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左双文、何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王世杰-左双文、何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左双文、何健：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

自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3年秋的一段时间，国际局势瞬息万变，一方面是德意日法西斯相继挑起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把全世界都拖入战争的深渊。另一方面是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准备迎接胜利、重构未来国际格局。这段时间的国共关系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波澜起伏，先是发生了抗战时期国共之间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皖南事变，1943年又出现了再度爆发军事冲突的危机，也即中共方面所说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两次高潮之间，国民党高层对中共的态度并不一致，处理涉及两党关系的问题时，立场也不尽相同。这种状况，在战时蒋介石重要智囊之一的的王世杰的日记中，多有记载。
王世杰以一学者从政，受知于最高当局，从而进入核心决策层，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两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参与了很多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的制定，这期间参与国共问题交涉，不少建议被蒋接受和采纳。本文拟从《王世杰日记》入手，探讨皖南事变后至1943年王世杰及若干其他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共产党问题的态度和处置。
[NextPage]
一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内不同的处理态度与宣传策略1939年11月，王世杰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如何把握对共宣传的尺度成为他必须面对的问题，其立场是纯粹的国民党立场，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对中共同样存在一定的敌意和偏见，在思想和行动上都绝无“亲共”或“助共”的一面，但他对共产党问题的具体处理策略却与若干文臣武将主张一味强硬的态度颇不相同，是致力于使局势缓和下来，使国共冲突得到化解或控制在政治解决的层面，并为此作了种种努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将政治宣传作为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重要手段，认为“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①蒋介石迫于国内外压力，一时也不敢再继续“武斗”，国共的较量由“枪杆子”变成了“笔杆子”，这样，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王世杰，在两党关系中的重要性就凸显起来。当时，国民党内多数人主张对共产党军队之所谓“不法行为”在各地予以“公开发布”，但王世杰不同意，“此事关系甚大，予意目前对日战事尚须争取国外援助，如予人以内战即将勃发之感，殊多不利，因力主慎重。”②王对国内局势的意见多以国际背景为虑，担心国内的冲突影响英美的援华政策，这是其在皖南事变后力主对共处置“从缓”的主要考虑。
1月15日上午，国民政府军委会商讨对新四军事件的善后问题，白崇禧（健生）主张“宣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及其谋窜扰后方等之经过，即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徐永昌、何应钦、刘斐等“则同意健生主张”，贺耀祖“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文伯（指张治中——笔者注）相当附合之。”下午过江到黄山蒋的官邸继续讨论，徐永昌、程潜、白崇禧、刘斐“仍主公开正面宣布之”，蒋介石主张再考虑一夜，徐永昌则强调说，政治上与共“全破裂”（“军事上半破裂”）于国家有利，他的考虑有以下几点：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以中央法令制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开的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三、如果现在不破裂，则再经过一两年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可以与敌伪正式停战媾和，今日已迟一年半，再迟恐至不堪设想。”③
