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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

太平天国史研究至今已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太平天国败亡后，清方曾从宣扬“皇清武功”的角度，陆续刊行了《钦定剿平粤匪方略》、《平定粤寇纪略》、《湘军志》等公私着述，片断、歪曲地记述了这段历史。除此之外，民间谈论太平天国始终是一件禁事。直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这一禁区才被打破。
开拓和初始时期（1949年之前）
1904年、1906年，汉公（刘成禺）《太平天国战史》前、中两编相继在东京出版；1908年，黄世仲《洪秀全演义》在香港问世。两书都对太平天国进行了重新评价，在海内外流传甚广，反响强烈。不过，它们均属兴汉反满之类的秘密宣传品，还谈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太平天国战史》的封面便兼题“汉族流血书之一”。孙中山先生在序言中赞许该书“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并称为太平天国“一代信史”。事实上，该书内容大多出于杜撰，与史实有很大出入。革命党人甚至直接假托太平天国人物之名来宣传反清革命，例如，《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遗诗》25首于1906年在上海秘密刊行，传诵一时，内有20首诗系南社成员高旭（字天梅）“以一夕之力成之”，“供激发民气之用”（注：柳亚子：《石达开遗诗书后》，《广东文物》卷10。）。
进入民国以后，洪秀全等人被正式尊崇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驱，民间谈论太平天国不但不再是禁忌，相反已蔚然成风。太平天国史研究这才正式揭开了序幕，相继有多种论着问世。其中，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1923）、李法章《太平天国志》（1923）、王钟麒《太平天国革命史》（1931）偏重于叙事，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1930）、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1932）侧重于理论分析。上述着作虽有开拓之功，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即所参引的真实文献资料极为贫乏，导致史事真伪混杂，讹误甚多。至于最早问世的《太平天国战纪》（1913），则纯属迎合时尚的赝鼎。据编撰者罗ｄūｎ＠①＠②自述，该书是据北王韦昌辉嫡子韦以成所着《天国志》改写而成，而韦以成其人其书实际上均系罗氏所杜撰。
由于太平天国文献（包括印书（注：太平天国称自己刊行的书籍为“诏书”，亦称“天书”、“真书”或“圣书”。今之学者统称为“印书”。）和文书）早已被清政府禁毁殆尽，此时国内已不易搜求，而一些文人和书贾为弋名或牟利计，向壁虚构了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献和文物，遂使刚刚起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受到很大制约。所幸的是，海外的一些图书馆仍收藏有大量的太平天国文献。于是，国内业已失传的许多太平天国文献，陆续由中国学者在海外发现并传回国内。
1915年，日本学者稻叶岩吉撰、但焘译《清朝全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辑有《三字经》，是为太平天国印书传回国内之嚆矢。梁启超则最早直接从海外传回太平天国印书。1919年，他在荷兰莱登大学图书馆发现太平天国印书，遂托人缮录5册，可惜事后未曾报道和刊行， 所以长期不为人知。1926年，北京大学刘复（字半农）教授将六年前在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撮抄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有趣文件十六种》，交北新书局出版，内收《太平条规》和《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新历》两种印书（后者并不完整）；“旨准颁行诏书总目”一篇则详列太平天国29部印书的书名，为发掘太平天国佚书提供了重要线索，较有价值。同年，程演生教授将两年前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文献编成《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共收《天朝田亩制度》等8 种印书，内有3种系影印，使近人首次获见太平天国印书的样式。 该书的学术价值远在刘复一书之上，疏漏之处是将《原道救世歌》篇名误作《太平救世歌》书名。约与程氏同时，俞大维又在德国普鲁士图书馆摄录9种印书。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罗邕、沈祖基合编《太平天国诗文钞》的修订本，内有张元济据俞氏照片校补编入的《天条书》等8种印书。
在海外搜访太平天国文献贡献最大的是萧一山教授。1932年，萧氏赴欧洲考察文化，盘桓伦敦7个月， 在不列颠博物院获见大量太平天国文献，遂予以摄录，编成《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10册，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交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共收21种印书（内有3 种不在“诏书总目”之列的印书，包括蒋复璁在国内扬州发现的《钦定英杰归真》），并各附考订跋文一篇，其收获是空前的。不过，该书所收各种印书虽然均名为影印，但内有数种实系仿刻或抄排，导致失真并造成若干错误。此外，萧氏在伦敦还获见《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等印书，但因误以为它们只是汉译《圣经》的翻刻本，仅拍摄了其封面和样叶，令人扼腕。王重民也有重大贡献。1935年末，他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发现《资政新篇》等10种印书，均为此前国内所未知未见之书，遂一一摄影。后来，《资政新篇》、《太平天日》等3种印书分期刊发于上海《逸经》半月刊，其余则因抗战爆发而暂时搁置。1948年，上述印书一并编入《广东丛书》第三集，名为《太平天国官书十种》，次年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全4册）。至此，从海外陆续传回国内刊布的印书已达36种，占太平天国原刊书籍的绝大部分。
