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再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再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再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

一九七八年，笔者在成都写了《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两重性”》一文(此文已收入北京太平天国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就教于川大历史系的师友，比较全面地谈了对太平天国政权的一管之见。一年多来，史学界对此一问题的讨论有了很大进展，笔者感到对一些问题有进一步阐述的必要。在此，拟对太平天国政权的革命性作几点粗浅的补充。(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性问题，拟另文补充。）
一
太平天国政权是否具有革命性，首先要联系到这次运动是不是一场革命来考察。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旧式农民运动的论断来看，一般有三种提法，即：“骚动”、“运动”、“革命”。一般否认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革命的同志，往往引用列宁在《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一文中的一段论述：“在中国，反对中世纪制度的革命运动近几月来也表现得非常强烈。……‘新精神’和‘欧洲思潮’在中国的强有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是用不着怀疑的，所以中国的旧式的骚动必然会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列宁全集》，第15卷，第159页。）在此，列宁将中国的“自觉的民主运动”兴起以前的农民的反抗运动（包括太平天国在内）都概称做“旧式的骚动”。但是，只要我们多读一点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列宁在一些文章中是完全肯定农民斗争的革命性的。如在《列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中说：“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来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拚命的决心。要求彻底铲除官办的教会，打倒地主和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和占有制度，扫清土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的社会生活来代替警察式的阶级国家，这种要求象一条红线贯串着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每一个步骤。”(《列宁全集》，第15卷，第180页。）在此，列宁所描绘的农民的思想方式和要求都是自发的农民群众的思想方式和要求，而不带有“自觉的民主运动”的性质，但他却给以很高的评价，称这种要求“象一条红线”，并将这种反抗斗争称之为“革命”。这种斗争的革命性来自何处？列宁认为，主要来源于农民所遭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中指出：“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破产的情况下，劳役制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各种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列宁选集》，第1卷，第157页。）这说明，封建制的剥削和压迫是农民产生革命性的根基。由此可见，列宁有时把旧式农民运动称做“骚动”，主要是为了突出其“自发性”，强调“自觉的民主运动”兴起的重大意义，而并没有否定农民的革命性的意思。
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不止一次把它称做革命。在1853年5月，马克思曾经写了一篇专论太平天国运动同欧洲革命之间的关系的文章，题目就叫《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他在文章里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页。）在毛泽东同志的着作中把太平天国运动称为革命运动更是人所熟知的事。长期以来，人们把太平天国运动称为革命运动，是有经典根据的。
由此可见，革命运动一词，不仅可用于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同时也可用于封建社会农民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暴力斗争。笔者认为，我们应当区分历史上不同范畴的革命；反对无限地赞扬农民的自发性的倾向，是为了给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和它的斗争以正确的评价，而不是以一种革命否定另一种革命，把变革社会制度的革命斗争说成是唯一的革命，从而贬低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二
既然，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革命，那么，在这场革命运动中应运而生的政权是否具有革命性呢？
有的同志认为，农民政权只能是封建政权，太平天国政权也不例外，不能说它既具有封建性，又具有革命性。
笔者认为，太平天国政权就其建立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不能不受经济基础的制约而言，它不能不具有一定的封建性；而就它作为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工具，同反动政权相对峙而言，又是完全不同于清政权的革命政权。把太平天国政权说成是新的封建政权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笔者认为，在历史上要建立一个贯串整个社会形态的农民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的（这是农民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然而，历史上出现短暂的农民革命政权却是可能的事，这已为中外历史上无数事实所证明。列宁曾经这样说过：“历次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经过一个短时期，一切都又倒退了。所以倒退，是因为农民、劳动者、小业主不能有自己的政策，他们经过多次动摇之后，终于要退回去。”(《在全俄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496页。）列宁的这一论述，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太平天国政权，正是这样的一种革命政权。其理由如下：
