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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论金毓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赵庆云 中国社科院博士 北京 100102）金毓黻先生学识宏博淹通，是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家，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在东北地方史及史学史的卓越成就，而对于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贡献却甚少论及。[1]事实上，1940年以后，先生即逐步将治学重心转移至中国近代史领域；1952年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他更不遗余力地整理近代史料以为研究之奠基，大力倡导民国史研究并身体力行，对中国近代史宏观体系加以探索且提出构想，对已有的近代史着作做出独到评析，对近代史研究机构建设竭尽心力。笔者以为，系统梳理先生关于近代史研究的理念和实践，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旧派前辈学人对构建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探索及付出的艰辛努力，对于总结近代史学科建设过程中的利弊得失也不无裨益。
一
按照周予同的分类法，金毓黻无疑属于史料考订派学者，[2]“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主要是一个史料学家”[3]。他具极强的史料意识，在近代史资料、尤其是民国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有筚路蓝缕之功，取得的丰硕成果泽及后来的研究者。同时，他积极倡导民国史研究，将史料整理与研究融合为一，实开民国史研究风气之先。
1940年，金毓黻受聘为国史馆顾问，即热衷于民国史料、尤其是抗战史料的搜集整理。3月6日拟出《国史馆筹备处采访史料之方案（附采访纲要）》，又拟《抗战史料之征集及初步整理办法》；4月17日撰《国史馆采访战史史料之方案》，向国史馆频频建议。1947年9月30日，金毓黻向国史馆提议编辑《民国碑传集》，获得众人赞同，10月再拟《国史馆为编刊〈民国碑传集〉征稿启事》。[4]12月筹划“修民元至十七年史料长编，命曰《民国通纪》”[5]。1947年12月31日，他入北平后直奔图书馆，检视所藏北洋政府公报，以之作为编辑《民国通纪》的基本资料。但政府公报“虽间载中央、地方高级官署之呈文及元首之批令，多为官样文章，无关于一世治乱之大帮”，因此“非旁求于他书，仍不能寻得要领也”。他敏锐地意识到《盛京时报》极具史料价值，“虽为日人所办，其纪载含有成见，且时有颠倒黑白、淆乱观听之处，不尽可据为信史。然以异国人纪中国事，凡国人所讳言或夸大失实者，尝因此而得反证，以明真相，抑史料之可贵者。即为当日之文告，此报尝尽载而无遗。又以此报不甚满意于张雨亭将军之故，凡中国报所讳言禁载之消息，此报必反其道而尽量披露之，于是吾所欲得之史料将在此而不在彼”。[6]遂宴请《盛京时报》所有者《和平日报》社长赵雨时等人，“商之再四”，费尽周折，方得借用。[7]《盛京时报》不但用于《民国通纪》，亦且成为他撰写《民国大事日历》的基本资料。[8]此事足见金毓黻对近代史料独具眼识，且多方搜求，煞费苦心。1949年1月北京解放，金毓黻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继续不遗余力推动其民国史料整理计划。为了得到学者们的支持，他于1949年6月4日邀请着名史家向达、王重民、罗常培、邓广铭、韩寿萱、唐兰等人参与民国史料座谈会，并将其所搜集的民国史料作了一个小型展览，以证明他的构想决非徒托空言。[9]金毓黻曾一度从政，颇具实际办事才能，他托赵荫棠请中共党内元老徐特立商谈民国史料整理办法，力图进一步扩大其倡议的影响。[10]同时，他全力进行《民国史稿长编》的编纂，到1950年6月已完成70余万字，《民国碑传集》也积至千篇。
