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简论宗教在太平天国的作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洪秀全-简论宗教在太平天国的作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简论宗教在太平天国的作用

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教，其教义源于梁发的《劝世良言》，在神学理论上接近原始基督教。洪秀全根据当时中国情况和农民战争的政治需要，对它进行了一番改造，演化为农民革命的工具。这种情况借宗教以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做法，在太平天国前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它所主张的世界观，所进行的思想教育和纪律规定，在根本上都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解释，因此，是不能维系长久的，它必然要走向反面。
一
拜上帝教“一神论”教义的排它性，违背了当时人们传统的文化心理习惯，既不利于太平天国内部的统一，更无助于团结更为广泛的阶层加入反清斗争的行列。
《劝世良言》宣扬：上天只有一位“独一真神”，那就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上帝爷火华”。神爷火华曰：“除我外面未有别个神也”。(《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7页。)洪秀全完全信仰这个思想，他认为：“盖天父上帝是独一真神，独一圣神。上帝曰：除朕外，不可有别神别帝也。”(《太平天国史料》第89页。)否定在上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神存在。然而，中国是一个宗教观念较为薄弱的民族，多种宗教并存，民间信仰甚杂，有各种传统的宗教权威和偶象崇拜，上有如来、观音、玉皇，下有城隍、土地、阎王，还有孔孟、关岳、灶君、门神等等。因此，任何一个宗教都不能形成西欧中世纪教会那样主宰一切的势力。洪秀全为了解救人间的苦难，借助于基督教“独一真神”的权威，以打倒和扫荡人世间从神仙菩萨到皇帝孔夫子等一切权威。这是农民领袖的创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由于一味过分地强调上帝的独尊地位，强制推行一神论政策，这又与中国人崇拜多神的传统信仰大相径庭，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首先，在太平军内部强制推行拜上帝教，严禁信奉“邪教”。为了使人们信奉上帝，太平天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规定凡不拜上帝者，拜一切邪神者，都是违反了“天条”，犯了“天条”，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处以极刑。把信教不信教、拜上帝与不拜上帝，看成是法律上犯罪与否的标准。洪秀全等人开始在广东传教，成效甚微，后来转入广西，靠冯的艰苦串联和发动，到1847年才有二千四百余名信徒。如果说，这二千余名“老兄弟”信奉上帝教的话（其实信仰并不坚定），那么，可以说此后那些在太平军进军过程中大量卷入的两湖三江的“新兄弟”则基本上不曾信仰上帝而仍然崇拜多神。他们被卷入起义的洪流，是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和太平军打富济平的感召，而并非出于对拜上帝教教义的皈依。太平天国强制推行拜上帝的宗教专制政策，结果只能造成广大太平军将士的不满，不利于内部团结。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排斥传统文化政策。由于太平天国接受了基督教，视上帝为独一真神，排斥偶象崇拜的这一观念，从而使其意识形态政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洪秀全等人1843年信仰上帝后，不仅“将塾中孔夫子牌位弃去”，而且将“书塾中之偶象尽行除去”，其中，既包括“馆中所立孔子、文昌”，也包括“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13页。)显然，洪秀全是从《劝世良言》关于不得拜一切偶像的角度，把孔子和文昌、灶君菩萨等一起反掉的。金田起义后，在暴风雨般的胜利进军中，太平军更是“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太平天国史料简编》第3册第386页。)他们焚毁庙宇、寺观、庵观、学宫、祠堂，焚烧诸子百家书籍。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读也，否则问罪也。”(《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一时间，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禁儒家及诸子百家典籍，尽毁佛教寺庙和道观、仅天京一地就焚毁城内外白云寺、灵谷寺等十三处庙宇，“此尤其最着者，至无名寺观则指不胜屈。”(《太平天国史料简编》第2册第31页。)一个目击太平军在天京搜禁“妖书”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记述当时情景时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太平天国丛刊》第4册第735页。)太平天国这种强烈的排斥传统文化政策，招致了严重后果：焚毁佛庙道观的举动挫伤了僧人、道士及下层人士的感情；焚毁儒家及诸子百家典籍也使得广大士大夫与太平军势不两立；废止祖先崇拜及祠堂则遭到了士绅甚至所有阶层人的反对。
