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做口述史要有紧迫感和奉献精神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口述历史-做口述史要有紧迫感和奉献精神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做口述史要有紧迫感和奉献精神

2004年12月，在学术界各方面的推动下，“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扬州召开，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中国口述历史有了自己的组织，口述历史工作的开展从此将逐渐走上正规道路。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博士，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文化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秘书长，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社会文化史研究。记　者：口述史在学术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左玉河：现在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口述史应该成为历史学的二级学科，即中国历史学是一级学科，然后二级学科就是口述史，就像中国近代史、中国古代史、世界史那样的二级学科一样。第二种看法认为口述史就是口述史，主要是一个资料征集与整理工作。这两种意见争议比较大。我们倾向于把口述史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看待，因为它不纯粹是一个资料整理工作。这样就提到“学科建设”这个意义上来了。去年12月，我们在扬州开会时起的名称叫做“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就是不仅仅要谈我们如何来做口述史，而且要还把它提升到“学科建设”这个高度。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教授专门发来贺词，赞同把它作为历史学的学科来考虑。
记　者：口述史研究当前是一个什么状况？
左玉河：目前大陆的研究状况是比较薄弱的。在国外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做口述史，目前已经比较成熟了。唐德刚先生做胡适的口述、做李宗仁的口述，做得就比较好，在美国也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推动了美国口述历史的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史做得也非常多，主要是做一些国民党重要的军、政、文教人员，做得也比较成功，出版的口述着作大概有上百种，产生了很大影响。相比之下，大陆的口述史则比较薄弱，起步也比较晚，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起步。做得较好的是我们社科院，成果应该说是公认的。我们近代史所刘小萌研究员做得知青口述史，就做得非常很好，影响也很大。
90年代以后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开始做，但是现在目前来说都处于一个分散阶段。尤其是从抢救资料这个角度来说，大家逐渐认识到它的重要了，但是力量比较分散。像我们社科院近代史所、历史所在做，当代中国研究所也在做，他们主要做建国以后的历史，他们也采访了很多人，做得比较早。另外像北大、北京社科院、上海社科院、四川社科院等单位的学者也在做。还有一些新闻记者，采访了很多人，他们也自称做“口述史”。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认识到做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了，这是好事，但目前的问题是力量比较散，同时也缺乏学术规范，对“什么是口述史”这样基本的问题还存在着较大争议，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都重视起来了。
记　者：“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机构，成立以来开展了哪些工作？
左玉河：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的我们这个中国现代文化学会，1989年4月成立，成立的时候就设有一个二级分会，叫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当时认识到口述历史要做，但限于种种条件，一直没有太多活动。90年代中期以后，大家开始想筹备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学术机构，把国内那些有志于口述史研究的单位及学者联合起来，共同推动大陆的口述史研究。原来设想的名称是“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后来感到成立一级学会时机不成熟，便决定暂时设立“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这样一个二级学会，直接用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这一名称。目前我们这个学会的正式名称叫“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口述历史专业委员会”，对外名称叫“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
经过几年的筹备，2004年12月在江苏扬州召开了“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大家围绕口述历史的理论、方法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热烈讨论。大家积极性非常高，不仅通过了学会章程，正式宣布成立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选举产生了组织机构，而且初步规划了学会以后的工作方针。