建国后，金毓黻先生以与时俱进之精神，努力学习唯物史观理论。他在读了荣孟源《史料的阶级性》一文后深有感触，对自己以前的治学路数进行了反思：“只知道详细占用材料，也未尝不知道有计划的抓住要点和重点，却缺乏了一个主要方法，就是不知道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处理史料。因此，虽然积累的史料非常之多，而其结果却未能发挥多大效用”，并表示要加强理论学习，[11]“做一个人民史料专家”[12]。他的学术关注范围也更广阔了，对于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史料倾注了极大热情。他认为：老解放区之史料极感缺乏，“即由尔时党人疲于奔命，困于饥寒，无暇泚笔为记。藉令有人为之，亦多随记随佚”；“此刻搜求老解放区史料，应用访问之法，目稽口询，自必多有所获”[13]。1950年7月9日日记载：“近两月来在北海静心斋整比抗日战争一段史料，以《新华》、《大公》二日报为主而辅之以其它各报，时时有创获焉”[14]。9月7日“在北大图书馆获得《向导》第一期至一百零一期全份，中间不缺，此为往者所无者，两日来披阅之。又报载湘省有人在地下发出《向导》第二百零一期，制版布于报端；又知此报发行至二百期以上，此亦珍贵文献也”[15]。9月23日记：“连日诣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抄写史料，多为江西苏区文件”[16]。以上所述可以明显地看到其学术视野的拓展与关注范围的延伸。
唯物史观派学人在建国后经历了由边缘到中心的转变，他们致力于追求史学更高的科学性而愈加注重史料，在范文澜、翦伯赞等人主导下，中国新史学会整合新旧各派学者的力量，编撰大型史料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金毓黻1950年曾与田余庆合编《太平天国史料》，10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书利用向达从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图书馆东方部抄出的珍希史料35件，及王重民从剑桥大学抄来的《太平天国文书》多件，有极高的史料价值，[17]后被中华书局3次重版。金毓黻也成了遐迩闻名的太平天国史料专家。1950年10月3日，翦伯赞、范文澜宴请金毓黻，邀其编辑《太平天国史料丛刊》，并答应出版他所编纂的《民国碑传集》。[18]金毓黻欣然领命，并于次日撰写《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赴南开大学史学系做近代史料整理方面的演讲。[19]建国后对史料整理的高度重视，可以说真正契合了金毓黻的治学路径，他可以充分展其史料编纂、考辨之所长，为学术繁荣贡献心力。
总体说来，金毓黻最为究心的仍然是民国时期的史料整理。他在《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表示：他所整理的是“介乎旧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一段，是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开始，往下拖长一点就要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那一天，划作一个段落”；他准备“先把整理的重点放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几个标题之上”[20]。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的近代史研究领域有片面强调人民革命斗争的趋向，而对人民革命对立面的研究大有被视为禁区的意味，甚至于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也遭到批判。[21]金毓黻对此无疑有所体认，他强调“我们整理史料是把革命史料和反革命加以分别的，就是把整理的重点放在革命史料的部分上，也就是放在从事生产的工农劳动人民的身上。”而对于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官僚军阀大资本家欺压剥夺劳动人民的种种行为也要作“极忠实、极正确的记载”。以革命史料为主，但“也要和反革命史料加以严密的配合，如此分外显得人民革命史料的重要性，更不至于把革命史料陷于单调”[22]。这些倡议充分体现了他的学术眼光与学术胆识。
但是毕竟政权易代，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添砖加瓦成为史学界的当务之急，金毓黻的倡议应者寥寥；加之助手相继离开，这项工作一度中断。直到6年之后，才算遇到近代史所同仁荣孟源这位“气谊相孚”[23]的知音。荣孟源联系马列学院马鸿谟等人，1956年再度提议编纂《辛亥革命以来史料长编》。金毓黻与荣、马等人开会交换意见，在讨论基础上起草编辑凡例21条。他特别提出“不取旧史正统说，但有内外主客之分”，“以人民革命建立之政府为内、为主，反人民之统治为外、为客”[24]，这种处置体现了对毛泽东“古今中外法”[25]的精神实质的深刻领会。为了赢得史学界的重视，荣孟源在1957年撰文呼吁整理辛亥革命以来的史料，他在文中提及：“我知道有人整理过辛亥革命以后的资料，因为这种工作不被重视，于是把工作中辍，把已经收集的材料束之高阁，使自己成为无所事事的所谓‘潜力’”[26]。