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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简论宗教在太平天国的作用
太平天国信奉拜上帝教,其教义源于梁发的《劝世良言》,在神学理论上接近原始基督教。洪秀全根据当时中国情况和农民战争的政治需要,对它进行了一番改造,演化为农民革命的工具。这种情况借宗教以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做法,在太平天国前期曾起过积极作用。但它所主张的世界观,所进行的思想教育和纪律规定,在根本上都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科学解释,因此,是不能维系长久的,它必然要走向反面。
一
拜上帝教“一神论”教义的排它性,违背了当时人们传统的文化心理习惯,既不利于太平天国内部的统一,更无助于团结更为广泛的阶层加入反清斗争的行列。
《劝世良言》宣扬:上天只有一位“独一真神”,那就是“全世界众人之大父”——“上帝爷火华”。神爷火华曰:“除我外面未有别个神也”。(《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2期第7页。)洪秀全完全信仰这个思想,他认为:“盖天父上帝是独一真神,独一圣神。上帝曰:除朕外,不可有别神别帝也。”(《太平天国史料》第89页。)否定在上帝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神存在。然而,中国是一个宗教观念较为薄弱的民族,多种宗教并存,民间信仰甚杂,有各种传统的宗教权威和偶象崇拜,上有如来、观音、玉皇,下有城隍、土地、阎王,还有孔孟、关岳、灶君、门神等等。因此,任何一个宗教都不能形成西欧中世纪教会那样主宰一切的势力。洪秀全为了解救人间的苦难,借助于基督教“独一真神”的权威,以打倒和扫荡人世间从神仙菩萨到皇帝孔夫子等一切权威。这是农民领袖的创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由于一味过分地强调上帝的独尊地位,强制推行一神论政策,这又与中国人崇拜多神的传统信仰大相径庭,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首先,在太平军内部强制推行拜上帝教,严禁信奉“邪教”。为了使人们信奉上帝,太平天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规定凡不拜上帝者,拜一切邪神者,都是违反了“天条”,犯了“天条”,就是大逆不道,就要处以极刑。把信教不信教、拜上帝与不拜上帝,看成是法律上犯罪与否的标准。洪秀全等人开始在广东传教,成效甚微,后来转入广西,靠冯的艰苦串联和发动,到1847年才有二千四百余名信徒。如果说,这二千余名“老兄弟”信奉上帝教的话(其实信仰并不坚定),那么,可以说此后那些在太平军进军过程中大量卷入的两湖三江的“新兄弟”则基本上不曾信仰上帝而仍然崇拜多神。他们被卷入起义的洪流,是由于阶级斗争形势的推动和太平军打富济平的感召,而并非出于对拜上帝教教义的皈依。太平天国强制推行拜上帝的宗教专制政策,结果只能造成广大太平军将士的不满,不利于内部团结。
其次,在意识形态领域推行排斥传统文化政策。由于太平天国接受了基督教,视上帝为独一真神,排斥偶象崇拜的这一观念,从而使其意识形态政策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反传统倾向。洪秀全等人1843年信仰上帝后,不仅“将塾中孔夫子牌位弃去”,而且将“书塾中之偶象尽行除去”,其中,既包括“馆中所立孔子、文昌”,也包括“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第13页。)显然,洪秀全是从《劝世良言》关于不得拜一切偶像的角度,把孔子和文昌、灶君菩萨等一起反掉的。金田起义后,在暴风雨般的胜利进军中,太平军更是“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太平天国史料简编》第3册第386页。)他们焚毁庙宇、寺观、庵观、学宫、祠堂,焚烧诸子百家书籍。定都天京后,洪秀全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读也,否则问罪也。”(《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一时间,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禁儒家及诸子百家典籍,尽毁佛教寺庙和道观、仅天京一地就焚毁城内外白云寺、灵谷寺等十三处庙宇,“此尤其最着者,至无名寺观则指不胜屈。”(《太平天国史料简编》第2册第31页。)一个目击太平军在天京搜禁“妖书”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记述当时情景时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书苟满家法必犯,昔用撑肠今破胆。”(《太平天国丛刊》第4册第735页。)太平天国这种强烈的排斥传统文化政策,招致了严重后果:焚毁佛庙道观的举动挫伤了僧人、道士及下层人士的感情;焚毁儒家及诸子百家典籍也使得广大士大夫与太平军势不两立;废止祖先崇拜及祠堂则遭到了士绅甚至所有阶层人的反对。
再就是排拒与抱有不同信仰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合作。由于受拜上帝教的限制,太平天国没有积极地联络天地会、捻军等反清组织,有时对其它反清组织采取排斥政策,使自己在反清斗争中处于孤立作战的境地。当时全国各地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特别是长江流域的天地会和淮河流域的捻军等武装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南北呼应,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后,如果太平天国不受拜上帝教的束缚,和各种反清力量结成统一战线,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必将出现一个全新局面。但是太平天国囿于宗教界限,因天地会、捻军等反清组织不信仰上帝是唯一真神,便认为“是背天逆天之贼”,被斥为“聚党横行天不佑,罪恶盈祸自随”。(《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认为他们的行为不符合上帝的意志,甚至是犯罪行为,各种组织要参加太平天国,则必须接受拜上帝教的信仰,否则“则不容收纳”。在拜上帝教的影响下,太平天国多次放弃了与其它反清组织合作的机会,这既不利于太平天国本身,又影响到其它反清力量的发展。
