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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02年民国史研究综述

对于民国史研究的对象，张海鹏撰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研究民国史应该把握几个历史转折”，即在整个民国时期，出现过五次历史转折，辛亥革命时期是第一次转折；1921年中共成立，1924年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形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导致工农运动的高涨，导致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高涨，最终导致北洋军阀的垮台，这是民国历史的第二次转折；1927年国共合作的破裂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是民国历史的第三次转折；1936年12月西安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促成了民国史的第四次转折；抗战胜利后国共重庆和谈签订的协议和政协会议决议的不能履行，1946年内战的开始，是民国历史的第五次转折。[1]
2002年的民国史研究，大体围绕着这几次历史转折展开，发表了一批有相当水准的研究论文，出版了一些重要的着作，研究者在论述问题时更加注重资料的发掘和历史事实层面的复杂性。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澳门中西创新学院、美国黄兴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华民国史（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2年8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和日本、韩国、俄罗斯、波兰、法国、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研究民国史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出席了讨论会。此次讨论会共收到论文92篇，所述主题包括了民国历史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中观察目前海内外民国史研究的最新进展与研究动向及发展趋势。这些论文在学术上主要表现出下列特点：一、民国历史研究的传统领域――政治史与外交史仍然得到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中的研究薄弱环节正在被加强；经济史、社会史正在日渐成为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并将在未来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有新的开拓。二、由于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空白甚多，加之研究风气的转变，个案研究在目前的民国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取得了较大成绩；而个案研究的进展，对于民国史研究未来之宏观定位与把握有着重要意义。三、注重问题的讨论。众多研究虽以个案为出发点，但并不仅仅停留在叙述历史的层面，而是注重以小见大，提出问题并进行分析讨论，得出有更广大意义的论断，使个案研究兼有订正史实与探究问题之意义。四、随着民国历史档案资料的日渐开放，利用新的历史资料研究民国历史，已为研究者所注意；尤其是海外所藏民国历史资料被广为利用，对民国历史的研究是较大的推动因素。
《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从淞沪抗战到沪沟桥事变，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着）于200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多卷本《中华民国史》中的一卷，代表了目前民国史研究的较高水准，较为全面的反映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状况。该卷涵盖时间自1932年淞沪抗战，迄1937年七七事变，作者广泛利用了国内外各种档案文献资料，以政治史为中心，兼及财政、金融、经济、教育及科学，对这一时期的民国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较好地再现了国民党自内战向抗战转变的复杂历史过程，以及国民政府成立的头十年为稳固政权而在财政、金融、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努力。
2002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显得较为平淡。戴鞍刚、杨立强注意到辛亥革命与中国农村的关系，特别是革命后的农村状况，撰文研究了辛亥上海光复后对周围农村的影响。[2] 辛亥革命期间，作为南北和谈的代表、临时政府司法部长伍廷芳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关系是一个重要而不被人重视的问题，张礼恒撰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3] 臧运祜则利用《组织临时政府各省代表会纪事》，围绕中华民国的创建，论述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历史贡献。[4]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组织形态对中共共产党人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都作过许多研究，李丹阳则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直接携手合作这一现象作了论述，提出AB合作的概念。作者以真（理）社这个几近无闻而在中共成立前曾活跃一时的团体为个案，通过对其成员构成、主要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组织的考察，揭示出俄国布尔什维克（B）和中国无政府者与团体（A）的主动接触、联络与合作，以及促使后者转向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对于中国AB合作的背景，作者认为除了双方共同的终极目标和阶级斗争对象外，主要是苏俄、共产国际联合团结国际无政府（工团）主义团体策略和行动的具体实施和体现。[5]