16日继续开会，强硬意见占上风。对此，王世杰颇感忧虑，17日一早，王即去蒋的住处，“面述关于处置新四军问题之意见，予力主不将处理命令公布，如有必要，仍应以密电通知各军政机关。” 王顾虑的是这种公开宣示会促成共产党的公开对抗，造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对整个国际观感和沦陷区人心亦颇不利。但最终强硬派公布处理命令的主张获蒋首肯，只是文件中不涉及共产党和十八集团军，而以新四军为限，并于当晚7时决定。对此一结果，王“归寓后深以此事前途之发展为虑。”④
1月17日晚，国民党中央对新四军的处置决定正式公布，这引起中共方面极大的不满，在次日的《新华日报》上，避开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插入周恩来亲自题写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十六个字，以示对国民党的抗议。对这种明显“违规”的做法，王的反应却是“通知检查局勿就此事对该报施行压迫。晚间失眠。” 19日晨又“复告中央通讯社，对于新四军事，不宜再发消息，刺激共产党人。” 20日，黄炎培、左舜生“来谈新四军事”，王世杰表示：“中央虽无意扩大，共产党方面亦或无意扩大，但事势演变至如斯状况，倘不能设法，使局势善化，终恐不免恶化”。表达了对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担忧，并希望将此意向中共方面透露，因“黄与共产党人常往来，予故以此语语之”。在24日与蒋介石谈共产党问题时，王“力主勿封闭新华日报，” 蒋表示“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在政治方面，不妨从宽。” 26日，蒋介石为准备次日将在总理纪念周发表的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特与王世杰“商讨”，王“力劝蒋先生务于坚决严厉之中，透示慈祥剀悌之心理”，并且不要涉及苏联，“盖苏联态度如恶化，其停止对我接济之事犹小，如其与日勾结，其影响更大也。”⑤27日蒋的声明，对王的意见有所接受，称这次事件“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⑥意即不会因此涉及整个中共及第十八集团军。故2月1日，王世杰电驻美、驻苏及驻英大使，声明政府对于新四军的态度，只在严整军纪，“在政治方面仍对共产党采取宽大政策，故新华日报在渝仍继续出版。”对于皖南事变在国际上产生的负面影响，蒋介石认为是因共产党方面的宣传所造成，令宣传部草拟一个宣传计划“以期纠正”，王虽照办，但对于该计划之实行，“仍主张应视日内共产党如何决定其态度。”⑦
关于国民党内对此次“反共高潮”存在不同意见的情况，共产党方面也有所了解：“蒋部下的政学派、幕僚派及某些重要将领如陈诚、汤恩伯、张治中、卫立煌等对今天反共军事行动并不积极赞成。”⑧这里的幕僚派，应即包括王世杰等人。
而卫立煌以及胡宗南，也赞成对国共关系作出调整。5月26日，毛泽东、朱德致电卫立煌，提出改善国共关系的具体意见并赞同卫约请胡宗南到洛阳与中共代表会见“共商团结对敌大计”。⑨这引起蒋介石的警惕，据唐纵日记记录，“委座对毛泽东致卫、胡感电（“感”为27日，据毛年谱毛发电时间为26日——引者）批示：‘窥其用意专对我前方将领为离间与宣传作用，可以置之不理。而且以后该党有关人员之来电，皆不可直接作答，……’闻卫颇对毛电所惑，卫对胡云，如委座准许卫与共党谈判，信有八分把握云。胡、卫来电亦称，对异党关系，似有从新调整必要，并其要求三点，亦易解决，且循此途径求得异党问题、中苏问题之解决非不可能也。”⑩
在整个皖南事变发生及善后期间，国民党《中央日报》在宣传报道上大体保持了克制的态度，涉及此事的文字除了1月18日刊登《新四军抗命叛变，全部解散，番号撤销》以及一篇《抗战的纪律》的社论和1月29日蒋介石在纪念周所作关于新四军事件的报告及一篇《革命精神在纪律》的社论外，11再无其它渲染及反共言论。直到3月，共产党声言不出席第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中央日报》才连续刊登了一系列文章，一方面表示“今后绝无‘剿共’的军事”，一方面又发表了若干讽谏中共的文字，诸如英泰晤士报谓“中共要求实难接受，中国政府态度极合理”，“郭大使重要演说，中国坚强抗战已拖住日本，相信中共为团结抵御外侮”，不致与政府对立，“孔荷宠忠告中共，服从领袖完成抗建大业”等等。12向中共施加压力，以促其参加国民参政会。
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政策，王有一套自己的想法，他在1941年5月17日的日记中谈道：“余近日最大苦恼，为宣传政策问题。予觉共党问题如在本党报纸予以激烈的攻击，初不能使共党警觉，徒引起国内外之恐慌，并且使中苏关系益陷危境。” 13他的担心，一是由此引发内战和英美的不满，一是损害与苏关系。王世杰历来都被视为亲英美派，但是他在考虑问题时对苏联因素也极端注意，并且从不认为应该与苏有冲突。在对共产党的整个宣传策略中王也秉持了这一原则，对共较为克制和忍让，避免过分刺激共产党方面，限制反共言论。如在反共宣传的人选上，就不主张用陶希圣，认为他过去的行径为多数人所不能谅解。
