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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的运动吗？

82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史学界历来认为是“改良主义”运动，这似乎已成了定论。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
若干年来，人们讲到戊戌变法时，首先总得小心翼翼地声明：“一般说来，改良主义运动是反动性质的运动，但在戊戌那个时候，变法运动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赋有进步的意义”。有时，则换个说法：“改良主义的政治路线与彻底的革命路线是对立的”，但在当时，戊戌变法却是“具有爱国性与进步性的政治运动”，等等。　
这些表述，无非是说明：在“反动”的一般性之下，存在着具有“进步性”的特殊现象。
所谓“反动”者，逆历史潮流而动之谓也。戊戌变法既“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为什么不能直率地肯定它的进步性，偏要给它戴上一顶改良主义的帽子呢？
在评述戊戌变法时，有的同志甚至说：戊戌变法运动“最大的教训就是：即使是含有进步意义的改良运动，也是要不得的”。到了十年浩劫期间，戚本禹索性直截了当地说：戊戌维新“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旧事物的质”，“改良主义即使在当时也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
戚本禹的叫嚣固然是别有用心的影射，但是，从戊戌变法历来是“改良主义”这个前提出发，戚本禹重复的，只不过是“改良主义”的题中之义。
既是“要不得”，又认为“绝不是”出路，那么，在革命条件还不具备、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似乎就只能“耐心地”等待着、忍耐着。这岂不叫人糊涂！
用“改良主义”来限制戊戌变法运动，我认为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观察事物、观察社会现象必须按一定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来具体分析它所起的历史作用。因此，研究戊戌变法也必须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
改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中机会主义的一种恶谥。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时，指出他们以改良主义顶替社会主义革命，梦想通过“改良”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机会主义“是数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到这样一个时期的特征所产生的，在这个时期，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他们从本国民族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他们摆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但也丧失了破产的贫困的大众所具有的革命情绪”。（《列宁全集》第21卷第219页）第二国际的这种机会主义即改良主义从来就是反动的，并不曾有过什么进步性。
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主张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公式去套用历史上的一切。
事实上，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都不过是以一种剥削制取代另一种剥削制。渐变和突变、革命和改良，两种形式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世界历史上，日本的明治维新似乎并不能算作一次突变形式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国历史上，如果按照西周封建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以认为是通过维新之路来实现封建化的；如果按照秦汉封建说，那么，秦也是通过商鞅变法等改革的道路逐步走向封建化的。
承认这些历史的进步性，似乎都没有必要扣上“改良主义”的帽子。那么，对戊戌变法何以需要如此特别谨慎呢？那大概是因为“世界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吧，或者是因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出现恰恰也正在这个时期吧。这无疑是事实。但是，承认这个事实，只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比世界形势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历史潮流、世界潮流要求中国进步、发展。
戊戌运动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发起的呢？一方面强邻日逼，割地赔款，辱国丧权。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惨败，结果，割让台湾等岛屿，赔款白银两万万两：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占旅大；紧接着，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中国亡国危机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掌握清廷实权的封建顽固派却抱残守缺，认为“夷法不足效”、“祖宗之法不可改”。不但资产阶级民主、民权之风吹不进，而且，连剪发、穿西服都视为“大逆不道”。他们反对任何改革，反对任何进步。
封建贵族可以刚毅为代表，其理论是：“吾有产业，吾宁赠之于朋友，必不使奴隶分其润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宁可让帝国主义瓜分，也不能让社会前进，不能让人民稍稍抬起头来。官僚可以张之洞为代表，认为：“虽分割之后，亦当有小朝廷，吾终不失为小朝廷之大臣也。”（同上）只要有官可做，帝国主义分割与我何干！他也反对任何改革，他写了一篇《劝学篇》，拚命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之道，认为“民权之议”，是“召乱之言”，“无一益而有百害”。
一方面因落后而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欺凌，另一方面又反对任何前进，自甘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历史也容许“假设”，那么，按照最革命的方案，当然急需一次彻底的革命，以推翻反动腐朽的封建王朝。
但由谁来领导这次革命呢？旧式的农民革命，这时已担当不起新的历史使命；当时的资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资产阶级革命还远没有酝酿成熟；而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更弱小，远没有走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所以，那种“假设”尽管很革命，但终究不过是假设。
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到处奔走呼号，冲破强大阻力，着文章、出书刊、办会社、倡民权，冒着“非圣人、乱祖制”的罪名，提倡变法维新，企图改革腐朽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这无疑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对此，历史似乎倒并没有否认。但人们往往在承认这个“进步”的同时，又总是把“改良主义”搬出来，强调一下它的“反动”，和它“同革命路线是对立的”。历史事实是：戊戌年间，资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没有形成，维新运动的对立物是封建顽固派，在当时的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下，维新运动并不是什么“反革命”。强调这种“对立”，除了表明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没有忘记“革命立场”之外，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人类的历史是一步步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的斗争，也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没有戊戌维新运动的启蒙作用，也就不可能出现辛亥革命。因此，后人研究历史，不能脱离中国当时的实际，更不能搬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的概念去硬套戊戌年间的维新派和维新运动。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80年7月1 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