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近几年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以往的研究，主要从革命政府方面去考察，偏重于孙中山解决事变策略的变化以及国民党内部对处理事件的分歧等问题。邱捷从清末及民国初年广州商人团体产生和发展的某些特点出发，来探讨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指出有关事变由英国和南北军阀阴谋策动的传统说法，迄今缺乏有力的证据；商团事变是广州商界同孙中山革命政府的冲突，其性质是反革命的；这场事变的发生与清末及民国初年以来广东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商团发展的历史特点有直接关系；商团事变也许是商人团体同政府冲突的一个特殊事例。[6] 这一结论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使事件史的研究有历史的纵深感。张洪武通过对1924年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嬗变，认为二者关系的恶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广东社会内部，即广东革命政府加重税收。商团拒绝纳入革命政府体系，是导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政府决定消灭这支异己力量的根本原因。[7]
近几年国民革命史的研究成果一直引人关注。杨奎松的《“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对国民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重新作了梳理，指出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成功，与中共建立了“党内合作”关系，年轻的共产党人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骨干，这引起了相当一批老国民党员的猜疑和敌视。“容共”还是“分共”的问题，自此即成为国民党内矛盾冲突的一个中心话题。一年之后随着主导国民党政策的孙中山突然去世，从1925年3月至11月，前后不过10个月，国民党内部就三度发生严重分裂，究其原因，几乎无一例外地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或力主“分共”有关。而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较多习惯仅仅从反共的视角来看待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甚少注意到国民党人对共产党以及孙中山“容共”政策态度各有不同，以及至少到1925年国民党内部的分歧主要还是“容共”或“分共”问题。因此，简单地从“反共”的角度来考虑这段历史，无论其为肯定为否定，自然难以体察当时条件下影响分裂者情感、判断和认识的各种复杂历史因素与特定之历史环境，因此也就往往难以具体区分人与人、事件与事件之间错综复杂和情形，无从真实地说明国民党中央相当多数人对“容共”政策的态度逐渐变化的过程与原因，甚至容易造成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漏读甚或误读。作者提出，深入了解国民党分裂者当年如何看待“容共”问题，分析说明他们逐渐走向“分共”道路的主客观因素乃至心理感受方面的种种复杂原因，无疑也是历史研究所必须面对的一项工作。[8] 在以个案考察蒋介石从容共、分共到反共历程的两篇论文中，杨奎松进一步深化自己的论点，指出蒋介石是国民党内师法苏俄的最主要倡导者，曾经赞同过共产党人的阶级斗争观念，也是孙中山联俄容共政策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1924年、1925年，直至1926年三二○事件之前，我们都看不到蒋介石有任何反对或怀疑联俄容共政策和其他言论；蒋之所以会走到三二○事件上来，固然是由于他对一些信息的严重误读，也与其独特的性格和心理状态分不开。[9] 同样，蒋介石从“三二○”走向“四一二”，从尝试“限共”最终走向公开反共，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并且是充满矛盾心理的转变过程。杨奎松指出，其实蒋介石江没有象以往一些着作所说的那样，从“三二○”之后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准备清党反共，相反，走向“四一二”最初并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其对容共政策态度的转变，固然带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但也带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深入考察蒋在这一过程中心态与环境矛盾冲突的复杂情况，对全面了解国共两党历史恩怨的形成或能有所帮助。[10]
梁尚贤的《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及其影响》，研究了以往较少涉及的1924—1927年的广东农民运动，指出国民党在广东清党反共中，使用武力镇压其全力扶持过的农民运动，或对农会农军进行改组整理，引发和放纵土豪劣绅民团对农会和农民进行疯狂报复；国民党内一批与广东农村封建势力有密切联系的腐化分子，公然勾结土豪劣绅摧残农会压迫农民，并将清党反共之火，烧到一帮曾经遵照总理遗嘱而努力国民革命的忠实同志、总理信徒、革命青年、真正国民党员身上，使国民党走上政治腐败之路。清党是国民党历史的重大转折，影响深远而巨大，使得多年积压的反共情绪得到充分的渲泄，实现一切权力归国民党的局面；同时，清共使国民党党内的政治腐败日甚一日，主流派与非主流派分裂加深。从长远看，如何对待农民，关系到国民党的存亡盛衰。历史证明，国民党在清党中因镇压农运而丢弃农民，深深地埋下日后失败的祸根。[11]
国民政府与江浙资本家的关系，一直是民国史研究者感兴趣的问题。王正华利用台北“国史馆”典藏“蒋介石总统档案”中《特交档案：一般资料》和《筹笔》两部分，以其中丰富的电文和报告，配合已出版的档案资料汇编，探讨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展开第一期北伐后，从湘鄂赣浙，于1927年进展到沪宁地区，经过宁汉分裂，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蒋介石和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认为蒋介石通过上海商业联合会、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基金保管委员会等机构，网罗上海工商金融界重要人士，对沪宁地区财政进行掌握，得以顺利筹款以济军饷，这也是蒋后来能够立足东南、完成统一的重要因素。而上海金融界人士之所以支持蒋介石，除了其反共立场，还由于蒋早年曾在上海金融界活动，与金融业领袖有深厚的人际关系，以及上海金融界人士中江浙籍占有绝对优势等因素相关。[12] 吴景平、王晶则以上海银行公会为个案，从金融史和政治史结合的角度论述了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银行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13] 吴景平的《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认为1927年至1937年间，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一整合的过程。[14] 侯桂芳通过研究上海银钱界与1935年白银风潮，认为在此次金融风潮中，上海银钱界除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外，还在政治上受探于国民政府，“失支了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成为国民政府的附庸，从而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力量的溥弱。”[15]