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残存文书也陆续公之于世。1932年，清人张德坚主编的《贼情汇纂》由南京国学图书馆（＠③山精舍）石印出版。该书除照录或摘录了12种印书外，还辑录了作为清方战利品的诏旨、本章、谕示、禀报等太平天国早期文书若干件。次年，故宫博物院从清廷军机处存档中选辑太平天国后期文书12件，取名《太平天国文书》影印出版。海外也有重大发现。前引刘复一书便收有忠王致护王、潮王书。其后，萧一山将在伦敦寻访到的文书编成《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由国立北平研究院于1935年、1937年相继影印出版，共收30件文书（另有6件系天地会文件等），篇末各附考释文字或后记。 萧氏另编有《太平天国丛书第二集》，内收太平天国诏旨、兵册等重要史料，可惜恰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商务印书馆业已制成的版片悉数毁于战火。向达、王重民在海外搜辑太平天国文书方面也做出了贡献（参见下文）。此外，《文献丛编》、《逸经》、《广东文物》、《说文月刊》等刊物也陆续公布了一些零星发现的太平天国文书。
在西文资料译介方面，简又文重视较早，贡献最大。他完整翻译了研究太平天国初期历史的重要史料——洪仁玕述、瑞典传教士韩山文着《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改名《太平天国起义记》，1935年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其中英文对照本。同年，简氏《太平天国杂记》（第一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天京游记》等多种译着。他还选译《北华捷报》中的报道多篇，先后刊发于自己主办的《逸经》、《大风》（香港）半月刊。此外，简氏还另辟蹊径，从20年代起，先后多次赴两广采访洪氏遗裔或进行实地考察，所采集到的口碑等资料和相关考释文字除少量收入《太平天国杂记》外，其余则编成《金田之游及其他》一书，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重庆）出版。
罗尔纲发掘了几种很有价值的清方记载，诸如萧盛远《粤匪纪略》、储枝芙《皖樵纪实》等。谢兴尧除在故宫档案中检索史料外，还留心网罗旧闻，搜辑秘籍，并对之加以考证与注释。其整理史料的成果主要见诸《太平天国史事论丛》（商务印书馆，1935）、《太平天国丛书十三种》（北京瑶斋丛刻本，1938，共3辑）等书。
上述资料的陆续刊布改变了太平天国史研究史料贫乏的状况，促使研究工作在三四十年代逐渐走向深入。
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针对视之为民族革命运动的主流观点，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前述李一尘、张霄鸣等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当时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业已成熟，杨秀清便是手工业工人的代表，进而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李群杰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介于中古和近代之间的一场运动，“就其中古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后的农民革命，就其近代方面说，太平天国是最早的市民革命”（注：李一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史》，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77—79、81—105页；张霄鸣：《太平天国革命史》，神州国光社，1932年， 32—40、125—152页；李群杰：《太平天国的政治思想》“原序”，上海真理出版社，1937年。）。此后，研究者们继续就此各抒己见。罗尔纲认为太平天国是“贫农的革命”；郭廷以认为“论其性质，初不限于政治、种族，实兼有宗教、经济、社会诸因素”；萧一山、简又文则力持民族革命运动说。出于偏见，简又文还明确反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太平天国史，主张站在客观的立场从事研究，并由此得出太平天国“大破坏”论，认为“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注：以上参见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原序”，商务印书馆，1937年；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全2册）“凡例”，商务印书馆，1946年； 萧一山《清代史》（原名《清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5年，190页；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1—18页。）。 与李一尘等人主要偏重理论分析相比，罗、郭、萧、简等人十分重视考据，尽管他们所从事的仅是个别或部分史事的考订，但单就研究方法而言，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改进。朱谦之曾对这两大研究流派的长短进行褒贬，主张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并重。他还引用孙中山和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否定了李一尘等人的观点，认为“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只是反封建的农民革命”，并不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并认为太平天国按照《天朝田亩制度》中的设想，实行了“土地共产革命”（注：朱谦之：《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江西赣县中华正气出版社，1944年，1、21—27、76—91页。）。总之，由于进步学者们仅是零星、片断地接触到唯物史观，其论断难免瑕瑜互见，加之马克思主义处于被排斥、禁锢的地位，因此，学术界此时还不能够对太平天国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价。
