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吴佩孚-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越飞与所谓“孙吴合作”

苏俄在1922年下半年一度要促成孙中山同吴佩孚合作，对此，有学者已作过研究。[1]但是，当时研究者还不可能利用苏俄和共产国际有关此事的档案，所以，即使是专题的研究往往也是语焉不详。近年，大批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出版，使我们有可能对这一段历史作更深入的探讨。本文主要利用近年公布的文献，对苏俄代表越飞来华以后力图促使孙、吴合作的过程再作些论述。
（一）
1922年9月，蔡和森在一篇文章中说到，“自孙中山由粤来沪，曹吴代表南下，于是孙吴携手之声甚嚣尘上。”[2]孙中山于8月14日到达上海，而苏俄代表越飞则于两天前抵达北京接替前任代表派克斯（А．К．Пайкес）的工作。“孙吴合作”的消息，是在越飞来华之后才迅速传播开来的。新公布的俄文资料反映出，越飞同“孙吴合作”的确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在越飞来华以前，苏俄方面已经就“孙吴合作”向吴佩孚进行试探。苏俄在远东的全权代表维连斯基（В．Д．ВиленскийСибиряков）于1922年6月27日到洛阳访问吴佩孚。事后，他向齐切林（Г．В．Чичерин）和托洛茨基报告：“中国政治中的主要人物是吴佩孚将军，他掌握着军队、财政、交通以及内政部。……经我们中国朋友长时间做工作，6月27日，我受吴佩孚的邀请访问了他的大本营，进行了非常有意思和有益的谈话，最后，吴佩孚委托我转交给俄国武装力量领导人托洛茨基一封信，信中谈到俄中在远东任务的一致性。我认为这是中国和苏俄之间签订军事政治协议的出发点。”[3]维连斯基后来往往被视为重视吴佩孚而轻视孙中山的代表人物，这个报告似乎也没有正面谈到希望孙吴建立合作的问题。但我们应该注意到，维连斯基此行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类苏俄文献中常被称为“中国朋友”）介绍的，其中肯定有李大钊，而李是主张“孙吴合作”的。维连斯基也清楚苏俄高层重视孙中山的态度，他在几个月前给列宁的信说过，“既然真有可能提出孙逸仙可能当中华民国元首的问题，那么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4]因此，笔者认为，维连斯基此行虽然主要是同吴佩孚谈中俄关系问题，但也谈过孙中山。8月4日，苏俄代表派克斯在致加拉罕（Л．М．Карахан）的密电中称：“吴佩孚履行了排除颜惠庆的许诺。后者已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吴佩孚认为同苏俄签订协议是他取得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我试图说服他转向国民党，同孙逸仙和解现在还未取得成效：前半部分他接受，后半部分他断然拒绝。昨天内务总长孙丹林（吴佩孚安排的人）来访，让我们相信他能防止吴佩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5]可见，其时苏俄已通过吴佩孚干预中国的政局，而促成“孙吴合作”的活动也已经开始秘密进行，参与其事的既有中国共产党员和苏俄人士，也有吴佩孚方面的政客。孙中山那时还在军舰上抗击陈炯明叛军，相信苏俄人士尚无法同他讨论调整对吴策略的问题。
吴佩孚的态度受到苏俄高层的重视。越飞在来华途中就收到莫斯科发来的关于吴佩孚致函托洛茨基的电报。他来到北京后，促成“孙吴合作”的工作加快了步伐。越飞亲自出面分头做孙、吴的工作。8月19日，越飞写了一封信让他的军事顾问格克尔(А．И．Геккер)带给吴佩孚。越飞在信中称吴“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中国最着名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家”；希望吴理解和支持苏俄在中俄谈判、俄日谈判及外蒙问题上的立场。[6]三天以后,越飞写了一封信让马林带给孙中山。信中称孙为“正在为自己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国务活动家”，越飞同样希望孙理解和支持苏俄的外交立场，他在信中还向孙中山提出了5个问题，其中有3个是关于吴佩孚和张作霖的。这三个问题的中心是对孙“和张作霖达成协议反对吴佩孚”表示无法理解，实际上是希望孙改变“联张反吴”的策略。[7]
8月21日，格克尔来到洛阳。他回到北京后向越飞汇报，“从未见过这样完美的军事秩序，秩序和纪律极其严整，操练和训练比赞许的还要好”；吴佩孚和他的幕僚“都说自己亲俄”。这时吴经说服已接受“孙吴合作”的方案。据格克尔转述，吴佩孚曾表示：“孙逸仙是中国的思想领袖，吴佩孚是军事领袖，两人联合后将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现在他们在进行谈判，希望他们达成协议，孙将任共和国总统，（吴）并亲自兼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8]
8月27日，孙中山给越飞复信，答复了越飞提出的各个问题，包括为什么“联张反吴”的问题。但孙中山又在信中说，“我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实行合作。这也说明了现在事态发展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方针。”[9]据张国焘说，李大钊是“孙吴合作”策略的提出者，越飞认为这个主意很重要，而苏俄代表与吴佩孚之间的联系是李大钊努力的结果；孙中山抵沪后，李大钊向他提到过同吴佩孚合作的可能性，孙没有表示反对。[10]蔡和森在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曾回顾中国共产党人对“孙吴合作”的态度：“英美竭力要吴统治中国，但关系未固定，而日本与段、张关系比较巩固，同时吴佩孚对群众和国民党的态度都比较张作霖好，……所以这时竭力破坏国民党与段、张联合，赞成国民党与吴联合。还有一点，孙是揭破吴佩孚的黑幕，如他真能赞成中山，于国民的利益是很大的。”[11]这大体上反映了当时提出“孙吴合作”策略的原因。
