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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试探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戊戌变法运动，是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富强所进行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具有鲜明的爱国性和进步性。那么光绪皇帝在这个运动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起着怎样的作用？多年来，接触的通常之说，即谓光绪和以他为首的帝党官僚，为了“摆脱后党之束缚”，“提高皇权”，“企图利用改良派”来“巩固个人之地位”。按此说来，在戊戌变法运动中，光绪与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似乎完全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在林彪、“四人帮”阴谋篡权之时，戚本禹在抛出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又蛮横地断定光绪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不惜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来恢复和巩固他们对人民的统治”，进而把光绪打成“帝国主义者的代理人”。在他看来，好象光绪比慈禧还罪恶滔天。当然戚本禹的喧嚣，是另当别论的了。本文试就光绪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作一粗浅的探索和评议，就正于史学界同志。
一
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的激化，历来都不是孤立的历史现象。在戊戌变法运动以前，光绪与慈禧之间的矛盾早已产生。但是多年来，光绪并未公开与慈禧争权，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未达到公开对立的尖锐程度。
只是到了甲午中日战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地赔款，倍受欺侮。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古老的祖国骤然面临亡国大祸，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继台湾爱国同胞的英勇抗战，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在加紧酝酿。这时，资产阶级（主要是它的上层部分）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组织变法图强，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激荡全国的时代潮流。如何对待国家与民族的危机，在清王朝统治集团当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抱定“吾宁赠之于朋友，而必不使奴隶分其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卖国宗旨，公然宣扬“中外一家”(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四八，十六页。)。洋务派官僚也无耻地怀着“虽分割（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引者注）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奴才心理。所以，顽固派和洋务派，都无视国家与民族的危难，甘心卖国求荣。在甲午中日战后，如后党官僚荣禄，在感到他们的统治地位动摇，也曾主张“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光绪朝《东华续录》，卷一四一，十九页。)，建议推行所谓的“新政”。实际上这只是“洋务”老调的重弹，为强化其统治机器罢了。至于陈腐的封建制度，在他们看来那是“祖宗之法不能变”(见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二一二页。)，力拖时代前进的车轮。与此同时，光绪却有着与此不同的表现。在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记载，“自甲午、乙未（即1894至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引者注）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丛刊》）（一）三三○页。)在戊戌老人张元济的《戊戌政变的回忆》中也说，当时的光绪也感觉到，中国“一切落后，什么事也赶不上外国，怎么好和人家办交涉呢？”(《丛刊》（四）三二四页。)1898年末，继德国侵占胶州湾之后，伪善的沙俄也撕破面纱，公然出兵霸占了我国旅顺大连湾。此时，光绪亦“深恨（李）鸿章以联俄误国。”(《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并“面责”力主与沙俄签订《中俄密约》，进行引狼入室罪恶活动的恭亲王奕□和李鸿章，“汝等言俄可恃，与定约，输以大利，今约期未半，不独不能阻人之来分，乃自渝盟索地，密约（即《中俄密约》——引者注）之谓何？”奕□、李鸿章竟恬不知耻地说，“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对此甘愿出卖祖国锦绣江山的无耻行径，光绪皇帝“大怒”；慈禧居然“变色”斥责光绪“此何时，汝乃欲战耶？”(《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四），一四一页。)事实表明，光绪对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侵略罪行是极为愤慨的。慈禧和以她为首的后党与洋务派大官僚一样，都是卖国求荣的投降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据有的材料记述“廿三年（即1897年）冬，德人占据胶州，上（即光绪皇帝）益忧惧，至今（1898年）春，乃谓庆王（即奕□）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一）三三一页。)