具体研究在同期也有长足进展。当时，致力于考证工作的学者除前述罗尔纲、郭廷以、萧一山、简又文外，还有谢兴尧、董作宾、毛以亨等人。他们均大力搜罗史料探颐索隐，澄清了以往的许多讹传和误解。例如，1852年太平军永安突围后，清钦差大臣赛尚阿奏称生擒“逆首”洪大全，并将其槛送京师处死。此事被写入各种着述，虽然一直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但都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罗尔纲经过考证，断定洪大全供词系赛尚阿伪造，洪大全其人其事均属子虚乌有（注：罗尔纲：《〈贼情汇纂〉订误》，《北平图书馆馆刊》8卷4期（1934年8月）；罗尔纲：《洪大全考》，《社会科学》1卷3期（1936年4月）。 罗先生后来又考证出所谓的“天德王洪大全”实为湖南天地会某山堂首领焦亮，详参《困学集》，中华书局，1986年，50—152页。）。又如， 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于1912年排出天历与阴（夏）、阳历对照表，认为天历的干支、礼拜与后者相同。后来的研究者多本此说。郭廷以通过勘核对比，列举出27条史料作为证据，断言天历的干支、礼拜较阴、阳历提前一日，并排出了正确的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从而解决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注：详参郭廷以《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商务印书馆，1937年。）。在《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一书中，郭氏从600余种中西文着述中钩玄提要，细加考订，按时间顺序逐日编排1796—1868年间的相关史事，书末所附各种图表和引用书目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该书集史料和研究价值于一身，被时人赞誉为“研究太平天国的第一部大书”（罗家伦语），并且至今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工具书。
综上所述，1949年之前是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开拓和初始阶段，其成绩主要表现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考订方面。其中，萧一山、郭廷以、简又文、罗尔纲、谢兴尧等人筚路蓝缕，是该专题研究成就卓着的第一代学者。
蓬勃发展时期（1949—1964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出现了重大转折，一是该专题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二是唯物史观成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1950年12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开始在南京筹建（注：太平天国纪念馆于1956年正式成立，两年后从堂子街迁至瞻园（东王府遗址），1961年改为现名。）。次年1月11日，不少城市举办了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由胡绳执笔的题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论，高度颂扬了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光辉业绩，认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指出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仍旧只是一个没有工人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该文还分析了《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质，认为它固然体现了农民大众“对于土地的革命要求”，但终究只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不可能实现，“而且这种图案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营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实质上乃是带有反动性的”（注：参见《胡绳全书》2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88—93页。）。范文澜撰写的《太平天国运动史》一书初版于1945年，1951年收编为畅销一时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的第三章，故而影响深远。作者详细分析了太平天国败亡的主客观原因，认为主观上在于太平天国领导层存有宗派、保守、安乐三种思想，“总根源在农民阶级消极方面的狭隘性、保守性、私有性”；客观上在于中外反革命势力逐渐结合，力量超过了革命势力，加之当时中国的进步阶级尚未诞生。作者认为，“《救世》、《醒世》、《觉世》三篇的制成，奠定了太平革命的理论基础”，并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意义，认为它使旧式农民起义的面目“为之大变”，“揭开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民族、男女四大平等的革命运动”（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51年修订版，186、191—192页。《救世》、《醒世》、 《觉世》指洪秀全的早期宗教作品《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1954年，在一篇论述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文章中，胡绳主张“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并首次阐述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革命运动的高涨”，其特征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展开为巨大的爆发”（注：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1期。）。
