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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反帝反封建 虽败犹荣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从1851年的金田起义，到1864年的天京陷落，历时14年。如果从1843年洪秀全、冯云山开始的历时8年的组织酝酿工作，以及天京陷落后太平军余部在大江南北的艰苦奋斗，直至1872年石达开的一支队伍在贵州溃亡，则太平天国革命从酝酿、发展到最后失败，历时整整30年，跨越清王朝的道光、咸丰、同治三个朝代。其打击所向，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经历时间之长，触及问题之广；斗争之坚忍不拔，威武壮烈，在中外农民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一部太平天国史，首先是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历史。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化时期地主和农民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王朝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因此，这次革命又带有浓厚的反满色彩。洪秀全宣称：普天之下，所有男女，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兄弟姊妹，都是改变凌夺斗杀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中流砥柱。[1]他号召大家同心协力，打倒清朝皇帝而由他做“天王”，并且认为只有他这个“天王”能够反映广大兄弟姊妹的要求，代表他们的利益，并给予他们幸福的生活。金田誓师起义以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大力没收封建地主、官绅的资财，给封建统治秩序以致命的打击。1853年太平天国奠都南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又明确提出没收封建地主的所有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而且分配土地时不分男女，一律平等，鳏寡孤独废疾者，由国库统一供给生活所需，以期丰荒相通，有无相济，处处均匀，人人饱暖。太平天国在用人方面，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保举制度，保举得人者赏，举非其人者罚。在社会生活上提倡“天下婚姻不论财”；反对纳妾，蓄奴，严禁奸淫、盗窃和烟酒，违者严惩不贷。在文化思想方面，反对一切神仙圣佛与巫觋之谈，独尊“皇上帝”。同时公开批评封建圣人孔夫子“教人之书多错”，还编造了“皇上帝”责罚孔丘，使他跪地求饶的故事。[2]太平天国的文书，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反对巧语浮文。所有诏令、文献，不避俚语俗词，“不加藻饰”，目的是使之晓畅明白，人人易解。[3]太平天国在永安州还颁布了自己的历书，名曰：“天历”历书中没有宜忌、凶吉等迷信之说，认为年年、月月、日日、时时都是大吉大昌，可以随时行事。后期的“天历”，还加入了一些农业生产的知识，用意在“便民耕种兴作”。[4]以上种种，体现了太平天国反对封建统治、服务于平民百姓的农民革命的性质。
另一方面，到了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即清王朝的乾嘉之际，大清帝国的统治已从“康乾盛世”走向了衰世。而西方资产阶级贪婪的眼睛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号称地大物博的中国。外国鸦片毒品的输入，沙俄对我国北方领土的觊觎，中英鸦片战争的失败，1842年割地、赔款的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定，都给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有志之士以极大的震撼。1843年，洪秀全萌发了造反思想。这时候，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的任务是在反对封建压迫的同时，必须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实行民族民主革命。洪秀全、冯云山等人作为单纯农民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可能认识这种新的历史大任。但是，他们继承了中华民族酷爱自由、不畏强暴的优良传统，自发朝着反压迫、反侵略的道路前进，为捍卫国家的权益和民族的尊严英勇战斗。在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这个陌生的敌人时，太平天国的儿女们表现了独立自主、不亢不卑、不失人格、国格的可贵精神，主要有：
一、不失志。当敌对者指责洪秀全提倡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为“从番”的时候，洪秀全则说敬皇天、拜上帝，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了的，并非“从番”。当他在1847年到广州礼拜堂和美国传教士罗孝全（Rev.I.J.Roberts）讨论宗教问题的时候，对方指责他的拜上帝教并非正宗，而是一种“政治的宗教”，要他放弃己说，服从“洋教”时，洪秀全毅然离开教堂，重返广西，回到人民群众之中，开展自己提倡的革命事业。1860年，罗孝全为了美国的利益访问天京，企图说服洪秀全、洪仁玕改变自己的主张，适应外国的侵略需要，又一次受到拒绝而狼狈逃出天京。[5]当外国侵略者以傲慢的态度讥笑太平天国领导人为“苦力王”时，忠王李秀成却坦然回答：“这个挖苦的称号”是对我们“最大的恭维”。[6]于细微处见精神，洪秀全、李秀成的这些表现，反映了可贵的人格独立与尊严。