1927年4月至7月间，国共合作关系由局部破裂演至全党范围内的大破裂，中共遭受建党以来最大的一次打击。此后数年间，中共一直处于求生存的困境中，其时中共党员如何生存，党的组织如何应变，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何具体付诸实施，在贯彻和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发生了什么变异，外来的组织体制和意识形态如何植入中国本土社会。王奇生以中央档案馆和广东省档案馆合编的多卷本党内文献资料集《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为基本资料，尝试以广东省为例，具体细致地考察一个地方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应变和具体运作的情形，藉此探讨该时期中共组织内部的构造，党员、党组织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党与农民在早期革命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认为1927—1932年间广东的中共地下党组织松弛涣散，支部有名无实，党员缺乏训练；中央的意旨难以贯彻到党组织的末梢；经济困窘，交通情报传递迟缓，基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下的生存和应变能力十分脆弱；不少参加革命的农民是盲目的，是在不知党和革命为何物，亦不明党的主义和政策的情况下被卷入革命队伍，或是出于个人生存需要才投身革命行列。[16]
抗战政治方面，皖南事变的研究引人注目。杨奎松依据两岸已公开的各种文献档案资料，深入分析这一阶段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态度变化及其原因，对皖南事变爆发的复杂背景进行了重新探讨。他认为，经过了复杂的谈判过程，1937年国共两党达成妥协，在国民党方面把共产党的妥协退让视为输诚甚或投诚，而共产党人对国民党保持着高度的戒备，必欲独立自主，甚至力图最终取代国民党的实力领导地位，国共两党在随后的抗战期间势必会发生严重的摩擦与冲突。然在抗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态度其实是有变化的，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也是有变化的。国民党最终走向1941年的皖南事变，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国民党人以正统自居盲目自大和坚持一党独裁的心态，难以适应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和必欲发展壮大自身力量的政策，只是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党要想重新拾起军事剿共的办法来防止共产党的壮大，也并非易事，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不能不带有相当的偶然性。[17] 闻黎明则研究了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认为中间党派是中间势力的代表力量，它的政治选择曾对中国现代社会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皖南事变前夕与事变爆发初期，中间党派基于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态度，从而加强了中共的政治主动权。但在善后阶段，中间党派同样出于维护团结统一的愿望，力图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双方可以接受的折衷途径，只是由于中共的不妥协态度而劳而无功。于是他们的中间立场虽未改变，对中共的做法则产生了失望情绪。这种情绪在参政会上蔓延，并影响到当时一般舆论，从而一定程度上给中共在大后方的形象带来损害。鉴于中间势力对社会的这一客观影响，也考虑到国际形势的种种变化，这年11月中旬中共在最低条件仍未被国民党接受的情况下，还是出席了二届二次参政会。闻指出，这一事实证明，在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社会里，“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18]。
战后中国史仍是民国史研究的热点之一。金冲及所着《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是今年民国史研究领域的一本重要着作。该着指出，在国民党统治的二十余年中，1947年有其特殊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二十年来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从优势转变为劣势，在内战战场上从进攻转变为被动挨打，由强者变成弱者，反过来，中国共产党却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在战场上从防御转变为进攻，由弱者变成强者。双方力量对比在这一年内发生的这种巨大变化直接影响并支配着此后中国的走向。”《转折年代》运用大量的史料考察和探讨了“这个转变究竟是如何到来的，它一步一步地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力求把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重新呈现在读者面前。”
对抗战后期的中国政局，邓野指出，1944年9月所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是整个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最高政治要求。联合政府的口号所要否定的是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所要争取的是改变旧有的国共合作的基础与方式，促成中央政府权力再分配。该文认为，1944年5月至1945年2月的国共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过程，是抗战末期中国政治全部背景的集中体现；此次谈判的主要特征在于，谈判本身并不重要，谈判的核心不在于谈了什么、怎么谈，而在于提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又是怎样提出的，因此背景的作用极为突出，背景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谈判走向与进程。抗战后期，日军的进攻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地位，美国对国共关系的干预导致中共问题国际化，民盟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决定了中共的政治优势，而预测中的苏军入华参战问题则制约着国民党的妥协程度。