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章程规定：该会是由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工作者自愿结成的非赢利性民间学术团体，隶属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它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推动口述历史的采集、编辑和研究工作；举办学术讨论会、论着评价会等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积极与海内外口述历史学术团体联系，促进相关学术交流与合作；编辑符合本会宗旨的出版物。本会业务主管部门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会址设在中国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大楼内。
记　者：学会成立以来开展了或准备开展哪些工作？
左玉河：在中华口述史研究会筹备期间，我们也为口述史研究做了一些组织协调及推动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口述自传”，目前有三种，《文强口述自传》、《舒芜口述自传》、《黄药眠口述自传》，其中《文强口述自传》是我们直接组织做的，做出来以后反响较大。学会成立以后，我们努力推动三项工作：一是制定口述历史的规范化条例，二是培训专业口述人才，三是募集口述史研究的资金。
在美国和台湾，他们做口述史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个摸索过程，经过摸索逐渐形成了一个规范化的口述史研究套路，我们大陆刚刚起步，为了少走弯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要在开始时制定一套规范，这个规范包括学会与采访者，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的权利关系，以减少口述史研究工作中出现的不必要纠纷。应该看到，这种纠纷在国内已经开始出现，做出来的东西版权是谁的，将来出版了或者没出版，这个东西归属权又是谁的，都存在着模糊的认识。现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做好口述史的规范，我们这个学会既然是全国性的口述史学会，就要把这个规范建立起来，使有志于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人知晓基本的规则。现在我们正在根据国外同仁及国内从事口述史研究中的经验，起草中华口述历史研究的各种规则，等到初稿做出来后，广泛征求意见，并在适当的时候召开理事会确定下来，给大家做参考。
目前的口述史研究，缺乏一批做口述史的专业队伍。大家看着挺热闹，大家都是有兴趣，但怎么做，可能想得很简单，就像新闻记者采访一样，拿着录音机采访，那不行，不规范，做出来的东西与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不是一码事。缺乏专业队伍，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搞培训，以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的名义创办培训班，把全国的有志于口述史的学者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培训，请那些国内外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有心得的、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来讲什么是口述史，怎么做口述历史，以及口述史的规范化、口述史的技术操作等等。经过短期培训，加上一段时间的实践操作，一定会培养出一批从事口述史研究的专业队伍，极大地推动大陆口述史研究工作。
做过口述史的同仁都知道，口述史很多工作是实地田野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收入。这是一个需要资金高投入而未必一定高产出的工作，没有资金，空有热情是做不好的。作为全国性的研究会，必须设法募集资金，建立口述历史研究的基金，从制度上的对这项研究给予保障。如果能够募集到可观的资金，设立口述历史研究基金会，那么我们的口述历史研究才真正有了保障。这项工作的难度是相当大的，在目前还只是一个梦想，但我们相信这一天终会实现的。
大陆口述史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值得做的人物很多，值得抢救的资源非常丰富。大致说来，我们准备分两个方面来做：一方面是以人为主，在现当代有影响的人物，不管是军界、政界、商界，还是文艺界、学术界的知名人物，我们都要做。他们知道、经过的事很多，他们的一生比较坎坷，他们个人的一部历史，都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家的历史，反映了社会的变化，个人的经历就是一部小历史，把他们经历的事情、知道的事情准确记载下来，进而进行分析和研究。另一方面就是按事件来做，。围绕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像纪念抗战60周年，慰安妇问题、细菌战的问题等等，来采访当事人，形成对这一事情的不同视角和材料。建国以后的土改运动、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灾荒，四清运动等等重大事件，在正史里面都提到过，但是一般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些事件？档案记录是文本的、官方的，老百姓的口述历史，是口语化的、民间的。为那段历史的创造者，他们都经历过这些事件，他们所经历过的这个事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通过对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职业当事者的采访，人们的人，可以丰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对后来的研究者提供翔实的参考资料。
记　者：很多专家说口述史面临着抢救性的任务，是不是很紧迫，任务也很最艰巨？
左玉河：非常迫切，非常艰巨。今年的抗战60周年，像中央电视台找一些抗战老兵进行访谈。这些老兵抗战时候才多大，过了60年了，能幸存下来已很少了。但是如果我们他将这项工作提早采访，在抗战50周年的时候，就是10前我们去采访抗战老兵，我们对那段历史所知晓的事情可能会更丰富、更具体，他们留给后人的历史资料就更多。10年前健在的许多抗战老将军，恐怕现在多不在了，很多情况或许就不知道了。所以我说抢救资料的任务非常迫切。