上述论断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否定了此前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错误观点，澄清了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为研究工作树立了正确的理论导向，并更加引发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重视和兴趣。尽管其中的个别论断不够精确或流于溢美，但绝大多数至今依然是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主流观点。
另一方面，随着新的文献史料和文物不断被发现，学术界开始大规模地整理、出版太平天国资料。1950年，金毓黻、田余庆主编《太平天国史料》由开明书店出版，内分太平天国官书、文书、清方文书和中外记载四部分，收入了向达、王重民本世纪30年代从英国抄录的许多主要史料，包括天王、幼主诏旨和护王陈坤书部兵册等。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这套大型资料汇编计8册，约200万字左右，分太平天国史料、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专载四部分，可谓集一时之大成。其后，在罗尔纲的指导和主持下，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太平天国艺术》（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59）、《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本，1961）、《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 —1963，6册140万字）相继问世。同期陆续出版的还有“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1952）和郭若愚编《续编》（上海出版公司影印本，1953）、《补编》（上海群联出版社影印本，1955）三种图录，静吾、仲丁编《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三联书店，1958），荣孟源主编《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神州国光社，1954），英人呤＠⑤着、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1961），等等。总之，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史学界在ｓōｕ＠⑥集、编纂、出版太平天国资料方面成绩斐然，远非1949年之前所能比拟，尤其是在太平天国文书、文物和清方记载方面。这就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同在50年代，罗尔纲的一系列重要论着也先后问世。其中，《太平天国史稿》是一部用纪传体写成的通史， 以资料丰富考订缜密见长，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数年后续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其改写本和增订本。1955—1958年间，罗氏7种论文集，即《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太平天国史事考》、《太平天国史料辩伪集》、《天历考及天历与夏历公历对照表》、《太平天国史料考释集》、《太平天国文物图释》、《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相继由三联书店出版。太平天国史料伪作之多，谬误之甚，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研究中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当代考证学大师，罗尔纲研究太平天国史，首重辩伪考信。在考辨伪书时，他将伪书的内容与太平天国的制度和史实相对照，以寻找其作伪的铁证，揭穿其作伪的手法。他对太平天国史料史第一部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的考证便采用了这种方法。上述论着集中体现了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订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后学提供了一把入门的锁钥，对新生研究力量的崛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上述背景下，太平天国史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阶段。针对太平天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史学界展开了积极的探讨，其焦点集中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基于对太平天国时期国内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所做的不同估计，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看法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观点。一种以范文澜、胡绳为代表，认为太平天国仍旧是一场单纯农民战争或农民革命，已见前述。1957年，郭毅生刊文对此提出异议，表示赞成束世ｃｈéｎｇ＠⑦等人提出的太平天国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一说，并从两个方面对之详加论述。郭文首先分析了《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强调不应过分夸大它的空想性，认为该纲领“是当时历史要求的反映，它体现了革命所包含的经济内容，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它是一个彻底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土地纲领，进步性和革命性是它的本质”。郭文接着指出，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和国内阶级压迫的加剧，农民阶级已经产生分化，一部分农民沦为雇农、雇工，“具有非封建的性质”，而与此密切相联的便是市民等级的兴起，“它是后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杨秀清、萧朝贵等人便是“萌芽无产阶级分子杰出的代表人物”。