对于王的策略，国民党内的反映不尽相同：何应钦就力主对共产党在报纸上直接发起攻击，“党中干部同志亦多如此”。14在3月20日的党政军联席会报上，“关于对中共不法行为之宣传问题，多数人对王部长不满。”但也有人对他的做法表示理解，如陈布雷“谓王雪艇顾虑英美援华态度，不愿多所披露。”贺耀祖“则表同情于王部长，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徒然暴露弱点于国际上，影响友邦之同情。”15
正当国共在为皖南事变的善后争执不下之时，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解除了苏联的后顾之忧，日本订立了新一轮的对华进攻计划。因为此前百团大战的影响，日军制定了《剿共办法纲要》，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剿灭共产党的势力。但是1941年上半年，日军在选择打击目标时，却改变了原有计划，决定首先击破晋南国民党军队后再全力对付八路军。4月，日军主力南下，直接包围攻击中条山第一战区卫立煌部，晋南战事打响。在晋南战役中，日军用了大量兵力志在必得，但国共两党配合有限，使战况十分惨烈。国民党认为是共产党没有任何协同国军作战的行动，故“军部方面甚愤慨。”《大公报》也接连着文批评八路军的不肯配合：如5月21日发表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指责共产党配合不力，周恩来随即致信《大公报》“敌所欲者我不为，敌所不欲者我为之”进行辩驳。16但关于这一事件，《中央日报》未作任何登载和评论。在5月29日的党政军会报上，白崇禧、刘斐、程潜等均主张正式发表谈话，称十八集团军应允在晋南作战，但迄今尚无作战之报告。王世杰力主从缓发表，但未被会议采纳。次日，《中央日报》登载了记者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某发言人的采访，称“截至今日止，尚未据报（共产党——引者注）与敌军正式接触。”17因此，王对以这种党政军会报的方式来处置共产党问题， “甚觉……危险。晚间予因此事，忧虑至不能眠”。18
7月，国共两军又在山西、山东等地发生摩擦。在7月17日的党政军会报上，国民党内一些人主张宣布共军“袭击友军之事实”。18日，党内再次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王世杰“力主以和平和劝告之方式由党外报纸纠正之。”但何应钦、白崇禧、刘斐等不同意，坚决主张正式发表，并于19、20、21连续3天刊登十八集团军的所谓“异动”事件。王认为“此等宣传，绝不能纠正共党，徒使英美人士感觉中国又将发生内乱而已。”所以20日王世杰电告何应钦，因为国际方面最近的反响很不好，请其停止发表关于十八集团军攻击国军的消息，并批评何的部下没有政治常识，不肯中止宣传攻击。对于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的辩驳被检察机关删扣也颇不满，认为“外间人士所得之印象，殊不好。”“蒋先生亦嘱陈布雷通知军委会停发此类消息。但彼等仍不肯严格遵行。”19对于这次反共宣传，共产党方面判断“全由何应钦一手主持，得蒋默认，但为英美派郭泰祺、王世杰所反对”。20 “何应钦此次反共宣传目的”在于“准备舆论，便于日本攻苏时，迫我开至黄河以北。”21而实际上自23日以后至1941年底，《中央日报》上未再出现明显批评或指责中共的言论。
12月31日，王世杰就皖南事变后自己的宣传策略进行了一番总结，在其日记中记道：“一月间新四军事件发生以后，共产党既大肆叫嚣，本党同志以及众多高级将领，愤慨尤不可名状。共党在陕北一带，已高贴打倒何应钦白崇禧之标语，主公开反对蒋先生，真是间不容发。予当时遂毅然决然，一面限制党报及普通报纸发言之态度与范围，一面力促共党避免刺激性之言论。予因此遂不获见谅于党部以及军事方面之众多同志。但予当时倘不如是负责，则今年四五月间（即德苏战争发生以前），我国或已陷于大规模内战状态，果尔，则全盘局势必俱改观。思之悚然！”22由此可看出，王世杰在皖南事变后的对共宣传政策遭到了党内很多人的反对，有人甚至认为王过于软弱。但是王认为自己考虑问题从大局出发，顶住重重压力，限制反共言论，成功的避免了内战的升级，所以王对于自己对新四军问题的处理还是很满意的。现在看来，皖南事变虽然使国共关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从当时的时局来看，国共还面临着共同的民族敌人——日本，所以完全破裂打内战的可能性也不大，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会无视国内外舆论的态度，也有着自身对于民族根本利益的掂量。23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之间一度极其紧张的局势，能逐步缓和冷却下来，固然与当时的形势和共产党审时度势制定了正确的斗争策略有关，但在国民党高层决策中颇具影响力的王世杰，顶住党内压力所做的一番努力，也自有其客观的历史定位与作用。一年之后，主管国民党党务的张厉生在报告党务考核结果时，对王世杰主持的宣传部处理皖南事变及日苏中立条约等问题的宣传政策“颇为赞许”，王对此深感欣慰，“此为予任职以来在党部所闻之第一次誉词。”24
[NextPage]　
