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成-辉煌与黯淡同在的太平天国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秀成-辉煌与黯淡同在的太平天国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辉煌与黯淡同在的太平天国史

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中国历代堪称史无前例。但它却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刘邦、朱元璋与洪秀全同为农民领袖，但汉朝与明王朝皆传国数百年，而洪秀全却集开国与亡国于一身，这悲剧是值得深思和研究的。
国家清史编委会通纪组，不避盛夏溽暑，将完成的太平天国篇章的主要部份，提供给海内外的有关专家们征求意见，这种虚心量广，赢得了称道和赞许！
作为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从业人员，我怀着浓郁的兴趣阅读了通纪组发给的材料，对主撰人夏春涛等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由衷地喜悦和钦佩。自20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研究史勃兴以来，中间有过一段停滞。现在只不过半个百年，便又有一代才识之士拔萃而起。拜读他们的着作和《天国的陨落》等书，使人感到清新和明睿，有一种空谷山岚、明月松间的感觉。他们的成果虽然还有所不足，但他们却拥有长足的岁月和精力，会做得更多更好！
关于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的作用，应该认为：它在团结和组织农民群众上，是超越了会党组织的山堂林立，形成了统一而严密的体系；拜上帝会的条规诫律，铸成了太平军严明的纪律和条令，保证了军队的素质优良和军民关系的和谐。然而，洪秀全的沉迷于宗教，信天不信人，也是他导致失败的思想因素。我曾经请教于先师罗尔纲，询问洪秀全是笃信上帝抑是利用上帝的问题。罗先生说：洪秀全是真信上帝，而杨秀清和萧朝贵则更多的是利用上帝。至于石达开和李秀成等人，则对上帝的观念比较淡薄，他们只是形式主义地拜上帝而矣！
值得强调和鲜明阐述的是，太平天国经济政策和制度及其在实施中所取得的成就。大量的原始资料证实了太平天国治辖的皖、苏、浙、赣各郡县，农户得到减轻田赋税收，“租田当自产”所带来的好处。后期太平天国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政策措施与《资政新篇》的颁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催生和出现，也提供了必需的温床。太平天国的兴技艺、办银行、开通轮船、火车等主张，皆早于洋务派和康、梁，也先于日本明治维新，这是很可贵的。
1．太平天国灿烂辉煌前期胜利原因何在
太平天国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至1853年3月攻克南京，为时仅两年余，横扫六省，控驭长江，建立起一个与清王朝相对峙的新政权。这在中国历代战史上是罕见的奇迹，其原因何在呢？
首先是鸦片战争后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各族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贪官如虎，蠹吏如蝗，“富儿当权，豪杰绝望。”真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因此洪、杨举义于金田，八桂响应。太平军进入湖南，全军老幼不及万人，而能战者仅两千余，但在道州扩军，湘南人风起云从，入伍者过六万。克武昌后，水营、陆营近20万人，号称百万，直下金陵。这时“天厌满清”，人心向着太平天国；第二是太平军素质优良，能征善战，故所向难敌。太平军多出自贫苦之家，入伍后将“打到小天堂，平分土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看作自己的理想，故而奋勇征战，无坚不摧；第三是太平军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使它成为历史上最优良的一支农民军。它按《太平军目》编制，从军帅到卒长、两司马和士兵，严严整整，号令分明。清方惊叹曰：“不仅前所未见，亦所未闻！”至于太平军的军纪优良，中外同钦。李秀成记克南京城时，“东王令严，（不许入民家），左脚踏入民家者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者斩右脚。”故闾里安堵，秋毫无犯；另外，太平军战略方针正确，不株守一城一池，直取江南，旋又北伐西征，使清方顾此失彼，陷于被动。太平军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是它克敌致胜的要窍。例如它攻桂林月余无功，便转进湖南而大捷；攻长沙不下，撤军走益阳，得船只数千，便顺流而取武昌。此中也有些机遇与天时，但关键却在于东王决策的正确。
2．洪秀全、杨秀清的历史定位和“天京事变”的未解谜团
在中国近代，洪秀全是与严复、孙中山等列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物，他吸取了某些基督教教义，倡导人人皆上帝的子女。说“天下多男人，皆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皆姊妹之群。”这是具有启蒙的民主主义平等思想，有利于对封建专制政治的批判。太平天国的军民，自视都很高，原因在于自认是上帝的子女。这一点意味着人的价值的自我发现。这是洪秀全的启发和贡献！他还用“拜上帝”思想组织紫荆山和各地的信徒，成为金田起义的骨干力量。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封建意识的束缚，洪秀全的帝王专制思想很严重，而且到天京坐了金龙殿后，把早期那点民主平等意识都抛置脑后了!
