，“图自强而弥祸患”的基本国策。1895年7月，清廷表示：各大臣所提出的“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1页。）变法开始以后，清廷更是发布了一系列的振兴农工商业的上谕和措施，把工商业放在与农业同等重要的地位，指出：“通商惠工，务材训农，古之善政……图治之法，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兼采中西各法，讲求利弊，有能创制新法者，必当立予优奖”，既要发展工商业，又要改良农业。更强调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振兴商务，为富强至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特别是“铁路矿务为时政最要关键”。还制定了中国近代第一个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法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条，对传播科学知识、改进工业生产技术、发明创造新式产品、投资设厂开矿者，给予各种官衔奖励，或许专利（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50、4135、4129页。）。由此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第二、在官商经济关系上开始由商为官用向官为商用的方向转变。在洋务运动时期，官商之间虽然已经通过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方式，开始了官商合作开办新式企业，但是商人和商人资本始终处于被官方利用地位。甲午战争以后，这种旧有的官商经济关系受到广泛的批评，并开始向着官商分离和官为商用的方向转变，即政府不与民争利，工商实业之事主要应由民间去办，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引导、保护和协调民间的经济活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人士把改革旧有的官商关系，推进民间工商业的发展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他们在1895年5月的《公车上书》中建议朝廷：创办工商实业之事，应“一付于民”，“纵民为之”，力主改变洋务运动时期的官督商办制度，建立许民自由创业的新体制（注：《戊戌变法》（资料）（二），第139页。）。变法开始以后，康有为又在《请厉工艺奖创新折》、《条陈商务折》、《请裁撤厘金片》等奏折中，建议清廷采取奖励创造发明、设立工商各局、废除苛捐杂税等措施，鼓励和保护民间兴办工商业。一些早期改良主义者，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对官办和官督商办制度有所批评，主张动员民间力量发展工商业，此时则进一步呼吁改变旧有制度，发展民间工商业。
朝廷官员中主张改变旧有官商关系的也颇有人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就有一些官员开始提出改变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为商办的主张。给事中褚成博上奏朝廷，“请招商承买各省船械机器等局”。对此，不少朝廷大臣和封疆大吏多表示赞同，一致认为：各洋务局厂，“糜帑已多，未见明效，如能仿照西例，改归商办，弊少利多”（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37页。）。张之洞还认为，官方能否妥善保护商人及其工商活动是工商业兴衰的关键所在，他在分析中外商务兴误原因时指出：“中国上下之势太隔，士大夫于商务尤不考究，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护商之法，……以致百业皆衰。至护商之要，不外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与民之力以济其穷。今宜于各省设商务局，……专取便商利民之举酌剂轻重，而官为疏通之。”（注：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王海屯古籍丛刊”，中国书店1990年版影印本，第1册，第685页。）
在维新人士和朝廷官员的这些建议下，清廷开始推行劝商、保商政策。如对于旧有洋务企业，立意改归商办。下旨明示：“亟应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方不致有名无实”。应设法招徕海外华商承办，“或将旧有局厂令其纳资认充，或于官厂之外，另集股本，择地建厂，一切仿照西例，商总其事，官为保护”（注：《清德宗实录》，第371卷，第6-7页。）。对于新办工商事业，提倡商为主办，官为保护。如在关于修建芦汉铁路的谕旨中表示：“各省富商如有能集资千万两以上者，着准其设立公司，实力兴筑。事归商办，一切赢绌，官不与闻。如有成效可观，必当加以奖励。”变法期间，告诫各地官员指出：“当此整顿商务之际”，必须革除和严禁“官商不能联络”、“胥吏需索”的积弊，“务须体察情形，尽心保护”（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688、4143页。）。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振商保商措施，如设立矿务铁路总局，颁布《矿务铁路公共章程》，旨在倡导和保护商办路矿事业，规定除以前业经开办者外，“此后总以多得商办为主，官为设法招徕，尽力保护，仍不准干予该公司事权”（注：《矿务档》，第1册，第45-48页。）。又设立商务局、农工商局等机构，以“查明各该处所出物产，设厂兴工，果使制造精良，自能销路畅旺，日起有功”为职责（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142页。）。至于其他劝导和支持民间创办工矿企业的具体事例，则不胜枚举。
上述这些言论和政策法规的主要对象和实施途径，已转向私人企业和动员私人投资创办企业，私人企业和私人投资活动的地位得以提高，官方的经济统制地位受到冲击，并发生动摇，使经济体制上的官商经济地位关系开始发生变易。
第三、在公私和义利关系上开始强化追求私人合理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的观念。中国传统的先有国富而后有民富和重义轻利观念，在开埠通商以后逐渐改变，到洋务运动时言利者日益增多，特别是一些洋务派官员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纷纷为民间的求富和求利行为正名。戊戌维新时期，这种追求私人经济利益和国家经济利益的观念进一步强化，这主要表现为下述两点。