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共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改良转变为革命。[19] 汪朝光则考察了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认为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时期，国人关注的主题，各种政治势力争执的焦点是战争还是和平；中共力图壮大自身力量与地盘，而国民党也正在部署“剿共”军事计划，以遏制中共发展的势头；由于国民党军事进攻未达预期成果，中间势力和社会舆论对于和平的强烈呼声，迫使国民党不能不考虑停止战争，召开政协；中共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尚不具备立即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实力，自然欢迎停战及召开政协；国际对于中国内战的反对态度，则为国共双方暂时结束战争，回到和平轨道提供了可接受的条件。[20] 邓野在《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中指出，1946年6月至7月的国共谈判，是四平之役的结果在政治上的直接反映，谈判议题被全盘纳入蒋介石的议事范围，主要争执点是美方职权、中共军队驻区以及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三个问题；谈判的主题是议和，从而将战与和的政治清晰地表现出来。南京谈判既然是在四平之役蒋军大胜的背景下举行的，因而一开始便注定了不能议和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南京谈判实际上是为四平之役的战争结果，提供了一个政治展现的舞台，从而以谈判破裂的方式，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完成了一道最后的程序。[21]
战后的东北是中国诸多矛盾的交汇点，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所反映的中国外部矛盾、国共关系所反映的中国内部矛盾，所谓三国四方关系，均在东北交织发生，极大地影响着战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汪朝光对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进行了研究，认为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明为经济问题，但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暗又不可避免地与中苏、中美、国共关系等纠缠一体，表现为政治、外交与国际关系问题，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图景与意义。指出苏联强占所谓的战利品并要求经济合作，国民政府的拒绝应为正当，但实际上，国民党在战后东北所处的两难处境为如何既不失国家和民族利益，又维持其党派利益，而国民党对东北的政策基本上是被动应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国民党徘徊在谈与不谈之间，前方与后方的看法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又不能恰如其分地协调一致，更因苏联对东北过度之安全感，使得国民党无论做出何等让步，苏联总是猜忌不安，从而不断制造麻烦。这又使得国民党内苏联的看法分歧不一，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最后的失败结局也就事出必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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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海鹏：《民国史研究的现状与几个问题的讨论》，《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2] 戴鞍刚、杨立强：《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学术季刊》（沪）2002年第1期。
[3] 张礼恒：《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 臧运祜：《论各省代表会与中华民国的创建》，《历史档案》2002年第1期。
[5] 李丹阳：《AB合作在中国个案研究——真（理）社兼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6] 邱捷：《广州商团与商团事变——从商人团体的角度的再探讨》，《历史研究》200年第2期。
[7] 张洪武：《1924年广东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关系之嬗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8] 杨奎松：《“容共”，还是“分共”？——1925年国民党因“容共”而分裂之缘起与经过》，《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9] 杨奎松：《走向三二○之路》，《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
[10] 杨奎松：《蒋介石从“三二○”到“四一二”的心路历程》，《史学月刊》2002年第6期、第7期。
[11] 梁尚贤：《国民党镇压农民运动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2] 王正华：《1927年蒋介石与上海金融界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4期。
[13] 吴景平、王晶：《“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研代史究》2002年第3期。
[14] 吴景平：《近代上海金融中心地位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史林》2002年第2期。
[15] 侯桂芳：《上海银钱界与1935年白银风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6] 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7] 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18] 闻黎明：《皖南事变时期的中间党派——关于中间势力的研究》，《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
[19] 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20] 汪朝光：《战与和的变奏——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21] 邓野：《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2] 汪朝光：《战后中苏东北经济合作交涉研究》，《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