二、不丧权。太平天国奠都南京以后，中国大地出现了太平天国、清王朝以及外国侵华势力鼎足而立的局面。为了弄清太平天国对待外国的态度，维护列强从鸦片战争中得到的各种非法利益，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驻华使节争先恐后地访问了天京。先是，美国公使马歇尔（H.Marshall）从上海西行，因为座船在途中搁浅而被迫折回。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Sir.G.Bonham）未作任何通报，即擅自乘船闯入太平军的防区，镇江和南京的太平军立即予以炮击，经过投书解释并表示在中国内战中采取中立态度以后，才获准登岸。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在接见文翰的代表密迪乐（T.T.Medows）时，首先申明只要“彼此相安无事”，即可成为“亲密的朋友”。密迪乐提出已经和清王朝订有条约，希望太平天国同样遵守执行，否则即以兵戎相见时，当即受到韦昌辉和石达开的严词拒绝，并且警告说，如果他们帮助满人，则是至大的错误，“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7]不久，侵略者又向洪秀全提出以“平分地土”为条件，帮助太平军与清军作战。洪秀全则明确表示：此乃“引鬼入邦”、“天下失笑”的卖国行为，万难应允。[8]当美、英、法等国采取各种手段，配合清军疯狂进犯的时候，太平军坚决予以反击，并且义正词严地指出：这是破坏“严守中立”的背信弃义行为，是公然侵犯我国权利和民族尊严荣誉的卑鄙无耻的勾当。[9]
三、不保守。说及过去的农民，我们往往看到他们保守、落后的一面，其实不尽然。太平天国的儿女们对于外来的新鲜事物，他们并不故步自封，而是大胆拿来，为我所用。洪仁玕是太平天国了解西洋事物最多的“王爷”。他和忠王李秀成、章王林绍璋等都十分注意探寻外国的新事物、新知识，并大力用洋枪、洋炮、洋船武装自己的队伍，同时大胆使用那些真心实意为太平天国效劳的“洋兄弟”。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千里间关到达天京以后，立即向天王洪秀全提出着名的建国纲领《资政新篇》。该书首先介绍了西方各国的状况，并向洪秀全建议改革内政，清除腐败；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工、农、矿、商等生产和交通事业，制造火车、轮船和各种器械，建设近代交通；兴修水利；开办银行、邮局和保险业务；建立报馆，奖励发明创造，准许私人投资，保护私人专利。同时保护妇女儿童，破除各种陋习，举办各类慈善事业。他还要求以新的刑法制度，保证各项政策的执行，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看到，太平天国的儿女们，都来自穷乡僻壤，生长在封闭的山村，他们中的多数人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过着朝不保夕的困苦生活。可是当他们走进繁华的城市，与来自西方、以征服者自居的资本主义侵略者相遇时，并不惊慌失措，而是不亢不卑，从容面对。他们在对外事务中的一不失志，二不丧权，三不保守的原则立场，维护了庄严的人格国格。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高唱“礼仪廉耻，国之四维”的封建帝王、地方督抚，却不惜出卖国家权益，奴颜婢膝地乞求洋人的支持，屠杀自己同胞。历史证明，只有被反动派诬蔑为“山野小民”的太平天国儿女，才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捍卫者，中华民族的脊梁。
当然，我们在肯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功绩时，也要看到它的许多不足和失误方面。诸如：它期望以武器的批判，铲除人世间的各种等级与不平，而与此同时，却又在自己的队伍内部设置了森严的等级。1851年在永安州刊行的第一部文献《太平礼制》，就以许多繁琐的称谓把王、丞相直至两司马的亲属从群众中划分出来，形成了高低不同、尊贵有别的特殊等级。太平天国主张一夫一妻，反对纳妾。但天王以至各王却可以多妻，喜庆节日，还有“选美”、“献美”之举。太平天国主张共有共享一切财富，但东下江南以后，随着物资供应的不断改善，权势地位的日益崇隆，争权夺利，时有发生，不可自制，终于酿成1856年的“天京内讧”，使天国元气大伤，大好的革命形势顿遭破坏。自此以后，洪秀全“凡事靠天，不听人谋”。虽有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等的不懈努力，也难以重振雄风。在对外方面，太平天国领导者因昧于世界大势，加以“天朝上国”的思想作祟，而又错误地认为只要拜“皇上帝”者都是自己的兄弟，分不清敌人与朋友，最后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围剿，还弄不明白为什么同拜“皇上帝”的洋兄弟会对自己拔刀相向。[10]直至天京陷落、国破家亡以后，身系囹圄的洪仁玕才恍然大悟，“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11]。这个以无数兄弟姊妹鲜血换来的认识，可惜来得太晚了！
如何正确地看待太平天国的辉煌与挫折，成功与失败，从而对它在中国人民的百年抗争史中给以恰当的定位，是我们当今仍然需要注意探讨的问题。有的论者仅仅因为太平天国崇奉“拜上帝教”，就简单地说什么太平天国实行的是“神权政治”，如果革命获得成功，必将把中国推向黑暗与倒退。因此声称要否定太平天国，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翻案。[12]这个结论是缺乏根据、没有道理的。首先，我们要问：如果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可以得以翻案，那么，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互相呼应配合打败太平天国的欧美洋枪队、常胜军以及戈登、白齐文之流是否也可以翻案，给予受勋表彰了呢？果真如此，则是非何在？若说倒退，实际的情况是：1856年“天京内讧”以后，“拜上帝教”在广大群众中开始出现了信仰危机，当时流传的“天父杀天兄，江山打不通，不如回家仍旧做田工”，就是这种信仰危机的反映。[13]而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务实派人物，他们相信的主要是人谋而不是“皇上帝”。[14]就以洪秀全而论，虽然始终打着“皇上帝”的旗号，但只要我们认真检阅他所发表的诏令、诗文以及日常的言行，“皇上帝”外衣所掩盖的，归根结蒂仍旧是传统的儒家思想。[15]而且，1859年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明确提出要朝前走而非向后退。这说明发生在近代我国的农民革命，即使获得成功，也不可能回到中世纪的老路上去。因为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一句话归宗，形势比人强。