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另外一些促成孙吴和解的工作也在公开和秘密地进行着。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由吴佩孚导演，直系军阀演出了一场“法统重光”的闹剧。北京的大总统徐世昌被迫下台，黎元洪被拉出来“复任”大总统。1917年被解散的国会于8月1日宣布复会。而陈炯明叛变，又使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失败。南北两个中华民国政府并存的局面结束后，各种政治力量都希望中国的政局按自己的利益和愿望发展。孙中山虽然受到挫折，但在政治、军事上仍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因此，他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瞩目和争取的对象。而孙中山也不得不考虑调整对各派军阀的策略。6月底，徐谦通过冯玉祥的关系在保定见到吴佩孚，对吴转达了孙中山与北方缓和关系的基本条件----赞成6月6日的《工兵计划宣言》。吴对此表示“极端赞成”，但提出“先请中山下野”作为同孙中山协商的先决条件。吴、徐两人还讨论了孙以向即将恢复的国会辞职的形式下野的问题。[12]王宠惠在一个日后的忆述中说到，1922年他“始则经南北同志之怂恿，继得总理之同意，遂与汴、洛为秘密之谋”，“维时热心是役而奔走其间者，实为孙丹林君”。[13]在孙中山抵沪前，王宠惠已经开始“联吴”的秘密活动。吴佩孚把颜惠庆逼下台后，立即以个人名义提议王宠惠组阁。[14]孙中山抵达上海后，同曹锟、吴佩孚的代表有所接触。8月15日，孙中山发表《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的宣言，宣称“自兵变以后，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无从提出”；表示“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15]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吴佩孚、徐谦协商的一个公开答复。8月29日，曹、吴发表通电（艳电）回应孙中山8月15日的宣言，9月3日，孙中山公开答复曹、吴的艳电。[16]在通电中双方仍不免含蓄地相互指责，而且双方对“合法国会”有完全不同的立场（孙中山支持“民八国会”，直系军阀支持“民六国会”）；但曹、吴既然公开向孙中山表示承认护法的原则，而孙中山同直系军阀的军事敌对行动已经停止，所以，双方就有了和解的可能性。从现有的史料看，孙中山对曹、吴的秘密谈判似乎是分头进行的。孙中山1923年5月在给孙洪伊的一份电报说，“前在沪所定联曹主张，托兄并 子竭力进行，目的所在，即图曹、吴之分离，而曹能舍去武力之迷梦。”[17]但越飞所关注及寄予希望的是孙中山同吴佩孚的和解。所以，孙中山向越飞的信使“谈了他同吴佩孚谈判的情况”。[18]
越飞同孙中山的联系是通过马林、格克尔进行的。马林于1922年8月第二次来到中国后，很快就参与到促成“孙吴合作”的秘密活动之中。在他8月份的工作记录中，关于吴佩孚是工作要点之一，他同中国共产党人讨论过“孙吴合作”的问题，与孙中山会谈后，李大钊就去找吴佩孚。[19]李大钊在洛阳会见了吴佩孚和吴的亲信幕僚白坚武，回到北京后发表了《中国统一的方策与孙吴两氏的意见》一文，作者在谈自己的看法时说到，“首先在中央必须备有强大的兵力，然后依靠这种力量削弱各省督军的武装，与此同时还要承认县的自治权力并不断发展这种权力，这才是最上策，在这一点上孙吴两氏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20]不久之后，孙丹林也公开发表了鼓吹“孙吴携手”的言论，称“中山为民党之领袖，子玉为国家之干城，二人精神上之特征，有相同若此，则吾人欲图孙吴之联合，岂非顺势之事？”他希望孙中山不要与益友社、政学系、奉派结合而与吴佩孚携手，要求共同排除“孙吴合作”的障碍。[21]按当日中国政坛的惯例，李大钊、孙丹林实际上都是为“孙吴合作”制造舆论。李大钊在孙吴之间的联络工作固然同越飞有关，而孙丹林早在越飞来华之前已经就“孙吴合作”同苏俄人士联系。因此，尽管促成“孙吴合作”的秘密活动是在中国极为复杂的政局下由各种各样的人进行的，但越飞在一定意义上成了这一活动的关键人物。
（二）
越飞极力促成“孙吴合作”，这是由苏俄的对华政策所决定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时苏俄的对华政策有双重目标：一方面希望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联盟，一方面希望同中国政府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并设法维护沙俄时代取得的某些在华权益。[22]苏俄一开始对孙中山相当重视，但在南北两个政权并存的情况下，苏俄同孙中山进行接触时很慎重。1921年11月6日，齐切林把孙中山8月的复信呈送列宁，在致列宁的信中对同孙中山联系会影响同北京政府的谈判表示担忧，提到“我们在北京设立代表机构后就可以同广州政府往来。在此之前，我们认为不便给孙逸仙写信”。[23]列宁指示，“要常写信并尽量秘密进行”。[24]越飞来到中国时，广州政府因陈炯明叛变已不复存在，越飞把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作为主要的任务。对此，孙中山十分不满，他在写给越飞的第一封信就强调指出，北京政府是“某些列强政府的代理人”，希望越飞不要急于同北京政府达成协议，等待孙中山“重新建立北京政府”。[25]由于北京政府在持续两年的对俄交涉中一直过于重视列强的态度，并在蒙古、中东铁路两个问题上不愿作出让步；而俄共中央政治局则电示越飞，“从1919－1920年的总宣言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越飞尽管对这个指示提出尖锐的反对意见，认为如果从宣言立场上后退“这将是我们对华政策的破灭”，[26]但他在同北京政府的交涉中，又只能按苏俄党和政府的方针进行。这样，越飞的外交使命自难取得进展。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是北京中央政府变成一个对苏俄友好的民族主义政府。在这种情况下，苏俄对华政策的双重目标通过谈判就比较容易同时实现。