据史料记载，洪秀全深居天王府，脱离群众，也脱离了瞬息万变的战争和军国大计，这是他远不及朱元璋和刘邦等开国君主之处，这也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他与杨秀清、韦昌辉等相处已十年，应对杨、韦矛盾有能力化解，或以九五之尊，控驭诸王，岂能闹到火拼而“自毁长城”！
杨秀清是紫荆山的烧炭工出身，史书说：“至贫者莫如东王，至苦者莫如东王。”也许应了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所以他受尽了艰苦的锻炼。底层生活的丰富体验，使他的才智和聪明得到了发挥。李秀成等天国将领，对杨佩服到了崇拜的地步，惊叹说：“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洪仁玕是见过些世面的，也对东王崇仰之至。当然，太平天国前期军事政治上的辉煌，确也令人不能不佩服杨秀清。
十分遗憾的是，杨秀清因为穷，读不起书，不曾得到祖国传统文化关于虚心和谦抑的修养。他功高震主而不谦退，还要“逼封万岁”，能不遭杀身之祸？他机敏过人，却对韦昌辉毫无察觉，轻信而不防范。祸起萧墙，长留遗恨。天国因内讧而元气大伤，岂不可哀！
韦昌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杀死了杨秀清，又诛杀无辜“东党”两万余人，使太平天国前期干部，殂丧殆尽。为此，韦昌辉成为太平天国最大的罪人，遂被天王永远除名废爵。据清方探报称：韦昌辉回京诛杨，是奉天王“密诏”。但太平天国正史无征，石达开、李秀成的自述中，在相关的段落也不曾记载。难道是为天王讳饰？洪秀全自己把东王死期订为“东升节”，与耶稣升天节一样纪念。似乎“密诏”是莫须有的事，且待将来去考证吧！
3．桃花源式的《天朝田亩制度》与务实利民的“着佃交粮制”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便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农民革命政权的纲领性文件，它以“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平分土地为中心思想，包括社会组织、基层政权建设、教育、司法等皆规划了一个蓝图，它反映了农民渴求得到一份土地，过上温饱和富足主活的愿望，它也激发了农民参加和支持革命的热情。它的性质是革命的、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落后的。它带有某些空想性，是农民的桃花源式理想国。平分土地是可以实行的，但当时战事紧张，于是经东王奏准，施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即仍照清代粮赋的正额征收。众所周知，清朝官吏都是“勒折浮收”，所收钱粮超出正额数倍，弄得民穷财尽，怨声载道。太平天国按正额收粮赋，不啻是减轻了农民大量的负担，使生产力得到复苏和发展！
太平天国地区，大地主或遭杀害或远徙逃亡，于是出现大批有佃无主的业田。太平天国顺应这种经济形势，实行了新的切合实际的“着佃交粮”政策。以往是佃农交租，地主纳粮，现改为佃户交粮赋，地主收不到租。佃农大为得益，所以都踊跃输纳，比往时快而足额。接着。太平天国又在苏、浙等省颁发“田凭”（土地证），佃农交纳田凭费后，就领回土地证，变成实际的“耕者有其田”。
经过轻徭薄赋，扶助农商，太平天国在它所辖的苏、浙、皖、赣地区，经济上渐有欣欣向荣的气象，苏州人民为感激天王与忠王给他们减免钱粮，特地在闾门外镌立“民不能忘”的白玉大牌坊，以资纪念。在常熟，至今犹保存着当时建立的“报恩牌坊碑”，该碑文以生动的词句，描述了当地民安物阜的景象：“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庸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话中虽然文学笔调较浓，但证以众多史料，并非溢美之词。
4．洪仁玕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资政新篇》
洪仁玕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他和冯云山是最先参与密谋造反的，但因故流亡香港。1858年才辗转来到天京。不久，晋封干王，总理朝政。《资政新篇》便是他向天王陈奏的施政大纲，并得到天王批准颁行，具有法令的性质。它是太平天国后期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比康梁等人的戊戌维新主张，早于半个世纪在太平天国出台，便显得更为光辉耀眼，值得充分研究和重视。