至此，光绪才公开向慈禧争权，帝、后两党的矛盾日趋激化。诚然，他说的“亡国”，包含着忧虑人民群众起义推翻清王朝的心理。但在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并从他的思想趋向来看，应当说，光绪主要是忧虑中国有被帝国主义吞没之危。在清王朝统治集团中，对他们统治下的国家前途产生忧虑，与那些无视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庸官、卖国贼当然不能相提并论。并且为了不作“亡国之君”而向甘心充当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慈禧争权，怎能完全视为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之争！恰恰是由于光绪产生了对国家前途的忧虑感，在社会上要求变法图强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推动下，经过康有为等人的鼓动，光绪的思想又进一步发生着变化。如，当他看到康有为进呈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等介绍外国革新的书籍后，产生了“博览西书”的兴趣。此后，他在一面催促康有为继续进呈介绍外国情况的书刊之外，一面又“大购西人政书览之”(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从而开阔了眼界，认识到“西人皆日为有用之学，我民独日为无用之学。”(《上□》，《丛刊》（二）二五页。)尤其是德、俄先后强占我国胶州、旅大的事件，使光绪的思想受到震动。他在“怒甚”之下，毅然地意识到，原来终日攻读的历代经理之书“皆无用之物，命左右焚之……遂决变政。”(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综上考察可以认为，在甲午战后，国家面临危机之秋，光绪的思想受到刺激，逐渐在封建主义思想营垒中发生了摇动，对他们统治人民的“祖宗之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他力图探索新的统治妙方——学习外国，“发愤为雄”，对他们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一些改革以求振作，逐步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趋向。笔者认为，这是光绪皇帝所以支持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变法维新的主要的内在因素。同时也是帝、后两党在此期间矛盾激化的原因所在。　　　
二
当要求变法图存的维新运动在甲午中日战后迅速发展之际，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从一开始就对它采取了极端仇视的态度。李鸿章、张之洞洋务派官僚等人，企图混水摸鱼，曾插足其中。但他们很快便退回到原地，继续与清廷的顽固派紧密结合一起，公开站在维新运动的对立面。这充分表明，他们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顽固维护者。然而光绪皇帝，却对维新运动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帝、后两党的斗争，正是集中地围绕着如何对待这场变法维新运动激烈展开的。他们之间在这时进行的较量，与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和结局，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了。
反对还是支持康有为要求变法图强的上书，既是关系着戊戌变法运动能否开展的一个首要点；也是此间帝、后两党公开较量的第一个回合。人们知道，在甲午战后，康有为为了组织、发动变法维新运动，连续三次痛陈变法图强的上书，均被后党顽固派官僚借口“本朝成例”百般刁难，给予扣压。但当光绪在1898年初通过翁同□见到康有为于去年末的上书后，却认为“非忠肝义胆，不顾生死之人，安敢以此直言陈于朕前乎！”对康有为大加赞赏，并立即“命总署诸臣，自后康有为如有条陈，即日呈递，无许阻格。”(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正是通过光绪力排干扰，才使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光绪建立起联系，使上下沟通，加速了戊戌变法的进程。
1898年在北京成立的“保国会”，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进一步组织力量，推进变法运动深入开展而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正因如此，当它成立之后，一些顽固派官僚十分恐慌，攻击康有为等人“聚众不道”，拨起一股围攻“保国会”的逆浪。在此时刻，光绪又义正词严地反驳说，“会为保国，岂不甚善！”(《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一四三页。)并将猖狂诽谤“保国会”的御史文悌革职。虽然光绪并未能完全阻止住顽固派对“保国会”的破坏活动，但在维新运动遇到新的阻力时，他能为“保国会”申张正义，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在维新运动发展过程中，在思想、政治领域里进行的“变”与反“变”的斗争，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封建顽固派、带买办性的洋务派之间斗争的焦点。这一斗争的实质，在于是维护悲惨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现状，还是把中国引向独立富强？在这个关系着当时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上，光绪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又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变法维新。在德、俄侵占胶州、旅大，康有为等加紧推动变法运动时，恭亲王奕□在清廷大叫“祖宗之法不可变”。对此，光绪以与康有为同样的观点当即给予了驳斥：“今祖宗之地不保，何有于法乎？”(《上□》，《丛刊》（二）十九页。)