二 政治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进入抗战中期，蒋介石对中共的防制之心更切，中共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国民党内也是意见纷歧，莫衷一是。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王世杰对此问题亦有自己的主张。总体上来说，王是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自由主义分子，自由主义在政治问题上的原则之一，就是主张政党政治。王世杰对这一问题虽然没有正面阐述过，但他一直认为中共问题应该政治解决。同时，他还根据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认为不应排斥反对党的存在，这与国民党内很多人有不同之处。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进入了一种胶着状态，国际形势却发生了大变化。1941年12月8日凌晨，因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终于加入对日作战，这对于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不坏的消息，苦撑数年的中国终于结束了对日孤军作战的局面。不久并成立了中国战区，蒋介石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由于战略关系，英美纷纷向蒋示好，不但向华提供大量援助，并于1942年1月宣布废除在中国的不平等条约。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四国领衔签署并发表《联合国家共同宣言》，1943年，在罗斯福的支持下，中国与美、英、苏共同发表《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这些似乎都标志着中国获得了与英美苏同等的大国地位，而11月的开罗会议，中国终于第一次以大国形象展现在国际舞台上。这一系列事件使民众大受鼓舞，民心士气为之一振，同时也使蒋介石和其治下国民党的威望得到提高。同时，由于美国加入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国际国内形势使国民党有了充分的理由来考虑国共关系的未来走向和战后中国的前途。
1941年9月在与蒋介石讨论共产党出席国民参政会问题时，王世杰阐述了自己的主张，认为共产党问题“决非单靠武力所能解决。政府应力求政治清明，以惬舆望。此为根本应付办法。英人尝谓共产党是一种病菌，只能于黑暗中发育。予深是其言。” 1942年2月，王在与蒋介石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予谓对于反对本党之人，无论为共产党或他党，总以设法从政治方面导其入于正轨为是。”25由此可看出，王对党派问题，一直是抱着一种较开明的态度。并且认为只要政治清明，党派争端可以不攻自破，这是王解决国共冲突的主导思想，他并不赞成一些人力倡的“武力剿灭”，担心由此引发内战。国民党内一部分人也意识到，用皖南事变的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是行不通的，“在抗战时对共党作战，容易失去国际同情。”26
国际方面，1942年5月，苏英会谈后双方签订对德国及其欧洲同盟者作战及战后合作互助条约，6月，苏美两国签订合作协定，英美出于各自的战略利益也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乱。基于国内外的压力，国民党对共态度趋缓，于1942年11月12日到27日召开的五届十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方案。毛泽东评价这个决议“开辟了今后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虽然这些争论问题还不见得很快就能完全地解决”。27周恩来则把战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36到1938年，重在组织上解决，即“融化共产党”；第二阶段为1938到1942重在军事上解决，即“削弱和消灭共产党”；第三阶段则从十中全会开始，重在“政治解决”即“企图控制共产党。”“目前国共关系，趋向好转的一面已渐增长，坏转的一面已渐减弱。”28共产党对此阶段的国共关系大体上也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对十中全会的决议，王世杰很是赞同，“党中同志颇有认为可虑者。实则对内对外，本党均应有此表示。共产党之态度能否改变固难逆料，但本党应昭示中外，吾人对共政策为政治的而非武力的。”但几天后，何应钦召集党政军会报时“出席之人则欲藉此时机加强管制共党。盖群以共党之活动为可虑，且群认共党决无服从本党主义或领导之诚意也。”鉴于国民党内的这种情况，王不免感到悲观：“予固极盼此一问题将来能由政治途径得到解决，但此一希望之实现显然甚难。”29
对这个决议，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与闻国共商谈的邵力子也有他自己的见解，1942年12月12日，他对回国述职的顾维钧评述道，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政策声明“主要是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的重要性”，“委员长作为国民党的总裁主张对共产党人实行宽大为怀的政策，但是党的一些领袖仍坚持严密监视的政策。”“实际政策是表面上宽宏大量，与此同时对共产党的活动予以极其严密的监视。”邵还说，“共产党领袖也赞成双方保持和平关系，而实际上，他们或许也同样对中央政府抱怀疑态度。”30以邵力子丰富的政治经验，他对国共关系真实现状与未来趋势同样未敢乐观。