我再举一个例子。着名豫剧表演家常香玉的口述很值得做，学会便通过正规组织形式，委托郑州一位搞戏剧史的同志采访常香玉和马金凤，想把这两人的口述做了，为人们留下一笔资料。这位同志找到当时正在医院里的常香玉，老太太很支持这项工作，开始谈了一些事情，并很豁达地说等到出了院，一定好好回忆一下，将自己一生经历的事情整理一下。但遗憾得是，老太太没有能够出来。她走了，带走了一位爱国艺术家许多深藏在心中的事情。她讲过的事情我们或许都知道了，但究竟还有多少没有讲出来的、不为世人所知的事情？我们很后悔下手晚了，为年逾八旬的老人作口述，就是抢救宝贵的资料，就是与时间赛跑，晚了就来不及了。大家一定要有紧迫感。
记　者：你曾提到“口述史研究无禁区”，怎么理解这句话？
左玉河：我们把口述史当成学术研究来做。既然是学术研究，当然是没有禁区的。有一些领域涉及国家的机密（如核工业），这是不能写、不能动的，这是禁区。但是我们从材料的保存角度去做，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保留和收集资料，把你的资料很完整地记录下来，根据的资料，根据我的判断，进行学术研究，也是允许的，并没有什么禁区。但这些口述资料及成果的发表，却是有规定的，就是说你这个东西现在不适合出版，目前可以不出版，或许20年30年以后条件成熟了，那时候就不是什么机密了，已经解密了，再出版业未尝不可。如果现在就设定禁区，不去做这项资料保留工作，将来或许后遗憾的。很多老人能自己写回忆录，但回忆录基本上是写出来能发表的，很多东西现在还不能发表，应该怎么办呢？当然应该毫不顾忌地将这些东西讲出来，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为后人留下一段口述历史资料，为民族留下一份历史记忆。
记　者：采集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口述材料自然重要，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的口述史是否值得更多的关注？
左玉河：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口述材料对于撰修历史确实很重要。但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的口述史同样值得关注。过去封建时代的历史观是王侯将相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近代以来我们倡导新史观，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关注民间社会和老百姓的生活。现在盛行的新文化史、新社会史，同样强调关注民间日常生活，倡导眼光向下，自下而上看历史，要写老百姓自己的历史。在这样的史观指导下，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中，特别注意发掘民间社会及老百姓日常生活方面的资料，寻找他们的声音。但古人已逝而不得复生，无法留下太多的口述资料，故研究古代史的要靠发掘文人的笔记、杂记、日记等，研究近代史的要依靠当时的期刊、报纸等资料。然而，这些反映民间声音的资料毕竟太有限了，当时的人们没有可能作“口述史”，为后人留下太多的资料，但研究现当代历史就不同了。许多当事人还健在，他们可以用亲身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丰富的资料，重建民间社会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场景和历史图像。这是研究现当代史的优势所在。
老百姓的口述不一定具有典型意义，但的确是生动而具体的。重视对老百姓日常生活方面内容的访谈，保留他们生活的历史记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必要的资料。或许这样一来，我们的后人像我们一样在重建历史生活图像时这样艰难。大家都认为建国初期的社会风气非常好，究竟怎么好？为什么好？其主要表现是什么？如果让老百姓讲讲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事情，对构建那段历史的生活场景和真实图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也为后人研究社会文化史提供了很好的资料。我现在做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就感觉到资料不够，缺乏生动而具体的反映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翔实资料，所以，我在做口述史时，特别注意访谈他们生活的具体场景，如当时的生活情景，当地的风俗习惯，当时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娱乐节令生活等等方面的情况，也希望有志于做口述史的同仁们，既要关注对重要人物及事件的访谈，也要注意对民众百姓生活的访谈，即便是在做重要人物的访谈时，也不要忽视其所经历的生活场景的访谈。
记　者：你认为做好口述史工作首要的是什么？
左玉河：我们学会的人员有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内的研究任务或教学任务，全部是兼职，都是抱着一种理念在工作。我们要干的事还很多，但我们的精力有限。我在很多场合都讲，做好口述史首先需要的是奉献精神。做口述史是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工作，是为别人做的，写的是别人，并且这个版权最多你只有一半，另一半是被采访人的，这是默默奉献的事情。不要认为做口述史是会出名的。资料的采访、资料的收集、资料的整理，都是很辛苦的，口述史做好了，那是理所当然的，做不好，首先挨骂的还是采访整理者。因此，我反复强调，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一点对历史负责和对后人负责的精神，就根本不会来做口述史，也根本做不好口述史工作。有了默默奉献精神，有了历史责任感，然后才谈得上做口述历史。
做口述史是很辛苦的事情，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做口述史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们投身到这项事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