显而易见，这是在为金毓黻鸣不平。他所提建议内容基本上未曾超越金毓黻的设想。始料未及的是，由于“左”风炽烈，这篇文章竟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中荣孟源的一大罪状，他因之而被定为史学界四大右派之一。金毓黻也在所内讨论会上被攻击为“学术思想上属于右派”[27]，因当时政治对他这样的旧派学人相对宽容，他并未受到冲击，但整理出版民国史料的宏图不得不中辍而成为永远的遗憾，这无疑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大略而言，金毓黻服膺罗家伦的倡导，[28]不遗余力地进行中国近代史资料整理，并以极大毅力推动民国史料的整理，虽然由于时代环境的原因而未竟其功，但他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是功德无量、惠泽绵远的事业。笔者以为，他在近代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口述史料。他自称其近代史料收集“以得口询者为多，且咸为信史，益以知修近代史考献尤重于征文，口耳相传者十九，布在方策者仅十一也”[29]。他在1951年撰写的《五四运动琐记》即是通过采访北大同学朱尚瑞而得；[30]1948年9月16日采访马占山获得宋哲元在1936年与日本人斗争的史料。[31]在他的日记中保存有大量调查访问的史料，所写的东北人物传记也多利用口述史料，他还准备通过采访搜集伪满洲国史料：“余久思伪楚伪齐二录之例，撰《伪满录》，以人事卒卒，未暇为也。今午与白君采儒谈及此事，以其备知此中委曲，实为应采访人之一。又如王君树人，亦为备知‘九一八’事变始末之一人，足供采访。此外如臧君奉久，为伪满政权十余年中较为重要之人，不幸去冬物故，其他被覊于抚顺者，尚有多人，值其尚在，不应错过时机。稍迟几日，拟多抽时间，从事于此，诚为近代史中之一重要片段，不可以为细故而忽之也”[32]。口述史在二十一世纪成为热门，50多年前的金毓黻实为其先行者。
二
在金毓黻看来，史料整理并非仅是史料的堆积，而是可以与历史研究融合无间的。他以自己整理的《民国史稿长编》为例，说明这种史料整理“把若干杂乱无章的史料经过一番整理之后，自然就有了头脑可寻，这正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初步工作”[33]。辛亥以来之史料长编取材“不外日报、杂志及各种专记小册，其中精粗并存，真伪杂糅，必须经过洗涤提练（炼）而后可用”[34]，这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决非易事，里面当然包含着研究的因素。事实上，金毓黻如此热衷于《民国史料长编》及《碑传集》的整理，还有一个更为宏大的抱负，那就是在充分的资料基础上编写《中华民国史记》[35]。1948年9月郑天挺、邓广铭邀请金毓黻到北大讲授民国史，金毓黻甚感兴趣，欣然应允。并于是年11月17日开始撰写《中华民史稿》（或称《史纲》），“至于废寝忘食”[36]。到49年1月24日，已撰写至第6章《袁世凯死后之政局及张勋复辟》。随后多次修改增删，是年3月将之全部重新用白话文重写后共有“叙论一篇、本论五章，约二十节”，五、六万字。他对修订后的文稿仍不满意，拟“改为八章，再配以起结之语，全书不过十余万言，如此则史纲名符其实矣”[37]。但由于1949年江山易代，这项计划遂致搁置。
金毓黻其他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着并不多，建国前的学术重点和成就均在宋、辽、金史及东北地方史，建国后入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一旦改研近代史事，便觉茫然失据，新知未立，旧闻已捐，成为妙手空空家徒四壁之人”；加之“苦于理论水平太低，几至不敢下笔”[38]。这无疑都影响了他才能的发挥。但他也在努力进行唯物史观理论的学习，并得到范文澜、刘大年等第三所同仁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建国初学界将《联共党史》奉为经典，金毓黻在1950年1月4日日记中表示：“余近拟立志精读《联共党史》，期以往复十遍，庶几少有所获乎”[39]。他写了《李大钊先生与五四运动》一文，高度评价李大钊对五四运动的指导作用。[40]1950年2月5日撰成《辛亥革命与中国的党》，“作为中国近四十年课题之一”[41]。1956年，他读范文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人民革命》一文，深受启发，对自己的治史理念做了深刻反思：“现在史学研究者包括我在内的毛病，就是拼命去找罕见的材料”，却由于缺乏对于历史的理论分析而对一些很可宝贵的常见史料熟视无睹，材料“本身是零碎的，如同散在的珠子一般，全仗着找材料的人用针穿它，使成一串，然后才能供人使用”[42]。