在国民党人看来，中共问题之所以如此复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以苏联为背景，王世杰在外交上力促与苏亲善、中英美苏四国结成同盟，以求为共产党问题的解决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1943年因为估计日苏战争即将爆发，王主张在战争爆发前成立“中美英苏四强委员会”。315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将派戴维斯赴莫斯科，王世杰猜测“戴氏此行所关甚巨，或将促成罗总统与斯坦林之会晤”。32不久之后，5月22日，共产国际即宣告解散，这对国民党来说又是一个好消息。王认为“此事之发生，大概为罗斯福代表戴维斯访史坦林之结果。”33王的此种猜测进一步坚定其通过美苏结盟来解决中共问题的决心。
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的1943年5月至9月中旬，蒋介石的对共政策谋划经历了一场从武力解决（7月、9月初各一次）——封锁与取消番号——回到以政治方法解决的急剧变化的过程，其中的起伏曲折与国共双方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及对己方利弊得失的权衡密切相关，对此较量过程，邓野在《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一文中已有翔实精辟的论述34。本文想谈的只是在这一过程中，王世杰的态度和表现。5月25日，蒋介石召集参事室会报及特别小组会报时，王力陈两点：“（一）对中国共产党问题，我应向政治解决之途为最大之努力；在宣传上尤不可造成政府准备以武力解决之印象。（二）对苏联应强烈表示亲善，以促其对华政策之继续演变（在新疆之俄国军队，近日已完全撤回）。”355月28日，董必武告诉王世杰，共产党甚盼能早日打开现时僵局，且毛泽东必要时可以来重庆。这使王信心更增，认为此时是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一个很好时机，“又共产党问题亦宜趁此时机谋一初步解决”。而且，这与战后解决华北、东北问题也密切相关，“熊天翼（熊式辉——引者）来谈，谓日苏倘或决裂，我将采何步骤。予谓我此时最应先行设法谋共产党问题之解决；即不能完全解决，亦当求得部分之解决。否则日苏决裂后，我纵欲进兵华北或东北，将因共军之阻挠而不能遂行战略。倘共军或苏军先入东北，前途之危机正复不少。至日苏决裂后，我当力促中英美苏共同组织作战机构，并共定作战目的，以为异日同盟国之合作立下基础。此则于我亦是一种安全保障。”36王世杰对战后东北问题的考虑，事实证明，亦并非杞忧。
但对于当时蒋介石只让胡宗南等少数几人与闻的军事进攻计划，王世杰并不知情。而中共方面却因为得到有关情报，主动发起了一场反对内战的舆论攻势，这使得王世杰甚感困惑，8月5日，王在日记中称：“延安解放日报自七月九日起连日着文攻击中央，谓中央有意‘发动内战’，并指斥中央为‘法西斯势力’包围。此一发展，究将演成何种局面，令人疑虑。……现时中央初无以武力解决共军之意，但共产党既不惜在宣传方面如此挑衅，前途如何颇难乐观。予连日为此事忧念不已。”在此一阶段，王世杰一仍其此前的政治解决的思路，且以美英与苏是否合作作为国民党人应否改变对共政策的前提。8月21日在与吴铁城等商谈时，王世杰说到，“吾人虽明知中共问题不易以协商方式求得解决，但必须尽力向此方向去做，以争取第三者之同情。予意中共问题与苏联态度有重大关系，如果苏联与英美终究不能合作，吾人届时不妨重定政策，现在则必须力求政治解决。在座孙哲生熊天翼诸人亦颇以此为然。”37
而在蒋格于形势放弃武力进剿计划，在高层计议是否应予中共以实行封锁及取消番号的处分时，王一直是认为不合时宜，不表赞同。1943年9月6日，国民党第五届十一中全会召开。9月9日晚，蒋介石约孔祥熙、戴季陶、王宠惠、何应钦、吴铁城、龙云、白崇禧、徐永昌、刘斐、陈诚等商讨会议准备的“宣布共党罪行及本党对共态度之决议草案”，草案内容为“一面暴露共党种种罪行，一面表示取消第十八集团军番号并以封锁方法防范共党之叛乱。”王宠惠、戴季陶等“均称甚善。”“龙云似不甚赞同，但不作明白表示。余人无表示。”王世杰则向蒋提出了不同意见：“力称（一）此一文告的发布必然造成一种很普遍的印象，即内变将即发动之印象；（二）国际局势正在激剧变化之中，英美苏之关系乃至中英美苏之关系在二三个月内均将明朗化，我党与政府如于此时造成一种上述印象，于我政府之地位及盟邦均不利。（三）共党近日行动显有苏联为背景；去年，蒋先生对于新疆事变不公开宣布共党的罪行或苏联操纵挑拨之事实，一面容忍，一面为一切必要之政治措施，遂使新疆局势转危为安，今日仍宜采取此种慎重态度。” 王的意见遭到了刘斐的“力驳”，但孔祥熙和陈诚大体赞同，最后蒋决定将草案中取消共军番号及封锁共产党一段删去。38据另一位与会者徐永昌回忆，参会的还有陈布雷、朱家骅、朱绍良（一民）、胡宗南、吴国桢等人，从语气上看，孔祥熙、徐永昌也不赞成此时就采取破裂态度，王世杰希望能缓一步，“可俟英美对日军事再进且一两月内英美与苏再明朗化时对共方可严责云云。”结果决定发表已定之决议文，只是删掉取消番号等处分语，对此，“仅余与王雪廷（即王世杰——引者）未赞同而已。”3910日中午，蒋介石又约熊式辉、彭学沛、张群、肖同兹餐叙，谈及对共产党问题决议草案，熊式辉“主删其有刺激性语句，总裁交余修改”，熊乃“尽意修改之，印就送出。”40