《资政新篇》着眼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借鉴当时欧美国家的经验，提出了一个使中国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发展方案，其内容主要有：（1）发展新式机器制造业。仿效英、法、美、德等国，大“兴器皿工艺”，脱出“农本商末”的旧框架，直接追赶“以工立国”的英美等强邦；（2）开发矿业，大“兴宝藏”，奖励私人探矿和开发，保障其优先专利；（3）大兴“车马”、“舟揖”之利，建国道、省道，疏浚黄河以通航、使火车与轮船畅行；（4）“兴银行”，发行纸币，并许可私家设银行，这是超前的政策主张；（5）推行雇佣劳动制度，禁止奴隶买卖和企业使用奴隶劳动；（6）保护专利，鼓励发明创造，对发明者“赏以自专之利”；（7）抛弃闭关自守，对外平等开放，引进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批判将科技视为“奇技淫巧”的封建落后观念；（8）实行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在经济改革的同时，主张建立中央集权与“民心公议”相结合的政治体制。
《资政新篇》中十分强调国家要实行法制。首先要求“立法善”，并指明它的所谓“善”，就是用法律来促进和保护近代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推动诸如民选乡官，建立监察机构和士民公会等为内容的政体改革，以及以保护人权、实行轻刑为特点的律制变革，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立法善”、“持法严”、“代有贤智相维持”的近代法制国家。
总归起来，就是从经济技术、社会政治两方面来进行变革。这在当时的中国，乃至东方各国，都是最高水平。如果说戊戌变法以前的中国社会存在着近代化的一次机遇的话。那么《资政新篇》就是力图抓住这一机遇。实现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方案。遗憾的是，它随着太平天国的败亡而落空了！
有识者多认为：洪仁玕是个放眼世界，看清了时势潮流，力图致中华于富强，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先进的爱国政治家。他的《资政新篇》，“前胜龚魏，后映康梁”，像一颗耀眼的明星，照亮了19世纪中叶的神州夜空！
5．石达开的英雄末路——折戟沉戈大渡河
石达开是广西贵县人，家道殷实，毅然率众起义，永安封翼王之时，年方20岁，不愧为羽翼太平天国的栋梁。他自长沙率林凤祥、李开芳等当开路先锋，打下武昌。又指挥前军东下，“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不月余便攻克南京，他的战绩是辉煌的。更为得意之笔，是他在西征的九江、湖口战役中，顶住了骄桀的湘军水陆师，力挽狂澜。继而设计用谋，大败曾国藩于湖口石钟山，逼得他投水觅死而未遂。石达开经营安徽，执行政策，掌握分寸得宜，使农商并茂。皖民颂声大起。他生平转折的关键是“天京事变”。此前此后，判若两人，这常令读史者为之扼腕叹息！
天京事变的惨剧，给他的打击当然很大。他闻变回京想方设法排解，又险遭韦昌辉的毒手。他虽缒城逃脱了，但父母妻儿尽遭杀害，这种伤痛是难以弥合的。诛韦之后，合朝公举他为“义王”，提理朝政。但继而安、福两王的掣肘，洪秀全的猜疑，使他惧祸出走，从此分裂不返，转战东南与湘黔。他既不支援被围于九江、吉安的太平军兄弟，也不在闽、浙开辟根据地，与友军相依护，知机而待时宜。他的流动作战，犯兵家大忌，连曾国藩都不以为然。他回师广西后，又生出“退隐山林”的奇想。那时他年方28岁，尚不到“三十而立”之年，何况主客观形势都不容许他作此选择。意志消沉，使他优越的才智得不到发挥；他丧失主观能动性，出广西、入川黔为时太晚了!若赶在1860年四川李蓝大军方盛时入川，骆秉章后来就难圆他的升官梦了！还是诸葛亮说得好：兵家胜败，“非惟天时，抑亦人谋”！
6．太平天国后期双栋梁——陈玉成和李秀成
陈玉成与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家喻户晓的人物，陈玉成三克武昌，全歼李续宾于三河镇，湘军、楚军闻风丧胆。他是太平军中一员年青的虎将。镇守安徽，锁定上游，他的存在，使天京有磐石之安。他若不是被苗沛霖骗入寿州，战场上胜保只有逃窜的份儿！
李秀成与陈玉成则有所不同，他善于谋略，虑事周祥，在军事上是个帅才。例如他二破江南大营前，在芜湖会议中运筹帷幄，奇袭杭州，决胜千里之外。他开辟苏、浙广大地区，为天朝别开生面，使清方丧失了粮饷主要来源。他在军事上不争一城一池的得失，对安庆与天京主张“让城别走”，把眼光放到广大江淮与中原各地。证以捻军史实，李秀成的见地未尝不是卓越的。梁启超评论李秀成，说他是“近代最大的政治家”。若从他在苏福省和浙江等地减免钱粮，资助商家营业，迅速恢复生产来看，确乎赫然有成绩。他打破杭州，厚殓巡抚王有龄，重金礼送清官员各回原籍。这是瓦解敌人营垒的大手笔，大有开国军师的自信和胸襟。他忠于太平天国，天京城破时将坐骑让给幼主纵马奔往胡州，为天朝留下再起的命脉。他自己因此而被俘，为太平天国捐躯献身！至于是否叛徒，后来人是不难判断的！
7．镇压太平天国巨魁——曾国藩