如果“孙吴合作”，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按共产国际与苏俄的理论，中国军阀的地盘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中心”，军阀可以“扮演着18世纪西欧专制君主的角色”；[27]也就是说，可以在统一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一定作用。吴佩孚在当时的军阀中颇有“开明”的声誉，又早与苏俄有接触并表示“亲俄”，且以反对俄国在远东的宿敌日本着称，在苏俄极为重视的蒙古问题上，吴同意苏俄暂不撤军,因为担心红军撤出“就意味着张作霖立即去占领蒙古”。[28]在苏俄方面看来，以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同吴佩孚的军事力量结合，建立一个“亲俄”的民族主义政府是可能的。越飞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谈到了在列强影响下中俄谈判遇到的困难，认为“与现政府的谈判不会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他对孙中山表示：“根据我对中国形势所作的分析，我还觉得，您同吴佩孚联合并一起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来说，这是最好的联合。我觉得，为了确保张作霖承认和支持这个政府，应该恢复他的一切称号、官职和官衔。我还觉得，张作霖会同意这样的条件，这样一来，这个政府实际上就统一了全中国。我毫不怀疑，俄国愿意全力促进中国的民族统一和摆脱世界帝国主义的羁绊，它一定会给予这样的中国政府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与援助。”[29]越飞在9月18日致马林的信中说，“对我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孙和吴一起组建政府并与张作霖和解，至少要让张作霖承认和支持孙逸仙--吴佩孚政府”。越飞认为，“成立这样的政府，是当今中国政治的最重要方面”；他要求马林向孙中山说明:“这样的政府不仅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支持，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整个共产国际的支持。”[30]
9月18日，越飞致函吴佩孚对吴未能兑现彻底解散北京政府的承诺、只是在内阁组成作了一些变动表示了委婉的不满，并再向吴申述三天前对孙中山作过的苏俄将支持孙吴联合政府的承诺。越飞在信中说，“我个人觉得，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的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俄国竭力促进它的民族统一和使它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31]
越飞曾经考虑，通过苏俄提供财政援助以促成“孙吴合作”。1922年9月1日，越飞向加拉罕报告，“吴佩孚同孙逸仙的谈判在临近”。[32]按越飞的设想，孙、吴谈判的中心问题是合作组建一个中央政府的问题。但是，当时北京政府在财政上已经陷入绝境，“财政实收数月仅有数十万元之虚额，而中央每月应支之军警费约540万元，政费约300万元，入不敷出，相差甚巨”。[33]到1922年底，“全国内外债，合计二十四万万之谱，加以利息，继达三十万万”。[34]军人索饷、官员索薪的消息时见于报端。由于外国银行团提出了北京政府难以满足的借款条件，取得大宗外债纾解财政危机的希望也十分渺茫。孙中山表示，在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不会去北京。越飞接受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P.S.Reinsch）的建议，向苏俄政府提出由苏俄给予中国分10个月支付（每月200万美元）总额为2000万美元的贷款，这笔钱只准备借给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组成的政府。越飞表示，如果得到苏俄高层的答复，他就可以以个人名义向孙、吴两人说，“也许我们能向孙逸仙－吴佩孚政府提供贷款”。[35]但越飞这个要求被俄共中央政治局以苏俄财政状况困难为理由所拒绝。[36]
王宠惠内阁的成立，可以看成是孙、吴之间某种协商的产物。吴佩孚把颜惠庆赶下台之后，王宠惠代理内阁总理。在孙、吴秘密接触过程中，吴佩孚发表通电，请王宠惠正式组阁。[37]9月19日，王宠惠内阁成立。正如有人指出那样，王“在孙、吴之间经常起着桥梁作用”。[38]蔡和森当日谈到关于“孙吴合作”的传闻时说过，“其中一项关系所谓‘最高问题’之孙正吴副说，而为之居间缀合者即为王宠惠”。[39]此外，孙中山还派出徐谦、张继到洛阳同吴佩孚“陈说意见”。据报纸的公开报道，吴佩孚同张继谈过国家建设、国会、总统、县自治、工兵政策、国内息争等问题。吴对张继表示“对中山先生向来尊重”，称自己正在洛阳实行孙中山的“工兵政策”，“我愿中山先生作工兵会长，我作副会长，……中山先生想作的事，我可以替他作”。[40]孙中山在9月指示在北方从事秘密活动的国民党员，“此后对北方已取和缓态度，故一切急烈之举，皆当停止”。[41]大约在9月到10月初是越飞促成“孙吴合作”最为积极的时期。马林在10月中旬的一个报告中说到自己同越飞密切接触，“自9月底以来，在北京这里多次讨论了联合吴佩孚的方针”。[42]从表面看来，越飞的努力似乎产生了一定的效果。
由于孙中山在1922年初同张作霖建立了反对直系军阀的秘密军事同盟，因此，张作霖问题成为孙、吴和解的最大障碍。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放弃联张反吴的策略。9月26日，马林和格克尔在上海同孙中山进行了会谈，主要讨论苏俄支持孙中山统一中国的原则及方式。格克尔向孙说：“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中国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正如越飞同志已经指出的，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越飞的两个代表极力劝说孙中山放弃同张作霖的合作而转向吴佩孚。孙中山认为，吴、张之间的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期望张能获胜。格克尔则认为吴的军队比张的强大得多。格告诉孙，吴对孙“很有好感并且同意成立在孙逸仙领导之下的政府”。格克尔与孙中山还就对吴佩孚、张作霖两人的看法展开辩论。格把吴佩孚看成一个“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孙却认为，吴“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但“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认为他只是日本人的工具是不对的”；“吴佩孚依附于英国和美国。他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孙十分怀疑吴对俄国的友好姿态。格向孙表示将会再劝说吴要摆脱英美的影响，并提醒吴佩孚必须同孙中山合作；告诉孙：“吴佩孚已经知道，俄国把孙逸仙看作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尽管格克尔反复指出张作霖是日本的工具，与俄国所有的敌人勾结，但孙中山只是表示会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但不会同张作霖决裂。孙向越飞的代表提出俄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格克尔表示，“首先必须实现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然后才有可能利用俄国的帮助。格克尔还询问是否可以同孙中山在洛阳的代表建立联系，以便着手安排苏俄援助的工作，但被孙中山婉拒。[43]