再就是排拒与抱有不同信仰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合作。由于受拜上帝教的限制，太平天国没有积极地联络天地会、捻军等反清组织，有时对其它反清组织采取排斥政策，使自己在反清斗争中处于孤立作战的境地。当时全国各地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天地会和淮河流域的捻军等武装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南北呼应，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如果太平天国不受拜上帝教的束缚，和各种反清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必将出现一个全新局面。但是太平天国囿于宗教界限，因天地会、捻军等反清组织不信仰上帝是唯一真神，便认为“是背天逆天之贼”，被斥为“聚党横行天不佑，罪恶盈祸自随”。(《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认为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上帝的意志，甚至是犯罪行为，各种组织要参加太平天国，则必须接受拜上帝教的信仰，否则“则不容收纳”。在拜上帝教的影响下，太平天国多次放弃了与其它反清组织合作的机会，这既不利于太平天国本身，又影响到其它反清力量的发展。
二
拜上帝教宣扬上帝“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主宰性，维护了农民领袖的威信，增强了内部凝聚力；但却抹杀了人的作用，束缚了群众革命积极性，也使领导人思想僵化，无所作为，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从而使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太平天国的上帝，根据《旧约》和《创世纪》篇中的神话，首先是一位“创造者”，天地、万物、人类都是它创造的。上帝不仅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且，万物的运行、活动，包括人类生死祸福也由上帝主宰。“尔知我天父上帝要人生则生，要人死则死，是天上地下之大主宰么？”(《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可见，这个主宰天地万物人类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洪秀全吹捧上帝，神化天国，无非是为了神化自己。他在《太平天日》中告诫人们：一个有无限权能的上帝，亲自差遣洪秀全下凡间，给予消灭妖魔、唤醒世人的任务，而且告诉他，凡有烦难，有朕（指上帝）作主。洪秀全创造这样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和他自己受命于上帝的故事，在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以此建立了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的威信，增强内部向心力和凝聚力，起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重大实际作用。但同时，由于迷信和依赖于一个全智全能上帝的主宰，便抹杀了人的作用。
首先，从领导阶层说，他们确认有个全智全能、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在作他们的后盾，把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都用神的意志来加以解释，神的意志排斥了人的努力。从金田起义到天京定都的辉煌胜利，竟被说成是“天父早已排定，”而太平军将士在这数千里之遥的浴血奋战，也都是由于“托赖天父天兄之权能，夹岂人力所能为哉！”(《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这本来是李秀成及其部众的功劳，洪秀全却说是“无数天兵天将”的神力。对此，李秀成及其部将愤愤不平。当天京被湘军围困，危在旦夕时，洪秀全又认为“朕奉上帝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自有上帝来保佑“铁桶江山”。天京守城兵力不足，他说：“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城中缺粮，他说：“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太平天国丛刊》第2册第827、825、826页。)甚至在病逝前夕还下诏说：“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1072页。)对上帝的执迷不悟，已使洪秀全陷入丧失理智自欺欺人的可笑境地。
此外迷信上帝，信天不信人的思想，也决定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必然不会去积极收罗人才，也听不见任何人的合理意见，致使有些主动前来报效的知识分子被拒之于大门之外。据说在1853年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湖南举人左宗棠曾谒见洪秀全，献攻守建国之策；又如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容闳，约在1861年时到天京访问，曾向洪秀全提出在军事教育、财政等方面实行新政的七项建议；还有着名思想家王韬于1862年2月在苏州曾以黄畹化名向太平天国表示归顺，并为之出谋划策。结果，这些很有见地的主张，全都遭到拒绝。
其次，宣扬上帝主宰一切的观念，也束缚了太平军将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帝万能的神学观念往往成为他们解释问题、认识事物的依据。遇到困难，他们简单地说这是天父天兄试心，而往往不去设法解决；克服了困难，他们又说这是天父天兄的权能，而皆大欢喜。战争不管胜负，统统被解释为天意的安排。既然一切成败都是全能的上帝“排定”的，都是神的意志的体现，那么作为上帝子女的凡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可能再有自己的意志，而只能是神的奴隶。太平军将士们相信，“他们是被一位全能上帝派到世上来执行意志的人管理的”(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止第126页。)这样，从将领到士兵，在战争中常存侥幸心理，甚至连武器的熟习，战阵的训练，也越发不受重视。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呤唎认为，太平军之所以不能集中兵力作战的原因之一，即“对上帝的保佑信赖得太过”。(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止第165页。)
正是由于这个全能上帝的无形的神力，从起义开始后，不仅是外形还是内核都限制了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
三