这种认识无疑是对他以往所服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治史旨趣的超越。1956年章太炎逝世20周年，《人民日报》约范文澜写一篇纪念论文，范文澜请金毓黻代写。金毓黻极为重视，他“先阅读章先生重要着作及与先生有关的文字，次则向所内人士询访讨论，得出他一生关键性要点及主导思想所在，经过这一准备之后，才定出章先生是革命家、思想家、爱国者、国学大师四个重点，结合材料，按序论述。”“初稿草成之后，又向大家提出，请他们提出缺点及提修改意见，并经过细致的讨论，我又综合他们的意见予以主观上的判断，在初稿的基础上，重行安排修正”[43]。通过对唯物史观理论的学习，他认识到论文写作应该既重视史料，又重视史观，尤其是“写近代史或现代史文章，必须先将阶级观点弄清，即应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即人民大众观点，以衡量社会”，“吾人写作历史，本为有裨于社会人群，倘因此生相反作用，可谓劳而无功，得不偿失”[44]。
在努力学习唯物史观理论知识的同时，金毓黻治近代史仍然坚持着旧史学的优良传统，以实事求是为旨归，而对于当时史学界片面强调阶级观点、将唯物史观教条化颇不以为然。苏联科学院所编《世界史》中国部分论太平天国一段谓“北王韦昌辉与东王杨秀清的冲突，由于北王是地主和商人的代表，这此地主和商人反对实行彻底的反封建措施，特别反对天朝田亩制度”，金毓黻在1956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对此提出质疑：太平天国三年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其时韦昌辉唯杨秀清马首是瞻，“安有反对天朝田亩制度之事”，“既谓北王及其同派所谓地主及商人代表者果表示反对，定有流传之文献和其他记事可据，然而无有也”[45]。苏共二十大后《历史问题》曾刊登文章指出《联共党史》不确之处，金毓黻在日记中指出：苏联的史学论文，“除了引证斯大林某些辞句，加以称赞，以为是天才的创造的见解之外，其余多半是空洞无物”。他以前曾向人表示过对《联共党史》之类小册子的怀疑与不满，他人告以只有信从，《历史问题》社论则证实他的怀疑是有根据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一类的作品和讲述，是原于书呆子气、教条主义和引经据典的习气”[46]。对于阶级观点，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历史上不只存在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存在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以及与阶级矛盾并发的民族矛盾，这三种矛盾常常交错，应该加以具体分析。[47]
三
范文澜1946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奠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基本格局，经过1954的分期问题讨论，一系列理论、原则基本确立，唯物史观体系日趋定型，并具有研究范式的意义，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实践影响数十年。新时期以来，传统体系的局限日益显现，并成为研究创新的制约而亟待突破。[48]不少学者反思中国近代史研究“陈陈相因，了无新意”，呼吁打破“一道而同风”的研究格局。其实，在建国之初，金毓黻这样的旧派学人就曾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体系进行过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有异于传统范式的构想，时至今日对这些构想加以回顾仍然不乏借鉴意义。
首先，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及特点。金毓黻认为：“治史以达变知今为务，以详近略远为例”[49]。“近百年之历史觏非常之变局”，“故为进化之历史，惟持进化之见解以治近百年史，乃有实效可睹”[50]。研究古代史，“皆以明了已往为的。尝取某一事某一人作具体之研究，务得其真确性而不问其有用与否”；而“研治近百年史，专以明了现在及将来为的，藉过去之史实，以说明现在仍循之途径”，“盖近百年事以其时近易知易明，不甚需治古史之考辩方法”。求真致用各有是处，“究以治近代史者切于人生”。在他看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重点有三：“即政治、经济、文化是也”。同时，他还注意到中国近代史与世界各国的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的史事只有置诸世界史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真切的描述与说明，因此不能仅限于记载本国史事，“且应附载世界各国同时发生之大事，以资印证”，“此史贵旁通之证也”[51]。