吴佩孚一直把张作霖视为军阀混战中的主要对手，吴、张两大军阀头子都处心积虑要消灭对方。格克尔在8月奉越飞之命到吴佩孚处时，吴即向格表示，在来年春天前他将做好消灭张作霖和日本人的准备。[44]在当时，吴佩孚甚至认为，对孙中山可以妥协，但对张作霖则必须持强硬态度。他在9月9日给金永炎（陆军部次长，黎元洪的亲信，其时与吴关系密切）的电报，主张给孙中山一定的礼遇，但反对由北京政府派员赴奉同张作霖联络；在9月23日、29日的电报坚持反对恢复张作霖的官职、官衔。[45]在谈判中，吴以孙中山同张作霖分手作为建立合作的条件，遭到孙中山的拒绝。孙中山对越飞表示，“至于吴佩孚，我很想与他合作。但是，以我同那些仍然忠于我的统一国家计划的老朋友的决裂为条件的合作，我是不能同意的。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作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46]事实上，孙中山不仅没有同张作霖分手，而且继续发展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同对付吴佩孚的军事同盟。在孙中山开始同越飞建立联系、越飞极力劝说孙中山同吴佩孚合作的时候，孙、段、张三方不断磋商反对吴佩孚的军事合作计划并付诸实行。8月下旬,胡汉民到福建延平同王永泉商定孙、段携手，采取军事行动驱逐倒向吴佩孚的福建督军李厚基。9月，张作霖的代表韩麟春到上海见孙中山，接着，汪精卫、胡汉民到杭州与卢永祥商讨合作计划。9月下旬，汪精卫到沈阳见张作霖，带去一个孙、张共同对付吴佩孚的政治军事合作计划；[47]9月间，孙中山的军队许崇智部与王永泉部如约先后发动。10月初，徐树铮来到王永泉军中，设立所谓“建国军政制置府”，宣称拥戴段祺瑞、孙中山为“领导国家根本人”。[48]许、王所部很快就赶走李厚基，占领了福州。吴佩孚当然不能容忍孙、段、张三角反直同盟在南方的军事进展，但对孙中山又不敢轻言决裂。吴的亲信幕僚白坚武在日记上说“孙中山参入闽乱颇棘手”[49]，反映了吴佩孚方面对此事的复杂态度。但无论如何，“闽乱”使正在进行中的孙吴谈判出现了新的困难。
越飞对孙中山在福建的军事行动是不赞成的，他认为“孙逸仙与吴佩孚的斗争，以及他为了加强自身力量同张作霖的调情使局势变得复杂了”。他提醒孙中山，靠军事力量完成中国革命、利用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的政策“是有缺点的”；“第一，在当前的局势下，他削弱吴佩孚，就是削弱正在进行民族斗争的中国，所以最终也就是削弱他自己。第二，支持张，实际上就是支持我们的敌人，给俄中友谊增加困难。第三，总是处于准备革命的状态，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孤立起来，脱离了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越飞担心，“孙逸仙的这种立场也使得我们必须利用中国的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军阀，不让他们当中的任何人特别强大”。[50]11月1日，越飞向齐切林报告：“迄今为止我在这里的全部工作是设法利用吴佩孚、张作霖和孙逸仙之间的对抗，我虽然与吴佩孚和孙逸仙有联系，但并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保证”；越飞一方面认为“吴佩孚同孙逸仙的接近是很可能的”，但也看到，“由于孙逸仙支持者、安福派分子和张作霖支持者在福建省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吴佩孚的影响被大大减弱了，孙逸仙同安福派和张作霖的接近就更加可能了”。[51]
孙、吴之间的谈判出现越来越多的困难。越飞在11月初向齐切林和斯大林报告说，“孙逸仙怀疑吴佩孚没有诚意，而吴佩孚鉴于孙逸仙与安福分子和张作霖有来往，对孙逸仙也持同样的怀疑”，孙中山要求吴佩孚在福建问题上让步，但吴执意不肯，甚至取消了原来拟定的派孙丹林到上海同孙中山谈判的计划。越飞继续在孙、吴之间调解，并希望说服孙到北京参与政事。[52]稍后，越飞又报告说，孙中山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准备对中央政府事务实行积极的政策，委托王宠惠同吴佩孚就全部有分歧的问题进行谈判；越飞在报告中还提到，“我们的朋友们（指中国共产党人）都认为，可以组建孙逸仙－吴佩孚政府”。[53]事实上，由于中国政治、军事局势的变化，孙、吴之间的关系不是走向合作而是走向对抗。越飞在11月间仍作最后的努力，当马林向越飞报告说孙吴两人互不信任时，越飞认为吴佩孚对孙中山的怀疑更有道理，他告诉马林，李大钊认为“现在可以成立孙－吴政府”；越飞要求马林转告孙中山，“最重要的是孙积极插手北京中央政府事务并与吴和解”。[54]马林对越飞过于看重吴佩孚提出异议，越飞不得不向马林重申，“我当然把孙博士看作一个真正的革命家，把吴大帅看作利欲熏心的军阀。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我应该同意孙的政策，不应该同吴取得联系”。越飞已经看出，“形势已经恶化，即使现在孙、吴和解,他们二人也不可能再建立一个政府”;越飞派出格克尔和伊凤阁（А．И．Иванов）教授去见吴佩孚，主要的使命是“再次敦促他尽快与孙和解”；与此同时，越飞要求马林把自己的意见转告孙中山，“特别要明确强调，张胜吴败的可能性令俄国十分不安。……请再告诉孙，我认为，他现在必须同吴取得谅解”。[55]越飞委托格克尔等人带给吴佩孚的信，把孙、吴称作“中国人民的两位领袖（其实，能否拯救中国将取决于他们）”，认为孙、吴“由于个人的怀疑和彼此不信任，怎样也联合不起来”是“一种荒唐的现象”；越飞提醒吴佩孚，吴曾多次表示赞同“与孙博士联合才是正确的政策”的观点；还通知吴佩孚，孙中山已经满足了与徐树铮脱离的要求，希望吴在福建问题上对孙中山作出让步，否则，吴佩孚的处境将会孤立和困难。