（一）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是太平天国英雄们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1851年1月金田起义之始，洪秀全、杨秀清即宣布建立太平天国革命政权，同清朝反动政权相对峙，担负起了组织、领导群众反封建反侵略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同志指出：“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527—528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太平天国革命政权领导和组织群众的斗争，成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准备阶段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个政权，在政治上举起反对封建统治的旗帜。在它的领导和组织下，太平天国英雄们以雷霆万钧之力，横扫大半个中国，狠狠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严惩了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推动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建立比较稳固的政权的地区，他们没收反动官僚的田产充公，对一般地主的租额实行严格的限制和监督。(参见拙稿：《试论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历史研究》1958年第2期。）并强迫地主富商交纳很重的田赋捐税。史称“曩称富人，重为刻剥”。有的地主收租如乞丐状，有的地主被迫卖出土地。
这个政权，还坚持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它面对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侵略国家英、法、美、俄的侵略，毫不畏缩，毅然高举起反侵略的大旗，在江浙地区同侵略者展开了可歌可泣的武装斗争，打得“洋鬼不敢与我见仗”；它在处境日蹙的情况下，拒绝接受英国侵略者以“援助”为幌子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阴谋。1861年冬，英国参赞巴夏里、海军提督何伯前诣天京，觐见天王洪秀全，提出“帮助”太平天国打倒清政权平分中国的要求。他说：“尔天王兵而虽众，不及洋兵万人。有我洋兵二、三万众，又有火舟，一手而平（按指打倒清政权）。”天王拒绝，说：“我争中国，欲相（想）全图，事成平定（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33页。）表现出无限的英雄气慨。值得注意的是：在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政权的领导下，农民英雄们第一次把反侵略反封建的斗争结合起来，给中外反动派以迎头痛击。这种斗争，虽然是自发的，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太平天国革命作为先驱者来看，大路辂轮，还是值得中国人民的永远纪念。”(范文澜：《金田起义一百周年纪念》，《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165页。）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革命政权，作为农民政权来看，它是历史上农民政权的继承和发展；但是，从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来看，它又起着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驱者的作用。因此，这一政权又具有它的特殊性，对于近代中国革命起着继往开来的作用。这是我们讨论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时不可不注意的。
（二）太平天国革命政权有着革命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的纲领。早在金田起义前，太平天国英雄们，就以洪秀全在《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中所提出的平等主张为指导，进行革命活动。这种平等思想，在金田“团营”之后的第一次巨大实践就是确立圣库制度，实行“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韩山文：《太平天国起义记》。）这种圣库制度的产生，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曾经分析过历史上这样一种现象：“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德国农民战争》，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页。）及至太平天国定都天京，革命政权又在这种平等思想指导下制订了《天朝田亩制度》，作为自己的政纲和改革社会的方案，企图在平均土地的基础上，平均分配社会一切财富，消灭私有，建立一个“通天下一式”的没有剥削压迫的理想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这种空想是农民小生产者绝对平均主义的表现，只能是一种幻想。事实上，不建立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纯粹从分配、消费着眼，企图把社会经济固定在划一的平均的小农经济基础上，来实现“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而且也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因而是错误的。但是在经济学形式上错误的东西，在历史上却是革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表述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即是如此。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外国资本主义已开始入侵并起着激化中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的作用，然而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的矛盾却是主要的社会矛盾。清朝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的统治，封建的大土地占有制，成为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天朝田亩制度》要求在废除封建土地占有制、平分土地的基础上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改革方案，其主要斗争锋芒是指对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列宁曾经指出：“‘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纪念赫尔岑》，《列宁全集》，第18卷，第12页。）“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7页。）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首先是革命的政纲，表达了农民阶级强烈的革命愿望。有的同志说，不对，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反对工商业，不仅没有好处，而且对农民的运动带来危害，因而农民抛弃得愈快愈好。这种看法，显然是离开了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谈论问题。诚然，《天朝田亩制度》将小农经济理想化并企图把它永远保持下去，是农民局限性的表现，同时这又是当时历史时代的一种产物。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时期，我国虽已萌芽着资本主义因素，有了一些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手工作坊，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还是在金田起义之后二十年的事情，在当时，农民英雄能够设计出的改革社会的方案，只能是旧式农民战争“等贵贱”、“均贫富”一类方案。由于这种方案的主要斗争矛头是指向封建主义，因而它的主要方面是进步的。