近几年来，有人又把“拜上帝教”与所谓“邪教”相提并论，从而否定太平天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作用。要辨清这个问题，获得正确答案，首先必须看到，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中国，它仍旧属于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的农民战争。封建社会的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他们没有条件，也不可能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农民要造反，改变自己的生活现状，也只能如恩格斯所说的：“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16]而斯大林指出：“农民是从经济观点去看上帝的。”[17]李秀成在“自述”中说，当时崇信上帝教的，“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正印证了这个道理。太平天国以上帝教作为动员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击外国侵略的思想武器，其时间、条件既非今日，其目的追求也不相同，不加分析地同今天的“邪教”相提并论，不是实事求是、历史主义的态度。
在我们讨论中国近代化的时候，也存在着重洋务运动、轻太平天国历史作用的偏向。我们并不否认洋务事业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兴办洋务初期，是以购买洋枪洋炮或自己制造枪炮武装其军队，用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并不是用以抵御外侮的。而太平天国革命给封建统治以致命打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开路的作用。它鼓励对外贸易，使江南的丝绸生产与商贸日渐繁荣。《资政新篇》的作者洪仁玕则是孙中山之前提出在中国全面发展资本主义、实现近代化的第一人，只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内外反动势力的破坏，使这个目标无法实现。可是，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人的启示作用也是十分深远的。
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了。究其所以致败之由，综而言之，领导者政治上的争权夺利，独断专横；生活中的日趋腐化，不知自律；在实际斗争中分不清敌友，未能正确解决革命的首要问题，终于在内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下丧邦失国，其教训也是十分沉痛和深刻的。但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功绩不可低估。毛泽东在论述近代中国历史时，就把洪秀全和康有为、严复、孙中山同样视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的代表者。[18]当谈到近百年的中国革命运动时，他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直至其后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19]，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奋斗”[20]。太平天国革命是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要一环，它虽然没有成功，却为人民走向最后胜利和建立新中国铺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它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新中国建立时，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其中所镌刻的太平天国英雄儿女群像，既是后来者对革命先辈们的尊敬与不忘，也是对这场革命的充分肯定。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目的是如实地说明历史，探讨前人在救国救民斗争中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快、更好。
[1]参看太平天国文献《太平诏书》。
[2] 参看太平天国文献《太平天日》。
[3] 干王洪仁玕、幼赞王蒙时雍、殿前忠诚二天将李春发：《通令合朝内外官员书士人等戒浮文巧言宣谕》。
[4]《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又参洪仁玕《天历序》。
[5] 请参看拙作《太平天国人物·洪秀全》，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6] 呤唎(A.F.Lindley)着、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九章，中华书局，1962年。
[7]《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VI，神州国光社，1952年。
[8]《李秀成自述》。
[9]《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九章。
[10]《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章、第十七章。李秀成等与各国领事的交涉及文件。
[11]《洪仁玕自述》。
[1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六十四章。
[13] 请参《太平天国人物·杨秀清》并注129。
[14] 左宗棠说石达开“颇以结人心，求人才为急，不甚附会教俚说”。见《左文襄公全集·尺牍》卷四《与王濮山》。
[15] 请看《太平天国人物·洪秀全》。
[1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1页。人民出版社，1974年。
[17] 斯大林：《关于党在农村干部中的当前任务》，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526页。
[18] 《论人民民主专政》，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
[19] 《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见同上书第二卷第632页。
[20] 《新民主主义论》，见同上书第二卷第666页－第6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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