越飞因为在同顾维钧谈判时遇到困难，对在吴影响下顾没有坚持要求苏俄军队从蒙古撤出表示感谢；但他预见，中俄谈判一旦破裂，“局面将会急剧恶化，所以我仍然认为，您与孙逸仙和解并建立你们的联合政府是最重要的”[56]。但此时吴佩孚在直系集团内的处境已经十分困难，王宠惠内阁因罗文干案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吴佩孚不得不考虑调整自己同曹锟和直系集团其他军阀头子的关系；同时，在对俄外交问题上他的立场也有所改变。他在11月20日给越飞的复信对“孙吴合作”的问题没有作任何正面的答复，对越飞十分关注的蒙古问题，吴佩孚表示自己的立场同顾维钧一致；在中东铁路问题上虽表示继续支持越飞的立场，但希望越飞“向外交部长顾维钧提出问题并一起进行讨论”。[57]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孙吴合作”的磋商不可能继续进行，而且，苏俄同吴佩孚的“蜜月”时期也面临结束了。
（三）
从越飞的各项文件来看，苏俄对“孙吴合作”的可能性和进展曾有过比较乐观的估计，其实，无论吴佩孚还是孙中山，似乎都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完全告诉越飞。例如，在11月初，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对越飞说，孙“很想和吴佩孚联合，孙逸仙没有与张作霖签订任何书面协定”。[58]越飞据此即向吴佩孚保证，“至少我确实知道，孙逸仙没有与张作霖签订任何正式协议”。[59]这当然不是真话。因为在1922年春天孙、张两方就订立了南北夹击吴佩孚的军事计划。[60]在当年9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到奉天，汪带着一份孙、段、张三派军事合作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要求张作霖支持二三百万元作军费、不承认北京政府、共同对付“敌人”（即吴佩孚）等内容。[61]而吴佩孚也不会把对付孙中山的军事布置向越飞透露。例如，他在11月份时向越飞表示可以“满足孙对福建省方面的愿望”[62]；事实上，吴不仅调动海陆军“援闽”，而且要求陈炯明出兵福建，在这个问题上，曹锟和吴佩孚意见一致，都主张用武力讨伐孙中山的北伐军。[63]不过，孙中山希望自己的革命事业得到苏俄的援助，吴佩孚也希望在同张作霖的斗争中得到苏俄的支持，这样，孙、吴两人都有必要重视越飞的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孙、吴就和解与合作的谈判，是看在苏俄的面上才进行的，但双方都充满戒心；一方面在越飞的撮合下接触和谈判，另一方面仍在军事、政治上继续公开和秘密地反对对方。整个谈判过程可说从未取得过实质性的进展。
孙、吴的敌对关系，并非由两人的性格、观念所决定；甚至两人某些政治主张的对立也并非主要原因。因为吴佩孚当时颇有“好军阀”的声誉，因此，当孙中山同张作霖建立联盟的消息传出后，不少人认为孙中山“联络张胡子去打吴秀才，未免近于倒行逆施”。[64]但是，孙中山在北洋军阀各派中，首先要反对的是控制中央并直接威胁自己革命事业的一派。孙中山以南方作为基地，但南方反对孙中山的军阀如陆荣廷、陈炯明、沈鸿英等都是直系军阀的同盟者或受直系的支持，吴佩孚固然经常要以武力和其它办法“统一”南方，孙中山也不会放弃以北伐的方法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计划。而孙中山北伐计划实行时，首先遇到的是直系军阀的军队和地盘。他只能实行“远交近攻”的策略，联合皖、奉军阀以对付直系。孙中山方面一直把吴佩孚视为主要的敌人。1922年8月底，蒋中正和汪精卫、廖仲恺讨论如何联合国内实力派时，吴被视为最不能联合的一个。蒋提出，“北方各派皆可联，而吴则必欲其投诚降服，而后方可容纳”；蒋认为，“孙先生与吴不易联络”。[65]事态的发展证明蒋的看法是对的，吴当然不会向孙中山降服，所谓联络自难以取得效果。
孙中山一再劝说苏俄不要在吴佩孚同张作霖的冲突中支持前者。11月2日，孙中山致函越飞，指出“如果吴佩孚在他和张作霖发生冲突时得到俄国的帮助，那么，张作霖很可能就会求助于日本”；当时，孙中山得到消息称苏俄的军队在中俄边界集结，将以干预中东铁路秩序的口实进入中国东北，在吴、张冲突中支持吴。孙中山认为，“向吴佩孚提供这种帮助，必然含有利用这种援助来反对我的可能性”；为了解除苏俄对张作霖是日本的代理人以及张作霖支持白俄反苏活动的疑虑，孙中山对越飞提出，“我丝毫不怀疑，贵国政府如果与我一起行动并通过我采用外交方式，而不是与吴佩孚一起行动并通过吴佩孚使用军事援助和武装力量手段，是能够从张作霖那里取得在理智范围内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66]越飞向孙中山保证，“只有孙逸仙是我们在中国的唯一朋友，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去做反对他的事情，同样我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来没有想过用军事力量去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越飞多少也感到孙中山在施展策略，因为担心苏俄帮助吴佩孚消灭张作霖,“孙逸仙无论如何都不会允许消灭他一直可以用来反对吴佩孚的那个张作霖的”。但越飞认为，因为吴佩孚的问题，孙中山将会对苏俄更为关注，如果列宁、托洛茨基、齐切林给孙写信，消除孙的忧虑，将会使孙更接近苏俄。[67]
尽管越飞向孙中山作了保证，但现在披露的史料显示，苏俄的确有过支持吴佩孚反对张作霖的计划。曾任远东共和国军政首脑的乌鲍列维奇（И．П．Уборевич）到1923年初还同马林谈到要在北满建立一支“处于吴（佩孚）影响之下”的反对张作霖的力量。[68]甚至越飞本人在给孙中山的信中也暗示过苏俄军队为消灭白卫分子的据点进驻中国东北的可能性。[69]针对苏俄打算以武力收回中东铁路的传言，孙中山为此于12月6日给列宁写了一封措辞相当严厉的信，指出如果苏俄出兵北满，将会被中国人民看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孙中山再次强调，可以通过他来影响张作霖，以保证苏俄的安全。[70]虽然苏俄方面曾经通过各种方法希望孙中山改变联张反吴的策略，但孙中山始终不为所动，反而一再要求苏俄改变对待张作霖的政策。