列宁在分析俄国民粹派和劳动派关于重分土地问题时指出：“历史的辩证法是这样的：民粹派和劳动派在俄国土地问题方面，提出执行最彻底最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把它当作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土地重分的‘平均制’是乌托邦，但是土地重分必须与一切旧的，即地主的、份地的、‘官家的’土地占有制完全决裂，这却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方向上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最迫切的办法。”(《两种乌托邦》，《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1页。）我们知道，早期的民粹派的活动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当时俄国的资本主义远比中国太平天国运动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如果说，列宁在指出民粹派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和其他一些理论的错误的同时，还告诫人们“应当透过民粹派乌托邦的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健全而宝贵的内核。”(《两种乌托邦》，《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3页。）难道，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所表达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肯定的东西吗？正是列宁在给俄国民粹派的历史评价中给我们做出了典范，严格地把早期的民粹派和后期的、即自由主义民粹派区别开来。他在《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中指出：“民粹主义在当时是一个进步的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提出资本主义问题（按指防止资本主义），而现在则是一种反动的和有害的理论。”(《列宁全集》，第2卷，第456页。）列宁的这一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分析历史问题时，首先应当把它纳入一定的历史范围，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如果我们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正是一种“比较彻底的土地纲领。在中国资本主义还未发展的年代里，不管太平天国革命领导者的主观愿望如何，太平天国革命在客观上却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前途。所以，按照太平天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农业社会主义的主张，进步的一面还是主要的。”(范文澜：《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零五周年》，《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第9页。）我们这样讲，是否意味着赞成“平均主义”思想呢？当然不是。我们认为，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的主要方面是革命的、进步的，在今天则是绝对错误的。有的同志从今天的思想标准出发，全盘否认太平天国的这种思想主张，把历史上农民英雄们提出的平等、平均主张说成比封建主义还坏，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革命政权，不仅提出过《天朝田亩制度》，而且还在后期提出过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纲领《资政新篇》。这说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发生于资本主义列强开始将中国社会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的时代，农民的反抗运动正发生着一些变化。作为太平天国政权的政纲和社会改革方案，从《天朝田亩制度》到《资政新篇》，其总的发展倾向是值得肯定的。(拙稿：《试论洪秀全的思想特征》一文（载《人文杂志》1959年第4期），对此曾作过粗浅的探讨。）应该说，它们都是革命的，有利中国社会的进步的。
（三）太平天国政权是革命斗争的必然产物，在当时起了巨大的革命作用。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生产力同生产关系间的矛盾的集中表现。在封建社会里，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正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集中表现。这种斗争，归根结底在于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调整与缓和生产力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矛盾就很尖锐，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更激化了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当时中国社会的情况，正如天地会发布的一张文告所说的那样：“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使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主要代表者农民挣扎于死亡线上，给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很大破坏。农民只有起而造反，沉重打击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反动的部分，才有出路，社会生产力才又有继续维持和发展的可能。
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来看，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革命战争，它们都起着冲击与调整封建生产关系的作用。太平天国革命政权，不仅是这种矛盾和斗争的产物，而且在冲击和调整封建生产关系中起着巨大的杠杆作用。它英勇地坚持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沉重地打击外国侵略者，延缓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过程。它猛烈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和封建地主阶级，使太平天国统治的地区，自耕农的数量有很大的增加，(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2—174页。）一些地方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地主多以经商为重”，(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52页。）“舍本逐末”，(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1页。）“不欲多占土地”，(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76页。）“往往脱籍徙业”。(参见《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167页。）这些情况说明，太平天国政权领导的反抗斗争，不仅使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一度松懈，而且使一些地区的地主“脱籍徙业”，把他们的田产房屋典卖、而投资于工商业，这种情况，无疑对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有的史学家认为，太平天国为资本主义的“登场拉开帷幕”。(刘大年：《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群众》，《中国近代史问题》，第101页。）这个论断是很深刻的。太平天国运动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三