由于蒋介石认识到，苏联一直以回避承认中国四强地位的态度牵制国民党的对共政策，为争取苏联调整其立场，并避免美国方面对国民政府抗战态度的怀疑，此时还不宜与中共公开破裂。10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告以“刻对共党之办法，决取宽容缓和态度，只宣布其非法行动之事实，而不加以法纪之制裁，不使为中国共党事件，而使国际整个局势发生影响。”41不过，对于蒋的这种处理意见，“党内元老均不同意，戴院长、孙院长尤为愤激。”42但最终由蒋拍板，在9月13日宣布对共产党的处理时，只是由吴铁城做了一个“毫无刺激性之决议案”，一方面说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一方面又声言要“政治解决”和“准备实施宪政”。43会后并发表了蒋介石在会中关于“共产党问题只是一个政治问题，必须以政治方法求得解决”的指示。王世杰“窃意此种处理当可消除外间‘内战’之疑虑，心为之慰。”44
9月17日上午7时，王世杰到董必武处以个人资格劝其出席第二天将要招开的国民参政会，董答以并没有打算不出席，只是不知道会上会不会发表反共的言论和决议，王答“知道政府方面没有要在参政会来反共，蒋主席作主，蒋不会在会上讲什么。”董必武又询及何应钦，王世杰回答“蒋的意思是代表国民党的意见，此外个人意见在会议上也难免提出。”王世杰且复劝到“别人已伸出手来了，你怎么好意思把手放在口袋里呢？”45
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也决定对国民党采取缓和态度，“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469月18日，参政会第三届二次会议开幕， 9月21日何应钦在参政会大会作军事报告，对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国军事实以及种烟等事，颇多指述谴责”，“并有本应‘早予制裁’，惟依中央宽大之旨仍盼其改悔之语。’”董必武起来反驳，继而国民党参政员王普涵、李汉鸣、王亚明等人对董的询问大加抨击，董愤而退席。王世杰对于这件事极不满，“此种可能原为予所虑及，负党团指导责任之吴秘书长铁城等对本党党员毫无劝告指示，遂有此种结果。何部长不能体察蒋先生容忍之意，言词与态度均不能使共产党折服或引起第三者之同情，徒然促起党中同志情感激越。予在当时及事后均不胜痛惜。予所虑者，共党将因是而确认本党‘政治解决’之言为虚幌，其铤而走险之意将愈决，内战将加速爆发也。”47确实，在得知此次争执之后，毛泽东复电董必武，称赞董的行动是正确的，“蒋所谓政治解决是欺骗，至少目前无此意。”48王读懂了蒋此时对共宽容的意图，也和蒋一样希望中国的四强地位能得到苏联的认可而早日确立。但与蒋不同的是，政治解决可能更符合王的真实心态，而不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解决的重心还是寄托于打。
第二天，王世杰再次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意见：“甚盼蒋先生采取勇迈果决之决定，约束本党同志，并采取其他办法，以求局势之缓和。言毕退出后予复向陈布雷言，请其代向蒋先生再述予所拟议之办法两点：一、密令国军，一面须对共党严加防范，一面务须绝对避免挑起战事，否则均以违抗命令论罪。二、告知共党（或面告董必武），共党应立即停止反政府之宣传，中央亦将禁止对共党之攻击，俟此点实行一二个月后再行磋商解决办法。”49
蒋既已明确对共暂取缓和政策，党内又有王世杰等人的坚持，故在9月25日出席参政会时，决定“对中共问题声明无计较过去之意亦无解散中共之意，”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对于外交政策则力称中美英苏四国成立协定，加强合作之必要”。并将显示缓和姿态的任务交给了力荐此策的王世杰，10月2日，蒋嘱王世杰“向董必武询问改善目前国共关系之方法”，王在晚间约董会晤，再次向共产党方面声明了自己的立场，略谓“现在局势如不图善化，必致恶化；政府及社会方面许多人因为中共有固定不变计划，多认国共关系为不治之症，予则认为中共政策终久必受国际与国内环境之逼迫而不能不改变，故愿意努力求目前危险局势之缓和。”董必武表示也愿意朝这方面努力，目前需要：（一）中止相互攻击，（二）放松对陕边之包围俾与外界往来。王答，第一点诚属迫切需要，第二点须待军事问题有解决方法始能谈到。董表示将向延安电商。这时，不知出于何种考虑，蒋介石甚至向其党内表示必须放弃一党统治的观念：“日昨蒋先生在中央党部召集本党参政员谈话，有参政员王普涵起立发言，谓一党之制决不可变。蒋先生严词斥其错误，谓本党以外如无他党存在则久而久之本党必腐化以至崩溃，其影响将不堪设想。”50
此时，共产党的态度也缓和下来， 10月11日，董必武见王世杰，告知已接到延安回电，已令延安及前线报纸自10月6日以后，不再攻击国民党，日昨《新华日报》“着论拥护蒋主席，并表示愿觅‘政治解决’，系遵延安之决定。”王世杰表示将以此意报告蒋。次日，王世杰见蒋，请蒋下令国方报纸暂停对中共的攻击，以观中共态度之实际变化，并请蒋指定熊式辉、陈布雷、邵力子等“随时与董必武试商‘政治解决’之法”。蒋亦赞同。51
10月18日，在拟议中的“宪政实施协进会”中，王世杰力主在常务会员中加入共产党一人。对于“政治解决”，王世杰确曾设法促其实现，但实际上却并无进展。10月下旬，王开始作访英及访美准备，个人关注之重心转移，11月18日启程，至1944年3月底才回到重庆。回来后发现，“近来国内严重之情事有三：（一）中共问题较予出国前更严重。（二）物价在过去四个月中又增加了一倍有余！（三）新疆境内，苏联曾用飞机轰炸盛世才剿哥萨克匪之军队。此均极可虑之事”。52由于前述种种因素，没有出现国共关系好转的奇迹。