实际上，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吴佩孚，在为和解与合作进行谈判时，从来没有放松过以军事方法对付对方的准备。孙中山在军事上，一方面极力准备收复广东，一方面力图在西南发展。因为从1920年起，孙中山已经有一个在苏俄的帮助下于中国西北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的计划。他和越飞（通过格克尔和马林）也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这个计划中，四川省处于重要地位。[71]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对四川极为注意，他给石青阳的信希望其“努力奠安川局，并预备向外发展”。[72]他与四川军人邓锡侯、赖心辉、夏之时、吕超、刘成勋、田颂尧、黄肃方、但懋辛等人联络，并把戴季陶派到四川。[73]而吴佩孚则在四川军阀混战中支持杨森，并打算以“援川”为名把直军开入四川。在粤、闽问题上，吴佩孚公开和秘密支持陈炯明。孙中山完全清楚，吴佩孚无论如何是自己的对手。12月20日，孙中山给越飞的复信中指出，如果要实施他的西北军事计划，“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孙中山还指出，“现在英国就主张吴佩孚和陈炯明‘和解’，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不顾对我友好的保证，也正在这样干。我担心此人靠不住，或者正如我们中国人所说，人心叵测”。[74]这时，孙中山已决意实行自己的革命计划，实际上是向苏俄表示了对“孙吴合作”的最后态度。
苏俄方面也面临在中国政治人物中作最后选择的问题。据马林说，他在1922年12月23日到1923年1月11日莫斯科之行，“旨在讨论苏俄对华北的政策，尤其着眼于苏俄对吴佩孚、孙中山和张作霖应取何种态度”。[75]对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到了1923年初，魏金斯基（Г．Н．Войтинсий）在致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信中谈到，原远东共和国及远东分局的领导人仍然认为如下的方针是正确的：“开展反对孙逸仙和吴佩孚争斗的运动，相反，以联合孙逸仙和吴佩孚力量的形式具体提出统一中国的思想。”[76]越飞与马林都不赞成过于重视吴佩孚的意见，也明白“孙吴合作”已无任何实现的可能。1923年1月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议“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的建议”。[77]不久以后，越飞在致俄共（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领导的信中说，吴佩孚在近来已很孤立，但他不会同曹锟决裂，他的复杂地位“客观上会把他推向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最不利的冒险行为”；越飞预见吴在南方“必然会同孙逸仙发生冲突”，“这些冲突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这无关紧要。当然，这种情况势必在我们同吴佩孚的关系上也有所反映”；越飞向苏俄领导建议，“如果我们不得不在吴佩孚与孙逸仙之间作出抉择的话，那么无疑我们要选择后者。[78]尤其是，在1922年底到1923年初，拥护孙中山的军队在对陈炯明的战事中取得胜利，越飞判断，“孙逸仙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迟早会恢复在南方的全部影响”，“很可能会在近期内实际上成为除吴佩孚还在支撑并可能支撑得住的一个省份和北京周围一小块所谓中国正式中央政府基地之外的整个中国的统治者”；所以提出“我们是否应该仍像过去那样客气地对待毫无用处的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中央政府，还是像孙逸仙在最近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要求的那样去做更好些呢，也就是说转而采取真正革命的政策，承认孙逸仙的革命政府是中国合法的政府，并只同他打交道”。[79]1923年1月1日，曹锟、王怀庆发表通电，谴责苏俄的蒙古政策，号召“合内外上下一致力争，务期早定蒙疆，固我藩篱”。[80]1月4日，吴佩孚发表通电响应，表示赞同曹、王的主张，电文中还有“并宜及时准备实力，盖必有以济谈判之穷，方可预操最后之胜”的话。[81]在越飞看来，吴佩孚这样做是违背了自己在蒙古问题上对苏俄的承诺，实际上是要表明，“他在蒙古问题上决不讨好俄国”。越飞因此得出结论，“使吴佩孚成为孙逸仙敌人的客观形势也在迫使他改变对俄国的方针”。越飞向苏俄领导明确地提出，“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越飞对此作出坚决的回答：“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82]
在苏俄领导层尚未作出在孙、吴、当中应该如何抉择的指示时，越飞于1923年1月17日来到上海同孙中山直接会谈。众所周知，孙越会谈的主要内容是苏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问题。在会谈中孙中山向越飞提出两个军事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取得苏俄的援助后，先在广东战胜陈炯明，再从湖南、四川两个方向进攻吴佩孚，这时，张作霖也向北京发动进攻；第二个计划是在西北建立一支由苏俄武装的10万人的革命军，向吴佩孚发动进攻。第二个计划准备在第一个计划不顺利时才予以实施。[83]无论哪个计划，吴佩孚都是讨伐的对象。越飞在同孙中山谈判后向苏俄高层报告说，“我曾一直维护孙吴协议以便成立他们的联合政府的政策，而现在，当他的全部计划都是反对吴佩孚时，他还对我说，他不是一个学理主义者，准备抛弃一切计划并同吴佩孚携手合作，如果吴佩孚真诚同意的话。对此，我不得不回答他说，目前我看不出有这种可能性，相反，我认为，吴佩孚的客观状况迫使他不仅反对孙，而且也反对我们。我只是补充说，孙对吴的讨伐应当在思想上做好准备，并进行这样的解释，使所有人都清楚责任在吴佩孚身上”。[84]在《孙文越飞宣言》公布之后不到半个月，就发生了吴佩孚残暴镇压工人运动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苏俄自不可能再把吴佩孚当作中国进步力量来联络。1923年俄共中央政治局第53次会议讨论了越飞的提议，认为孙中山在西北建立基地的计划是适当的，同意给予孙中山200万墨西哥元的援助。[85]俄共中央的决定虽然没有正面提到吴佩孚，但既然肯定了孙中山的计划并决定给予援助，那么，实际上也是准备在孙中山与吴佩孚的斗争中支持前者。