拜上帝教神学的虚幻性，激励了人们为理想而献身，但理想终究不是现实，美好的许诺无法解决人们的切身利益。
《劝世良言》宣传了一个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故事，许诺人们只要拜上帝，死后就可以灵魂升天，永享幸福。显然，这种教义是用彼岸世界的梦幻来解救现实生活的苦难，是用虚无漂渺的幸福，来麻痹和瓦解人民的意志。洪秀全对天堂来世学作了番改造，把渺茫的天国理想与农民的现实要求紧密联系起来，把梦幻般的天堂从天上搬到凡间来。洪秀全宣称，天下一切男女，都是皇上帝的赤子；天下的一切财富，大家共有，人人享用，没有彼此，不分邦土。敬拜上帝的人，在世时，有衣有食，“共享太平”；去世后，“升天见永福”。(《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如此光明的世界，表达了农民对幸福的憧憬和对现世利益的渴望。它点燃了农民心中的反抗怒火，鼓舞太平军将士的革命斗志。
然而，问题在于关于死后的灵魂升天见永福的许诺是无法兑现的，而对共享太平现世利益的许诺则是需要兑现的。太平天国前期，在拜上帝教名义下实行的那些具体措施，都体现了农民的现世利益，因此，太平军所到之处，农民普遍受惠，劳苦大众正是在接受使自己得到切身利益的具体措施中，理解并接受幻梦似的天国理想的。可是经过几年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上帝非但没有为他们打开天国幸福的大门，而且连最初得到的一些实际利益也化为乌有。理想走到了现实的反面，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是这样一幅可悲的现实惨景：
经济上，“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行，实际上承认了封建土地关系，这样一来，“有田同耕”和“概免租赋三年”(《太平天国丛刊》第3册第271页。)的许诺，就成了空头支票。1856年以后，太平军控制的地区逐渐缩小，战争流动性很大。为了保证太平军的粮饷和天京的物资供应，赋税日渐加重，名目也日渐繁多。在最后二三年间，太平军贱购、强征、甚至分布掠夺，已是司空见惯的行动。
政治上，过去曾主张过的“天王一家皆兄弟”的平等关系，也为“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的原则所取代。从天王到普通士兵，等级森严，君臣上下，天渊之别，连称呼、饮食、服饰、舆马、礼仪、侍卫等均按官位严格区分，不得逾越。天国各王还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天王府“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太平天国丛刊》第3册第164页。)修东王府时“尽毁附近民屋，阛阓开拓地基……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太平天国丛刊》第3册第179页。)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若神仙窟宅”(《太平天国丛刊》第3册第172页。)革命初期，太平军中官兵之间那种“寝食必俱，情同骨肉”，“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太平天国文书汇篇编》第299页。)的相互平等关系都被抛弃了。
不仅如此，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虚幻的神学欺骗，作为腐化堕落、争权夺利的合法外衣。
任何宗教都有虚伪的一面，洪秀全等人是创设宗教的人，他们当然明了上帝教的虚伪，并充分地利用了这种虚伪。比如，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男女别行，夫妻不准团聚，有因“偷欢”同居者则被处死，因为这违反了“天条”。而他们自己却拥有妻妾多人，而这一切都却被说成是上帝的意旨，说成是“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太平天国文书汇篇编》第299页。)“今上帝圣旨，大负妻不止”。(《太平天国史料》第48页。)对他人实行严格的禁欲，而对自己却恣意纵欲。这是何等的虚伪。
他们还利用上帝的化身及代上帝传言的合法地位，争权夺利。1848年，在洪秀全暂离紫荆山区，拜上帝会众发生混乱的特别条件下，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权力，这是借宗教夺取的政治特权。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言，说明他明知这是一种骗局，于是他以虚伪，合法地取得了高于洪秀全的宗教地位。洪秀全也全然明白所谓“天父下凡”一类把戏的虚伪，但鉴于自己所创设的教条，又必须维护这种虚伪。直到1856年杨秀清以天父名义逼洪秀全封他万岁时，洪秀全才不再容忍。终于造成互相残杀的天京事变。
上述情况表明，早期所宣传的“天堂”幸福的皂泡，已被倡导者、宣传者们亲手泯灭；“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天国理想，日渐被贫富不均、贵贱悬殊的现实所驱走；人人平等，互相亲爱也为尔吞我并，互相残杀所取代。结果，忠诚的信仰逐渐变成怀疑或欺骗，狂热的情感变为人心冷淡，禁欲变为纵欲，等等。宗教已失去它的作用。
四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在当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生产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农民起义的发动者，也还不能用科学的理论动员和武装群众，人民处在封建迷信的精神枷锁之下，因此要组织起义来向封建势力作斗争，通常要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就是宗教。宗教不仅为宣传、组织群众提供某些思想资料，而且起义者还可以利用宗教形式掩护自己，蒙蔽敌人；利用宗教戒律，严格纪律，增强内部凝聚力、战斗力。所以中外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往往都披上宗教的外衣。但是，宗教只能反映现实的苦难，而决不能解决现实的苦难，它尽管能成为苦难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工具，但其最终必然转化为破坏革命的毒素。
【资料来源：《学术界》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