其次，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史学界曾众说纷纭。（1）自中国近代史学科诞生以来，多数学者主张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金毓黻则认为，罗家伦、蒋廷黻从对外关系着眼，将鸦片战争作为开端“正无不可”，“可予学者以研究之便利”；但如果要贯通中国整个历史的脉络，则“近代西力东渐实始于明季清初”，“此可谓近世史之前期，且可补救此期过短之病”[52]。（2）今天，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定至1949年已经成为学界共识，而在建国之初，虽有荣孟源、刘大年、李新等人力倡此议，却遭到强烈反对，终致以1919年为界分为近代、现代史。张海鹏先生指出，这种人为的隔断“对历史研究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53]。在金毓黻看来，中国近代史当然不能止于1919年，“一言及近代史，亦无不包括现代史在内”[54]，意即应该延至1949年。他在1957年就学术讨论会论文组织工作向近代史所提出的建议中，拟订的第一个讨论题目就是“近代史、现代史二者如何划分及可否改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史的问题”[55]。显而易见，他是倾向于从社会性质的角度出发，将1840-1949年视为一个整体。（3）中华民国史是否应该纳入中国近代史学科范围，这在今天当然已不成问题，民国史骎骎然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对象了。但建国之初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民革命斗争史，统治阶级的历史只能做为革命史的陪衬，民国史研究的空间极狭窄。虽然1956年国家社会科学12年规划曾将民国史研究列为重点项目，却由于并不具备对其进行自由的学术研究的政治环境而未得实效。这无疑是时代造成的局限。金毓黻倡议进行民国史料整理、推进民国史研究，在当时不但和者盖寡，并因此受到批评。对于批评者的观点，他内心是难以信服的，今天看来，他的认识的确较当时的很多学者更为高明。他在日记中表白：“大凡一个革命阶级，有正革命，亦必有反革命。如北洋军阀时代之政府以及国民党反动派以及蒋介石为代表之初期政府，即反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对待政府也”，则“以中华民国史一题，包括民主主义革命与反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反革命而并谈之，则又有何不可”[56]？因此，“过去之统治者及士大夫阶级，为某一时期之重心，亦应作殚见洽闻之记载，不宜略而不数也。惟于纪录之顷，应尽量揭发其有害于人民，实为人民之公敌，乃合乎史家之正则”[57]。他这里阐发的已不限于民国史的范围，实则关系到整个历史研究的基本理念，史学界后来将统治阶级一概骂倒、从历史中驱除的极端作法，恰印证了金毓黻的卓识。
复次，建国后中国近代通史性着作基本上是按时间顺序和“三大高潮”的分期标准，采章节体和纪事本末体结合的编写模式，因编写体例的单调而在新时期为人诟病。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分“叙论”、“纪年“、“表”、“志”、“传记”五部分，融合中国传统史学编写体裁和近代章节体而形成一种综合性体例，颇受学界好评；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近代前编》在编写体例上的探索取得突破，获得学者们的充分肯定。实际上，金毓黻当年在近代史编写体例方面的构想与罗、白二人颇有相似之处。李鼎声《中国近代史》称：薄记式的编年体与记事体，既易流于机械枯涩，而社评式的史论体与评议体，亦易蹈于浮泛肤浅，因此应叙事与分析并重。金毓黻认为：撰历史简明教程而言，李鼎声所论有理，“若作专门史或通史为参考比较之用者，则薄记式之编年体正不可废”，“宁繁勿略，本为史法之一”[58]。他计划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记》，即拟“本纪、列传、录、志、表五体”[59]。金毓黻还提出，政治史即为正史，而政治史应该以探求历史制度文物的因革损益为为中心，并通贯包括治乱大事在内的史事。[60]诚然，他的这些构想受传统史学影响较深，但试想如果建国初有宽松的学术环境，允许他自由地研究探索，形成别开生面的近代史编写体例并非难事。他的这些思想对今天的近代通史编纂依然具有借鉴意义。[61]