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非实行变法，不能立国。”(《清史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光绪在“百日维新”期间给康有为的密诏中，说的更加明确：“朕惟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一）三四三页。)。所以他公开宣告，“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光绪朝东华录》（四）总四○九○页。)，极力主张因时变革。显而易见，光绪的上述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主变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表明他们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思想主张有相同点；并从而说明，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之间，就中国应向何处去的激烈论战中，光绪皇帝同样站在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一边。
三
作为在甲午中日战后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高潮——“百日维新”，是从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发布的《明定国是》上谕开始的，这已为众所公认。从而可以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宣传组织和发动到进入实际推行阶段，又是通过光绪皇帝实现的。
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依据康、梁等改良派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发布上谕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这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这方面情况已有基本一致的论说，不欲多述。
在此值得进一步探索的是，由于光绪出面颁布上谕，公开向全国宣告正式推行自上而下的变法改革，这就意味着，他已被推到变法维新的第一线。在此后围绕变法维新的斗争中，光绪自然地成了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了。然而，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光绪皇帝的自身地位来看，这确是一个极不协调的历史安排。正如康有为所说，当时毫无力量的光绪皇帝实际处于“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四）一四八页。)的艰难境遇。他在推行变法新政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他的坚定性和毅力的考验，
康有为在1898年1月29日上的《应诏统筹全局折》里，建议在北京设立“制度局（下设十二个专职局）”作为组织、推行变法新政的领导机关。实际上正如同志们所说，这是康有为等人为使那些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取得参政权，所提出的一项重要的改革措施。当光绪得知后，立即“饬下总理衙门议行”。显然，这一改革措施的推行，关系着改变清政府的体制，因此在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官僚看来似如洪水猛兽。他们针对此事，在宫廷内外制造耸人听闻的舆论，竭力抵制。虽然由于顽固派的拼命阻挠，“制度局”始终未能成立，但光绪却对此事一再催促，甚至在7月13日“益怒”之下，还曾“亲以□笔书上谕命两衙门（即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引者注）再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为设立“制度局”费尽心机。
八股，是封建统治者采取的一项重要的愚民手段，也是当时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一条沉重的精神枷锁。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革新中国的需要，强烈要求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在开始推行变法新政的初期（6月17日），光绪皇帝见到要求废八股的奏折后，要立即“降旨”推行。正在这时，后党官僚刚毅公然跳出来扬言，“此事重大，行之数百年，不可遂废，请上细思。”对此光绪皇帝针锋相对地指出：“汝欲阻挠我耶？”(《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四）一四七页。)随后刚毅又施展了搪塞变法的伎俩，提议进行“部议”。面对此情，光绪皇帝又坚定地反驳说：“部臣据旧例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由于光绪皇帝在这方面感触深刻，行动果断，顶住了逆流，终于在1898年6月23日发布了废八股、改革科举制的上谕。据梁启超说，当时“海内有志之士，读（废八股）诏书皆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上□》，《丛刊》（二）二五页。)可见废除八股，在当时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与此同时，对慈禧之流策划绞杀变法新政的阴谋活动，光绪也曾采取了一些断然的反击措施。在9月4日，他对清廷顽固势力的盘踞点礼部采取了坚决的行动，罢免了阻挠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随后在9月7日，又把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因阻挠变法驱赶出总理衙门。同时他又迎刃而进，录用了一些改良派志士主持新政。光绪的这些反击措施，既打击了极端反动势力破坏变法维新的嚣张气焰；又给予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一切要求变法图强的人们以很大鼓舞。另方面，当时大多数地方官吏，对变法诏令也竭尽搪塞、抵制之能事。就是竭力标榜“西学为用”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也极力阻挠湖南巡抚陈宝箴在地方推行变法新政。表明无论李鸿章还是张之洞洋务派大官僚，都是反对社会变革的死硬派。于是，光绪又通过表彰陈宝箴来排除来自地方的阻力。并且他又一再颁布上谕，告诫各级地方官吏，对下达的革新谕旨和上呈的奏章、上书“不得稍有阻格”，号召“上下同心，以成新政，以强中国”(《清史稿·德宗本纪》，中华书局版第四册。)。可见，光绪为了推行和维护变法新政，颇有力挽狂澜之气势。