二
拜上帝教宣扬上帝“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主宰性,维护了农民领袖的威信,增强了内部凝聚力;但却抹杀了人的作用,束缚了群众革命积极性,也使领导人思想僵化,无所作为,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从而使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受到限制。
太平天国的上帝,根据《旧约》和《创世纪》篇中的神话,首先是一位“创造者”,天地、万物、人类都是它创造的。上帝不仅创造了天地万物,而且,万物的运行、活动,包括人类生死祸福也由上帝主宰。“尔知我天父上帝要人生则生,要人死则死,是天上地下之大主宰么?”(《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可见,这个主宰天地万物人类的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高无上的。洪秀全吹捧上帝,神化天国,无非是为了神化自己。他在《太平天日》中告诫人们:一个有无限权能的上帝,亲自差遣洪秀全下凡间,给予消灭妖魔、唤醒世人的任务,而且告诉他,凡有烦难,有朕(指上帝)作主。洪秀全创造这样一个全智全能的上帝和他自己受命于上帝的故事,在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以此建立了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的威信,增强内部向心力和凝聚力,起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重大实际作用。但同时,由于迷信和依赖于一个全智全能上帝的主宰,便抹杀了人的作用。
首先,从领导阶层说,他们确认有个全智全能、无所不在的天父上帝在作他们的后盾,把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都用神的意志来加以解释,神的意志排斥了人的努力。从金田起义到天京定都的辉煌胜利,竟被说成是“天父早已排定,”而太平军将士在这数千里之遥的浴血奋战,也都是由于“托赖天父天兄之权能,夹岂人力所能为哉!”(《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1860年,太平军攻克苏州,这本来是李秀成及其部众的功劳,洪秀全却说是“无数天兵天将”的神力。对此,李秀成及其部将愤愤不平。当天京被湘军围困,危在旦夕时,洪秀全又认为“朕奉上帝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自有上帝来保佑“铁桶江山”。天京守城兵力不足,他说:“朕之天兵过于水,何惧曾妖”!城中缺粮,他说:“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太平天国丛刊》第2册第827、825、826页。)甚至在病逝前夕还下诏说:“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册第1072页。)对上帝的执迷不悟,已使洪秀全陷入丧失理智自欺欺人的可笑境地。
此外迷信上帝,信天不信人的思想,也决定了太平天国领导人必然不会去积极收罗人才,也听不见任何人的合理意见,致使有些主动前来报效的知识分子被拒之于大门之外。据说在1853年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湖南举人左宗棠曾谒见洪秀全,献攻守建国之策;又如中国早期留美学生容闳,约在1861年时到天京访问,曾向洪秀全提出在军事教育、财政等方面实行新政的七项建议;还有着名思想家王韬于1862年2月在苏州曾以黄畹化名向太平天国表示归顺,并为之出谋划策。结果,这些很有见地的主张,全都遭到拒绝。
其次,宣扬上帝主宰一切的观念,也束缚了太平军将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上帝万能的神学观念往往成为他们解释问题、认识事物的依据。遇到困难,他们简单地说这是天父天兄试心,而往往不去设法解决;克服了困难,他们又说这是天父天兄的权能,而皆大欢喜。战争不管胜负,统统被解释为天意的安排。既然一切成败都是全能的上帝“排定”的,都是神的意志的体现,那么作为上帝子女的凡人,就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可能再有自己的意志,而只能是神的奴隶。太平军将士们相信,“他们是被一位全能上帝派到世上来执行意志的人管理的”(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止第126页。)这样,从将领到士兵,在战争中常存侥幸心理,甚至连武器的熟习,战阵的训练,也越发不受重视。太平天国的“洋兄弟”呤唎认为,太平军之所以不能集中兵力作战的原因之一,即“对上帝的保佑信赖得太过”。(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止第165页。)
正是由于这个全能上帝的无形的神力,从起义开始后,不仅是外形还是内核都限制了太平天国事业的发展。
三
拜上帝教神学的虚幻性,激励了人们为理想而献身,但理想终究不是现实,美好的许诺无法解决人们的切身利益。