四
对于多种中国近代史论着，金毓黻都有所品评臧否，并且颇具卓识。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1938年初版，金毓黻在1939年7月12日“疾读一过，必终卷而后快”，并给予了较高评价：“蒋氏以研究近代外交史擅名，而外交实为近代之中心，故其识解及所运用之史材，俱能自出手眼，别辟溪町”[62]。由此可以大略看出，蒋氏之作虽然有些持论未免偏颇，但基本上获得了当时学界的肯定，其分析框架颇受时人认同。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于1934年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并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金毓黻评之曰：“中间讹误甚伙，文笔不流利。又好作不重要之议论。然取材綦富，叙述尤详”，“凡他人纪近百年史事，鲜有翔实如此者”[63]。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蒙文通评为“最佳”[64]，金毓黻亦认为此书“叙述甚佳，可引人入胜”[65]。对于刘彦所着《中国近时外交史》及《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两书，金毓黻将之与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及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加以对照，发现“异同之处甚多”，且“大抵张、王二氏所说皆有依据，而刘氏往往失之武断”[66]。而对于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由于在建国前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知之甚少而予以苛评：“此书命名已不可通，内籀尤不足观”，“徒见引证连篇，喧宾夺主。间下己意，不过顺文敷衍，初无精言奥意寓乎其中。以此而云着义，不过浪费笔墨而已”[67]。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讲话》，他在建国后的评价是“记叙极简明有法”[68]；黎澍的代表作《辛亥革命与袁世凯》被评为“内容极佳”[69]；而常城等所撰《近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史》中对于农民起义叙述详尽，他认为这是“为编写近代东北人民史开辟一条康庄大路也”，并以自己以往未能注意此类人民活动之事为愧。[70]前后对照，可见随着对唯物史观学习理解的深入，他对唯物史观学派的近代史论着的评价趋于公允。
金毓黻自1952年调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近代史所的建设贡献了心力，体现了旧派学人在建国后促进学术繁荣的拳拳之心。
金毓黻对近代史所的挚爱在他的日记中时时有所流露。他认为，“本所学术空气及环境甚佳”[71]，使自己静心学术的夙愿得偿，因而“视所为家”[72]。近代史所无疑是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但由于研究人员缺乏，及政治活动过于频繁，在建国之初取得研究成果并不理想，一些计划未能落到实处，甚至有人批评“远不如某大学”，“今日之研学访求亦不如旧日”。金毓黻指出，“此为强调片面而不顾全体，只看现象而不寻本质，只以孤立事实作衡量而不求内在联系”；“就某一事实来看，固有往昔胜于今日者，但结合许多事实来看，并寻其本质及内在联系，则今昔之异，是新旧两个社会的不同，不能毫无原则的两两相比”[73]。他为第三所的发展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1）从所外引进研究力量。毋庸讳言，“研究中国近代史为我国现阶段最薄弱的一环，其人数之少，本所及各高等学校上去不有例外。至于本所以研究中国近代史为主，由于高级研究员太少，因而力量薄弱显得更为突出”[74]。他建议“多请兼任研究员，并作将来改为专任的准备”。而“请兼任研究员，要从下列几个方面着想：一、本所学术委员，如胡绳、黎澍、于光远等研究近代史有素者；二、各高等学校（如中国人大、北大、高等党校）近代史革命史教授，如胡华、何干之等之于现代史；三、其他方面包括外城的高等学校的教授，亦可考虑聘任，以先建立联系”。