当然，光绪皇帝并未能成为一个清王朝统治阶级的叛逆者。他力图摆脱慈禧的控制，推行变法新政，“以强中国”。但是他又没有与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彻底决裂的勇气。由于他自身存在着这种不可克服的矛盾，就决定了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通过上述各方面的剖析，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甲午中日战后，光绪与顽固派势力及一些洋务派官僚之间，在对待当时中国面临的局势，尤其是在对待变法维新运动这一重大的问题上，确有明显的分野。可以认为，在戊戌变法运动期间，光绪已成为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的一个明显的反对派代表人物。就此而言，他表现得比较充分。直到“百日维新”的末期，当政变阴云密布，光绪个人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刻，他仍对清廷枢臣表示，“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朕死无憾。”(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一）三四五页。)并又极力与一些改良派人士筹划挽救变法新政、保存改良派力量的对策。甚至在慈禧发动了宫廷政变，绞杀了变法维新运动之后，已成阶下囚的光绪，面对慈禧和顽固派官僚杀气腾腾地训斥他“背祖宗”行变法时，他依然坚持说：因“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丛刊》（一）三四七页。)。历史事实说明，光绪对推行变法维新是坚定的。而且他一生在政治上的主要作为，也正是与戊戌变法运动相始终的。
在此，多年来，在一些有关的论述中，又往往以光绪未能按照改良派的强烈要求提倡“兴民权”、设立君主立宪制和废漕运等，强调他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区别。从而，光绪在戊戌变法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被冲淡了。如上所述，我们并不否认光绪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阶级差异。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对历史事实作出实事求是地说明。
是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组织、宣传变法维新的过程中，曾大声疾呼要求“兴民权”。同时，也强烈反对尊“君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确是他们在政治方面的一项主要的改革要求。废漕运、厘金等，也是他们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排除阻力而提出的革新主张。但事实表明，当进入改革实施阶段之后，他们鉴于当时的艰难局面，康有为等人又一再降调。到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随后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事宜时，康有为便“就皇上现有之权”的实际情况，确定了“行可变之事”、“扼要以图”(《康南海自编年谱》，《丛刊》（四），一四五页。)的方针。在推行变法新政的过程里，资产阶级改良派既不再强调“兴民权”，也□避了反“君权”的主张。他们在这方面的要求，基本归结在“广开言路”、允许天下“士民”自由上书言事上面了(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折》。)。并且人们知道，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兴民权”，并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民主权利，而只是为那些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包括部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求一些参政权罢了。事实上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也确曾按照改良派的要求，颁布上谕，在鼓励各地的督、抚以及各省道、府、州、县官吏“均得上书言事”之外，还宣布“至士民有上书言事者，即径（经）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均不准稍有抑格，如敢抗违，或别经发觉，定将该省地方官严行惩处”(《上谕》，《丛刊》（二）九十一页。)。光绪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保障各地“士民”的上书言事权，这确是对清廷政例的一个突破。此外再加上可以译书、办报等项，足见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是采取了一些在思想言论等方面的开放措施，基本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这方面的改革要求。
关于没有建立君主立宪制问题。光绪到底是坚决反对还是趋向赞成实行君主立宪制？有待进一步考察。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同样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及历史条件的限制紧密相关，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康有为在推行变法新政前上的《应诏统筹全局折》里说，“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在推行变法新政的过程里，据梁启超说，康有为又多次上奏：“请开制度局，将大征天下之贤才，广罗万国之宪法，参以本邦之情形，大加审定，兴利除害，使之□若划一，有条不紊，然后见之施行，然以皇上无权不能行也。”(《上谕》，《丛刊》（二）四十六页。)从而可见，康有为等人是把建立“制度局”作为实行君主立宪的基础条件的。有关建立“制度局”一事，如上考察，起码说明光绪并不反对，他曾为此与顽固派周施尽至，只是由于顽固派官僚的拼命反对未能实现。所以对此问题亦应作出具体地分析。