《劝世良言》宣传了一个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故事,许诺人们只要拜上帝,死后就可以灵魂升天,永享幸福。显然,这种教义是用彼岸世界的梦幻来解救现实生活的苦难,是用虚无漂渺的幸福,来麻痹和瓦解人民的意志。洪秀全对天堂来世学作了番改造,把渺茫的天国理想与农民的现实要求紧密联系起来,把梦幻般的天堂从天上搬到凡间来。洪秀全宣称,天下一切男女,都是皇上帝的赤子;天下的一切财富,大家共有,人人享用,没有彼此,不分邦土。敬拜上帝的人,在世时,有衣有食,“共享太平”;去世后,“升天见永福”。(《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如此光明的世界,表达了农民对幸福的憧憬和对现世利益的渴望。它点燃了农民心中的反抗怒火,鼓舞太平军将士的革命斗志。
然而,问题在于关于死后的灵魂升天见永福的许诺是无法兑现的,而对共享太平现世利益的许诺则是需要兑现的。太平天国前期,在拜上帝教名义下实行的那些具体措施,都体现了农民的现世利益,因此,太平军所到之处,农民普遍受惠,劳苦大众正是在接受使自己得到切身利益的具体措施中,理解并接受幻梦似的天国理想的。可是经过几年前仆后继的英勇战斗,上帝非但没有为他们打开天国幸福的大门,而且连最初得到的一些实际利益也化为乌有。理想走到了现实的反面,摆在人们面前的只是这样一幅可悲的现实惨景:
经济上,“照旧交粮纳税”政策的实行,实际上承认了封建土地关系,这样一来,“有田同耕”和“概免租赋三年”(《太平天国丛刊》第3册第271页。)的许诺,就成了空头支票。1856年以后,太平军控制的地区逐渐缩小,战争流动性很大。为了保证太平军的粮饷和天京的物资供应,赋税日渐加重,名目也日渐繁多。在最后二三年间,太平军贱购、强征、甚至分布掠夺,已是司空见惯的行动。
政治上,过去曾主张过的“天王一家皆兄弟”的平等关系,也为“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太平天国丛刊》第1册第313、376、13、242、75页。)的原则所取代。从天王到普通士兵,等级森严,君臣上下,天渊之别,连称呼、饮食、服饰、舆马、礼仪、侍卫等均按官位严格区分,不得逾越。天国各王还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天王府“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太平天国丛刊》第3册第164页。)修东王府时“尽毁附近民屋,阛阓开拓地基……穷极工巧,骋心悦目”;(《太平天国丛刊》第3册第179页。)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若神仙窟宅”(《太平天国丛刊》第3册第172页。)革命初期,太平军中官兵之间那种“寝食必俱,情同骨肉”,“敝衣草履,徒步相从”(《太平天国文书汇篇编》第299页。)的相互平等关系都被抛弃了。
不仅如此,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虚幻的神学欺骗,作为腐化堕落、争权夺利的合法外衣。
任何宗教都有虚伪的一面,洪秀全等人是创设宗教的人,他们当然明了上帝教的虚伪,并充分地利用了这种虚伪。比如,太平天国实行严格的禁欲主义,男女别行,夫妻不准团聚,有因“偷欢”同居者则被处死,因为这违反了“天条”。而他们自己却拥有妻妾多人,而这一切都却被说成是上帝的意旨,说成是“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太平天国文书汇篇编》第299页。)“今上帝圣旨,大负妻不止”。(《太平天国史料》第48页。)对他人实行严格的禁欲,而对自己却恣意纵欲。这是何等的虚伪。
他们还利用上帝的化身及代上帝传言的合法地位,争权夺利。1848年,在洪秀全暂离紫荆山区,拜上帝会众发生混乱的特别条件下,杨秀清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权力,这是借宗教夺取的政治特权。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附体传言,说明他明知这是一种骗局,于是他以虚伪,合法地取得了高于洪秀全的宗教地位。洪秀全也全然明白所谓“天父下凡”一类把戏的虚伪,但鉴于自己所创设的教条,又必须维护这种虚伪。直到1856年杨秀清以天父名义逼洪秀全封他万岁时,洪秀全才不再容忍。终于造成互相残杀的天京事变。
上述情况表明,早期所宣传的“天堂”幸福的皂泡,已被倡导者、宣传者们亲手泯灭;“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天国理想,日渐被贫富不均、贵贱悬殊的现实所驱走;人人平等,互相亲爱也为尔吞我并,互相残杀所取代。结果,忠诚的信仰逐渐变成怀疑或欺骗,狂热的情感变为人心冷淡,禁欲变为纵欲,等等。宗教已失去它的作用。
四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从一开始就披上了宗教的外衣,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在当时,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生产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还不能科学地认识世界;农民起义的发动者,也还不能用科学的理论动员和武装群众,人民处在封建迷信的精神枷锁之下,因此要组织起义来向封建势力作斗争,通常要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就是宗教。宗教不仅为宣传、组织群众提供某些思想资料,而且起义者还可以利用宗教形式掩护自己,蒙蔽敌人;利用宗教戒律,严格纪律,增强内部凝聚力、战斗力。所以中外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往往都披上宗教的外衣。但是,宗教只能反映现实的苦难,而决不能解决现实的苦难,它尽管能成为苦难农民进行反封建斗争的工具,但其最终必然转化为破坏革命的毒素。
【资料来源:《学术界》199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