作者据此认为，“由于市民等级是未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承担者，也由于分化的农民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性质，而这两种人都是太平天国的主力军和核心力量，因此就不能不使得太平天国革命具有了迥异于以往单纯农民战争的许多特点，其中如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平等观念，否定封建神权和专制政权的思想，便带有较为鲜明的资产阶级性质”（注：郭毅生：《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教学与研究》1957年2期。 ）第三种观点以章开沅为代表，认为太平天国是单纯农民战争兼具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强调太平天国“按其社会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按其斗争手段来说，却是单纯农民战争”。他还进一步指出，太平天国在主观上反映了“某些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诸如主张“有田同耕”和九等分田的土地政策，实行轻税和保护的自由贸易政策，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所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太平天国带有强烈平等观念的政治思想，以普及性、通俗性为特色的文化教育，等等（注：章开沅：《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几个问题》，《理论战线》1958年2期。）
1961年，《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讨论集》由三联书店出版，共收集相关文章20余篇。这场讨论前后持续多年，是中国太平天国研究史上最为热烈的一场学术争鸣。三四十年代那场相同问题的争论最终不了了之，这次争鸣则有所不同。经过讨论，学者们大多赞同“单纯农民战争”一说，认为“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一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估计超出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夸大甚至提前了中国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程度；资本主义无法从没有独立手工业和商业的原始公社式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即使全部实现，也决不会促进资本主义；《资政新篇》中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建议并不是太平天国的传统，所以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不过，学者们在太平天国是否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这一点上仍有分歧。
这场讨论涉及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动力、纲领、任务和目标等，所牵涉问题之广远远超过了三四十年代，客观上将研究引向了深入。围绕太平天国时期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土地制度和土地关系，农村政权和乡官成分，太平天国的文化、思想和工商政策，《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以及相关人物的评价，太平天国抗击内外敌人的业绩，与各地各民族反清起义——捻军、天地会、上海小刀会、浙江金钱会与莲蓬党、山东宋景诗，以及回族、苗族、壮族、彝族等反清起义——的关系，等等，学者们纷纷发表论着，从而极大丰富了人们对太平天国史的了解和认识。这里扼要介绍一下有关太平天国境内土地制度和乡村基层政权的研究情况。
为了把握太平天国境内的阶级关系和政权性质，学者们十分重视对太平天国经济政治举措的研究，土地制度和乡村基层政权因而成为研究的热点。关于土地制度问题，学术界一致认为《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平分土地方案没有付诸实践，但在太平天国是否实行过“耕者有其田”政策这一点上见解不一。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掘和研究的日益深入，多数学者认为，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并未推行过这一政策，而是大体上实施“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即承认地主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尽管通过自发举行的抗租斗争，加之地主所收的租额受到某种限制，农民从中得到了一些实际经济利益，但革命并没有改变整个所有制，旧的生产关系仍被保存了下来。至于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小农根深蒂固的私有观念必然使太平天国放弃公有制的空想，转而承认现有的私有制和土地制度；由于战争的影响，重造赋册、粮册的工作很难进行，为了解决军队粮饷等问题，不得不维持原来的租佃关系；太平天国后期的地方政权中混入了大批地主阶级分子，公开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学者们同时指出，通过直接没收地主部分土地、厉行军事镇压、剥夺地主浮财、减低租额等手段，太平天国仍然打击和限制了地主（注：详参吴雁南《试论太平天国的土地制度》，《历史研究》1958年2期；曹国祉《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及其赋税政策》（上篇）， 《中山大学学报》1959年3期；龙盛运《关于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历史研究》1963 年6期。）。
太平天国曾在乡村基层政权普遍设立了乡官。关于乡官的阶级成分，学术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各地乡官在前后期大多由地主阶级分子担任，或认为劳动人民始终占据着多数（注：参见王天奖《太平天国乡官的阶级成份》，《历史研究》1958年3期；董蔡时《太平天国的乡官多是地主分子吗？》，《江苏师院学报》1962年5期。）。 经过讨论，多数学者认为，前期各地乡官以劳动人民为主，后期乡官的成分则比较复杂，因时因地而异，并非整齐划一，反映了农民分散性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性。