至于裁漕督废漕运一事。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的9月10日，光绪于颁布的一分变法《上谕》中，在指令各地督、抚对裁撤闲置的衙门冗员一事“速即切实筹议”的同时，又提到“并漕督一缺，究竟是否应裁，亦着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一并详议具奏。”关于此事，梁启超说，当时光绪“知而决行之，然宦竖旗人，多食于此，虽以上之圣武，终不能断然废漕，则以无权故也。”(《上谕》，《丛刊》（二）八十二页。)显然废漕未就，也不能完全归结在光绪身上。而且史实表明，光绪对废漕一项，也列入了改革的议程。
光绪的对外态度，更成为评价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个敏感问题。众所周知，在戊戌变法运动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在争夺中国的角逐中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英、日帝国主义为了与沙俄竞争，曾以伪善的面目拉拢帝党官僚和改良派，企图培植“亲英”、“亲日”势力。光绪、帝党官僚和康、梁等改良派人士，也曾对这些帝国主义者产生了幻想，试图引用他们的治国“经验”乃至想借助他们的“支持”来推行和挽救变法新政，这也是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就光绪来说，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就是在9月20日慈禧发动政变前夕，“接见”了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从当时光绪谈话的中心内容来看，他除了赞扬日本维新的“功业”之外，主要是希望伊藤博文“将改革顺序方法，详细告知总理衙门王大臣，予以指导。”(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二七四页。)显然，这是光绪对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虚伪作态产生的幻想。然而，光绪的这种幻想，并未越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国家幻想的限度，也只是希望借助某外国的“支持”来推行和挽救变法新政。并未发现光绪有与帝国主义进行以出卖祖国与民族利益为条件的交易活动。尤其综观光绪在维新运动时期及此前后的思想趋向，起码说明他没有卖国之念。在近代时期，就是那些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怀有弥天大恨，力求祖国走向独立富强。但他们又往往对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存有某种幻想。这种情况本应从阶级的、时代的条件中作出历史的说明。但是一些年来，由于极左思潮波及到史学领域，一看到与外国的某种联系，似乎就有“卖国”之嫌，这是应当澄清的。
综观光绪在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群魔乱舞之际，产生了紧迫的危机感和力求中国有所振作的强烈愿望。因此，在围绕着时代提出的尖锐问题——是变法图强还是恪守现状的激烈斗争中，光绪与以慈禧为首的极端反动势力在政治上发生了尖锐的分歧。他毅然地站到要求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机的时代潮流一边，成为变法维新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变法新政的实际推行者。从而，光绪在历史上的主要活动，与戊戌变法运动的兴衰，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了。不言而喻，当我们肯定戊戌变法运动的历史作用和总结它的历史教训时，都不能把光绪排除在外。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认为，如果说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清朝爱国官员，那么也可以说，光绪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试图仿效外国来革新中国的开明皇帝。
当然，评价光绪，同样要实事求是。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抵制日益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大肆宣扬光绪的所谓“圣德”，把光绪皇帝捧上了天，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宣传。1903年，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为批驳康、梁的“保皇”谬论，又把光绪皇帝甚至对戊戌变法运动都进行了全盘否定，同样不是在实事求是地评论历史。一些年来，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拨弄的极左乌云笼罩我国大地时，在有关的一些着述中，对光绪的评说更是令人难以信服。粉碎“四人帮”后的近年来，在有的书中，对光绪在戊戌变法运动中的活动，作了一些实事求是的评说(见《中国近代史》编写组：《中国近代史》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可喜的新气象。总之，历史事实是无情的见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要求我们必须对历史（包括历史人物）作出实事求是的总结和评价，才有益于我们的事业。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8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