促成“孙吴合作”不能成功，使苏俄对华政策两个目标同时实现的愿望落空。此后，苏俄不得不继续同南北两个中国政权打交道。然而，同孙中山合作关系的建立，又使苏俄在华外交活动取得很大的主动权。孙中山本来对同吴佩孚合作没有抱多大的热情与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是施展策略。同吴佩孚合作的谈判虽然未成，但苏俄终于改变了要求孙中山联吴反张的政策，在讨论孙中山的军事计划时实际上是把张作霖看作孙中山的友军。孙中山成功地说服了苏俄在这个问题上接纳自己的意见，使原有的反军阀斗争方略同新的计划接轨。因此，这段不成功的秘密交涉，对孙中山晚年的政治斗争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1]参看：[澳大利亚]梁肇庭（Sow-theng Leong）：《1917－1926年的中俄关系》第11章，中译文见《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6集（广州，1988年）；[美]吴应 ：《吴佩孚与苏联、中共及孙中山的关系》，中译文见《国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译文集》第1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吴应 ：《“孙吴联合”与1920－1923年苏俄的对华政策》，见《孙中山研究》第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刘德喜：《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吴佩孚政策的发生和发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蔡和森：《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1922年9月13日。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97页。
[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76页。
[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98页。
[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99－102页。
[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03－106页。
[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07页。
[9]《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10]Chang Kuo-t'ao,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1-1927. vol.1,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71,P.266.
[11]《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5页。
[12]《徐谦来京之经过情形》，1922年7月16日《申报》。
[13]《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533页。
[14]《国内专电》，1922年7月29日《申报》。
[15]《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1－523页。
[16]《孙中山与曹吴来往电》，1922年9月4日《申报》。
[17]《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0页。
[1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13页。
[19]李玉贞、杜魏华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20]《李大钊的三篇 文》，《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1期。
[21]《孙丹林口中之孙吴联合论》，1922年月28日《申报》。
[22]参看：梁肇庭前揭书，第11章第3节；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之前言“1917－1924年的中苏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66页。
[2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67页。
[25]《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2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15页。
[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2页。
[2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02页。
[2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27页。
[3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30页。
[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32页。
[3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21页。
[33]《王内阁财政状况之一斑》，1922年10月27日《申报》。
[34]《张内阁大政方针之一斑》，1923年1月5日《申报》。
[3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21页、123－124页。
[3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25页。
[37]《国内专电》，1922年8月22日《申报》。