“尤其是现代史组，倘能请胡、何二教授来作兼任，即可负起一部分指导责任，加强了研究阵容，并鼓舞了该组各青年同志”[75]。在他看来，而第三所的优势在于“大多数同志年青”，“全所将近一百人只有三十岁的平均年龄”[76]。因此，引进研究人员仍只是“初步克服困难之法”，还须以此为基础，培养所内新生研究力量。[77] （2）促进学术刊物建设。他提出，历史论文没有充分发表的园地，是学术发展的障碍，“现在属于历史科学和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刊物至多不过十种，而且都是地位不大”，因此，“此后如何增加历史科学刊物数量的问题，是现在必须提出考虑的项目之一”[78]。此外，“百家争鸣的关键在学术性刊物上，而学术刊物的编辑人责任尤重，可以说他是高级创作”，应当予以加倍重视。[79]（3）重视学术讨论会。金毓黻提出，对于1957的近代史学术讨论会，“我们要以组织者自居认为责无旁贷，我们要看作是一次具有考验性学术竞赛，我们要发挥富有朝气的力量以表现青年的一代”[80]。对于此次学术讨论会准备工作之一的论文组织工作，他向所领导提出建议：应在一九五七年度开始之日就着手准备各项工作。尤其是论文组织工作，必须尽早准备。“论文的来源，有内外之分”，“我先把所内论文组织工作提出来谈，具有以下的理由：一、本所是此次学术讨论会的组织者，居于主人翁的地位，就需要多提几篇论文，以奠定讨论会的基础，即使外边来的论文少些，也可以有备无患。二、本所每一个工作者，尤其是助理研究员以上的干部，对于论文必须要写，而且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因而这次讨论会就是对大家的一次考验，也就是说，我们有提出论文的义务，以获得到会同志的批评。三、本所多数同志要以这次讨论会为近代史或现代史研究的主要课题，要把平日所要写的题目选择一个，聚精会神地写出来，作为正常业务的一部分”[81]。
概而言之，以上所举仅其荦荦大者，金毓黻所提建议远远不止这些。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于近代史所的建设倾注了极大热忱，所提建议多经过深思熟虑而切中肯綮。笔者以为，建国初一段时期我国在社会科学领域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政策还是较为得当的，尤其是1956-1957年间，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学术界得以贯彻，更使各派学人均深受鼓舞。所领导范文澜、刘大年和金毓黻这类旧派学人之间并无隔膜，在新的政权下，金毓黻无疑充分体现了一种可贵的主人翁责任感。
金毓黻作为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旧派学者，能够不囿于“书不读三代以下”的陈腐观念，而将学术关注聚焦于中国近代史，这本身已经体现了他超迈的眼光。无须讳言，他没有留下中国近代史的鸿篇巨着，他撰写民国史的宏伟计划也壮志未酬，这是时代环境造成的遗憾。我们不能因此忽视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做出的可贵探索。重温他对近代史学科的学术理念和研究实践，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1] 丛佩远先生在《金毓黻史学研究评述》（《学术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中对此有所论列，却未能深入阐述。
[2]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版。这种分类观点影响深远，另参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9月版；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3] 丛佩远：《金毓黻史学研究述评》，《学术研究丛刊》1987年第4期。
[4] 《金毓黻学术年谱》（初稿），《学术研究丛刊》（增刊）1987年5月，第108—109页、151页。
[5]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第9册，沈阳书社1993年版，第6482页。
[6] 《静晤室日记》第6501页。
[7] 《静晤室日记》第6501页、6687页。
[8] 《静晤室日记》第6796页。
[9] 《静晤室日记》第6822、6823页。
[10] 《静晤室日记》第6872-6874页。
[11] 《静晤室日记》第6918、6919页。
[12] 《静晤室日记》第7567页。
[13] 《静晤室日记》第6823页。