其一、表现为求富、求利观念的认知基础从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对重义轻利、义利分离的传统经济伦理进行了理论批判。洋务派和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求富和求利观念，或来源于对西方经济制度的观察，或出自于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体验，或产生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维新时期的求富和求利观念中则引入了西方的进化论、社会学和经济学原理，以严复的“开明自营”理论和梁启超的“乐利主义”理论最为突出。
严复的“开明自营”理论，一方面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争取实现个人生存价值和合理营利是合情合理之事，不可抹煞。他说：“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功利何足病？”因此，这种以追求私人利益的“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另一方面从社会文明进步出发，认为追求个人利益与兼顾他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即所谓“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因为“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注：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95、1349、892～893页。）。还依据经济学的原理，指出追求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生产的基本动力，“夫民之所以兮兮勤动者，为利进耳，使靡所利，谁则为之？”并强调“义”的建立是以“利”的实现为基础的，有了利的“以多为贵，而后其国之文物声明可以日盛，民生乐而教化行也。夫求财所以足用，生民之品量与夫相生相养之事，有必财而后能尽其美善者”（注：严复译：《富原》，部丁篇九按语，第550页；部乙篇三按语，第288页。）。
梁启超的“乐利主义”理论，首先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认为“人既生而有求乐求利之性质”，其过分膨胀虽有害社会，但不可“因噎废食”加以泯灭，也是不能泯灭的，正确的办法是“如何因而利导之，发明乐利之真相，使人毋狃于小乐而陷大苦，毋见小利而致大害”，要去谋求大乐大利。由此产生以实现个人快乐和利益为善的道德准则，“使人增长其幸福者谓之善，使人减障其幸福者谓之恶，此主义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故道德云者，专以产出乐利预防苦害为目的”（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十三，第30页。）；并指出利己主义的推进社会进步作用说：“利己”不仅是人的本性，而且是国家和人民争取“进步繁荣”的主观动力所在，因为“人而无利己之思想者，则必放弃其权利，驰掷其责任，而终至于无以自立。彼芸芸万类，平等存于天演界中，其能利己者必优而胜，其不胜利己者必劣而败，此实有生之公例也。”（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五，第48页。）其次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认为乐利虽有公私之分，但有互相统一、彼此依赖的内在联系，不可将其隔裂对立起来。他说：“乐利关于一群之总员者，谓之公德；关于群内各员之本身者，谓之私德”。但是，一方面，人群由“群内各各特别之个人团聚而结构之，然则所谓人群之利益，舍群内各个人之利益，更无所存”。另一方面，个人在“求自乐”、“求自利”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感情的爱他心”和“智略的爱他心”，而且随着教育发展和竞争加剧，此二种爱他心必将进一步增强，从而“足以链结公利私利两者而不至相离”，产生“以同国同类之苦乐为苦乐，其最高者乃至以一切有情众生之苦乐为苦乐”，“以公益与私益并重”的乐利观念。（注：梁启超：《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影印本，文集之十三，第31、32、38～39页。）
其二、表现为求富、求利原则开始从观念层次发展到制度层次，在国家政策上承认其合理合法性。工商立国政策和官为商用原则的提出，就意味着政府已认识到求富、求利的必要性，也反映了它的行为取向。从上文的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到，无论是清朝政府还是中央和地方官员，提出以工商为立国之本的动机就是为了求富、求利。他们都认为，兴办工商实业既能够带来比传统农业广泛得多的经济利益而“广开利源”，又能够增强与外资竞争的能力而“挽回利权”；而且兴商求富是达到国家强大的必由之路，寓强于富之中；提出官商分离和官为商用政策的目的，同样是为了求富、求利；把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招商承办，是试图以此扭亏为盈；保护商办企业是为了使其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增加其盈利的机会；实行奖励政策则旨在促进商人投资办厂，改进生产技术，增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工商立国和官为商用政策的提出，也就承认了求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利”与“义”的统一性，并使求利行为部分地合法化和制度化，从而不仅激励了商人的求利行为，而且赋予其救国救民的神圣光环。
总的来说，戊戌维新时期的经济伦理资本主义化仍是初步的和有限的。在思想观念上虽然已比较成熟，但大多限于维新人士、改良主义者和部分开明官员，尚未形成广泛的社会性共识。特别是政策和制度层次上的建设，大多因变法的很快失败，或未及落实，或告中止，所发挥的直接作用尚属有限。但是它对接踵而至的新政时期，乃至民国初年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建设起到了动员和准备作用。清末民初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建设，无论是思想观念方面还是政策制度方面，都可以说是维新时期的延伸和发展。
戊戌维新时期虽然生产了上述比较全面的现代化趋向，但是由于变法并未成功，使之大多未能推广实行，主要停留在思想理论鼓动和政策制度构想上。因此，它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不是取得了多少实际成果，而是为此后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作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和初步的实践尝试，也就是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社会动员。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