上述对太平天国境内经济、政治状况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为日后相关研究的继续深入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起因，1949年之前曾有学者做过一些错误的解释。戴逸运用唯物史观并结合具体史实对此予以澄清，指出“单纯用人口太多为理由来解释革命的发生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社会现象不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数学公式来解释”；“拜上帝会虽然脱胎于基督教，并在形式上和基督教有相似之处，但两者的实质和作用是完全不一样的”，“革命思想之所以产生并具有积极作用，正是因为思想本身是根源于社会斗争和社会生活的客观现实”；强调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既不是由于人口太多，也不是由于宗教力量，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外国侵略势力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剥削和压迫加重，人民的反抗也愈来愈激烈”（注：戴逸：《论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光明日报》1961年1月11日。）。
史实考证在这一时期也有重大进展，其中以罗尔纲对李秀成“自述”之真伪的考订最为引人关注。当年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将删改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即世传“九如堂本”，而亲供手迹则一直秘不示人。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氏删除的5600余字（仍脱漏2880字），并摄影16页。罗尔纲遂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4 张作为底本作注，取名《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1951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轰动一时。1956年，年子敏、束世ｃｈéｎｇ＠⑦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并非出自李秀成亲笔（注：年子敏、束世ｃｈéｎｇ＠⑦：《关于“忠王自传原稿”真伪问题的商榷》，《华东师大学报》1956年4期。）。史学界就此展开了争论。罗尔纲根据书家八法理论，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字迹逐一拆开来比较，指出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判定两者笔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进而认定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注：详参罗尔纲《忠王自传原稿考证与论考据》，科学出版社，1958年。）。这种严谨的考证方法和治学态度很有启发意义。及至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了曾氏后人秘藏的李秀成“自述”之真迹原本，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罗尔纲的论断遂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
总之，在1949—1964年间，太平天国史研究空前活跃，其研究队伍之壮大，研究成果之丰富，在中国近代史各专题研究中首屈一指。与此同时，欧美学术界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也达到了一个高潮，陆续出版了一批重要论着，太平天国与美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均成为历史专业博士论文的热门选题。在日本和港台地区，太平天国史研究也同样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1958年和1962年，简又文的两部巨着《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太平天国全史》相继在香港问世，尤为引人注目。太平天国史研究此时已真正成为一门世界性的热门学问。
就中国大陆而言，太平天国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主要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正确引导，文献史料的大量编纂出版，当时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史学工作者自身的不懈努力。不过，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国。当然，正值幼年的新中国历史科学此时仍处在摸索阶段，出现上述偏差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上，一些学者当时已不同程度地对此有所省察。曾有学者明确指出：“在太平天国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关于这次革命性质的讨论中，发生过个别历史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着作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牵强比附使之从属于自己的成见的现象。这种做法同以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无疑应当及时纠正。”（注：靳一舟：《太平天国研究述评》，《历史研究》1961年2期。）