[38]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中册，北京，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191页。
[39]蔡和森：《近日政潮的内幕》，《向导》第12期，1922年12月6日。
[40]《张溥泉君之宁保洛报聘谈话》，1922年10月25日上海《民国日报》。
[41]《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6页。
[42]《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页。
[4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34－138页。
[4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08页。
[45]《金永炎收电稿》，《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2期（总第43号）。
[4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5－146页。
[47]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1985年版，第993－1006页有关记事。
[48]《徐树铮再出任国事宣言》，1922年10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
[49]《白坚武日记》第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92页。
[5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0页。
[5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2页。
[5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7－148页。
[5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1页。
[54]《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8－89页。
[55]《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1－103页。
[5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6－158页。
[5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9－160页。
[5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3页。
[5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6页。
[60]《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7－559页。
[61]《国父年谱》，第1103－1104页。
[62]《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9页。
[63]《保洛对闽仍不放弃武力》，1922年11月10日《申报》。
[64]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33页。
[65]万仁元、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95－96页。
[6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44－145页。
[6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53－154页。
[68]《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14页。
[6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4页。
[70]《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3－164页。
[71]关于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可参看杨奎松：《孙中山的西北军事计划及其夭折》，《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72]《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71页。
[73]参看《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84－589页孙中山给以上个人的信。
[7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66页。
[75]《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46页。
[7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05页。
[7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87页。
[7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94－196页。
[7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196－197页。
[80]《公电》，1923年1月4日《申报》。
[81]《公电》，1923年1月6日《申报》。
[8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09－210页。
[8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11－215页。
[8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11页。
[8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25－226页。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