曾国藩于1811年出生在湖南湘乡，道光末进士，以理学和文章知名朝野，但他最大的政治奖牌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如若不然，他的地位恐难居桐城派姚鼐和方苞之上了！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坚决站在敌对立场，以保卫名教相号召，组建湘军水、陆师，发布《讨粤匪檄》。他出师东下，虽屡遭败创，但咬定不放，仍招兵练勇，大办水师，沿江逐城围攻，绝不撤退。他坚持这种战略方针，终于成功。洪秀全昧于谋略，丧失了长江水上的控制权，遂使沿江的战略名城如武汉、九江和安庆等，都遭水陆围困，粮尽援绝而陷落。湘军的陆营不能攻坚，曾国藩舍短用长，创深沟高垒、围城打援的战术方针。所以太平军不是被战死的，而是被饿死的。
曾国藩治军，标榜“爱民”，他说：“行军不扰民为本”。众所周知，太平军的军纪优良，对比之下，湘军之无纪无良，令人齿冷。安徽是太平军的根据地，军民“相习相安”，但被湘军占领洗劫后，四野萧疏，“壮者被掳，老幼草根掘尽，风雨悲啼，死亡枕藉”。这连曾国藩的幕僚也看了心寒，曾国藩讲理学，讲“仁心仁术”，他倡导“以仁存心，以礼存心”，要求诚笃“力行”，实践这“仁”字。但是人们不难发现，曾国藩骨子里缺“仁”的素质，他不仅对太平军和太平天国辖区的百姓不仁，他对湖南桑梓的农民起义也采取血腥屠杀。他督师衡阳时，自设“审案局”，草菅人命，天地会人员被杀盈千累万，人称之为“曾屠夫”、“曾剃头”。他自认“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他不仁，却要讲求”仁心仁术”，终不免陷于双重人格而不能自拔。
曾国藩作为军事家，于兵法颇有深入和创获；他潜研理学，见识宏通，不乏明睿独到之处。撰作古文，笑傲于当世，后人亦多称仰。但是他昧于民族大义，难免受“扶清媚洋”的指斥。至于操刀屠戮起义农民，何曾有恻隐怜惜的情感？！以不仁而侈谈“仁”与“理”，所以章太炎与孙中山对他嗤之以鼻。
8．太平天国何以失败？
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无数，虽失败者居多，但也有创国践祚、传世几百年的汉高帝和朱洪武，洪秀全却兼开国与亡国于一身。此中的原因何在呢？从客观上看，太平天国起义于近代初期列强入侵之后，当清政府与英、法联军妥协议和进而共同征讨太平军之后，太平军就变成以一对二的不利局面。单纯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终究要遭到失败的命运。
太平军后期，既要对付湘军来自上游的进攻，又要在上海、杭州与英、法的洋枪队鏖战。若是一对一的见仗，正如李秀成所说：“那时洋人并不敢与我接仗，战则必败！”但是太平军既骛于东，又疲于西，长江千里，往来征战，纵是铁军也会拖跨的！洪仁玕十分感概地说：“若非洋人助妖，我朝定能长久！”的确，清军单独与太平军对仗，历来是敌不过的，向荣败死句容，罗泽南殒命九江，江忠源堪称文武兼备，也授首庐州。悍将李续宾血战三河，亦落得尸首不全的下场！
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向太平天国进攻，两股势力相结合，必然大过太平军。例如太平天国荣王廖发寿守嘉兴，固若金汤。清提督程学启百计环攻，却自己阵亡于城下。若不是戈登等洋枪轮番袭击，太平军是不会退城别走的。
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观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民领袖进城后，或表现为腐化堕落，或变为骄恣放肆，争权夺利。在太平天国，内部矛盾的总爆发，便是“天京事变”的内讧相杀，从此元气大伤，土气不振，难以恢复。在后期，太平天国也遇到好的机遇。1860年前后，清朝又陷入岌岌可危，但洪秀全不善于把握和利用，机遇瞬息间便错过了。
在战略方针上，后期的保守与前期的进攻，也成鲜明对比。李秀成要开拓苏浙，洪秀全却要死守安庆孤城，他全然昧于外线制敌的战略，结果兵力牵制在应援和守城，被湘军、淮军各个击破。
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它反孔、烧诗书典籍，后虽得到制止，但知识分子的地位却始终没有大的改善。朱元璋还知道礼聘刘基和李善长，洪秀全这个落第的知识分子发迹后，却不知道重视知识分子在建国中的作用，这是什么心态？颇值得研究。然而，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赵烈文等大批对满洲贵族有意见的知识分子，却被曾国藩罗致到门下，成了对抗太平天国的重要力量。
俱往矣！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将会使我们变得聪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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