[NextPage]
三 余论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国民党的“政治解决”实际上是国民党以武力解决共产党之前以此“作为拖一下的幌子，等待将来有利条件，再来消灭共产党。”53周恩来也指出国民党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54的确不可否认，国民党自十中全会后对外公开宣示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是美苏施加压力及国际情势、社会舆论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还应该看到，国民党内确实有一部份人是真正想与共缓和，和平解决国内冲突的，如张治中，如王世杰。王的“政治解决”与蒋所提的“政治解决”内涵有所不同，蒋是等待有利时机消灭共产党，而王则认为共产党的存在，是因为政府的体制不健全，政治不清明，为其存在提供了土壤。所以王世杰认为只要政府改革政治，实施宪政，且对苏亲善，争取到英美苏的支持，使共产党失去国际背景，那么共产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王世杰作为国民党内秉承蒋介石制定和执行内外政策的关键人物之一，一方面善于体察蒋的意图和对蒋忠贞不渝，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熏陶，有主见亦不失开明。但是其服务的国民党体制又是一种独裁专制的体制，所以对蒋的忠诚与自身所带的“自由知识分子”色彩在其处理问题时都有所体现，且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既对党派问题持开明态度，又要共产党服从军令政令统一。国共两党关系的症结在于，双方的政治理想与信仰既不同，双方又极度缺乏互信，不具备和平共存的任何基础和条件。所以王的一些想法实践起来就极为困难，如其早在1941年就对中共问题提出：“予谓如共产党有诚意，不到处扩充势力，政府或可划定特殊区域，允其在该区域内试验其理想，并保留若干军力，同时并允其参政中央民意机关。此种办法并可作为战后解决方案。”55但王世杰的这一自认为诚挚宽容的方案，因对共产党的让步有限且附加诸多限制，共产党方面不会真正接受；又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共产党的合法存在，而必为其党内顽固派所拒斥，可以说两边都不会讨好。因此，这期间王对中共问题的意见，有其理性和善意的一面，但也有其矛盾和纸上谈兵的一面，国共问题的解决，依其自身的逻辑走上了另外的发展演变之路。这当然是不会以王世杰等人个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② 《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月7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
③ 《徐永昌日记》，第6册，1941年1月15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关于15日上午军委会会议白崇禧与张治中争论的情况，张治中回忆录也有颇为生动的记载（未提及他人），见《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682-683页。
④《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月17日。
⑤《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月18日、19日、20日、24日、26日。
⑥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四（下），台北1978年版，第621-622页。
⑦《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2月1日、7日。
⑧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页。
⑨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01页。
⑩ 1941年6月21日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216页。
11《中央日报》，1941年1月18、29日，（第二版）。
12《中央日报》，1941年3月9日，（第三版），1941年3月14、21日（第二版），1941年4月18日（第二版）。
13《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5月17日。
14《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5月17日。
15 1941年3月20日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96页。
16《大公报》，1941年5月21、23日，（第二版）。
17《中央日报》，1941年5月30日，（第二版）。
18《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5月29日。
19《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7月17、18、20日。
20《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13页。
2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第180页。
22《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12月31日。
23 关于此时毛泽东与蒋介石均不欲彻底破裂的情形，邓野《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一文有十分精辟的分析，详见《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5期。
24《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2年11月20日。
25《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9月14日，1942年2月3日。
26 1943年9月，上星期反省录，《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77页。
27《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15页。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页。
29《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2年11月25日，12月3日。
30《顾维钧回忆录》，5，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52页。
31《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4月26日。
32《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5月7日。
33《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5月22日。
34 详见邓野：《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35《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5月25日。
36《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5月29日，6月5日，15日。
37《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8月5日、21日。
38《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9日。
39《徐永昌日记》，第7册，1943年9月9日。
40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424页。
41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台北1978年版，第374-375页。
42 1943年9月12日日记，《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380页。
43 参见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40页。
44《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13日。
45《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46《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6页。
47《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21日。
48《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71页。
49《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22日。
50《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9月25日，10月2日、4日。
51《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10月11日、12日。
52《王世杰日记》，第4册，1943年10月18日，1944年3月29日。
53 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第235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54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二册，第675页。
55《王世杰日记》，第3册，1941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