[14] 《静晤室日记》第6929页。
[15] 《静晤室日记》第6935页。
[16] 《静晤室日记》第6939页。
[17] 《静晤室日记》第7583-7584页。
[18] 《静晤室日记》第6941页。
[19] 《静晤室日记》第6941页。
[20] 见《新建设》第3卷第2期。
[21] 张振鹍：《回忆范老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2] 金毓黻：《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新建设》第3卷第2期。
[23] 《静晤室日记》第7315页。
[24] 《静晤室日记》第7574页。
[25]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
[26] 荣孟源：《建议编撰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资料》，《新建设》第7期（1957年）。
[27] 《静晤室日记》第7693页。
[28] 罗家伦曾提出：“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见氏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与方法》，载《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2卷第1期。
[29] 《静晤室日记》1947年8月2日。
[30] 金毓黻：《五四运动琐记》，《历史教学》1951年第6期。
[31] 《静晤室日记》第6697-6698页。
[32] 《静晤室日记》第7407页。
[33] 金毓黻：《关于整理近代史料的几个问题》，《新建设》第3卷第2期。
[34] 《静晤室日记》第7296页。
[35] 《静晤室日记》第6535页。
[36] 《静晤室日记》第6729页。
[37] 《静晤室日记》第6820页。
[38] 《静晤室日记》第7129页。
[39] 《静晤室日记》第6911页。
[40] 见《观察》第6卷13期。
[41] 《静晤室日记》第6925页。
[42] 《静晤室日记》第7189-7190页。
[43] 《静晤室日记》第7302页。
[44] 《静晤室日记》7623页。
[45] 《静晤室日记》第6998页。
[46] 《静晤室日记》第7214 -7215页。
[47] 《静晤室日记》第6918-6919页。
[48] 参见：张亦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规范问题》，《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49] 《静晤室日记》第4834页。
[50] 《静晤室日记》第6764页。
[51] 《静晤室日记》第6763-6764页。
[52] 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44 -346页。
[53] 关于中国近代史下限问题的相关讨论，参见张海鹏：《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54] 《静晤室日记》第7695页。
[55] 《静晤室日记》第7366页。
[56] 《静晤室日记》第7693-7695页。
[57] 《静晤室日记》第6818页。
[58] 《静晤室日记》第6900页。
[59] 《静晤室日记》第7296页。
[60] 《静晤室日记》第4739页。
[61] 如桑兵对金毓黻的主张就颇推重，见氏着《以通史的眼光撰写和阅读近代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62] 《静晤室日记》第4349页。
[63] 《静晤室日记》第4351页。
[64] 《静晤室日记》第6717页。
[65] 《金毓黻学术年谱》，（初稿），《学术研究丛刊》（增刊）1987年5月，第129页。
[66] 《静晤室日记》第6761页。
[67] 《静晤室日记》第5942-5943页。
[68] 《静晤室日记》第6803页。
[69] 《静晤室日记》第6804页。
[70] 《静晤室日记》第7626-7627页。
[71] 《静晤室日记》第7354页。
[72] 《静晤室日记》第7537页。
[73] 《静晤室日记》第7354页。
[74] 《静晤室日记》第7354页。
[75] 《静晤室日记》第7358页。
[76] 《静晤室日记》第7345页。
[77] 《静晤室日记》第7354页。
[78] 《静晤室日记》第7189页。
[79] 《静晤室日记》第7161页。
[80] 《静晤室日记》第7345页。
[81] 《静晤室日记》第73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