围绕常熟《报恩牌坊碑》所展开的讨论也说明了这一点。该碑建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1862年），其序文有云：“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一些论着据此来比拟太平军占领苏南后民众安居乐业的情景。1957年，祁龙威根据《自怡日记》等新史料，撰文对此提出质疑，指出当时的常熟实际上被钱桂仁、骆国忠等叛将所控制，他们密谋叛变，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他们为李秀成立碑只是为了掩饰其阴谋，碑文所描述的太平景象不过是一幅虚构的假象。作者批评了这样一种偏向，即“对凡是有利于太平天国的资料，不论它是否真实，便一律当做可靠的根据，而把它渲染起来；凡是和这个观点相反的，便当做‘地主阶级的污蔑’而在排斥之列”（注：祁龙威：《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光明日报》1957年5月23日。）。祁文引起了史学界又一场延续多时的争论。学者们在对该碑内容的具体理解上虽然不尽一致，但这场争论所揭示的理论问题无疑是重要而又及时的。
不幸的是，这一在摸索中前进的良好势头很快便被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所打断。
曲折乃至倒退时期（1964—1976年）

在被俘后所写的亲笔“自述”中，李秀成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是什么？令人究竟应如何评价？这是史学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1951年初版本《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中，罗尔纲提出一个假设，认为忠王此举意在效仿蜀汉大将姜维伪降钟会故事，以图恢复太平天国。在1957年出版的该书增订本中，他又略做修正，认为忠王此举目的有二，即“保存革命实力”和“希望反动统治者能同人民一道去反抗外国侵略”。1959年，赵矢元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伪降”一说不能成立，强调李秀成“承认太平天国革命已经失败，消失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要求曾国藩招降他的部众，表示了严重的动摇和妥协，这也是应该承认的”（注：赵矢元：《评〈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增订本》，《历史研究》1959年3期。）。1961年， 苑书义也撰文指出，李秀成此举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和对封建势力产生幻想的表现，其性质是“妥协投降”。作者同时指出，“由于他并非想入伙为盗，加上乞降未成，招降未就，和临刑时表现尚好，所以还不应以叛徒论处。乞降固然给他的历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却不能改变他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依然是其一生主流的这一事实”（注：苑书义：《略论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北京日报》1961年9月7日。）。
然而，这种正常的学术争鸣并未能持续下去。1964年，戚本禹等人断言忠王不“忠”，其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并打着揪“叛徒”、彰“气节”的旗号，发起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这场学术界的政治风波遂成为十年浩劫的先导。极左思潮的泛滥给太平天国史研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危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画等号。在学术问题上见仁见智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在批判李秀成的运动中，对李秀成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竟被视做“站错了立场”，单纯的学术问题被无端上升为政治问题。罗尔纲因坚持认为李秀成此举是“苦肉缓兵计”而受到冲击；苑书义、茅家琦、祁龙威等学者不同意戚本禹全盘否定李秀成的观点，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保，但功大于过，结果也被扣上“叛徒李秀成辩护士”的大帽子，遭到打压。前之相对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既已不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二是影射史学泛滥成灾。影射史学的实质是将历史上的个别事例或局部现象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以迎合现实政治的某种需要。批判李秀成，实际上是为后来借“叛徒”罪名打倒党内一大批功勋卓着的老干部制造舆论。在1974年掀起的“评法批儒”运动中，梁效之流又肆意曲解历史，将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权力之争定性为“反孔派”与“尊孔派”之间的路线斗争，将天京内讧的起因说成是“尊孔派”篡权，意在影射、攻击周恩来。一时间，太平天国史被肢解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史学研究的科学性、严肃性荡然无存。
三是给历史人物贴政治标签成为人物研究风行的模式。按照这种模式，洪秀全被塑造成完美无缺的农民革命领袖，并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将杨秀清定性为“野心家”，韦昌辉为“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为“分裂主义者”，李秀成为“叛徒”。简单化、脸谱化的研究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学术风气产生了恶劣影响。
上述现象都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戚本禹之流固然难辞其咎，但在当时特定政治气候的左右下，不少研究者也曾经写过与之配合或应景的文章。就此而论，这是整个时代的悲剧，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今人认真地反省和汲取。
概括地说，在1964—1976年间，太平天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乃至倒退的时期，成为近代史学科受害最深的一个领域。千篇一律的文章充斥了各报刊杂志，而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真正的窒息。