但是，持太平天国政权是封建政权观点的同志认为，应当把农民阶级的“两重性”，同农民运动中出现的政权的性质区别开来，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意思是说，尽管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和用宗法式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等局限性，农民政权却只能是封建政权，而不具有任何革命性。
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知道，农民阶级的主要特点：他们首先是被剥削者、被压迫者；其次是小生产者，小私有者。因此，“他们极度憎恨旧的秩序，他们非常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制度的一切重担，他们自发地渴望从这些重担下解放出来并找到美好生活。”但是，他们都用宗法式的观点观察问题，“他们的憎恨不够自觉，他们的斗争不够彻底，他们仅仅在狭小的范围内寻求美好的生活。”(以上引自《托尔斯泰和无产阶级斗争》，《列宁全集》，第16卷，第352页。）正如列宁上述论断所说的那样，由于农民是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他们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又由于他们是小生产者和小私有者，并活动封建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中，因此他们的斗争又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并使他们的活动和斗争不可能摆脱封建的影响。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旧式农民的“两重性”。
如果说，旧式的农民作为阶级的特点来说，具有“两重性”，那么，这个阶级所建立的政权是否具有“两重性”呢？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因此，争夺统治权力和建立本阶级的统治，是一个阶级的阶级意志的集中表现，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农民阶级的阶级性与阶级意志，必然在它所建立的政权中得到明显的反映。以太平天国政权而论，它一方面要求建立一种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并在军中实行了比较平等的供给制度——圣库制度；另一方面又制订了等级森严的《太平礼制》。它一方面实行男女平等的政策，另一方面又公开声言“妻道在三从，毋违尔夫主”，要求人们遵从封建伦常。它一方面以“上帝天父人人共”、“何得君王私自专”相号召，激发人们的反清斗志；另一方面又宣称“王独操权柄”、“生杀由天子”，要人们绝对服从天王洪秀全的意志和统治。农民的民主主义的思想和封建的等级思想交织在一起，在太平天国的制度和政策中互相矛盾着混杂着。这种矛盾，显现出农民阶级的内在矛盾，反映了这个阶级的“两重性”。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更为广阔一些，即可发现某一阶级的特性对某一特定的政权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在古代，奴隶主统治奴隶和其他劳动群众的政治机构，则为奴隶主政权；在中世纪，地主阶级统治农民和其他群众的政治机构，则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权；在近代，资产阶级统治工人和其他群众的政治机构，则为资产阶级政权；在现代，无产阶级建立的统治机构，则为无产阶级政权。农民阶级由于它不是新的生产力或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虽然不可能建立一个横贯一个长的历史阶段的政权，却可以建立一种短暂的但是不巩固的“劳动者专政”。由此可见，企图把某一阶级的特点同它所建立的政权特性分割开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里说：“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同类组织。”(《国家与革命》，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版，第10页。）这一论断有力地说明了农民在革命运动中建立的政权，不是脱离本阶级的意志的，恰恰相反，而是它本阶级的阶级要求和阶级特性的强烈表现。国家政权在阶级社会里始终是以某一特定的阶级的专政工具而存在，它是不能脱离一定的阶级性而存在的。
四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贯串一个历史阶段（或社会形态）的统治，农民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农民的革命运动中却可能建立短暂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政权即是这样的一种政权。它既有一定的封建性，又具有革命性。
以洪秀全为首的革命政权，作为农民革命斗争的工具，曾经起过巨大的革命作用。它领导的革命斗争，成为当时历史前进的杠杆。
这个政权，一开始建立就具有“两重性”，这是农民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在革命过程中，它的封建性虽然有所加强，但是一直到太平天国失败，它都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始终坚持着反侵略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否定或者不承认太平天国政权的革命性，把太平天国政权说成是一种新的封建政权，就会把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反对地主阶级残暴统治的阶级斗争，说成是一场新封建主义者反对旧的封建主义者之间的斗争，把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搏斗看成单纯的争王称霸的权位之争。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的革命运动和农民的革命战争基本勾销，必然会导致否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基本线索和真正动力的马克思主义论断。
否定太平天国政权的革命性，也必然否定其指导思想和政纲的革命性。必然会导致美化封建主义，否定农民阶级在历史上提出的“平等”、“平均”等反封建主张，甚至提出要洪秀全等提出过这种主张的农民领袖对中国社会的落后负责。在一些同志的笔下，贬低农民阶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从来就认为，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在太平天国时期，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如果他们被斥为历史的绊脚石。那么，当时社会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会是清朝反动统治者么？！
因此，否定太平天国运动和太平天国政权的革命性，我们都是难以苟同的。
（资料来源：《贵州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